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爾精神變態診斷表，是依照精神病學家鮑勃·哈爾的分析調查，社會大眾中的精神變態者的比例難有確切的數據，一般認為是低於1%。鮑勃·哈爾對203名「企業專業人士」的測試顯示，其比例是3.9%（可以參看一部克裡斯蒂安·貝爾主演的影片《美國精神病人》）。
鮑勃·哈爾在對監獄中犯人進行電擊實驗時發現，那些因感情、貧窮等原因犯罪的犯人，在準備受到電擊時會非常緊張。而那些具有冷血特徵的犯人，卻一點不緊張。而且，在以後再準備受到電擊時仍然不緊張。他們大腦中預測不良後果的功能不能正常工作，他們沒有記憶痛苦經歷的能力。你沒法給他們「教訓」，所以即使受到懲罰，也很容易再犯。他們無法理解「同情」這樣的感情。缺乏同情心，對於竭力追求成功的人，很可能是一種優勢。在社會政治、經濟頂端，很可能有高比例的精神變態，而他們的瘋狂行為，可以影響世界。肯特·基爾他說，經常可以從他們的眼睛裡看到是：他們目光炯炯，好像隨時準備撲捉如何應對的信號。但眼神不是一個犯罪精神病的基本要素，而只是一個線索。
正式地講，基爾根據哈爾精神變態診斷表（詳見維基：en.wikipedia.org/wiki/Psychopathy_Checklist）為他們的病狀打分，以測量他們的無法感到同情或後悔，以及病態撒謊或衝動的特性。
在他那個可以俯瞰一個高爾夫球場的陽光明媚的辦公室裡，基爾解釋說「得分範圍從0到40。社會上一個普通男子的得分大約是4或5。犯人們平均會得22分。通常犯罪精神病人的得分為30或更高。布萊恩基本上得38.5分，排在第99百分位。"
「布萊恩」是一名叫布萊恩·杜根的男子，因為在芝加哥犯了強姦和謀殺案被判了兩個無期徒刑。2009年7月，杜根承認於1983年強姦和謀殺了10歲的吉奈恩·尼卡裡科。他受到審判，以確定是否應該被處死。基爾受僱於被告方為杜根做精神病評價。
布萊恩·杜根「她來開門……我就打了她一下子，」杜根以平淡無情的聲調說，「我就從傑克爾博士化身變成了海德先生。」（1886年蘇格蘭小說家羅伯特·史蒂文生發表了一篇懸疑的經典作品《化身博士；傑柯博士與海德先生》。1932年被改編成科幻恐怖電影後，又被編成喜劇片。傑柯博士與海德先生後來被心理學家用於指稱具有雙重性格的人。）
被杜根強姦和謀殺的10歲女孩吉奈恩·尼卡裡科（1972-1983）「我也有同情心，但它就像是停止了，」他說，「我的意思是，我開始有點兒感覺，但好像有東西堵著它。我不知道是啥玩藝兒。」
基爾說，他以前也聽到過這些說法：所有的精神病患者都聲稱他們覺得自己的罪行可怕，但他們不過是為了得到假釋而已。
「可是當你問他們，『你到底是什麼意思，你真的覺得很不好嗎？』布萊恩會看著你說，『你是什麼意思，到底是什麼意思？』他盯著你好像在說，『你能給我一些幫助嗎？給我一點暗示嗎？我可以給朋友打電話嗎？』他們並沒有真的明白『同情』是什麼意思，」基爾說。
基爾說，像杜根這樣的人們， 冷酷無情的原因是因為他們大腦的結構與眾不同。他認為他的大腦掃描技術可以證明這一點。
可移動式的核磁共振腦掃描成像在過去的幾年裡，基爾拖著他的移動式核磁共振成像儀，走遍了全國各地的最戒備森嚴的監獄，他掃描了1100多名犯人的大腦，其中約20%是犯罪精神病患者。
出於醫生的職業倫理原因，基爾不能讓我親眼看他是如何對犯人的大腦做掃描的，所以他讓手下的研究人員給我演示一番。
經過幾分鐘的準備，研究員凱文·貝奇被放進大腦掃描儀，在那裡他可以抬起頭來看到一個屏幕畫面。在屏幕上輪番放著三種類型的圖片。一類描述一種道德衝突：他看到幾個蒙面三K黨徒點燃一個十字架。另一種類型是情緒性但在道德上模稜兩可的：一個著火的汽車，但你不知道是因為什麼原因著的火。另一類型的照片是中性的：例如，學生們站在一盞煤氣燈的周圍。
在過去的幾年裡，基爾拖著他的移動式核磁共振成像儀，走遍了全國各地的最戒備森嚴的監獄，他掃描了1100多名犯人的大腦，其中約20%是犯罪精神病患者。這是基爾所說的「情緒電路」，涉及到眼睛後方的眶皮層和大腦深處的杏仁形結構。但基爾說，像杜根這樣的精神病患者，當看到三K黨照片時，他們的情緒電路以不同的方式處理此類信息。「我們有不少數據，顯示很多精神病患者的大腦往往以不同的方式處理這些信息，」基爾說。「看起來杜根的大腦處理這些信息的方式就像我們已經研究過的其他精神病人一樣。」
基爾說，情緒電路可以阻止人幹壞事，比如破門入室打劫或殺死那個女孩。但是像杜根這樣的精神病患者，他們大腦裡的剎車不靈。基爾說，精神病患者有點像智商非常低的人，不能完全對自己的行為負責。法院對待智商低的人不同於正常人。例如，不能判他們死刑。
「如果我告訴你，一個精神病患者的情緒智商，像一個五歲的孩子，你怎麼說？」基爾問道。「好吧，如果是這樣，我們會作出與對待情緒智商低的人同樣的爭論——這樣一來，也許這些個人就不應該被判有罪責，不應該受到懲罰，等等。」
精神診斷的意義
而這正是2009年11月杜根的律師在審訊中辯稱的。律師史蒂芬·格林伯格說，杜根不是一個瘋狂的刑事犯。他知道什麼是正確什麼是錯誤。但是，他只是無法作出正確的選擇。
「人們不應該因為他們與生俱來的身體狀態被處以死刑，因為這不是他們的過錯，」格林伯格說。「這一罪行是他的錯，他沒有說這不是他的錯，他沒有說把我無罪釋放。他只是說，別殺我，因為這不是我的錯，我生下來就是這個樣子。」
這個論點讓威得恩大學法學院的法醫心理學家和法律學者史蒂芬·埃裡克森鬧心。他指出，酗酒者也有大腦異常，如果他們醉酒後駕車撞死人 ，我們是否放了他們？
「那些患抑鬱症的人呢？他們的大腦也異常。他們犯了事以後，應該有藉口逃過法律懲罰嗎？「他問道。」我認為這裡的關鍵概念是法律對腦異常不感興趣。法律感興趣的是在犯罪時，當事人是否理解正確和錯誤的區別。」
審訊時，控方的專家證人，紐約大學醫學院精神病學家喬納森·布羅迪，說的更直截了當。他作證說，即使杜根的大腦異常，大腦並不控制犯罪行為。
此外，布羅迪還告訴陪審團，2009年杜根的大腦掃描，說明不了當年他殺死吉奈恩·尼卡裡科時，他的大腦是個什麼樣子。
布羅迪說，「我不知道在他犯下罪行時，布萊恩杜根的大腦裡都發生了什麼事」。「從24年以後的大腦掃描圖片裡，我們當然更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陪審團似乎對神經科學有興趣，他們要求重新讀取在長達10小時的商議裡的所有與神經科學有關的證詞。但到了最後，他們還是判處杜根死刑。杜根正在請求上訴。
與此同時，這一案例發出了一場法庭上的革命即將開始的信號，基爾說。「神經科學和神經影像學將改變我們全部的關於如何懲罰，如何決定誰有行為負責能力，以及如何決定用何種方式處理被告人的哲學。「他說。
這一看法，代表了全國各地的，其中包括普林斯頓大學和哈佛大學的，越來越多的頂尖學者們的意見。
基爾認為，像DNA一樣，腦部掃描影像將最終成為法庭判案量刑的標準方法。而且，他和其他人都說，這場革命能夠顛覆傳統的罪責，犯罪和懲罰的概念。
來源：利維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