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執行死刑的過程中始終有贖罪的犧牲：以死抵死，以平息諸神的憤怒，而這憤怒不過是我們不能克服的痛苦的映射。
本文摘自《為什麼要廢除死刑》，﹝法﹞羅貝爾·巴丹德 著，郭金燦 譯，新星出版社，2016年12月
聶樹斌。圖源於網絡
參會
從此，我開始積極參加各類支持廢除死刑的報告會，特別是由喬吉亞·維妮以反對死刑協會名義組織的。會場往往布置得很簡單，教室或者是會議室，一排排的鐵椅，一張主講人的桌子，多數時候來參加的人都稀稀拉拉的。每次報告會的情況雖各有不同，但往往都是以同樣的論點引發同樣的問題又得到同樣的回答。一些死刑的支持者經常是以憤怒，甚至是侮辱的態度質問我。在他們眼中，支持廢除死刑的人就是在支持殺人犯，站在殺人犯的一邊對付受害者。他們心中的狂熱使他們期許一種快速而簡單的正義，以不經上訴就可以立即執行的死刑來造成一種恆久巨大的震懾。聽了他們的話，我意識到這種對死刑的狂熱，就是讓廢除死刑變得如此困難的非理性根源。
我通過大量國際調查證明，在廢除死刑的地區，血腥犯罪並沒有增加，是否有死刑的規定對犯罪的發展並未造成任何影響。但我的努力往往是徒勞的。在這些堅定不移支持死刑的人眼中，最殘酷的犯罪行為不因廢除死刑而增加這一事實並不重要。他們要求的就是殺人償命。為了爭取更多支持，他們賦予死刑在現實中並不具備的震懾功效。我們提出了各種論據，譬如人是會變的，司法也可能犯錯誤，刑事法庭上被告的性命取決於無數不確定因素；然而面對一切道德、歷史、科學、政治的考量，他們都只拿一個永恆的回答來反駁：罪犯應當被處死，因為他們犯下這樣的重罪。最終，在各種各樣的話語背後，始終樹立著不可動搖的、古老而血腥的、以牙還牙的報復法則。執行死刑的過程中始終有贖罪的犧牲：以死抵死，以平息諸神的憤怒，而這憤怒不過是我們不能克服的痛苦的映射。
從巴黎近郊或較遠的街區開完會後回家，我坐在車裡經常回想起特洛瓦的訴訟，想起對龐特姆的判刑。我漸漸意識到，自己可能完全沒有理解法官和陪審員的內心活動。我當時將一個理性原則、一個道德定律作為辯護的基礎：司法不能殺沒有殺人的人。這看上去很簡單，似乎無懈可擊，因為即便是「殺人償命」的報復法則也無法對沒有殺人的人起作用。然而，在提出這個抽象等式時，我忽略了最根本的一點：兩名人質被割喉殺害所激起的人們處決罪犯的衝動，這種衝動強烈到完全掃蕩了理性的辯護。布菲殺害了人質，他必須死。龐特姆沒有殺人，但他參與了犯罪過程。既然人質死了，那龐特姆也必須死！證明他沒殺人沒有任何意義。兩個人被殺所造成的巨大的痛苦，讓人們不會對布菲和龐特姆做任何區分。這種痛苦只有通過他們的死才能得到平息和償還，在同樣的憤怒和狂熱中他們被混淆成為一個人。我想，要救龐特姆，就應當從這種非理性心態著手來說服別人，然而我明白的太晚了。但是，對於我能夠為其辯護的其他犯人，我沒能為龐特姆找到的那把鑰匙究竟在哪裡呢？我感到那才是問題的關鍵，只是當時我並沒有答案。
三場訴訟
1978 年的秋末，我對即將到來的日子很擔憂。在最近一次新聞發布會上，總統很高興地提到在法國監獄裡沒有一個死刑犯，並補充道：「所以這並不是當務之急。」
這卻不是事實。即便死刑犯牢房是空的，也和總統特赦一點關係都沒有。在司法機關和堅定支持廢除死刑的布羅施威格顧問和馬拉瓦爾院長的努力下，1977 年所有的死刑判決都被最高法院駁回了。三位有關罪犯將在未來幾個月被重新審判，訴訟將在12 月15 日至3 月中旬陸續進行，三名罪人都一一請求我為他們辯護。在11 月的冷雨中，我想，這個冬天會很嚴酷。
在我的職業生涯中，沒有什麼比大的刑事訴訟更讓我熱愛的了。因為人們往往知道那些庭審的規則、人物、案件的來龍去脈，卻忽略了最重要的結局。因為，在這些精細規定的流程中，隨時都有意外發生。一個我們抱有最低期待的證人，可能突然在法庭上提到了一個此前一直被忽略的細節，打開新局面，而另一個證人所產生的效果可能恰恰相反。法庭辯論更是充滿意外，有時意外會有助於否定一個專家造成的印象，有時當意外造成與公訴人的爭吵，又會變得很危險。庭審，對重罪法庭的律師來說就像大海，永遠不可預知，充滿各種險境。不要問水手為什麼喜歡大海，他熱愛它，就是這樣，這是他的激情，他的領域，他的生命。同樣，律師也熱愛庭審，因為庭審賦予他幸福，向他提出挑戰，甚至因為那些被司法命運拋棄之後所感到的焦慮。刑事庭審就像是聯賽場地，令人炫目的四方形角鬥場，一個充滿痛苦、榮耀，有時又布滿挫敗的神奇地方。
這段日子裡，上述我提到的幾個案子關係到的都是被告的性命。死亡就存在於重罪法庭的審判庭裡，就像存在於塞維亞的鬥牛場一樣。「律師不配穿鬥牛士的衣服，」我的老師這樣對我說。他來自法國的西南部，是鬥牛的狂熱愛好者（而我對此感到厭惡），「律師最多就是為他的客戶服喪，而且他已經準備好啦，穿著黑袍子！」他又笑著補充道，「而公訴人，他可是很配得上他的紅袍子：那是鮮血的顏色。」
其實，這三個案子都涉及死亡也有好處，它們讓我深深記住了1978 到1979 年的冬天。
被告人分別是穆罕默德·亞赫亞維、米歇爾·盧梭和讓·博爾泰。三人都被指控犯下了可怕罪行：亞赫亞維，27 歲，突尼西亞人，為了偷錢殺害了他的老闆—巴黎郊區的麵包店老闆夫婦；盧梭，31 歲，長途貨車司機，常年酗酒，在醉酒狀態下打死了他鄰居7 歲的小女孩；博爾泰，70 歲，重罪法庭的常客，曾兩次被判刑，這次他被指控持槍搶劫首飾店並殺害了店主的女兒，並和另外一名慣犯偶然被警察問詢的時候，開槍打死了一名警察。博爾泰否認自己犯下了兩起謀殺，將其歸咎於他的同謀，一名同謀當時已經死亡，另一名極力否認這些指控。考慮到這些罪行的嚴重性、受害者的身份和被告的行為，人們很容易理解為什麼他們被判處死刑。
一切大的訴訟案對於辯方來說，都是戰略的問題。在派屈克·亨利案之後，我長時間思考應當採取怎樣的戰略。在我看來，司法藝術有一個黃金法則，可以總結為一個詞：出人意料。
法國的重罪審理程序包括一個很長的預審階段。但庭審的帷幕拉開的時候，人們感覺似乎全部的劇本都已經寫好了，就在審判長、公訴人、原告和律師都了解的厚厚卷宗裡。但陪審員並不了解這些，他們只知道媒體上所說的，以及書記員乾巴巴念出來的控詞。根據經驗，我知道，對於律師而言，最危險的就是被框死在預審材料中。閱讀完預審材料後，審判長和公訴人不可避免地會在庭審前形成對案件的一些看法，對被告提出的論據也必然有所了解。由於是審判長掌控著辯論的方向，辯論很有可能會朝他預設的想法發展。而公訴人早已了解辯方的手段，他很輕易就能消解這些手段，並搶先進行反駁。庭審前就確定了的角色遊戲，對我而言是個可怕的陷阱，應當拒絕這種遊戲，跳出卷宗，別去做那些早在人們意料之中的辯護，為思想和心靈打開新的角度。「出人意料，」我經常對我的同事們說，「司法勝利在此一舉！」
在這些有可能判處死刑的訴訟案裡，「出人意料」首先意味著絕不以所有人都想得到的方式開啟辯論。自派屈克·亨利案以來，我寫了很多關於死刑的文章，也接受廣播或電視的採訪。我知道對於法官和陪審員來說，我都在某種意義上變成了廢除死刑的領頭者或者說是狂熱分子。就像一個朋友對我說的：「你無能為力，對公眾來說，你現在變成了廢除死刑先生。並且只要死刑在法國存在，你就會一直貼著這個標籤。這是一種代表某項事業的特權，但同時也是一個缺陷。」
在一些信件裡，人們要求我解釋為什麼從事為殺人犯「洗脫罪名」這樣一種有罪的事業。而有時候在街上，一些路人會主動向我表達他們的支持，對於這些好意我既感到難為情又感到幸福。斷頭臺和我之間已變成了一場必須要將對方打倒才能結束的比賽。
作品簡介
《為什麼要廢除死刑》，﹝法﹞羅貝爾•巴丹德 著，郭金燦 譯，新星出版社，2016年12月
一位才華橫溢、聲名遠揚的律師致力於為眾多死刑犯辯護，其中不乏那些邪惡、無恥的壞蛋，他卻冒天下之大不韙為了保存他們的性命而千方百計說服法官和陪審員。即使法庭被憤怒的民眾包圍，他每次只能從後門離開；即使受害者的家屬向他撲來，指著鼻子罵他；即使他的小兒子都不解地問：「你喜歡那些殺害小孩的兇手嗎？」
羅貝爾·巴丹德，一位為了廢除死刑不懈鬥爭的戰士，他的個人經歷忠實記錄了法國廢除死刑的歷史。上世紀70年代的法國，是西歐僅存的仍在執行死刑的國家，巴丹德為了終止這種古老的血腥刑法而不斷奔走疾呼，他成了廢除死刑的象徵。在密特朗上臺後，巴丹德擔任司法部長，在他的全力推動下，死刑在法國終止了！
這本由他親自撰寫的著作，再現了一個個人命關天的案件，一次次扣人心弦的庭審，以及政府內部不同派別圍繞死刑問題的角鬥，充滿激情的文字引導讀者重新思考有關刑罰、人性、社會等問題。本書於2000年獲得費米納評論獎。
羅貝爾·巴丹德：法國律師、政治家、作家。在法國，他因堅決支持廢除死刑而聞名。他在弗朗索瓦·密特朗擔任總統任期內任司法部長，促使國民議會和參議院分別通過了廢除死刑的法案，從法律上規定死刑應予廢除。羅貝爾·巴丹德還是眾多歷史和政治評論文章和書籍的作者，如《自由、自由》《一位知識分子的政治理想》（與其夫人伊莉莎白·巴丹德合作）《自由和平等》《共和國監獄》等，其中《為什麼要廢除死刑》一書於2000年獲得費米納評論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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