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世上最痛苦的事莫過於知道做不到了，為什麼做不到呢？很多人會認為原因出在自己的行動力上，也有人會批判自己沒有付出不亞於任何人的努力，其實，有時候腿腳之所以邁不出去，不是腿腳本身有問題，而是頭腦出了問題。相比於知易行難，知難行易可能是一個更大的問題。有時你以為自己知道，但實際上你並非真的知道。教練技術之父添·高威曾經在《身心合一的奇蹟力量》當中講過這樣一個故事。添·高威一直在從事網球教練的工作，他的一個學員，跟他反饋說自己的反手引拍有問題，總是把球拍揮得太高。添·高威於是問他是怎麼知道這個問題的，對方回答說至少有5位教練都告訴過他這個問題，但自己就是改不過來。於是添·高威便想，他既然知道問題所在，為什麼類似「放-低-你-的-拍-頭」這種指令性的語言無法幫助他解決自己的問題，而且已經有5位教練都告訴他要這麼做了，他為什麼知道做不到？添·高威沒有直接告訴他該怎麼做，而是進行了一個簡單的評估，給他餵了幾個球，確認了他存在的問題。接著，添·高威把學員帶到一個大鏡子前面，讓他再次做揮拍的動作，並注意觀察鏡子裡的自己。學員按照教練所說的做了，並且拍頭太高這個問題再一次出現，但這次他大吃一驚。「哦，我引拍時球拍確實太高了，都高過我的肩膀了！」他的話裡面並沒有絲毫評判的意思，他只是吃驚的描述自己看到的情況。這是你早就知道的問題啊，已經有5位教練告訴過你這個問題了，而且你自己也說有這個問題，那你為什麼還那麼吃驚呢？顯然，真正的問題是，他並不真的知道這一點。如果他已經知道了，對於已經知道的事情，人們一般不會表現得那麼驚訝。雖然已經上過很多訓練課程了，但是這個學員對於自己引拍太高這個問題，並沒有直接的感受。他的意識始終集中於評判的過程，只是努力想糾正這種「差勁」的擊球動作，卻從來沒有仔細感受過擊球動作本身。當這個學員再次揮拍的時候，他看著鏡子裡自己擊球的動作，自然而然就放低了拍頭，問題一下子就解決了。這就是真知真行，真知即能真行。如果不能真行，那一定是真知上出了問題。正如小帥老師所講的那句話，我們缺的不是學習的能力，而是自我審視的習慣。
如何培養這種審視的習慣呢？復盤就是一種比較好用的方法。這裡順帶廣告一下，歡迎參加我的3.0復盤訓練營F3班，一起解決真知真行的問題。實際上，添·高威沒有直接告訴他的學員該如何做，沒有，他只是做了一個動作，就是讓他的學員真實的觀察自己。
有時不是我們真的做不到，而是我們真的不知道。老子說，「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也」。知道裝作不知道，這是有智慧的人，不知道裝知道，這就有問題了。當我們瀏覽知識付費平臺上的專欄、課程，聽各種的音頻，我們會獲得各種新名詞，眼花繚亂，我們以為我們看到了，就等於我們知道了，實際上這是一種幻覺。當你聽某一個高人跟你比劃各種招式，你以為你會了，但是當你回去真的自己比劃的時候，發覺遠遠不是那麼回事。因為你並非真知。一切沒有行動作為支撐的重視都會假重視，一切沒有行動支撐的知都非真知。你說健康很重要，但是你從來不為你的身體健康做任何努力，直到某一次大病初癒之後，你才真正開始了鍛鍊計劃。這說明前者並非真知，後者才是真知。如果你問100個人健康是否重要，估計101個人都會回答很重要。但這是真知嗎？未必。有人說，不撞南牆不回頭，為什麼不回頭，因為沒有得到真知，都是自以為是。所以，撞南牆有一個好處，撞了之後你通常能得到真知，而真知一定帶來真行。但有時撞一次還不夠，要撞很多次，甚至要撞得頭破血流。更不可思議的是，即使撞牆十年，也不知道悔改，這是最大的悲哀。當你行不出來的時候，你要反思，你的知是否是真知，去哪裡獲取真知，如何得到真知。華為當年為什麼要花幾百億向西方的一流公司購買他們的制度、流程、體系、工具，為什麼？他們在買什麼？實際上是在買這個知。任正非為什麼要讓華為在引進西方管理體系的時候，要先僵化，再固化，再優化，為什麼要削足適履，因為他知道，知難行易。傅高義在《鄧小平時代》中提到，在日本，推動國家走上現代化道路的歷史轉折點是「巖倉使團」。從1871年12月到1873年9月，明治政府的51名官員乘坐輪船和火車，考察了15個不同的國家。這些官員來自於日本政府所有重要部門：工業、農業、採礦業、金融、文化、教育、軍事和治安。當巖倉使團離開日本的時候，日本基本上仍是一個封閉的國家，日本人對外部世界所知甚少。這次出訪，令他們眼界大開，讓使團成員意識到日本與先進國家相比的落後程度是如此之大，對如何進行變革達成了共識。此後，日本開始持續引進新技術、新的組織和思維方式。藉此改造自身，逐漸讓日本走上了一條現代化的道路。對於中國來說也是如此，在改革開放之初，從1977年到1980年，國家派出了很多高層考察團去東歐、西歐、日本以及香港考察，這些考察對國人的思想產生了莫大的影響，為今後鄧小平提出「解放思想」奠定了基礎。在睜眼看世界之前，我們以為我們知道該怎麼做，我們以為我們所做的是正確的，我們生活在一個想像的世界當中卻全然不知，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沒有真知可言，有的只是愚昧和自欺欺人。
實際上，知難行易出自孫中山《民族主義》第五講，「諸君要知道知難行易的道理，可以參考我的學說。」知難行易論，是孫中山轉變中國傳統思維方式以實現自己的理想而創立的哲學理論，被孫中山稱之為自己「發明」的學說。
孫中山在從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實踐中深深感受到，國人由於受「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等傳統思想的影響，苟且偷安，對什麼事都畏懼不前，所以他提出了相反的論調：
「行之非艱，而知之惟艱」。他以美國革命和日本明治維新為例指出：
若果有了「真知」的指導，「則行之決無所難」。因此，只要人們能夠打破舊思想的藩籬，就一定能夠奪取革命的勝利，「誠有如反掌之易也」。當今的組織當中，很多都會非常強調執行力，高層往往認為，企業發展遇到了瓶頸或者問題，其原因一定出在員工的執行力上。其實，很多時候，正好相反，不是執行力出了問題，而是戰略出了問題。我的一個研究企業多年的朋友曾告訴我，一個好的戰略必然會考慮到執行的問題，如果一個戰略在制定之初，沒有考慮後期如何落地和執行，那麼這本身就不是一個好的戰略。對於個體來說，在著手做一件事的時候，如果能夠把解決問題的方向、推進的步驟、關鍵的節點、落地的流程充分想清楚，那麼其後的執行一定順理成章、水到渠成，其執行力也一定很強。實際上，高效的執行力是弄明白、想清楚、想透徹的結果。相反，一切的不作為、拖延、逃避，都是沒想清楚的結果。如果想清楚了，執行力會自動存在，因為真知等於真行。所以，
執行力反而不是做出來的，而是想出來的。對於學習來說，我們也要想辦法去解決「真知」的問題，不要活在自我偏見的狹小空間之中，避免執迷不悟，開眼看世界，解放思想，如此才能真正做到「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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