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三百」和「孔子刪詩」是《詩經》學史上有密切關係的兩個關鍵詞。「詩三百」一般被認為指《詩經》共有約三百篇，這一詞語涉及先秦時期的《詩經》名稱。「孔子刪詩」則為漢代以來《詩經》學史的一個重要公案，涉及孔子與《詩經》文本形成過程的關係。
「詩三百」一語，先秦文獻習見，孔子多次提及，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語·為政》）「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論語·子路》）《禮記·禮器》記載孔子論及「詩」與「禮」的關係時，也使用過這個語彙。持孔子未曾刪詩說的學者認為，孔子既屢言「詩三百」，證明當時已有一種篇數約為三百的《詩經》文本，甚至由此認為「詩三百」是先秦時期《詩經》的名稱。若干年來，關於《詩經》的專著及通行教科書多採用這一說法。在此基礎上建立的《詩經》學史觀念，自然排除了「孔子刪詩」的可能，加之現存文獻引《詩》多與今本《詩經》相同，故孔子不曾「刪詩」之說似鑄為鐵案。然事實並非如此。
先說「詩三百」。《文藝研究》2007年第11期刊登《「詩三百」正義》一文，該文指出：先秦文獻中「三百」聯言，往往並非實指，而是極言其多的一種修辭手段。這在《詩經》中不乏用例，如「三百維群」（《小雅·無羊》）、「三百赤芾」（《曹風·候人》）、「三百廛」「三百億」「三百囷」（《魏風·伐檀》）等。除《詩經》外，「三百」一語尚見於《禮記》《左傳》《周易》等文獻，出土文獻中也有所見。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中的《子儀》篇敘述秦穆公既敗於崤，發奮圖強，不及七年，「車逸於舊數三百，徒逸於舊典六百」。由先秦時期的軍隊編制可知，這裡所言戰車數量的「三百」為虛數。用於極言秦國軍事力量恢復的程度。
由「詩三百」之本意審視孔子之言，可知「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當釋為：詩有許多篇，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思無邪」。其餘所釋亦當類此。孔子所言「詩三百」一語，既不能證明當時存在數目為三百篇的《詩經》文本，據此否定「孔子刪詩」之說自然就失去了合理性。
從對歷史事實考證的角度來說，「詩三百」詞語內涵的闡釋只關乎「孔子刪詩」可信性的一個方面，另一個重要方面是學術史的追溯。「孔子刪詩」本源於《史記》。《孔子世家》說：「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採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
孔子是什麼時候開始「刪詩」即修訂《詩經》文本的呢？一般《詩經》學史方面的著作皆引用《論語·子罕》中的一段話：「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根據《左傳》，孔子自衛反魯在哀公十一年冬，已是其晚年。西漢海昏侯墓出土「孔子屏風」（或稱「孔子立鏡」）載孔子事跡：「天下聞其聖，自遠方多來學焉。」接著又說：「魯哀公六年，孔子六十三。」據此可知，孔子授徒遠在哀公十一年前。具體時間，華鍾彥先生判定為魯定公五年，即孔子四十七歲之時。華先生此說本於《史記·孔子世家》：「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眾，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孔子世家》以下續記魯定公八年孔子事跡，說明孔子繫於盛年收徒立教，授《詩》《書》《禮》《樂》。故其刪訂《詩經》必不晚於是年。
唐人孔穎達在《毛詩正義》中曾提出：「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對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的分析，可釋此疑。從傳世文獻來說，《國語·魯語》記載，孔子前數百年，生活於兩周之交的宋國大夫正考父曾「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而今本《詩經》中《商頌》僅有五篇。一斑可以窺豹。
近年來出土文獻中，發現諸多逸詩。上博簡存有逸詩兩篇，清華簡《耆夜》包含五篇逸詩。《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叄）》中存有《芮良夫毖》和《周公之琴舞》兩種，清華簡《子儀》篇中有樂歌三首。《周公之琴舞》錄歌詩十「啟」，其中成王所作之「元納啟」系今本《周頌·敬之》別本。有學者指出：從統計的角度來說，《周公之琴舞》的詩篇數目與今本《詩經·周頌》所存相關篇目恰為十一之比。凡此，可證清人崔述《洙泗考信錄》所言文獻引詩「逸者不及十一」的統計，片面性很大。
下面對「孔子刪詩」的具體工作流程試作描述。司馬遷《孔子世家》敘述孔子刪詩時，「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何為「去其重」？從清華簡《周公之琴舞》來看，「去其重」首先就是選取某組詩篇中有代表性的篇章，而將其他部分視作意義重複而不取。因為教學讀本，篇幅必有所限制。「去其重」的第二層意義是，從同一詩篇的諸多變體中擇優挑選。清華簡《耆夜》篇載周公所作之《蟋蟀》，與今本既有諸多相似，又有明顯相異之處。今本《蟋蟀》當為孔子所選取，而清華簡本仍流傳於世。劉向自述，其「所校讎中《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復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這一編選原則與結果，都與孔子刪詩相類似，顯示了文獻傳承的內在規律。（作者：中國傳媒大學文法學部李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