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前，我還是個少年，準確地說是一個準備叛逆但無從下手的少年，跳霹靂舞，模仿歌星們的新髮型，混跡在這個城市的文藝圈子裡，潮流並盲目著。
一些流行歌曲雜誌是當時唯一能獲得新鮮資訊的渠道，港臺的、西北風的、偶爾也有些歐美的。當時，不到十年前還在爭論的靡靡之音已經被拋在腦後，甚至囚歌、詼諧酸曲也已經大行其道，在這些魚龍混雜的縫隙裡，一個叫崔健的名字跟著「世界和平年」的興起而被提及。
那時候沒有人知道，這個小夥子將迸發出足以改變未來的巨大能量，估計連崔健自己也不知道。在新長徵之前，崔健出過幾張專輯，但現在的他已經不願再牽扯那些。
幸好那一年的春天準時到來。那是個任何風吹草動全民皆知的年代，媒體已經開始預言，說著一些令人熱血沸騰的話，朦朧詩、後現代、嬉皮士，特別是搖滾樂這個詞一夜之間就和我們躁動迷失的內心有了關聯。
《新長徵路上的搖滾》磁帶開賣的那個下午被瘋搶一空，我還記得我從磁帶店裡跑出來，拿著一盤新鮮的剛開封的專輯，一道強烈的陽光照在我身上，那麼乾淨聖潔。我騎上單車以風的速度去朋友處，他在等著我一起聽崔健。其實不需要太多，前八個小節已能徵服一個時代，至此搖滾樂的序幕在中國拉開。
如今提起《新長徵》，紀念的已不僅僅是歷史的某一次開端，更是文化在這片古老土地上的一次破冰。
禁忌是此地人們血液裡的基因。在古代，連皇帝的姓都要避諱，更何況風雲變幻的這幾十年，群體已然失語。及至光怪陸離的開放，更令人們無所適從——幾年前還喝著小米粥的人現在喝著威士忌；更早一些，人們還認為中國是世界上最富強的國家，現在則吶喊著一無所有。
一首歌戳破了一個謊言或者說一個時代的面具。自己摘下與被別人戳破是不同的，皇帝可以穿新裝，你不能指指點點。於是一場討伐迅猛到來，正如上世紀80年代初對待鄧麗君的情景一樣，這次應當更甚。禁演，禁播，口誅筆伐。
那是一場好不容易爭取來的巡演，為「亞運會」集資義演。1990年3月的一個夜晚，西安南門外的體育館熙熙攘攘人潮湧動，當第一聲吉他破空而起，全場即刻沸騰，人們尖叫著吶喊著大聲唱歌，一首接一首仿佛沒有盡頭……直到演出結束，我才發現自己拍腫了雙手，握緊的拳頭有刺刺的疼痛。
滿街散場的人們呼嘯而去，我和一起聽磁帶的那個發小，喝了一晚上的酒，我想和我們一樣難以入眠的人有很多很多，那個時代的晚上，我們以為改變的一切似乎來過又走失，以至於後來者用音樂吉他搖滾樂再也構建不起那樣的夜晚。
新長徵化解了一個時代的堅冰，第一次把自由的理解凌駕於傳統與現實之上，又恰好處於轉型期社會巨大扭曲的矛盾中，所有人都看到了未來又正在失去著昨天，人們需要這一聲吶喊，那是衝鋒號的聲音。
至90年代前五年，搖滾樂在中國進入黃金年代，張楚、何勇、唐朝等等對現實的批判愈加鋒利，但搖滾樂的觸角再也沒有伸到那麼遠，遠到我們會對未來產生疑問，對這個生長的土地滿懷歉意。
在這樣的黃金年代裡，崔健一連推出了《解決》、《紅旗下的蛋》等精彩之作，他的觸覺依然有別於其他音樂家，他揭示的是厚重龐雜的社會矛盾，而很多人不過在自身的情緒裡發洩。
前幾天看了崔健的一個視頻，他在抱怨，說朋友們說他何必說真話，搞得大家都不好過都擔心。崔健老了，出門總帶著一頂帽子，說話還是連珠炮似的，他還在抗議著，只是那些曾經為他吶喊過的人們，都過上了安逸的日子。他們早已經不是一無所有，他們有捍衛自己財產的權利，其一就是，不要再說話了，好好賺錢才是正事。
我想這個時代是不是已經出不了有精神頭兒的音樂家？30年前是種種禁令卡住了他們的喉嚨，30年後呢，是他們的朋友、是愛人、是百貨公司裡買化妝品的女士、是夜市上無酒不歡的年輕人。
電視臺每年都會有歌手比賽，偶像層出不窮，粉絲們尖叫昏厥，他們為這個世界貢獻了幾首情歌，幾句青春期的叫罵，他們畫著眼影帶著假胸，把一塊紅布唱的溫香軟玉。
三十年後，我已是個中年，一晃「新長徵」已經走過了大半，人們歷經了風雨改變，再談起往事已雲淡風輕，有人變成了佛系搖滾歌手，有人成勵志型的半壁江山，有人早已經寫不出歌曲只能意淫著現實，有人堅持不變老吟唱著紅領巾。
大刀揮舞了一陣大家都累了，妖怪已經立地成佛，再喊打喊殺的就大煞風景了。江山依舊妖嬈，沒有人趟過那條三十年的河，大多數人已往回走，既然找不到渡河的船，那麼分些財寶回家過年吧，也不妨礙熱鬧地互相稱呼為俊傑。
不是我不明白，這世界變化快。《新長徵》裡的問題依舊尖銳，《一塊紅布》的謎底依舊沒有答案……說相聲的于謙最愛唱《假行僧》，崔健總說新專輯沒有人再愛聽。
孤獨的崔健，孤獨的三十年，被供奉在殿堂之上落滿了灰塵。說不出答案的習題我們就翻過去，不要為難自己，也不要為難現實，廣場舞快樂的音樂正快樂的響起來！
本文作者_蔣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