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儒書畫作品欣賞

2021-02-19 書法雜誌

溥儒楷書《石徑巖溪》七言聯

溥儒（1896—1963），字心畬，初字仲衡，號西山逸士，河北宛平（今屬北京）人。清恭親王奕訢之孫，貝勒載瀅次子。溥儒出生三天，上諭賜其名為「儒」，又勉勵說「汝當為君子之儒，無為小人之儒」。七歲能作五言詩，十歲習漢儒訓詁學，旁及諸子百家。幼習經史，入貴胄政法學堂，民國時期併入政法大學。曾兩度留學德國，獲天文、生物雙料博士學位。後歸隱西山，繼而復居恭王府萃錦園。

1934年至1937年，溥儒任北平藝專教授，1939年為避日寇逼任偽職的侵擾，移居頤和園介壽堂，因此地近雲松巢，自此號松巢客。1946年，溥儒偕同齊白石赴南京開畫展，並成為「國大代表」，南遊不返。1949年移居臺灣，次年執教臺灣師範大學。1955年溥儒偕同朱家驊、董作賓赴韓國講學，受漢城大學榮譽博士學位。又轉道日本，鬻賣書畫兼授徒，獨留逾年乃返。1958年，溥儒出訪泰國，當地華人尤其看重其「皇兄」的身份，返回臺灣途中經香港講學，開畫展，次年返臺。1962年秋冬再赴香港新亞書院講學，來春返臺，發現咽癌，至五月而劇，於11月18日去世。

溥儒雖然久負書畫之名，但個人著述多年來散佚各處，極難一見。陳雋甫筆錄《溥心畬先生自述》，北京新世界出版社《寒玉堂詩集》所收《寒玉堂書法論》，以及啟功《溥心畬先生南渡前的藝術生涯》亦有所提及。因此，關於溥儒書法的研究，一方面是因為資料難以得見，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書家太過耳熟能詳，偏偏成為「最熟悉的陌生人」。

溥儒楷書《雪堂清秘》七言聯

此幅七言對聯釋文「雪堂寫蕙能容棘，清秘圖山不著人」，款署自題「丁酉秋九月溥儒」，鈐「舊王孫」朱文印、「溥儒」白文印。顯然是溥儒作於1957年的作品，這是溥儒去世的前五年，書家時年六十二歲，此時個人書風已經基本定型，屬於典型的「人書俱老」作品。此幅對聯品相端正，用筆嚴謹工穩，雖然書寫的是大字楷書，但從法度上來看，簡直如小楷一般精緻和緩，全無劍拔弩張的態勢。

溥儒楷書《迴文詩》鬥方

餘束髮受書，先學執筆、懸腕，次學磨墨，必期平正。磨墨之功，可以兼習運腕，使能圓轉。師又命在紙懸腕畫圈，提筆細畫，習之既久，自能圓轉，《畫譜》所謂使轉也。古人習字，書於觚上，觚有稜，上窄下寬，立於几上，書時勢必懸腕，人人皆童而習之，書法自然工妙，與懸腕畫圈一理。如習顏柳大楷，次寫晉唐小楷，並默寫經傳，使背誦與習字並進。

溥儒的書法啟蒙頗為正規，先練畫圈之功，明書觚之理，而後才正式學書習字，並且尤其注重理論學習，學寫唐人寫經，往往「背誦與習字並進」。十四歲時，寫半尺大楷，臨顏魯公《中興頌》、蕭梁碑額、魏《鄭文公石刻》，兼習篆隸書，初寫《泰山》《嶧山》秦碑、《說文》部首、《石鼓文》，次寫《曹全》《禮器》《史晨》諸碑。從這裡可以看出，溥儒的開蒙書法和大多數人還是比較近似的，區別只是溥儒涉獵更廣泛，寫大楷也並不是「非顏則歐」，反倒是楷書、魏碑、篆隸無所不包。

溥儒楷書《空翠斜日》十一言聯

十七歲後，先師南歸，先母項太夫人親教讀書習字，時居清河鄉間，舊邸書籍皆蕩然無存，身邊只有所讀之書數卷，《閣帖》一部，唐宋元明書法數卷而己。先母太夫人盡典賣簪珥，向書肆租書，命餘誦讀抄寫，期滿歸還，再租他書。稍有積蓄，則買書命讀。應用之書，先母自寫一目錄，次第購求。餘雖不才，而不知慶學者，皆先母教誨也。

溥儒本是庶出，生母項氏是廣東南海人，本是某太醫院官之女。項夫人雖是女眷，但邃於儒學，教子也頗為嚴格。溥儒幼年時期品德與學問的建立，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母親項氏。

溥儒行書《盤峽牽舟》之二扇面

關於溥儒書法的淵源，啟功先生有過較為詳細的介紹。啟功先生指出，溥儒的書法，尤其是行書和楷書，實際上更接近於「僧派」。所謂「僧派」，即更適宜書寫佛經的一種書風。溥儒早年的行楷書法，實際上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永光和尚的影響。和尚袍袖寬博，寫字時右手執筆，左手往往會攏起右手的袍袖，因此寫出的筆畫往往生動靈活，且大多具有疏散的風格。而和尚無須參加科舉考試，自然也就不必練習規矩的小楷，因此大凡能自成格局的僧書，必然常常具有出人意表的藝術效果。這種「僧派」書法，從體勢上來看，疏散而近於唐人風格，若與前文所舉溥儒書七言聯相比較，則自然會覺得頗多相似之處，再加上溥儒本就家藏永光和尚書法，因此可以初步判斷，溥儒早年的行楷書法，實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永光和尚的影響。但大凡傳統文人書家，又少有不從臨摹碑帖入手的，特別是唐碑，幾乎是每一個學習楷書書家的必由之路。因此，實際上可以據此常識進一步推斷，溥儒早年確確實實有臨摹唐人楷書碑版的功底，只不過學的是間架布局等基本功夫，至於提筆揮毫，主要的運筆方法，還是用永光和尚處所得更多，這也就使得同樣是臨摹唐人楷書，溥儒的書法往往優於旁人的原因。換句話說，溥儒以唐碑為書風內核，以「僧派」為外在表現，體現出極強的個性書風，即「碑底僧面」。

舉凡旗人習字，多以成親王的精楷作為入手的不二法門，溥儒自然也不能例外。而後他臨柳公權《玄秘塔碑》，又臨過裴休《圭峰碑》，如果單從筆畫和結字來看，這一階段溥儒的書法不單單是學柳公權，其中《圭峰碑》的特點體現得也很明顯。因此可以初步總結一下，早年溥儒的楷書實際上是以成親王入門，以柳公權為基礎，參以裴休《圭峰碑》的用筆與結字，以此三者作為書法的內涵核心，外在表現則學「僧派」疏散的永光體，共同構成了溥儒早年的楷書。中年以後，溥儒的書法中再次流露出成親王的面貌，並且不惜重金購買成親王晚年楷書，按照啟功先生的推斷，這一方面是由於溥儒本人返本還原的心境，另一方面也有通過嚴格楷法來收斂疏散永光體的意思。

溥儒楷書《心經》鏡片

溥儒成熟階段的書法並沒有明確的師法對象，並非局限於一門一派，而是廣採博涉。他強調書法應深入學習古人碑帖，才能夠體會到古人在用筆、點畫等方面精巧而細緻入微的運用。並且溥儒認為，魏晉之後的書法往往重在「取勢」，即與單字的字形結構相比，魏晉之後的書法更看重整幅作品的氣息和韻味，尤其講究的是運用筆墨書寫時的布局、結構、疏密等形式。溥儒的書法用筆較為看重骨力，他向來主張寫小字必須先學習寫大字，用來避免小字流於輕率的弊端，從而達到秀逸有致、俊秀挺拔的審美追求。南渡之後，溥儒的書法稍有變化，或許是社會環境轉變對他的影響，在此之後溥儒的書風法度謹嚴但鋒芒收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題畫詩也是溥儒書法中極為重要的一環，題畫詩的書體、書風往往會隨畫面的變化而有所不同，比如寫意畫上多作行草書，而工筆畫中又多用楷書，力求達到審美和諧的效果。

溥儒扇面

總的來說，溥儒書風成熟時期的書風還是較為穩定的。楷書面貌逸雅，重唐楷法並調合各家，達到和諧、臻於至善的境界，「端凝緊密處似歐，溫雅舒展處合褚，瘦硬清寒而神氣充腴」。行草書用筆嫻熟，雖然內勁剛強，但從外在表現來看，實以沉著飄逸取勝。溥儒的行草書下筆迅捷，絕無驕縱浮誇之氣。章法上牽絲連線的情況並不多見，只是字字珠璣，筆筆規範，將個人的性情蘊含在深厚的功底之中。

溥儒楷書《楚臣鄰叟》七言聯

溥儒自幼即接受較為正統的禮教薰陶，因此奠定了深厚的傳統學養基礎，他的傳統詩書啟蒙功課極為紮實。清朝滅亡後，接踵而來的是新一輪軍閥割據，前清遺少身份的溥儒只得和母親隱居西山，每日以詩書為樂，而這段特殊的經歷，恰恰成就了溥儒的滿腹經綸與文人氣質。溥儒的詩集絕少鉛印，而是多親自毛筆手書。有《落葉》四首：

昔日千門萬戶開，愁聞落葉下金臺；寒生易水荊卿去，秋滿江南庾信哀。西苑花飛春已盡，上林樹冷雁空來；平明奉帚人頭白，五柞官前夢碧苔。

微霜昨夜薊門過，玉樹飄零恨若何；楚客離騷吟木葉，越人清怨寄江波。不須搖落愁風雨，誰實摧傷假斧柯；衰謝蘭成應作賦，暮年喪亂入悲歌。

蕭蕭影下長門殿，湛湛秋生太液池；宋玉招魂猶故國，袁安流涕此何時；洞房環佩傷心曲，落葉衰蟬入夢思；莫遣情人怨遙夜，玉階明月照空枝。

葉下亭皋蕙草殘，登樓極目起長嘆；薊門霜落青山遠，楡塞秋高白露寒。當日西陲徵萬馬，早時南內散千官；少陵野老憂君國，奔門寧知行路難。

溥儒行書詩稿

溥儒致方震五信札

除詩詞創作之外，溥儒也曾親筆撰寫《華林雲葉》一書，並親自作序：「餘既耽典籍而樂山林，索居海濱，憶所知者記之，暇日觀覽，不猶愈於博塞而遊者乎？」《華林雲葉》雖是個人讀書筆記，但這本書從內容設置來看，可以分為記事、記詁、記詩、記遊，記書畫、記金石、記草木、記鳥獸蟲魚、記藻等諸多名目，在內容方面也沒有泯然眾人，多是在舊說的基礎上，添加了溥儒個人的觀點與新意。而《溥心畬論書畫》一書，則是溥儒將個人書畫創作的經驗和對歷代書畫的認知觀點融合成為為一體，只不過是借文學化的表述，來闡明個人的藝術觀點罷了。因此，溥儒的個人學術思辨實際上已經滲透到他的藝術創作之中，現實生活中的境遇成為他的創作來源，這也讓他的作品區別於當時畫家的一般面貌，始終文採奕奕。

1955年到1963年，溥儒或是參與展覽，或是到外地講學，這些活動對他個人的藝術創作產生了一定程度的影響。據萬公潛回憶，溥儒1958年在香港時，曾對萬說過：「我的字有了自己的東西，一般可及清代名家，個別的字可媲美明人。」各地的遊歷、講學對於溥儒的藝術創作及藝術思維產生了重要的影響，讓他重新反思自己的藝術發展方向。

溥儒楷書《裡革斷罟匡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