《金都》對話黃綺琳:這個電影有趣的地方就是連我自己也沒有一個很明確的答案

2020-10-09 xxhhcc

3月中旬,日本大阪疫情開始蔓延,大阪亞洲電影節在極其微妙的局面下,放棄了電影節最重要的Q&A環節,依然如期展映了所有電影節的參賽參展作品。而更加令人感動的是,很多導演在沒有Q&A環節的情況下,依然來到大阪。從去年年末開始引發熱議的香港電影《金都》的導演黃綺琳就是其中一位。我們有幸在大阪和黃綺琳進行了一次長時間的對話。以下是採訪的詳細內容。

~~~(採訪首發於日本媒體「映畫.com」(部分)轉載請註明)~~~

「電影裡面有拍到我的家」

首先想問您【金都】這部作品的製作背景。

黃綺琳:因為我從小就住在金都商場對面,就小時候看到商場的時候也會看到很多很漂亮的裙子啊婚紗,就會想說長大之後要穿這個結婚什麼的。但是當我長大了到了20多歲左右,身邊的朋友都開始結婚了,然後我就給姐妹們當伴娘,就覺得結婚並不是那麼的夢幻,美好的一件事,然後就開始想說為什麼人要結婚呢?為什麼到我差不多三十歲的時候每個人都問我什麼時候結婚?其實除了結婚,一個女人不是事業有成的話她還能幹嘛呢?她是不是就是一個失敗的人呢?所以我就,其實也是一直對結婚這個題材很有興趣。我小時候很長一段時間其實不知道原來結婚和愛情有關係,因為我爸爸媽媽都是比較保守比較傳統的人,他們從來不會在我面前拉手啊親嘴,我是一次都沒看過。所以我以為想說,我就5,6歲的時候問媽媽說,我什麼時候可以申請老公,我以為是政府派給我的。然後那時候才知道,哇,原來是和愛情有關係嘛,我完全是很驚訝,所以我覺得結婚這東西也是挺有趣的,所以很想自己第一部電影就說一個我一直有興趣的題材。

想請您為日本觀眾介紹一下金都這個地方

黃綺琳:金都商場其實在香港差不多90年代左右就有一個主要圍繞結婚主題的商場。那結婚主題的話他們什麼都有,比如說喜帖啊,婚紗啊,禮服啊,結婚的服務,什麼都有,有三層,地下還有一層,總共是四層,然後上面就是一個住宅,住宅也是很多不同的公司會在那邊開,比如像說上面有一個偵探社,然後也有一些中醫館,就整個金都商場旁邊也有一個中港的旅遊巴站,所以整個地方是很混雜的一個有趣的地方。然後他婚禮主題那些服務也不是那種很高檔的,他是那種很平民化很便宜的一個價錢,所以很多香港人他們結婚的話就會去那邊看,就好像一個展覽會這樣子。

然後您從小就是在那邊長大的還是經常會去那一塊?

黃綺琳:對,其實在電影裡面有拍到我的家,就在它對面,那個聯合廣場,就兩邊就是兩個霓虹燈,就是在對面,所以我其實那個劇本我是看著金都商場的那個牌一邊寫的。

這部電影大概是什麼時候開始寫劇本的?

黃綺琳:在2017年的5月,就是我剛剛30歲的時候開始寫的。其實就是30歲生日那天就覺得哇,我人生好像很失敗,這個時候還沒有結婚,然後電影也還沒有拍過,然後就起床就寫了。寫完之後再拿去參加那個首部劇情電影計劃,然後就開始拍。首部劇情電影計劃當年12月就公榜,所以整個大概寫了半年以後,拿了那個基金之後再改,我們就在2018年的11月就開拍。

這之間有沒有和周邊的朋友啊和我不知道您學校是什麼樣的,和老師有過交流嗎?

黃綺琳:劇本上是拿了那個基金,得了獎之後才跟他們交流,有跟我的監製,我的一些編劇的前輩去給他們看劇本,也挺多前輩有給我意見。

劇本是申請的時候,您交上去之後,得了獎之後,還是可以再進行修改的是嗎?

黃綺琳:對對,其實也修改的,整個主題沒有變,整個我想表達的沒有變,但是裡面的劇情有一個最大的改動就是我把裡面本來有的偵探社的一條線拿走了。因為本來想說上面剛好有一個香港偵探總會,那應該要把金都商場這個特色也寫進去吧,但是寫完之後就覺得,一來是我那天取材提問他們說偵探社不是可以公開他們的工作範圍的,所以我沒有拿到資料。另外就是我寫完之後覺得很像日劇,就比較具有戲劇性,所以覺得跟我整個風格有點不搭,就拿走了,所以裡面本來是偵探去找楊書偉那個很大的劇情就沒有啦。

「離婚率這麼高的原因主要是因為結了婚,所以才會離婚」

您剛剛也說到戲劇性,然後您之前也說到那個關於婚姻的問題。這部作品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您在婚姻與幸福之間這種描寫相當細緻,而且這種細緻不是那種戲劇性的,就是刻意去營造這種浪漫或者什麼,就是很多應該是屬於浪漫的東西,您都藏著沒有很刻意的去描寫,包括阿芳和愛德華他們之間的愛情故事,您幾乎沒有怎麼去觸碰,好像是現有已經存在的,然後是之後他們應該怎麼面對這個方向,是圍繞著那塊故事展開的,這是不是您在創作之前就很希望營造出這種氛圍進行拍攝?

黃綺琳:因為我覺得很多愛情電影都是寫追求愛情和愛情很甜蜜的一個時段,但是對我來說我很長時間,其實我常常是有跟不同的男生拍拖,也不能這麼說,我有長時間在那個關係中,現在沒有,然後就很長時間我沒有跟電影一樣在一個很浪漫很甜蜜的狀態,我是完全沒有的。我很長一段時間都是覺得我是處於一個分不了手的狀態,是出於一個生活跟關係有很衝突的一個狀態。所以對我來說,如果我想討論男女關係的話,我覺得那一部分才是最大的我想討論的。

非常直接的去描寫這方面的矛盾,以及真正的愛情是什麼這一塊是嗎?

黃綺琳:對,我也很好奇其實是只有我是這樣還是說其他人拍拖都很開心,是我自己麻煩,所以我就覺得這一部分是被忽略了,在其他的電影裡面沒有看到很多。

這方面我覺得導演在描寫方面特別純粹,其實很多人在生活中都不一定是那麼純粹的,很多人結婚沒有多少時間就離婚了,現在國內這類事情不少,很多婚姻甚至不是雙方決定的而是周圍的人製造出很大很大的壓力,造成很多不可思議的事情,導致最終婚姻的破裂,您怎麼看待現在這個社會形態?

黃綺琳:其實香港的離婚率也是蠻高的,越來越高,我也是很多朋友他們已經經歷過結婚離婚再結婚,我還是一次婚都沒結識比較失敗。我覺得其實是因為大家可能是對於結婚這個東西的看法很多時候都沒有共識,究竟他是一個什麼東西,有人覺得他是一個承諾,有人覺得他只是一個法律的制約,然後有人覺得他是一個爸爸媽媽叫你做就做的東西,所以這個東西太複雜了,也可以說很簡單,但是對我來說他是,因為每個人的理解,每個人對他的看法都不一樣。所以你很多人告訴你去結婚然後你結婚了,然後你發現原來不是這麼一回事就會離婚,所以離婚率這麼高的原因主要是因為結了婚,所以才會離婚。

就是沒有從根本上去理解結婚這件事才導致了很多問題。

黃綺琳:對,結婚是什麼沒有想清楚。

「這個電影有趣的地方就是連我自己也沒有一個很明確的答案」

影片中另外一個主題,或許就是「自由」。影片中也說到了很多身份的問題,但其實很多人身上的問題,其實和自由活著身份什麼的關係不大,主要還是和他自身有關。

黃綺琳:是有,但我最大的一個感受就是,本來我想寫劇本的時候純粹是想寫一個你們不要逼我結婚啊,你們結了婚很厲害嗎?我就是要自由啊。本來我的計劃是我拍了這電影經常的觀眾看完之後,一出去就要離婚,我要寫一個這樣的電影。但是現在沒有,因為拍完寫完之後,我自己有一點看法不一樣。我覺得其實所謂自由,您以為結了婚沒有自由,但是其實自由這東西不光是跟婚姻有關也跟你生活有關,或者兩者都沒關,是你自己一個人怎麼去看待生活怎麼去選擇。所以我覺得這個電影有趣的地方就是連我自己創作者也沒有一個很明確的答案。

去年頒獎季的另外一部作品【別告訴他】裡面的臺詞也說到,中國現在這麼的好賺錢,那你為什麼要去美國。其實很多在這方面大家或許都是一廂情願是覺得美國更好,但是美國對他們而言是不是真的好,他們沒有去深層次的考慮這個問題,所以感覺好多問題也許就卡在了那裡

黃綺琳:對,所以其實也沒有說什麼地方最有自由,就是一個怎麼的人要選擇一個怎麼地地方去生活。我剛剛也在飛機看了那電影,挺好看的。

這次影片中談到了假結婚的問題,因為我是十幾年前來日本的,然後日本其實也存在著假結婚的案例,也有很多中國大陸的朋友到這裡和日本人結婚,然後為了那一張籤證,然後可以在這裡生活。

黃綺琳:我也想來(大笑)

這種事例很多,這次您拍攝這個故事有做過一些調查嗎?

黃綺琳:本來其實只是很純粹的,因為我在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學院念那個研究生的時候其實我的很多朋友,應該是說我那一屆的導演班全部都是中國來的同學,然後其中一個關係比較好的男生,他就問我說要不要跟他結婚,因為跟他結婚之後他就可以不用念,就直接可以留下來拿香港身份證。那時候我就想假結婚這東西對結婚來說有一點諷刺。就說如果我喜歡那個男同學的話,我們是不是就是真結婚了呢?但是如果我收了他錢是不是就假了,那麼這個真假的定義是什麼,我就開始想。所以我在想說要拍一個結婚的電影的時候,我也挺肯定自己要用假結婚這個題材,然後我就開始去搜一些新聞,就幾年之前香港很多新聞也有說很多假結婚的後遺症開始出現,因為10年之前香港確實很多中國內地要來香港的人跟香港人假結婚,然後隔了差不多十年之後那個問題出來就是找不到假老公找不到假老婆要他們結婚才發現,就跟電影一樣。然後我就在搜索的時候,不知道那個電話是不是有監控,我收到兩個信息,一個是在line,一個是在微信,就想說有中介問我要不要賺錢去結婚這樣,我就發了個信息回了他說我有興趣,然後就用了阿芳的資料,說我二十多歲什麼什麼,然後就跟他去拿那個資料,然後他打給我我也跟他談了兩次電話,真的問他這個流程是怎樣,到第三次我說其實我不是有興趣,我是一個編劇我在寫一個電影,然後那個中介就屏蔽了我,就沒再給我聯繫。然後我再通過其他朋友,他們有接觸過這類案例的人,再拿資料。

做了很多資料創造出這個人物嗎?

黃綺琳:對,那個人物其實很像我自己,只是中間那個假結婚要辦什麼婚書啊手續那些要調查一下。

假結婚那塊現在香港還有嗎?或者說是不是比以前少很多了?

黃綺琳:我覺得是,中國來香港應該減少了很多,因為我電影學院全都是內地同學嘛,其實他們每一年我們聚會的時候他們討論的都是拿不拿身份證,其實在香港的情況好像是不拿比較好,就13,14年左右,然後過了幾年就是可能可以申請一下吧,然後就是不,現在情況不好,所以其實我也挺了解他們對香港的看法,他們好像楊書偉一樣,要不要去又不想去想去,這個心態其實我覺得也挺像我電影裡面的。

這其實也是無法逃避,或者說您想逃避但又會不自覺去思考的一個問題,這些年香港一系列的變化,對您自身有什麼影響嗎?

黃綺琳:這個電影如果是現在拍的話肯定是故事不一樣了,太子也不是這樣了現在,所以我怕裡面有一點過時,劇情和中港關係都有一些過時。然後其實變化很大,我其實自己拍這個電影之前我31歲的時候拍,是完全沒有想過要離開香港。然後18年的11月開始拍,到我們差不多拍完全部就是19年的5月,然後之後世界不一樣啦。可能是那個變化比較表面化出來了,那個問題一直都在,只是把他表象化了一些。所以現在很長時間會想一些自己的將來會怎麼樣。我就也挺阿芳的,吃完那個福州面之後我要去哪裡了,我下一步要怎樣,我覺得這個心態其實除了香港現在這樣的情況世界現在這樣的情況之外,也挺大關係是因為我爸爸在19年2月的時候走了,他離開了之後我可能會覺得我現在好像沒有一個責任再留在香港,好像這個世界什麼地方也可以試試去看一下。所以我就覺得有很認真去想我自己其實是不是要離開香港一下去其他地方這樣。

是的,很多與其說是住在哪裡去哪裡,還是要我自己今後考慮一下更好,所以您選擇要來日本學習?

黃綺琳:對,拍完這部電影很長時間,除了三個月在日本之外,我剛剛在參加大阪電影節之前,我是在美國一個多月,然後就很多時候想說,啊30多年沒有離開香港,不如去看看其實外面是長什麼樣的,也好去認識一下,也好去增加一下自己去創作的養分。

去年這部作品去金馬展映,然後臺灣觀眾有和導演交流感想嗎?

黃綺琳:有,很開心和他們交流。我覺得臺灣觀眾都非常熱情跟他們都看了很多電影,而且對電影的討論都很認真,然後我也從他們的問答中學了很多東西。因為有一場跟他們一起看,然後有一個很特別的是楊書偉一出場只要他說的對白有自由兩個字他們就笑,他們覺得中國人講自由這個字本來就已經很衝突很搞笑,這個我是在香港沒有的一個情況,要來觀眾他們對電影的理解他們的看法也跟自己當時的狀態有很多關係,因為他們那時是在大選之前,就是那個氣氛是很有趣的。所以就覺得在不同的地方,比如說之前有去韓國首爾,現在在大阪也有跟觀眾一起看,我就留意到亞洲不同地方對於電影中的笑點也不一樣。比如說在日本,裡面有一個臺詞是楊書偉問阿芳覺得是男生還是女生,他老婆的孩子,然後阿芳就是肯定是男生,因為女生的話你才不生,打掉。這個在日本也有挺大反應的,我覺得可能因為日本也是一個重男輕女的社會吧,我不知道,可能跟他們的文化也有關係,所以那個笑點跟他們的文化也有挺大的關係。

「日本觀眾可以忍受整個片尾,所以我覺得很被尊重,挺開心的」

這次在這種情況下(3月中旬,日本新冠疫情開始蔓延),您還能來到日本和觀眾交流,其實電影節組委會也非常高興,很多觀眾也非常高興。

黃綺琳:是很幸運,因為我之前一個月再美國不是從香港飛過來的。

公映結束後也在外面大堂和觀眾做了一些簡單的交流嗎?

黃綺琳:可能不行,因為不能聚集(笑)

之前有對這個電影節有了解嗎?

黃綺琳:了解。因為之前幾年都有看到香港的電影來,他們還有聚焦香港環節,因為是有合作。

這次您過來,雖然最終沒能舉行成Q&A,但您感覺電影節氛圍怎麼樣?

黃綺琳:我覺得日本觀眾的上座率是很好的(兩場都滿座),在這樣的情況下,香港觀眾很多時候電影節啊買了票不去,然後或者是他們還有一個挺特別的,在香港日本電影節他們都不會看完片尾。然後在日本我去外面不是電影節看電影的時候,他們很多人都會看到最後。我就覺得日本人是不怕悶的,可以忍受整個片尾,所以我覺得很被尊重,這個讓我挺開心的。

「是枝裕和,我覺得每一個人都喜歡他」

這次您來日本學習日語,然後從小是不是也看一些日本作品,接受一些日本文化?

黃綺琳:日本的電視劇我有看,電影也有,漫畫我覺得每個人都會看一些,但我動漫看的不是特別多。主要是其實去我去大阪學日語是和我媽媽一起來的,我媽媽學了日語20多年,因為她有在跟一些日本人做生意,她是做皮具手帶的,所以跟她一起來才開始接觸日語,然後其實是很喜歡,很想留下來。

有什麼深受影響的日本作品或者人物嗎?

黃綺琳:是枝裕和,我覺得每一個人都喜歡他吧。然後也有那個電視劇的編劇,坂元裕二,就看他的作品都覺得嗯,很有感覺。

在香港也有時刻關注著日本的新片之類的嗎?

黃綺琳:有,很多身邊的人,我們70後80後都跟日本有一種不知為什麼的情結,很喜歡日本,然後就會覺得日本出品的東西就是好東西。

那您自身認為日本的作品也好文化也好對您而言最大的魅力在哪裡?

黃綺琳:我覺得是認真,他們每一個人在每一個崗位上都是非常認真,你看你去超市,他們收銀員放那個東西,把東西放進籃子是放的那麼的整齊,去美國去香港就是亂丟,你就會覺得人家一個收銀的媽媽,都那麼認真去看待自己的崗位,你作為一個導演,作為一個編劇,你有沒有認真對待你寫出來的每一個字,你拍的每一個鏡頭,我真的會覺得很羞愧,我真的要像日本的每一個人去學習他們的認真對待每一個東西。

這次這部作品參加亞洲電影節,其實在大阪亞洲電影節上有很多亞洲各國的共同合拍作品,然後現在香港和內地合拍已經是家常便飯了,現在日本和東南亞的合拍也好,和韓國的合拍也好,包括韓國和菲律賓的合拍作品這次也在大阪亞洲電影節上公映,您覺得未來亞洲電影這塊,特別是在【寄生蟲】獲獎之後會有什麼更大的改變?

黃綺琳:亞洲之間的合作我覺得應該是會越來越多的吧,不過我比較擔心的是香港可能會被他們遺忘了,可能他們自己合作沒有香港的份,因為我覺得可能,嗯,香港對於其他地方來說市場很小,我們要拿出自己的長處吧,我們香港比其他的地方有什麼優秀的地方可以大家交流學習呢,是不是我們有特有的文化,還是說我們有特有的技術,還是想說有特有的想法呢,我們也需要加強自己各方面才會能跟他們學習交流的時候能互相的學習。

「關於香港或者臺灣來日本定居的女生跟也是從海外來日本的一個男生的故事」

最後想問您,導演關於您自身的問題。您是什麼時候開始決定想成為電影導演的?

黃綺琳:其實每一次回答這個問題我都有一點害羞跟覺得羞愧,因為其他都會說我從小就想當一個電影導演,但我卻不是,其實我以前主要是喜歡寫東西,中文中文比較高分的樣子,會寫小說啊,有寫歌詞。然後長大了,念完大學,其實我是生物學系的,念完之後覺得科學好像不是我整個人生想對著的,所以我就想說,再念一個研究生這樣子,然後就報了兩個,一個是廣告一個是電影,電影是三年,廣告只是一年,然後就說啊我不想找工作念三年比較好,可以多三年再畢業,就選了浸會大學的電影,選了之後就覺得其實也挺開心的,寫東西拍東西,然後就畢業之後就去當編劇。當編劇跟其他導演合作有時候就想說,你拍出來的東西不是我寫的東西,有時候會失望,有時候是不同,但是有些故事也想自己去表達,所以【金都】這個劇本很有我的個人特色,所以就想自己去拍咯。

您第一次拍片什麼感覺

黃綺琳:其實拍的時候很沒有信心,每天都在想我要死了,我以後不拍了,拍完這個我就做編劇算了。但是拍完之後,上映後有一些好的評論,有時候也會偷偷想,嗯,下一個作品要幹嘛幹嘛。

下一個作品有什麼頭緒嗎?準備拍一個什麼樣的故事?

黃綺琳:有,去年來這邊念書,班上面有很多來自不同國家的同學,然後聽他們說為什麼要來日本,然後聽到很多愛情故事,聽了很多有趣的生活的故事,所以想拍一個關於香港或者臺灣來日本定居的女生跟也是從海外來日本的一個男生的一個故事,感覺風格會比較,也是關於人口流動的。

攝影:朱恆斌

整理:Ru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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