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由釋迦牟尼（覺者）喬達摩·悉達多所創立，是一種體系非常龐大、內容涵蓋甚廣的外來文化。
時至今日，傳入中國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對中國文化的各個方面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從普通人來看，上古時期，中國百姓就有祭祀天神，祭祀上天的習俗。通過祭天來表達人們對於天滋潤、哺育萬物的感恩之情，並祈求皇天上帝保佑；相信「蒼天在上，老天有眼一說。」而這點與佛教所說「慈悲，果報，因緣，積德」的概念有一定相似之處，且認可度高，能讓普通人更親近佛教。
慈悲為慈愛眾生並給與樂，稱為慈；同感其苦，憐憫眾生，並拔除其苦，稱為悲；二者合稱為慈悲。
果報為因果報應。即所謂夙世種善因，今生得善果；為惡則得惡報。
因緣為一物之生，親與強力者為因，疏添弱力者為緣，合為因緣。
積德是為求福而做好事。
從哲學上看，中國本土哲學思想關注世人典範及社會中人與人禮教所規定的各種尊卑長幼關係，和今生的人生哲學。較輕視宇宙生成論、本體論、認識論和心性論；重視經驗認識，言傳身教。輕視概念剖析與邏輯思維，在哲學結構與方法論兩大類均存在一定缺陷。佛教哲學善運用概念與邏輯推理的方法，對本體、心性、現世等問題進行精密分析，還對各種問題及思想經常展開辯經，這正好補充中國哲學的不足。
宋明理學就是受到了佛教和道教的影響而建立的「道學」。是一種既貫通（道）宇宙自然和（佛）人生命運，又繼承孔孟之學，並能治理國家的新儒學，是宋明時佔主導地位的儒家哲學思想體系。以《四書》為核心，以心性、本體論為核心，以體用為範疇，深入探討理與事、心與物、心與性等問題，形成全新的哲學體系，可以說就是充分吸收了佛教哲學的產物。此外，佛教對諸如矛盾的對立與統一、現象與本質的關係、主體與客體的關係等問題的討論，都體現了較高的辯證思維水平，對古代的辯證法做出了貢獻。
從語言文學來看，佛教在聲韻、聲律、文體、文學意境、表現手法等方面，對中國的語言文學產生了深刻影響。梵文經文傳入，也將印度的聲韻理論傳入中國，受其影響，南朝的沈約與周顒等創四聲八病（作詩時應在音律上避免的八種毛病）之說，將字音的聲調高低分為平上去人，並依此歸納出「八病」；應用於詩歌，形成文學史上強調聲韻格律的「永明體」，還對「近體詩」產生了重大影響。
講求聲律，直接推動了律詩的產生。佛經翻譯，直接導致翻譯文學的出現。愛文體，於後世白話小話的創作發揮了作用，也促進了變文、俗講、平話、評書等民間文學的創作。佛教般苦學的日益流行與大乘空宗的思想觀念，為六朝的詩歌開拓了詩境。唐代禪宗興起，誕生了以詩佛王維為首借山水之勝演禪宗之理的詩歌流派。
宋代，禪宗繼續對詩歌產生影響，使「說理」成了宋詩特徵。佛典中具有浪漫主義色彩的故事，推動了中國古典小說的創作。不論是六朝的忠怪小說，還是明清的神魔志，佛教都為其提供了故事情節與思想內容。
從藝術上看，佛教在繪畫、建築、雕塑、音樂等方面，都產生了重要影響。傳入中國後，佛教重視繪畫的宣傳，出現了表現佛教故事、宣傳佛教理論的佛畫。六朝時，佛畫佔據了繪畫的中心地位，三國時期「佛畫之祖」曹不興、東晉顧愷之等人都以精其繪事而著名，其佛畫成就對後世影響很大。
唐以表現佛教內容為主的壁畫創作，非常興盛，吳道子技壓群芳，博得「畫聖」之譽。禪宗興起以後，表現蕭疏玄遠、超然曠達意境的山水畫，也得到士大夫的重視，並演變為宋元繪畫的主題。
佛教建築有三大類，佛塔，石窟，寺院。以寺廟為中心，積多種藝術造型於一體，氣魄宏偉，結構莊嚴，在中國各地廣泛分布，豐富了中國建築的內涵。
佛教雕塑豐富多彩，既有依託於崇山間的石窟寺及巨型造像，也有精緻小巧的玉雕、石雕。
不論大小，都顯示了精湛技藝和絕妙的構思，把中國古樸的雕塑藝術推上了全新高度。佛教音樂傳入中國後，為適應中國僧人，逐漸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音樂，一定程度補充了中國原有音樂文化的不足。藉助寺院的節日、廟會等場合進行表演，活躍了社會的藝術生活，滿足了民眾的精神需要。
從風俗來看，佛教影響也甚深。凡生產交易、衣食住行、婚喪嫁娶、遊藝娛樂等，無不留下佛教影響的烙印。不僅如此，佛教信仰已化為中國民眾的基本觀念，溶入日常舉動與言行中，成為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佛教也與中國在新的時代共同進步，共同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