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劉民輝，今天來和大家說一說《詩經》與中國文化，詩的收集和整理，詩三百。
《詩三百》，包括上下數百年、遍布江漢以北各諸侯國的詩歌，其中有貴族的創作，亦有民間歌詩。這些作品是如何匯集起來的呢?歸納歷代學者所說，不外「採詩」和「獻詩」兩種。
先說「採詩」。《漢書·食貨志》雲:「冬，民既入，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與歌詠，各言其傷。孟春之月，群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拘於路以採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漢書·藝文志》:「古有採詩之官，王者可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何休《公羊解話》雲:「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戶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漢代學者劉歌《與揚雄書》(《方言》附)亦有類似說法，只不過採詩者為鞧軒使者。據古史家研究，採詩是氏族社會遺風。在國家制度形成以前，氏族或部落聯盟領袖需要從民歌中聽取本氏族中各家族對公共事務的意見，民歌的採集乃是原始民主的一種補充手段。周朝統治者為了了解民情風俗，考察施政的得失，設有專人負責採集詩歌，是有可能的。否則，古代交通十分不便，不是由官府主持採詩，要匯集如此綿長，地域廣闊的眾多詩歌是不可能的。
匯集詩歌的另一條途徑是「獻詩」。《周語上》說:「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又《晉語六》說:「在列者獻詩，使勿兜(惑)，風聽臚(傳)言於市，辨襖(惡)祥於謠……」《左傳·昭公十二年》還記載祭公謀父獻《祈招》之詩勸諫周穆王出遊天下的故事。考之《詩經》，「獻詩」的事也確實存在。《大雅·崧高》「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大雅·民勞》「王欲玉女，是用大諫」，《小雅·節南山》「家父作誦，以究王洶」等等，說明公卿列士曾獻詩頌功德或獻詩諷諫過失。此外，各諸侯國也要向周天子獻本國歌謠。《禮記·王制》說:「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這種「陳詩」實際上也是一種「獻詩」，不過所獻之詩並非太師所作，可能也是來自下層士人之作和民風民謠。
至於那些專門用於祭祀的《頌》詩，則非「採」非「獻」，當是巫、史等有關人員奉命製作的。
通過採詩、獻詩與作詩，匯集起來的樂歌一定很多，而我們現在見到的《詩經》只有305篇，是誰編選、整理成書的呢?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說:「古者詩3000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採契、後櫻，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衰)，始於衽席(教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這是說，孔子從流傳的3000多篇古詩中，以禮義標準選出305首編訂成書，而把那些重複的或者不合禮儀的詩都刪去了。司馬遷的意見，有贊成者，亦有人持懷疑態度。贊成者有班固、陸德明、歐陽修、顧炎武、章炳麟等，懷疑者有孔穎達、朱熹、鄭樵、葉適、朱彝尊、趙翼、崔述、方玉潤、魏源等人。
其爭論的焦點之一，是古詩3000與逸詩問題。主刪詩說者認為，從情理上講，數百年來產生3000篇詩，平均每年不過幾篇，為數不多，完全有可能。歐陽修就說過:「(今本《詩經》)有更十君而取其一篇者，又有二十餘君而取其一篇者，由是言之，何音乎三千?」(《毛詩本義》)。由此不能輕易否定孔子刪汰過詩。非刪詩說則針鋒相對。如唐孔穎達(毛詩正義》便指出:「《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馬遷言古詩三千餘篇，未可信也。」這是從「逸詩」的數童與古詩三千的數量之比所作的推斷，認為司馬遷所言不可信。所謂「逸詩」，指未被收錄進《詩經》的詩歌，如《論語·子罕》所引「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左傳·莊公二十二年》所引「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荀子·王霸》所引「如霜雪之將將，如日月之光明」等等。
清趙冀《陔餘叢考》卷二「古詩三千之非」條說:《國語》引詩31條，逸詩僅1條，相比之下，所引逸詩僅是《詩經》的1/30; 《左傳》引詩共219條，而逸詩僅13條(其中左氏自引及述及孔子之言所引者凡48條，而逸詩不過3條;列國公卿自引詩共101條，逸詩僅5條;列國宴享歌詩贈答70條，逸詩不過5條)，是逸詩僅刪存詩的1/20,「若使古詩有三千餘，則所引逸詩宜多於刪存之詩十倍，豈有古詩則十倍於刪存詩。而所引逸詩反不及側存詩二十分之一。以此而推，知古詩三千之說，不足憑也。」
爭論之二是有關詩的去設標準。孔子取詩的標準是合乎「禮義」，如他認為鄭風「淫」，主張「放鄭聲志」，但現今《詩經》中仍保留有鄭、衛之風，便說明孔子未曾刪詩。清李悼，《群經識小》卷三說:「觀經傳所引詩，逸者不及十之一，且其辭多雅正，亦不在可別之列。其所以逸者，或亡於夫子之前，非夫子刪之也。衛、鄭、齊、陳皆有『淫詩』，夫子不側，所刪者何等詩耶?」
爭論的焦點還有諸如「正樂」是否是「刪詩」等等問題，這裡就不一一列述。
今人多贊同孔子沒有刪詩，理由還有如下幾條:一是吳公子季札觀樂，魯樂工所奏與今本《詩經》相差無幾，其時孔子不到10歲;二是孔子及門人弟子都沒說過「刪詩」，且多次講到「詩三百」，可見《詩經》這個本子，在他之前就只是三百餘篇;其三，當時列國盟會聘問實享，士大夫都要「賦詩見志」，這就要求各諸侯國的君主、大夫所掌握的詩篇墓本相同，賦詩時才會互相理解領會各自的意圖，孔子在世時並不得志，如果他按自己的標準刪詩，列國之臣誰能信服而聽從他?
雖然孔子沒有測定《詩經》，但它確實是經過一番整理編輯工作，才會呈現出今天這個面貌。郭沫若先生說:「風、雅、頌的年代綿延了五六百年。《國風》所採的國家有巧國，主要雖是黃河流域.但也遠及於長江流域。在這樣長的年代裡面，在這樣寬的區域裡面，而表現在詩裡面的變異性卻很小。形成主要是用四言，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音韻差不多一律。音韻的一律就在今天都很難辦到，南北東西有各地的方言，音韻有時相差甚遠。但在《詩經》裡面卻呈現著統一性。這正說明《詩經》是經過一道加工。"(《簡單地談談<詩經>》)據現代學者的推測，這個加工整理者是周代的樂師。因為從各地採來或獻來的詩歌往往在形式、字句、聲韻、樂調上都不一樣，為了能在朝廷的祭祀宴享上奏唱，完全得做一番修飾加工的工作。況且古代貴族學校還設有「六詩」(即詩六義)這門課程(見《周禮·春官))，《詩三百篇》可能正是樂師們為教授國子而選定的課本。《國語·魯語》說:「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正考父是宋戴公的大夫，他校訂《商頌》還要求助於周朝樂官，換言之，周太師掌握著《商頌》的善本。可見，由周代樂官選編《詩經》是合情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