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覽宋朝歷史，文盛武衰可謂其突出的時代特徵，如南宋學者呂祖謙評說：「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略未優。」（《宋史》卷434《呂祖謙傳》）在中國歷史上，宋代雖然經濟、文教空前昌盛，並且域內的統治秩序也相對穩定，但與此同時，其在與少數民族政權對峙中卻出現長期被動挨打局面，北宋、南宋先後都亡於邊患。這種呈現顯著反差景象的格局，亦如元代史家所評說：「宋恃文教，而略武衛。」（《宋史》卷493《蠻夷—·序》）而若對其成因細加考察的話，不難發現宋朝的治軍特點是其中重要的因素之一，值得深究。
1.宋朝的過度制衡原則與治軍特點
眾所周知，脫胎於五代兵變建國的宋朝，為了重建國家秩序並維護統治穩定，充分汲取以往多年軍閥戰亂、皇權淪落的教訓，厲行強化中央集權。為此，宋朝在制度設計上刻意推行分權制衡的原則，力求防患於未然，宋人即稱「事為之防，曲為之制」（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7）。如對最高中樞機關實行分割，以宰相掌管最高行政機關的中書（後改稱三省），由樞密使或知樞密院事負責最高軍務的樞密院，「對持文武二柄」（《宋史》卷162《職官二》），互相牽制。與此同時，宰相與樞密使通常各設二名，其下又分別設置多位副職，使參與決策的宰執大臣擴大至十人左右，就此抑制了臣僚專權局面的出現；再如對於較為重要的中央機構，多重疊設置，在地方大區的路級建制分立多個平級機構，互不統屬，在州郡一級則特設通判一職，與知州並列等等，以彼此掣肘分權；又如實行官職與差遣分離的制度，將原本大多數官職虛化，僅保留其不同官階與俸祿的標誌，而使用差遣的方式委派官員掌管各級機構的事權，史稱：「諸司互以他官領之，雖有正官，非別受詔亦不領本司之務。」（《宋史》卷169《職官九》）「六部名存實亡，諸司紀統不正。」（呂喬年：《麗澤論說集錄》卷9《門人所記雜說一》）實行這種名實脫節的規制，顯然有利於隨意調動人事，使官員難以久留其位，也就難以坐大勢力。還值得特別提到的是，宋朝高度重視並充分發揮監察系統的功能，對百官隊伍進行監督、約束，即使高官大臣也往往有所忌憚，這些在中國歷史上都顯得非常突出。如北宋中後期御史劉摯所說：祖宗以來，大臣若觸犯公議，一有臺諫彈劾，則無人能安其位而不去職（《續資治通鑑長編》卷364）。諸如此類分權制衡原則的表現，在宋朝不一而足。
宋朝制度設置上普遍存在的制衡原則，在軍事系統中體現得更為明顯，可謂達到空前絕後的地步。概括而言，其主要內容有：其一，對最高軍事決策權的切割。在宋朝大多數時期，朝廷凡遇軍事決策，一般由中書、樞密院大臣分別提出建議，最終由皇帝裁決，所謂「每朝奏事，（樞密院）與中書先後上所言，兩不相知，以故多成疑貳。祖宗亦賴此以聞異同，用分宰相之權」（王明清：《揮麈錄》後錄卷1）。這種軍事決策上的制衡原則，意在防止權臣染指軍權，這一狀態到南宋後期才發生變化。其二，將調兵與統軍權分立。樞密院有調兵權，卻不掌管軍隊，如北宋統軍權歸禁軍三衙機構，南宋初統軍權歸御營司，以後則由大戰區的都統制司、制置司、宣撫司等統管，從而構成調兵與統軍權之間的制衡。如宋人指出：「天下之兵本於樞密，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京師之兵總於三帥，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上下相維，不得專制。」（範祖禹：《範太史集》卷26《論曹誦札子》）其三，使統軍權趨於分散。宋初，軍隊由殿前司、侍衛親軍司兩大統帥機構分管，其正副帥職位高權重。隨後，宋廷先將以上正副職架空，繼而將侍衛司下的馬軍、步軍司分立，與殿前司形成「三衙」鼎立格局，使統軍權進一步分散。其四，用監軍掣肘將帥。宋朝凡出徵作戰，主帥之外必設監軍，監軍官位雖不算高，但卻有監督之權。北宋中後期，宦官還參與監軍甚至領兵，進一步牽制將帥行動。另外，軍中又有走馬承受公事一職，多由宦官擔任，「以察守將不法為職」（《宋史》卷467《宦者二》）。其五，文武相制。宋太宗朝開始在樞密院中兼用文武，以互相牽制，北宋中葉以後，則進一步以文臣取代武官（陳峰：《從樞密院長貳出身變化看北宋「以文馭武」方針的影響》，《歷史研究》2001年第2期）。同時，宋仁宗朝以後，「以文馭武」方針盛行，文臣不僅主導樞密院決策，也掌控各地軍事指揮權，如宋人所說：「不以武人為大帥專制一道，必以文臣為經略以總制之。武人為總管，領兵馬，號將官，受節制，出入戰守，唯所指麾。」（劉摯：《上哲宗論祖宗不任武人為大帥用意深遠》，《宋朝諸臣奏議》卷65《百官門》）南宋時期也大致如此，文官大臣往往出任重要戰區的統帥，宋高宗朝還規定：「每路文臣為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總一路兵政，許便宜行事，武臣副之。」（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6）此外，在軍隊部署上，宋朝長期實行「內外相制」規則，即：將大約半數軍隊駐守於京畿，其餘分布於外地，以互相制衡，「使京師之兵足以制諸道，則無外亂；合諸道之兵足以當京師，則無內變」（《續資治通鑑長編》卷327）。又常將各地駐軍換防，並調換主官，使將帥「不得專其兵」（馬端臨：《文獻通考》卷153《兵考五》）。
由上可見，宋朝在國家制度設計中，貫徹制衡的原則，以防範尾大不掉局面的產生。其中圍繞兵權所推行的制衡原則，又尤為突出，就此形成了管控過度與過細的鮮明治軍特點。如宋太宗選拔將領的標準，即重視其是否具有「循謹」的特點：「朕選擢將校，先取其循謹能御下者，武勇次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25）宋真宗又對此進一步細化，其御製武臣「敕七條」規定的內容，要害在於修身、守職及所謂威嚴三項，強調武將應有循謹、本分和管束部屬的能力，卻無一條涉及果敢用兵等要求（曹彥約：《經幄管見》卷4）。
2.宋朝治軍特點的影響與得失
宋朝治軍特點的產生，是伴隨立國以來朝政發展形勢所形成的。在兩次北伐遼朝失敗後，在內外多種因素影響下，宋太宗統治集團放棄了「大一統」帝國的追求，轉而以穩定內部秩序為施政主軸，以文治建設成就為主要目標，由此確立了「崇文抑武」的治國理念和價值觀（參見陳峰等：《宋代治國理念及其實踐研究》，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與之相輔相成，宋朝軍隊的定位與宗旨演化為維持域內統治和對外防禦，主要職責是鎮壓內亂，而非與塞外強敵爭鋒，邊防戰略遂定型於保守防禦。正因為如此，其治軍特點轉向嚴控，而不在於發揮效能。就宋朝治軍特點的實際影響而言，顯然具有鮮明的「雙刃劍」效果：一方面滿足了內政發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則制約了邊防能力的提升，可謂得失兼有。從正面成效來看，主要有以下三點：
其一，這種特點有利於牢固控制兵權，有效地抑制了地方割據、武夫幹政乃至兵變奪權因素的發酵，從而維持了統治秩序的長期穩定。如北宋人已指出：「此所以百三十餘年無兵變之故。」（範祖禹：《範太史集》卷26《論曹誦札子》）
其二，極大地壓制了軍功集團與武將勢力，鞏固了文官士大夫的主體地位和權威，從而確保內政路線的長期不變。在此局面下，相較於以往王朝，宋朝帝王受到士大夫群體的約束較多，大都難以達到肆意暴虐的地步，特別是不敢任意殺戮官員，這就有助於推動政治文明的發展。
其三，遏制了窮兵黷武現象的發生，從而在較大程度上減少了因內戰而對民眾造成的破壞影響，有利於經濟社會、文教科技的持續發展。兩宋三百餘年間，內戰相對較少是不爭的事實，這就使宋代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域內穩定環境，有助於各項建設的展開和百姓安居樂業。
就消極後果而言，管控過嚴、過細的治軍特點，直接影響到宋代軍隊效能的正常發揮，其表現主要也有以下三點：
其一，將帥處處受到掣肘，難以發揮主觀能動性，也就無法進行積極、靈活的運動戰，從而極大地降低了軍隊的戰鬥力。如北宋前期官員已指出：「兵勢患在不合，將臣患在無權。」「近代動相牽制，不許便宜……勇敢無所奮，知謀無所施，是以動而奔北也。」（《續資治通鑑長編》卷30、卷44）
其二，軍事將領能力弱化，兩宋軍中可謂庸將多而良將少。典型者如宋太宗朝曹彬、潘美等將帥在北伐中的消極表現，宋真宗朝河北大帥傅潛的「畏懦無方略」（《宋史》卷279《傅潛傳》）。宋仁宗朝眾多將領更表現得庸碌無為（參見陳峰：《北宋武將素質的整體考察》，《文史哲》2001年第1期），以後的情形也大體類似。而像狄青、嶽飛及餘玠等名將，不僅鳳毛麟角，且大都遭受猜忌、排擠，難以善終。
其三，這種治軍特點落實到邊防上，則造成宋軍喪失如漢唐軍隊長驅出塞作戰的能力，只能固守消極防禦作戰，被動應對、挨打。如宋人所指出：「及乎賊眾南馳，長驅深入，鹹嬰城自固，莫敢出戰。是漢家郡縣，據堅壁，囚天兵，待敵寇之至也。所以犬羊醜類，莞然自得。」（《續資治通鑑長編》卷30）這就使兩宋難以有效抵禦北方遊牧政權軍隊的進攻，從而導致邊防長期陷於困境，最終先後亡於邊患。
反觀以往歷史上，秦、漢、隋、唐等中央王朝因崇尚「大一統」觀念，故施政具有文武並重、內外兼治的傾向，軍事徵伐成為重要的統治手段，軍隊扮演著對外積極防禦，乃至於開疆拓土的重任。於是，為防範兵權失控而要求將領服從皇權，固然依舊是治軍的要害，但卻並未成為僵化的教條，更不會過度用制衡手段束縛將帥的手腳。也就是說，這些大一統王朝的治軍特點是注重實效與軍力發揮。當然，歷史都有兩面性，在宋代以前的歷史上，當統治者窮兵黷武之時，連年戰爭也給民眾帶來不盡的災難，漢代樂府詩《戰城南》、曹操《蒿裡行》及杜甫《兵車行》之類的詩，就揭露了兵燹戰亂的無窮危害。
其實，呂祖謙所感嘆的「武備不振」，主要是指邊防困境的問題，而若從更全面的視角來看，宋朝域內統治的長期穩定，也離不開軍隊發揮的作用，即如南宋人所總結：「漢唐多內難而無外患，本朝無內患而有外憂。」（呂中：《宋大事記講義》卷1《序論》）歸根結底還在於宋朝選擇的發展道路不同於以往，因此形成的治軍特點可謂得失兼有。不過，宋朝留下的歷史經驗教訓依然深刻，為後世留下了醒目的覆轍。
（作者：陳峰，系西北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宋代治軍理念與朝政關係研究」〔18AZS009〕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