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馬鬧劇
「在我們的教養及印象裡,影劇界很不堪、沒規矩、亂糟糟的圈子,因此很多父母都不願意孩子們去學電影。入行十年,我個人的經驗卻與兒時的聽聞迥異,我覺得人生裡亂七八糟的事似乎更多。「——李安《十年一覺電影夢》
李安又遇到了一件糟心事,不過這一次,是在電影界。
第55屆金馬獎典禮,因為某人的不當言論,鬧了個不歡而散。而作為執委會主席的李安,面對鏡頭,只能尷尬地表示:
大家對電影人尊重一下。
大家對電影人尊重一下。
要知道,為了辦好這屆金馬,李安親自刷臉請來了兩岸三地眾多優秀的電影人,甚至包括此前聲稱金馬獎很業餘,自己再也不會來的鞏俐。而經此一鬧,恐怕之後金馬獎再也難聚集起如此多電影人了。
李安的心血也毀於一旦。
其實,他本不必趟這灘「渾水」的。
投身電影
李安出生在臺灣屏東縣,祖籍在江西省,兩歲時全家移居花蓮,十歲時定居落腳在了臺南。小時候的李安可以說是一個很普通的小孩,他家四個孩子,就數他最難帶,三天兩頭老是生病,而且有時候這一病就是好幾天,弄得家裡雞飛狗跳,不得安寧。
但是上學之後,李安那股子聰明勁兒也就顯現出來了。對什麼事都充滿好奇心,不循規蹈矩,但也不過分叛逆。自己有一個小天地,對什麼事情都能做到心中有數又不過多幹預。
成績一般的他沒有考上大學,去上了影劇科,相當於我們這邊的專科。但慶幸的是,這條戲劇之路為他之後成為導演奠定了成功的基礎。在臺灣當時並不興盛的文藝學校裡,李安什麼都感興趣,什麼也都學點,慢慢的,「戲劇」的概念在他腦海中慢慢成型。
可是戲劇是個廣義的概念,況且生性膽小的李安也不想去做演員,他只是好奇,想探索,真上了舞臺怕是會懵圈。他最感興趣的還是拍電影,他自己也說不清原因,就是這個事情吸引著他,一直在朝這個方向走,告訴他不要回頭。
和父親的「約定」讓他得以在影劇科畢業後,帶著自己的夢想漂洋過海來到美國,在伊利諾伊大學攻讀戲劇導演專業。取得學士學位後,進入紐約大學電影製作研究所,攻讀碩士學位。78年到84年的這六年時間,是李安真正認識電影的六年。
美國得天獨厚的影視戲劇資源讓李安真正體會到了知識賦予人的力量有多麼大。在紐約,開放平等的觀念也讓李安感受到了在西方,藝術是真正具有價值存在的。
李安的電影觀在這裡逐漸形成。
不過誰也沒想到在美國順風順水讀完了導演碩士的李安,出來後竟然沒有找到正經的工作,而且這一待就是六年。
很多人了解李安的故事都是從這六年開始的,他的太太是如何賺錢養家,李安本人又是如何做家庭煮夫度過人生最艱難的六年時光。
其實在李安自己看來,這只是很普通的六年,和平常百姓沒有什麼不同,只是後來他有了一個機遇,抓住了,於是成為了今天這個樣子。但故事本身並沒有什麼傳奇可言。
結緣金馬
與此同時,在世界的另一邊,臺灣新電影在此時誕生了。受70年代末香港新浪潮電影的影響,臺灣湧現了一批重新審視文化、歷史的電影人。諸如日後非常出名的侯孝賢、楊德昌、吳念真、王童等導演都是臺灣新電影的直接推動者。臺灣電影也在80年代中期第一次完成了電影形式的更迭。更加注重導演的個人觀點,更加注重劇本的臺灣電影開始迅速發展。
這種變化間接影響到了正在美國家中鬱郁不得志的李安。他的電影劇本在畢業六年之後在臺灣得到了認可,獲得了拍攝獎金。
源於這筆意外之財,李安得以在待業六年的情況下,執導自己的第一部長片。而投資方正是當時臺灣新聞局下的中央電影公司。當局想借臺灣新浪潮之勢,培養更多的年輕電影人走出臺灣。李安正是其中的一個。
如同李安「家庭三部曲」裡對於東西方文化碰撞描述的那樣,他本人的導演開端同樣是東西方碰撞形成的產物。
命運好像和他開了一個玩笑。蟄伏了六年無事可做的李安只用了24天便完成了第一部長片《推手》的拍攝。如此對待自己的處女作,多少讓人覺得有些「不負責任」。但是誰又知道為了這第一部影片,李安在六年的時間裡,腦海中演算了多少次電影成型的畫面。
《推手》在當年的金馬獎上拿到10項提名,並最終收穫了三個獎項。
金馬與李安的情緣在1992年這個節點,便繫上了結。一年之後,李安憑藉他的第二部個人長片《喜宴》拿到了金馬獎最佳影片,最佳導演以及最佳原創劇本三項大獎。這也是李安執導以來收穫的第一項電影類大獎。
《喜宴》的影片質量過硬是真,但金馬有意捧紅李安,也是不假。
沒有任何履歷,38歲的時候才拍了自己的處女作,而且影片的主題還是講一個「老頭」的故事,如果沒有臺灣中影的宣傳,侯孝賢,小野等人的大力支持,我想單憑李安一個人的力量,是很難在90年代的臺灣闖出一片天的。臺灣電影人看到了李安身上那股潛質,希望他可以以此為跳板,在電影的道路上走的更遠。
在「家庭三部曲」完成之後,李安「殺回」美國。此時的他已經不是那個剛從NYU(紐約大學)畢業的毛頭小子了,他的三部作品在國際上獲得了極大的認可,他帶著金馬和金熊回到美國,已然成為了美國製片人眼中的香餑餑。
從1995年開始,李安的電影在美國收穫了巨大的成功,他成為了美國電影界最成功的華人導演,沒有之一。儘管檔期繁忙,但在這20多年的時間裡,李安還是回中國拍了兩部華語片。
一部是《臥虎藏龍》,另一部是《色,戒》。
雖然這兩部電影仍然代表臺灣出入各大電影節參與評獎,但是影片中的主題中心已經全部放在描畫大陸的故事上。
一部講清朝的武俠,一部講日統時的政治。
李安內心的格局已經通過這兩部電影顯現出來,他要講的是中華傳統,一個「中華大同」的可能性。
反哺金馬
當年那筆40萬獎金救活了李安,也拯救了在國際影壇一直處於弱勢地位的臺灣電影。雖然在各種場合的採訪中,李安並沒有過多提及這份獎金給自己帶來了多麼大的改變。
但是李安明顯是個感性之人。在近幾年臺灣電影培養新生導演的過程中,李安都在用自己的力量進行著各種方式的支持和鼓勵。比如把自己拍電影得到的獎金全盤送給年輕電影人作為項目啟動資金,類似這種例子還有很多。
今年,李安從張艾嘉手裡接過了金馬獎執委會主席的職位,身在美國的他幾乎是一個人挑著兩個擔子在走。一邊是自己的工作任務,要認真維持,另一邊是來自自己家鄉的召喚,也算是當年幫助自己起飛的「恩師」。兩邊都要顧,而且還都要顧的周全。
現在再看李安糾結的表情,會不會心中泛起一絲酸楚呢?
五年之前,李安在接受余光中主持的《人文對談》時,就曾經對余光中直言:臺灣因為格局小的局限,實在很難有太大作為和起色。雖然有著比較自由的創作空間,但絕無可能憑藉自己就重新煥發上世紀的輝煌。
可以很明顯的看出,雖然身在美國,但李安對於如今華語電影市場仍保持著關注,並且他清醒的認識到,臺灣電影想憑一己之力恢復80年代的輝煌,已經基本不可能了。經濟、人文都在走下坡路,又怎麼會有藝術家肯安於現狀專心做電影呢?
陸港臺的合作是發揚壯大華語電影的唯一出路。可惜李安還是太理想了,政治對立讓交流與合作停滯不前。而電影恰恰最排斥的就是湊合。
如今回到金馬,夢開始的地方,李安想要營造一個盛世,將所有華語電影人集結起來,共同去營造一個電影的殿堂,不論政治立場,用獎項褒獎好的電影作品,用資金鼓勵為電影事業拼搏的年輕人。真正做到把電影由娛樂性質轉變為專業的藝術形式。
這件在李安看來明明是久旱逢甘露的好事,最後卻鬧得不歡而散,這個笑話傳到遙遠的西方,尷尬的、受傷的其實都是我們華人和華語電影。
李安既然選擇趟了這渾水,按他的性格,也許還會堅持走下去。
至於有多少人能跟隨他的腳步,繼續這趟泥濘之旅,我想這就全憑兩岸三地電影人的自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