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民間四大傳統節日中，唯一一個因紀念歷史人物而聞名的便是端午節。不過，「學界通說」在這裡與「大眾文化」開了個不大不小的玩笑：端午最具標識性的粽子和龍舟其實均早於屈原出現；端午的源頭遠在夏代，更是比屈原生活的年代早了千年。
端午雖然不因屈原而出現，但的確因屈原而聞名。汩羅江畔，高冠切雲，長劍陸離，一首《離騷》誦聲鏘然……略微想一想這一幅詩人畫卷，端午的意象便呼之欲出。若無屈原，單單一抹粽葉，幾隻龍舟，縱然香氣怡人鑼鼓喧天，只怕也承載不了一個厚重的端午文化。
站在21世紀的渡口向前回望，屈原與端午似乎天然無法割捨；只是屈原與端午的相遇，要人們想像中曲折得多，也深沉得多。
屈原畫像
未見屈原：從《夏小正》到「惡月惡日」
將時間回溯至中華文明的起點，能發現端午文化的淵源有兩端：一端是精英階層的「禮」，一端是普羅大眾的「俗」。
「禮」指的是夏朝就已成型的「夏至禮」，其形制可以從後世的文獻中管窺。據《夏小正》載，夏代已確定「兩至」，所謂「時有養日」「時有養夜」，「養」為「長」，「養日」即是白晝最長的一天，即即夏至。《後漢書·禮儀志》中記載了較為詳細的「夏至禮」：「仲夏之月，萬物方盛。日夏至，陰氣萌作，恐物不楙。其禮：以朱索連葷菜，彌牟樸蠱鍾。以桃印長六寸，方三寸，五色書文如法，以施門戶。代以所尚為飾。夏后氏金行，作葦茭，言氣交也……漢兼用之，故以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為門戶飾，以難止惡氣。日夏至，禁舉大火，止炭鼓鑄，消石冶皆絕止。」
通過《後漢書》可知，在漢代，夏至前後需要用「朱索」「五色印」作為裝飾，其原因在於這一天「陰氣萌作，恐物不懋」。所謂「夏至一陰生」，北半球自夏至開始晝漸短、夜漸長，在陰陽家眼中這是「陰進而陽退」的體現，故而需要通過一些手段「扶陽抑陰」。夏商周三代朝廷均非常重視這個「陰氣萌動」的日子，而漢代「兼用」了三代傳統形成了更為豐富的習俗，而且還出現了一個新現象：漢人雖然取夏至之意，但活動卻轉移到了五月五日。
"夏小正"屏軸
為什麼是五月五日？這就要提到端午文化的另一個民俗淵源：「惡月惡日」。「惡月惡日」指五月五日，早在《夏小正》中有這一日需「蓄蘭沐浴、蓄採眾藥，以蠲除毒氣」的記載，說明「惡月惡日」早在夏代就已濫觴。不過「惡月惡日」真正的影響在於其「惡毒」的習俗。應劭《風俗通義》言「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五月到官，至免不遷；五月蓋屋，令人頭禿。」元好問《遺山集》言：「古今俗忌以五月為『惡月』，端午為『惡日』，赴官者頓不敢發，生子者棄不敢舉。」應劭與元好問相距千年，但對五月五日的忌諱卻如出一轍，從中不難看出這一「魔咒」的影響力。
五月五日的「受害者」極多。「戰國四君子」中的孟嘗君、西漢「一日五侯」的王鳳、東漢「七蹈相位」的胡廣、東晉一代名將王鎮惡，均因為出生於五月五日「不利其父母」而為家人所忌，幾乎被過繼甚至拋棄。王侯如此，天子對五月五日的忌憚也不遑多讓：漢武帝曾在五月五日賜百官「梟羹」，而梟在傳說中是食母的惡禽；宋徽宗趙佶則因生於五月五日而「以俗忌」，「改作十月十日為天寧節」。
這些習俗看似怪誕，但史學家的責任之一就是要用常理去解釋怪誕——所幸，五月五日的疑團並不難解。五月是毒蟲疫病橫行的月份，「暖氣始盛，蟲蠹並興」，在醫療水平及公共衛生尚不發達的時代，此時出生的孩子本身就不容易存活，同時更會給母親帶來巨大的危險。孫思邈《千金要方》載「凡婦人因暑月產乳，取涼太多，得風冷，腹中積聚，百疾競起，迄至於死，百方療不能瘥」，王充《論衡》言：「五月盛陽，子以生，精熾熱烈，厭勝父母」，在中醫觀念中，婦人在產褥期極怕著涼，往往「濃鋪褥，遮圍四壁，使無孔隙」，這樣的狀態一旦遇到炎炎烈日，其痛苦可想而知，在漫長的歲月中，這一恐懼演變成集體意識最終固化成習俗，就不足為奇了。
趙佶《聽琴圖》
文化中的「扶陽抑陰」與生活中的驅邪禳災相結合，自然將人們的視線轉向藥，《夏小正》中便已出現了「此日蓄藥，以蠲除毒氣」的傳統。而這一天採的藥也果然有奇效，陳元靚《歲時廣記》引《瑣碎錄》言「五月上辰及端午日、臘日、除日前三日合藥，可久不歇氣味」，於是五月伊始又成了採藥、配藥的良日。漢代夏至與五月五日逐漸融合，至西晉「端午」一詞首次出現於西晉周處《風土記》時，「端午=夏至+五月五日」這一「端午等式」已基本成型。
這種印記直到明清時期依然強烈，很多地方志往往把端午習俗置於「夏至」這一條目來記錄，如明代《紹興府志》載「夏至……率數十人共一舟，以先後相馳逐」，這一融合過程恰能與寒食節與清明節的合一呼應。
也因此，褪去龍舟的熱鬧、粽子的香糯，端午的「底色」歸根結底還是求一份歲歲平安。薰蒼朮、飲雄黃、蓄蘭沐浴、掛五毒幡、給孩子手臂上系「長命縷」……這些習俗都以祛病除災為主，而且大多源於比屈原還古老的世界——而屈原與端午的邂逅，在漫長的歷史中更像是一場姍姍來遲的意外。
長命縷
不見屈原：朝鮮、日本的兩個端午 「平行世界」
為了詮釋這場「意外」，在屈原與端午「結緣」之前，不妨將視線轉至漢字文化圈的另外兩個地區：朝鮮半島與日本。
韓國將「江陵端午祭」申報為「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曾極大刺激了中國民族主義情緒，很多中國人認為這是一場文化「竊取」，而被竊取的正是端午節。其實這種觀點倒是大可不必——漢字文化圈原本不止於中國，朝鮮自古號稱「小中華」，在中華傳統的基礎上發展出獨具特色的風俗，並不意外。韓國有學者「因夏令時節風俗而成的端午節祭祀活動是亞細亞國家多樣傳統之一」的評價，也稱得上公允。
最早關於朝鮮端午的記載源於陳壽《三國志》： 「（馬韓）常以五月下種訖，祭鬼神，群聚歌舞飲酒，晝夜無休。」 高麗王朝僧人一然《三國遺事》中又出現了朝鮮端午祭廟的記載：「每歲孟春三之日、七之日、仲夏重五之日……豐潔之奠，相繼不絕。」朝鮮王朝洪錫謨在《東國歲時記》中更提及了「天中赤符」 「醍醐湯」等「韓藥」，以及國王賞賜給近臣佩戴防暑良方「玉樞丹」。
江陵端午祭
綜而言之，古代朝鮮端午習俗主要包括頒「艾虎」於閣臣、貼硃砂寫成的「天中赤符」、制「玉樞丹」「醍醐湯」等藥劑、以菖蒲湯洗面、以菖蒲根作簪稱「端午妝」、吃「艾餅」「艾子糕」、給孩子系「長命縷」……不難看出，這些習俗「中華印記」明顯，且同樣以祛病除災為主。
1518年，朝鮮中宗李懌將春節、端午、中秋定為朝鮮民族節日，而在此之中，原道的江陵人則在千餘年發展中形成了一套獨特且集大成的祭祀儀式：「江陵端午祭」。「江陵端午祭」自三月二十日至五月六日以祭祀大關嶺山神金庚信、大關嶺國師城隍及國師女城隍為核心，期間囊括了釀神酒、尋山神、供神樹、假面劇、農耕舞、放河燈、蕩鞦韆、摔跤、投壺、打馬球、跆拳道、長跪、下棋、祭神、送神等20多種活動，時至今日已是韓國現存的規模最大、參與人最多、最完整的民俗活動。
由此而論，「江陵端午祭」應該看做「江陵人在端午這一天舉行的獨特祭祀活動」，其所孕含的民俗價值在朝鮮半島也算獨樹一幟，因此能夠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只是「端午」二字的「中華印記」實在太過強烈，以至於出現了「竊取」之說。其實依中國幹支歷推演，「端午」之意本就是「午月」（五月）的第一個「午日」，即五月五日——只是如果將「端午」以「五月五日」代替，稱之為「江陵五月五日祭」，當時中國的輿論恐怕又是另一番景象。
朝鮮端午
在對馬海峽的另一岸，日本端午卻走上了一條「同途殊歸」之路。如今的日本端午以「男孩節」為名，風物則多是武士人偶、鯉魚旗，連祛病除災的色彩也難覓，可以說除了「端午」之名，已全然沒有中國端午的影子，這又是為什麼呢？
其實日本端午的初始形態與中國相似，其淵源也有「禮」「俗」之分。「禮」指日本貴族的「藥獵」活動。飛鳥時代以降，日本的戰亂一直持續了四百餘年，宮廷便在漫長的硝煙中形成了端午騎射的傳統。此時的日本端午雖稱為「騎射節」，但依然有系「長命縷」、賜藥玉等明顯源於中國的習俗。至忽必烈遠徵日本時，幕府為鼓舞士氣，在戰前的五月五日下令百姓家家戶戶陳列兵器甲冑，而在驅逐「不可戰勝」的蒙古人之後，這一習俗便就此保留下來，其中以菖蒲葉做成的「菖蒲盔甲」，正是日後武士偶人的雛形。
武士偶人
而在日本民間，則流傳著另一個尚武之「俗」：打石戰。打石戰源於日本傳統「成男戒」，是一種為慶祝男孩成年成為戰士，舉辦的由相鄰村落男孩在野外分陣對壘、互投擲石塊以決勝負的戰鬥遊戲。雖然名為「遊戲」，但戰況往往會一發不可收拾，其時出使日本的朝鮮使節慶暹恰逢「打石戰」，甚至在《海槎錄》中留下了「此日比武練兵，以殺人多少決其勝負。按日本習俗，此日殺人無罪」的駭人記載。
鎌倉時代以降，打石戰與宮廷的端午騎射習俗相結合，最終使日本端午演變成了尚武甚至暴力的節日，這與中國、朝鮮半島端午祛病除災的期望已大異其趣。明治維新後日本改革傳統曆法後以公曆取代農曆，五月五日被5月5日替換，日本端午最終從古老的「藥獵」演化成「男孩節」，在漢字文化圈活成了另外一種樣子。
朝鮮半島、日本自古使用中國農曆，在這一曆法體系中，也不由得他們不重視夏至與五月五日這兩個特殊的日子。但是一旦將視角轉至文化，不同的民族便往往會走上不同的路。放在漢字文化圈這一大背景下，朝鮮半島、日本猶如屈原「缺位」狀態下的平行世界，譜寫出了端午的另外兩種可能；無數個「朝鮮半島式」的、「日本式」的意外締造了「江陵端午祭」和「男孩節」，恰如屈原這個「中國式」的意外，締造了中國今天的端午。
日本端午風物：鯉魚旗
既見屈原：「詩人節」背後的端午再構建
在沒有屈原的朝鮮半島和日本，端午變成了另外一番模樣。那在中國，屈原與端午的邂逅又是什麼樣的呢？
《荊楚歲時記》《風土記》中雖然提到了龍舟和粽子，但並未提及屈原；直到南朝，屈原才與端午「牽上線」。南朝梁吳均《續齊諧記》中言: 「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子貯米投水以祭之……今五月五日作粽，並帶楝葉、五花絲，遺風也……楚大夫屈原遭讒不用，是日投汨羅江死，楚人哀之，乃以舟楫拯救。端陽競渡，乃遺俗也。」
《續齊諧記》本是志怪小說集，正史對屈原逝世日期語焉不詳，從屈原絕命詞《懷沙》的內容直指孟夏時節來看，屈原可能逝世於二月至四月，但不可能於五月五日投汨羅水。「端午為紀念屈原而設」的論斷，自然難逃古代史家的法眼。
《續齊諧記》
考慮到文獻記載與歷史相比往往具有滯後性，屈原與端午的「邂逅」很可能發生於六朝時期。不過這一「邂逅」並不唯一，在不同地區，端午還有紀念勾踐、曹娥、介子推、伍子胥的傳說——於是中國端午的問題其實不是為紀念誰而設，而是人們為什麼選擇了屈原作為端午的紀念對象。然而這很可能又是一個「偽命題」。相比於其他「競爭對手」，屈原的道德品格、氣質才華的確更容易得到古代士大夫階層的青睞，但這個前提是中國古代端午確實以紀念屈原為中心。但事實上卻是，端午習俗直到明清時期依然以祛病除災為主，借各類藥物驅除瘟疫的期冀，要遠遠大於紀念屈原的訴求。
《續齊諧記》中楚人「投水以祭之」的故事縱然為真，也只是屈原與端午之間一場很偶然的「邂逅」，而屈原與端午真正「結緣」的歷史，不過百年。
伍子胥曾是屈原的有力競爭者
1940 年，在抗日戰爭最為艱苦的歲月裡，郭沫若、老舍等文學家依俗將「屈原殉國日」設立為「詩人節」加以紀念，並在第二年於重慶舉行了第一屆詩人節大會。節雖名為詩人，但在特殊的時代背影下，這一節日起到了很好的鼓舞士氣的效果，因此格外為當局及中共所重視，國民政府中的于右任、陳立夫、馮玉祥、孫科等要員均有出席。與此同時，中共中央對「詩人節」也極為重視：如1941年《解放日報》發表了《紀念屈原》的文章1942 年郭沫若創作了歷史劇《屈原》，1946 年 7 月 20 日延安《解放日報》轉載聞一多《屈原問題》……
1949年以後，中國大陸不再設立「詩人節」，但經過抗日戰爭時期的文化再構建，屈原與端午之間聯繫已經大眾視視野中生根發芽。1953 年屈原被列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同年《文藝報》在社論《屈原和我們》中更將屈原的形象推向高峰: 「愛國主義精神，以及由這些而來的人格上的感人力量，兩千多年以來，他一直感動著我國人民。在藝術上，他也影響了我國文學兩千多年。」
秋瑾也曾是屈原的有力競爭者
這一感召使屈原幾近步入「神壇」，而屈原地位愈加崇高，借端午紀念屈原的習俗便愈順理成章。此後，2005年韓國「江陵端午祭」成功申報為「非物質文化遺產」事件使得中國端午再次迎來的新一輪的詮釋：2006年底，文化部委託中國民俗學會進行《民族傳統節日與國家法定假日》的課題論證；2008年，修改後的《全國年節及紀念日放假辦法》正式施行，四大傳統節日終於從民間走入官方視野成為四個國家法定假日；2009年，中國端午節正式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
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近代文人崇敬的愛國詩人屈原，未必便是古代士大夫仰慕的那個忠君諫臣屈原；而列入「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中國端午節在經歷了「屈原殉國日」與「詩人節」之後，也未必就是千年前的那個端午。在今人的重構過程中，屈原的愛國主義精神被強化，在令人眼中「祛病除災」的迷信被淡化，這一傾向過濾至大眾視野，自然形成了端午節為紀念屈原而設的印象，而《續齊諧記》中的驚鴻一瞥，也便成了今人眼中的歷久彌新。
非物質文化遺產標誌
結語：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節日習俗從來不是靜態的，而是隨著人類歷史的發展不斷沉澱、變化與再構建的動態過程。中國端午從驅邪禳災到紀念屈原，朝鮮半島端午從「群聚歌舞飲酒」到發展出繁雜的「江陵端午祭」，日本端午從「藥狩」到尚武氣息十足的「男孩節」，箇中都經歷了太多機緣巧合與後世的重構。
將視線收束於今，這種重構依然正在發生。北美地區最古老的端午節「波士頓龍舟節」肇始於1979年，其節日盛典如今已囊括了功夫、京劇、舞獅甚至是東亞其他國家與端午原本並不相關的傳統活動。隨著時間的流逝，這些活動也許會逐漸併入「北美端午」，成為後世大眾視野裡的新民俗；如果幾百年後，北美大地上生活的人們已習慣在端午這一天坐在河邊一邊吃著火雞吟誦著俳句一邊觀看龍舟競渡，也不要太奇怪。
「因夏令時節風俗而成的端午節祭祀活動是亞細亞國家多樣傳統之一」這句話裡的「亞細亞國家」，總有一天可以改成「世界」。
（精簡版首發於文匯報2020年6月24日）文 | 江隱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