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對威尼斯人來說，公正就是對國家有利，虔誠就是擴大帝國的領土。」——羅馬教皇庇護二世
義大利戰爭是歐洲歷史的一個分水嶺。
60多年裡，義大利成為西歐列強衝突和爭奪的焦點，最終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戰勝法國瓦盧亞王朝，佔領了米蘭和那不勒斯。在戰爭初期，威尼斯的政治作用與其它義大利城市國家沒有什麼不同，但是到16世紀末，威尼斯的地位就比較獨特：它是唯一沒有被其它大國控制的義大利城市國家；但是由於西歐列強控制了義大利的政治局面，所以在義大利各國的對外政策中，威尼斯就被降低為旁觀者，而不是參與者。
1494年的義大利
威尼斯在義大利戰爭（1494-1559年）中的外交活動，是15世紀國內外形勢變化的結果。從1423年直到義大利戰爭之前，威尼斯的國策發生根本變化，從面向東地中海轉向義大利半島的陸地，它既渴望徵服北部肥沃的倫巴第平原和威尼託地區，也覬覦工商業繁榮的維羅納、布雷西亞、帕都亞和維琴察等城市，更希望控制義大利通往歐洲富庶商業城市的水陸通道。[1]這主要是由以下幾個因素造成的。
第一，15世紀中期，奧斯曼土耳其人越過博斯普魯斯海峽，向東南歐的巴爾幹半島擴張，切斷威尼斯進出口商品的海上運輸線，給它在愛琴海的商業據點帶來了極大威脅。
第二，葡萄牙和西班牙開闢新航路帶來的威脅。
1415年後，葡萄牙致力於沿著非洲西海岸探索到達印度的新航路。1418-1425年，葡萄牙佔領了馬德拉群島和加納利群島；1427-1432年又發現了亞速爾群島。葡萄牙移民開墾這些大西洋中的島嶼，種植葡萄、甘蔗，所產的葡萄酒和蔗糖給威尼斯通過控制希臘各島嶼生產的葡萄酒和蔗糖貿易帶來了挑戰。
1492年哥倫布代表西班牙首航美洲成功，1497年達·伽馬代表葡萄牙開闢到達印度的新航路，此後，威尼斯難以獲得東方商品，它的轉手貿易航線體系將被荒廢。
哥倫布的4次遠洋航行
達伽馬的第一次航行路線圖。（1497年-1499年）
威尼斯貴族基羅拉摩·普留裡（Girolamo Priuli）在日記中寫道，「這比反對土耳其人的戰爭或其它任何戰爭對威尼斯國家更重要……如果這條航路繼續下去——在我看來它已經很容易做到——那麼葡萄牙國王將被稱為『金錢之王』……整個（威尼斯）城市將遭受空前沉重的打擊。」
普留裡擔心葡萄牙的新航路將「狠狠地扯出威尼斯的心臟」，剝奪它的商業收入，導致它「像一個剝奪了奶水和食物的嬰兒」一樣死亡。[2]
第三，15世紀末，威尼斯是義大利經濟和軍事實力最強大的城市國家：它在戰爭時期，陸地兵力大約為8000名騎兵、3000名步兵；和平時期，騎兵和步兵分別保留3000人和1000人左右。[3]在義大利大國中，威尼斯擁有組織最精良的軍隊，它與僱傭兵隊長、步兵軍官等籤訂長期合同乃至終生合同。[4]1500年，威尼斯的人口約12萬。[5]每年財政收入大約115萬杜卡特，正常財政開支只有53萬，可以用於戰爭的經費達62萬之巨。[6]
第四，威尼斯是文藝復興時期現代外交的發源地之一，擁有廣泛的外交網絡和龐大的外交官員隊伍。[7]
1494年8月法國查理八世帶領2.5萬大軍入侵義大利，「義大利戰爭」爆發。[8]西歐各大國相繼捲入，義大利變成了西歐列強爭霸的主要戰場，1454年「洛迪和約」建立的半島「均勢體系」被徹底打破。
與其他義大利城市國家一樣，威尼斯也受到法國入侵的威脅，但是它還希望趁機擴張領土。因此威尼斯積極開展外交活動，組織或參與政治軍事同盟，既挑唆其它國家互相鬥爭，甚至為自己火中取慄，又朝秦暮楚，為了自身利益背信棄義，在盟友與敵人之間任意取捨。
正如羅馬教皇庇護二世（Pius II,1458-1464年在位）所言，「對威尼斯人來說，公正就是對國家有利，虔誠就是擴大帝國的領土。」[9]
為了擴張領土：威尼斯從反法到聯法
1494年夏天，法國入侵義大利前夕，鑑於威尼斯在義大利各國中的經濟和軍事實力，西歐大國都拉攏它，使它一時成為西歐外交的中心。
為了勸說威尼斯在法國即將入侵義大利的戰爭中按兵不動，查理八世任命老練的康明斯（Commines）擔任法國駐威尼斯大使。康明斯向元老院解釋說，查理八世來到義大利只有兩個目標：合法繼承那不勒斯的王位，然後發動反對土耳其人的十字軍。
1495年2月，法國佔領那不勒斯後，西班牙的阿拉貢王國國王費迪南主動向威尼斯提出結盟，共同反對法國。[10]神聖羅馬帝國皇帝馬克西米連一世也決定捐棄前嫌，與威尼斯結盟。
1495年，法國軍隊進入那不勒斯
威尼斯還說服米蘭統治者路德維柯·斯福查離開法國。1495年3月底，威尼斯與教皇國、西班牙、神聖羅馬帝國、米蘭公國締結了共同反對法國的「神聖同盟」，由於在威尼斯籤約，所以也叫「威尼斯同盟」。[11]儘管法國大使被告知，「威尼斯同盟」的目標是「反對土耳其人，捍衛基督教世界；捍衛義大利；捍衛自己的國家」。
1495年7月，查理八世在撤回法國的途中，與「威尼斯同盟」的軍隊在福諾沃（Fornovo）交戰，雙方都聲稱獲勝，10月查理回到法國。
福諾沃之戰
威尼斯趁著「威尼斯同盟」致力於驅逐法國出那不勒斯之際，佔領了那不勒斯東部阿普利亞（Apulia）海岸3個有價值的港口：布林迪西（Brindisi）、特拉尼（Trani）和奧特蘭託（Otranto），控制了通往亞得裡亞海和愛奧尼亞海的戰略要衝。
1498年4月，查理八世去世，繼位的路易十二公開要求繼承那不勒斯王位和米蘭公爵。他派遣使節到義大利各國（米蘭和那不勒斯除外），希望它們與法國結盟或保持中立。
但威尼斯沒有消極地坐等法國上門，它不僅派遣使節前往法國祝賀路易十二即位，而且與法國籤訂了《布洛瓦條約》，法國承諾共同打敗路德維柯·斯福查之後，與威尼斯瓜分米蘭公國，威尼斯可以佔領克雷莫納（Cremona）和阿達河（River Adda）以東的土地。
威尼斯根本不顧「威尼斯同盟」有效期25年的規定，答應為法國徵服米蘭提供軍事支持：派出一支1500騎兵、4000步兵的軍隊從東邊進攻米蘭。
在1495年福諾沃戰役中，威尼斯幾乎獨自面對法軍，忍受了巨大的人員傷亡，被教皇讚譽為「義大利的解放者」，為何政策發生如此急劇的變化呢？威尼斯政府的答覆是它沒有多少選擇。[12]
為了打擊配合法國進攻米蘭的宿敵威尼斯，路德維柯展開了4個外交活動：第一，1493—1498年，路德維柯支付了馬克西米連100多萬杜卡特，作為帝國授予他公爵封號的報酬和路德維柯侄女嫁給馬克西米連的嫁妝。現在他請求馬克西米連進攻威尼斯，經費由他提供；第二，派遣使節前往奧斯曼帝國，答應資助他們進攻威尼斯；第三，試圖用金錢收買路易十二放棄對米蘭公國的主權要求；第四，請求西班牙阿拉貢的費迪南提供300騎兵和2000步兵的援助。但是馬克西米連和費迪南都拒絕了路德維柯的請求。[13]
1499年8月中旬，法國開始入侵；9月，威尼斯佔領克雷莫納；10月，法國正式佔領米蘭公國。結盟雙方各取所需，皆大歡喜。
「康布雷同盟」——威尼斯的噩夢
威尼斯長期覬覦義大利北部的羅馬涅地區，但教皇亞歷山大及其兒子凱撒·博爾吉亞希望把它建成獨立的世俗王國，所以他們堅決反對威尼斯染指。1503年8月，亞歷山大六世去世。威尼斯一面聯合羅馬涅地區反對博爾吉亞的貴族，佔領了幾個城市，一面派遣外交官到羅馬積極展開外交活動，確保新教皇更同情威尼斯的利益。
不久，威尼斯如願以償：一直同情它的紅衣主教朱利亞諾·德拉·若維爾（Giuliano della Rovere）當選，稱為「朱利二世」（1503-1513年在位）。威尼斯以為從此挺進羅馬涅地區不會招致教皇國的反對，1503年底，它出兵佔領了羅馬涅地區的魯西（Russsi）、福林波波利（Forlimpopoli）、裡米尼（Rimini）、 切爾維亞（Cervia）和法恩扎（Faenza）5座城市。
朱利二世
但是這次威尼斯失算了。外號「武士教皇」的朱利二世，決心要把羅馬涅地區收歸教皇國，無論威尼斯如何奉承和賄賂，他也毫不動搖。當威尼斯大使返回羅馬、建議威尼斯為教皇管理羅馬涅時，朱利二世反駁道，「威尼斯人再也別想把我們作為他們的專職牧師了。」[14]威尼斯雖然願意承認教皇對這些土地的主權並且每年向教皇國交納貢賦，但是拒絕把這些城市歸還給教皇。
1504年9月，法國與神聖羅馬帝國、奧地利大公國籤訂《布洛瓦條約》（Treaty of Blois），公開內容是解決被西班牙佔領的那不勒斯的爭端，維持義大利的現狀。但該條約還附錄了一個密約，主要內容就是它們與教皇一起，瓜分威尼斯及其領土。
在教皇國與法國、帝國結盟的壓力下，威尼斯被迫把羅馬涅的幾座城市歸還給教皇。此後2年，教皇朱利二世忙於徵服位於威尼斯與教皇國之間的博倫納和佩魯賈，加上沒有足夠軍事力量與威尼斯進行戰爭，所以暫時擱置了羅馬涅問題。
1507年，朱利二世再次要求威尼斯歸還羅馬涅地區其它城市，但是威尼斯元老院再次拒絕。朱利二世鼓動新當選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馬克西米連一世進攻威尼斯。1508年，馬克西米連以赴羅馬加冕為名，帶領1.2萬軍隊入侵義大利，希望從法國手中奪取米蘭和熱那亞，從威尼斯手中奪取維羅納和維琴察。
但是考慮到兵力不足，所以馬克西米連以威尼斯曾經拒絕與他結盟反對法國為由，只對威尼斯宣戰，進攻威尼斯佔領的維琴察。威尼斯根據條約，要求法國出兵，法國從駐紮在米蘭的守軍中派出部分軍隊前往支援。帝國軍隊很快被打敗，威尼斯趁機攻佔了的裡雅斯特和弗留利，並且撇開法國，單獨與馬克西米連籤訂了為期3年的停戰協定。[15]
威尼斯的勝利引發了眾怒：馬克西米連因戰敗而惱羞成怒；路易十二因威尼斯單獨與帝國籤訂和約而覺得受到侮辱，當時法國宮廷認為，「這些漁夫（威尼斯人）必須被趕到潟湖裡去捕魚」。[16]
最不能容忍威尼斯勝利的，是教皇朱利二世。他不僅想奪回被威尼斯佔領的羅馬涅地區的城市，而且在他看來，義大利現在只有3個地區：北部是法國佔領的米蘭，南部是西班牙佔領的那不勒斯，中間的領土都屬於教皇國。他說，「如果威尼斯想要存在下來，這是可以的，但是作為一個帝國，它必須被摧毀。」[17]
為此，他不僅宣布停止威尼斯做禮拜的權利，而且派遣使節到法國、西班牙、帝國、米蘭、匈牙利和尼德蘭，希望西歐基督教世界共同體聯合起來，再次發動十字軍，「反對土耳其人及其所有敵人」。[18]
世人都知道，教皇及其盟友的真實目的是反對威尼斯共和國，然後瓜分它的領土。1508年12月，教皇國、法國、帝國和西班牙的代表集會，籤訂了反對威尼斯的「康布雷同盟協定」，決定共同進攻威尼斯，直到把它在義大利半島上的陸地瓜分殆盡，為此它們還確立了詳細方案：除了重新奪取伊斯特裡亞外，帝國還將獲得維羅納、維琴察、帕都亞和弗留利；法國把布雷西亞、克裡馬、貝加莫和克雷莫納兼併到它佔領的米蘭公國；西班牙將獲得奧特蘭託；其它領土（包括裡米尼）則歸教皇國。如果匈牙利願意加盟，那麼能夠奪取達爾馬提亞沿岸港口；如果薩伏伊公國加盟，則把威尼斯佔領的賽普勒斯劃歸給它；如果費拉拉和曼圖亞加盟，它們將獲得被威尼斯侵佔的土地。所以有的現代學者稱「康布雷同盟協定」是「威尼斯的死刑執行令」。[19]
康布雷同盟
1509年4月，根據《康布雷協定》的約定，法王路易十二從米蘭帶領一支2.23萬人的軍隊入侵威尼斯領土。[20]威尼斯發現自己沒有一個盟友，成了孤家寡人！但是威尼斯沒有絕望地投降，而是傾其人力物力和財力進行抗爭。
一旦認識到戰爭不可避免，威尼斯立即進行了戰爭動員：僱傭了一支2.4萬人的軍隊，由2名富有作戰經驗的僱傭兵隊長統領。[21]雙方在米蘭附近的阿尼亞德洛（Agnadello）展開激戰，結果威尼斯被打敗，損失大約4000人。[22]威尼斯的陸地領土相繼被法國和帝國佔領，最後只剩下梅斯特（Mestre）、特雷維索（Treviso）和弗留利。
阿尼亞德洛戰役
有的現代學者認為，在阿尼亞德洛戰役中，威尼斯被打敗，幾乎喪失了過去一個世紀在義大利半島佔領的所有陸地，預示了威尼斯走向衰落。[23]還有學者認為，1509年阿尼亞德洛戰役是威尼斯對外政策的分水嶺，此後幾十年裡，威尼斯極其謹慎地在歐洲列強中實行平衡外交，盡力避免捲入法國和帝國爭奪歐洲霸權的戰爭，也盡力避免捲入歐洲宗教改革引起的重大事件。[24]
在威尼斯元老院看來，歐洲各國不一定都支持法國和教皇對待威尼斯的政策，因為它們加入「康布雷同盟」的動機，不是為了支持教皇和教皇國，而是為了各自的利益。所以威尼斯積極開展外交活動，分化瓦解「康布雷同盟」。
首先，威尼斯派遣1名常駐大使到英國，向亨利七世陳述法國在義大利變得很強大、以十字軍為名，對威尼斯造成了巨大危害。[25]
其次，威尼斯提出把它佔領的裡米尼和法恩扎還給教皇，但是朱利二世答覆說，「讓威尼斯元老院隨意處置這些土地吧」。[26]
再者，威尼斯派遣特使前往神聖羅馬帝國解釋說，前幾年明顯不妥的行為只是為了履行與法國之間的條約義務，現在這些義務不復存在了，威尼斯現在唯一的權利就是提醒皇帝陛下，法國的野心只能以犧牲帝國的利益才能實現；如果帝國與威尼斯結盟，那麼威尼斯將為帝國從法國手中奪取米蘭提供20萬佛羅琳和軍事援助，但是馬克西米連不為所動。
威尼斯心有不甘，再次派使節前往帝國，不僅重提了20萬佛羅琳的條件，而且許諾，如果皇帝喜歡，那麼每年提供5萬，共10年，以換取他願意充當威尼斯「國父和保護者」，甚至提出歸還前一年不期而獲的帝國領土，但是皇帝仍然不為所動。最後，威尼斯甚至向土耳其蘇丹求救，如果蘇丹願意出兵打敗他們共同的敵人「康布雷同盟」，那麼威尼斯願意向蘇丹提供10萬佛羅琳。[27]
1509年底，教皇朱利二世向威尼斯提出了和平條件：威尼斯必須完全臣服羅馬教廷；不僅歸還教皇國的所有領土，而且要彌補損失；禁止威尼斯徵收亞得裡亞海各個港口的關稅；在未來反對土耳其戰爭中，威尼斯必須提供15艘以上的大戰艦。朱利二世對威尼斯大使說，「我們建議你們堅定地與教皇站在一邊……這對你們有好處。」[28]威尼斯元老院爭論了2個月，因為沒有退路了，1510年2月，最終接受了教皇提出的條件。[29]
1510年7月，威尼斯利用與教皇國同盟的機會，從法國手中奪取了維琴察和摩德納。朱利二世認為法國是自己實現政治野心的最大障礙，雙方發生摩擦，「康布雷同盟」名存實亡。因為到1511年6月，法國已經佔領了羅馬涅大部分城市，並且繼續向南部的拉文那進軍。1512年，朱利二世另組了反對法國的「神聖同盟」，威尼斯、西班牙、帝國和英國都加入。
1513年初，「神聖同盟」的軍隊在諾瓦拉（Novara）戰役打敗法國後，各國圍繞瓜分法國所佔領土產生了分歧。皇帝拒絕歸還佔領的威尼斯領土，其中包括對威尼斯特別重要的城市維羅納、維琴察、帕都亞、特雷維索、克雷莫納和布雷西亞。
諾瓦拉戰役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皇帝還與教皇籤訂協議，完全排除威尼斯參加瓜分法國在義大利的領土。當威尼斯提出反對時，教皇竟然以改組「康布雷同盟」反對威尼斯，逼迫威尼斯就範。威尼斯一氣之下，於1513年3月倒向法國路易十二，雙方在布洛瓦籤訂條約，決定共同瓜分義大利北部地區。
1515年7月，繼位不久的法王法蘭西斯一世繼續維持與威尼斯的同盟。為了奪回米蘭公國，他率軍入侵義大利，與以瑞士僱傭軍步兵為主的「神聖同盟」軍隊在馬裡尼亞諾（Marignano）發生激戰，法國和威尼斯聯軍徹底打敗「神聖同盟」的軍隊，終結了瑞士僱傭軍步兵常勝的神話。
馬裡尼亞諾戰役
1516年底，米蘭公爵馬克西米連·斯福查與法蘭西斯一世談判。雙方籤訂《布魯塞爾條約》，不僅承認法國佔領米蘭，而且確認了威尼斯對帝國所佔倫巴第的其它領土（除了克雷莫納）的主權要求。實際上結束了「康布雷同盟戰爭」。威尼斯恢復了1508年時佔領的所有陸地領土。
不得不說，在不到4年中，威尼斯的外交對於它的生死存亡起了重要作用：當法國與教皇國結盟反對威尼斯時，威尼斯能把教皇國爭取過來，共同反對法國；當教皇國和帝國危害威尼斯的領土利益時，威尼斯毫不猶豫地與法國結盟，反對教皇國和帝國。
追求中立與和平
對威尼斯來說，義大利戰爭在1516年基本結束了，雖然威尼斯後來還參加了義大利戰爭中的同盟和戰爭，但是它清醒地認識到，歐洲形勢已經悄悄發生了巨大變化：新興大國（特別是西班牙、法國和英國）的軍事力量和財富都是自己望塵莫及的，它的地位和作用已經被邊緣化了，任何支配義大利事務的希望都化為泡影了。未來幾個世紀裡，義大利（遑論威尼斯）的命運將被西班牙國王、法國國王、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外交和王朝的需要所主宰。威尼斯的對外政策基調只能是中立與和平。
實際上，1516年後，威尼斯再也不敢嘗試挑戰西歐大國了。[30]1529年後，威尼斯只參加了1537-1540年和1570-1573年的2次重大的戰爭，不僅參戰的時間短暫，而且都是海上競爭，聯合西班牙和哈布斯堡王朝，反對土耳其。在這兩場戰爭中，威尼斯不得不把自己的海軍行動從屬於皇帝查理五世和他的繼承人菲利普二世。
與1494年相比，1559年義大利戰爭結束時，義大利的政治版圖發生了巨大變化。義大利半島的5個大國中，那不勒斯和米蘭再也不是獨立的國家；佛羅倫斯不再是共和國，而是由世俗王公中最強大的美第奇家族統治；曾經被競爭對手指責為妄圖控制義大利的威尼斯，從此在義大利事務中也不得不保持低調，用一位法國歷史學家的話來說，「從此以後，威尼斯的歷史沒有任何值得後人記住的事件。」[31]
1559年戰爭結束後的義大利
威尼斯在義大利戰爭中的外交活動，在當時就遭到指責和批評。有人指責它朝秦暮楚，有人指責它唯利是圖，有人指責它以鄰為壑，趁火打劫，擴張領土。如佛羅倫斯著名人文主義歷史學家圭恰迪尼在《義大利史》中，批評威尼斯在1525年前放棄與法國同盟而與帝國結盟。[32]
但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認，與當時其它任何國家一樣，威尼斯的外交是以國內外形勢、自身利益和實力為出發點，選擇盟友或選擇中立，都是為了追求國家利益最大化。從實際效果看，通過義大利戰爭中縱橫捭闔的外交，威尼斯失而復得15世紀國策改變後擴張的陸地領土，這也充分證明了威尼斯外交的成功。
[1]Martin Windrow, edited,The Venetian Empire 1200—1670, Reed International Books Ltd., p.14.
[2]Thomas F. Madden,Venice: A New History, Penguin Books Ltd., 2012. p.243.
[3]Martin Windrow, edited,The Venetian Empire 1200—1670, Reed International Books Ltd., pp.9-10.
[4]Michael Mallett and Christine Shaw,The Italian Wars 1494—1559,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2012, p.4.
[5]Frederic C. Lane,Venice: A Maritime Republic,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 p.19.
[6]Frederic C. Lane,Venice: A Maritime Republic,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 p.237.
[7]詳情可參閱「一枚石頭」公眾號上的拙文：常駐大使——均勢與威脅的產物；常駐大使——羔羊獅狼睡覺時那隻睜著的眼睛
[8]1494年入侵義大利的法軍人數有幾種說法：2.5萬、3萬、4.6萬等。
[9]Thomas F. Madden,Venice: A New History, Penguin Books Ltd., 2012. p.235.
[10]Michael Mallett and Christine Shaw,The Italian Wars 1494—1559,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2012, p.17.
[11]R. B. Mowat,A History of European Diplomacy, 1451—1789,London: Edward Arnold & Co., 1928, p.27.
[12]John Julius Norwich,A History of Venice, Penguin Books Ltd., 2003, p.457.
[13]Michael Mallett and Christine Shaw,The Italian Wars 1494—1559,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2012, p.46.
[14]Thomas F. Madden,Venice: A New History, Penguin Books Ltd., 2012. p.245.
[15]Michael Mallett and Christine Shaw,The Italian Wars 1494—1559,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2012, p.87.
[16]R. B. Mowat,A History of European Diplomacy, 1451—1789,London: Edward Arnold & Co., 1928, p.34.
[17]John Julius Norwich,A History of Venice, Penguin Books Ltd., 2003, p.473.
[18]Thomas F. Madden,Venice: A New History, Penguin Books Ltd., 2012. p.246.
[19]John Julius Norwich,A History of Venice, Penguin Books Ltd., 2003, p.474.
[20]Michael Mallett and Christine Shaw,The Italian Wars 1494—1559,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2012, p.89.
[21]Michael Mallett and Christine Shaw,The Italian Wars 1494—1559,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2012, p.89.
[22]John Julius Norwich,A History of Venice, Penguin Books Ltd., 2003, p.479.
[23]Michael Mallett and Christine Shaw,The Italian Wars 1494—1559,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2012, p.90.
[24]Maria Fusaro,Political Economies of Empire in the Early Modern Mediterranean: The Decline of Veniceand the Rise of England, 1450—170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p.110.
[25]R. B. Mowat,A History of European Diplomacy, 1451—1789,London: Edward Arnold & Co., 1928, p.34.
[26]John Julius Norwich,A History of Venice, Penguin Books Ltd., 2003, p.476.
[27]John Julius Norwich,A History of Venice, Penguin Books Ltd., 2003, pp.476—482.
[28]John Julius Norwich,A History of Venice, Penguin Books Ltd., 2003, p.483.
[29]John Julius Norwich,A History of Venice, Penguin Books Ltd., 2003, pp.489.
[30]Thomas F. Madden,Venice: A New History, Penguin Books Ltd., 2012. pp.248—249.
[31]John Julius Norwich,A History of Venice, Penguin Books Ltd., 2003, pp.549.
[32]J. H. Elliott and H. G. Koenigsberger, edited,The Diversity of History, Essays in Honour of Sir Herbert Butterfield，Routledge an Kegan Paul Ltd., 1970, p.85.
作者介紹
施誠，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先後就讀於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北京大學歷史系；承擔本科生、研究生多種課程（含雙語）教學，2012年，獲得「首都師範大學優秀主講教師」稱號；在《歷史研究》、《世界歷史》、《史學理論研究》、《光明日報·理論版》、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等國內外報刊雜誌上發表多篇學術論文，出版個人專著2部、參著3部；獨譯1部、主譯1部、參譯2部； 承擔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1項、北京市哲學社科重點項目1項、教育部重大攻關招標項目子課題1項、北京市委組織部優秀人才資助項目1項，參與省部級科研項目2項；獲得過國家級、省部級、校級科研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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