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山海關的建設

山海關靖邊樓

山海關聞名華夏，是古代中國最重要的關隘之一。清《畿輔通志》稱山海關：「枕護燕薊為京師屏翰，擁雄關為遼左咽喉」。

坐落在遼西走廊最狹窄處的山海關關城及其附屬城堡長城，佔據著地理形勢上的最佳位置，7座城堡有主有輔，有正有奇，結構合理，層次清晰，組配成軍事功能各不相同、相互協同、互為犄角的關城建築群落。

山海關城是這個體系的主體核心，東、西羅城是這個體系的前鋒後衛，南、北翼城為其南北側翼，寧海城控扼濱海，威遠城臨其前哨；起自關南大海、蜿蜒北部群山而去的長城，如大鵬雄健有力的翅膀，環護著雄關背後的中原腹地。長城、雄關、高山、大海，在這裡連結為一體，城因山海而險，海山因城而雄，「山海交匯，隘塞嚴關」，「峭壁洪濤，聳匯南北，束若甕牖」（民國十七年《臨榆縣誌》卷五）。

山海關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長城關隘或關城，是一個中外罕見的古代軍事關防體系。這個科學嚴密、布局合理的關防建築體系，是明代200多年時間內，根據地位及形勢的需要而陸續修築完成的。它的建築始於明朝洪武十四年（1381年），歷經洪武、天順、弘治、嘉靖、隆慶、萬曆、天啟、崇禎等八朝，終止於崇禎十七年（1644年），基本貫穿了明王朝的始終。

明代山海關長城關防體系的完成，並非是哪一個時期、哪一個人所做的獨立創舉，她是明代多少志士仁人、經歷了幾個不同發展階段而陸續完成的。這個體系的軍事思想、功能作用，是隨著明代政治及軍事形勢的發展而加強完善的，與山海關在明代不同時期政治軍事的需要密切相關。

山海關建關設衛，是在明初的洪武十四年。當時，大將軍徐達鎮守北平（今北京一帶），奉旨「發燕山等衛屯兵萬五千一百人，修永平、界嶺等三十二關。」（《盧龍塞略》卷五「開國經略」）山海關是「三十二關」中最南端瀕海的第一座關隘。「山海關」的命名，則是因這裡北依燕山，南臨渤海，地處山海之間而得名。

山海關地處古「碣石道」上。建關設衛前為元遷民鎮地，自古以來地理位置及戰略地位都十分重要。明朝在山海關依關設置「山海衛」，領十千戶所，隸屬北平都指揮使司。

史志記載，徐達初建的山海關城周長「八裡一百三十七步四尺，高四丈一尺」，今實測，約4.3千米，高14米。如此規模的關城，在萬裡長城的關城之中可謂是屈指可數的。關城之外，還挖有護城河，「周一千六百二十丈，闊十丈，深二丈五尺」。護城河外還設有加強護城河防護能力的溝壕「夾池」，「夾池」的寬度與深度是護城河的一半。

在關城建築方面，建關初期的山海關並沒有今天所見的7座城堡，只有衛城（山海關城）一座。城門的設置也同於常見的關城建制，僅設控扼關城進出的兩座城門。山海關控制的是東西方向道路，因而就設有東門和西門。東門名「鎮東」，西門名「迎恩」，城南北兩側不設城門。徐達初建的山海關城內偏北部，建有預警報時的鐘鼓樓。山海關東面城牆是南北走向長城的一部分，東南角上建有一座平面為曲尺形的角樓，樓名「靖邊」。與東南角相對的東北角也計劃建一座名為「威遠」的角樓，當時基礎已就，但因徐達奉調回京而未建成。

與關城同時還建有長城，長城當時稱之為「邊牆」。「邊牆」南起海濱，北上角山，蜿蜒東北而去。明萬曆《永平府志》卷七「武功」說：「（徐達）乃依山阻海創立關城，復修築邊牆，阻塞隘口」。

調查得知：明初修建的長城邊牆是一道就地取材、平原土築、山地毛石或土石混築的簡陋牆體。牆間距離不等還建有一些凸出牆面之外的牆臺。牆臺或稱「馬面」，萬曆《永平府志》卷二「關營」載：山海路範圍內類這樣的牆臺有12座。

徐達修築的山海關一帶長城，除山海關正關外，還設有南海口關、南水關、北水關、旱門關、角山關、三道關、寺兒峪關等小型關隘。這些小型關隘中，南海口關建有土築小城，其它關隘有關無城。山海關南、北水關處於河道之上，這兩個關口冬天枯水季節砌塞，「春夏則啟之，以通水道」，尚不作長久之計。但這時的山海關和山海關長城，已經有了基本布局及合理的走向位置，尤其是關隘及長城的選址科學合理，為後來的完善改進奠定了重要的前提基礎。

洪武年間山海關長城的建設是基於明朝初年的形勢。時居山海關外的有元太尉納哈出，屯兵20萬於金山（今雙遼東北），與東北其它路元軍「彼此相依，互為聲援」，經常攻擾明王朝的燕薊一帶。因而山海關這樣靠近北平的東部咽喉要地修築長城關隘，便於作戰防守的需要，是軍事上的有效措施和當務之急。洪武年間徐達建關設衛，是明代山海關長城建設歷史上的第一個階段。

明代山海關長城修築史上的第二個階段，在天順、弘治和嘉靖年間。天順七年（1626年）開闢增建了北門和城樓「威遠樓」，山海關這時有了東、西、北三個城門；嘉靖八年（1529年），關城上新增南門和「望洋樓」。南門的開設使山海關四門俱備，城市功能有了很大的改善。這時的山海關關城格局同於地方州縣城池，已同一般意義上的關隘城堡有所不同，軍事及政治地位各方面都上升到一個新的階段水平。

天順、弘治、嘉靖時期，山海關及周邊長城經歷了一次規模較大的修繕行動，這就是弘治十二年至十三年，副都御史洪鐘的修城築邊。當時洪鐘任順天、永平二府巡撫，負責整飭邊防戰備，對起自山海關至京城一線的長城邊牆進行了補築和修繕，在一些地方還創立寨堡。在這次修邊行動中，山海關長城增築了三座關堡，原來有關無城的角山關、三道關和寺兒峪關，都增築了規模不等的石築城堡。其中角山關城高一丈五尺，周長三十丈七尺；三道關城高一丈有餘，周長六十八丈；寺兒峪關城高一丈二尺，周長一百一十七丈。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時任山海關兵部主事的孫應元，在山海關關防建設方面也做了三件事：一是完成了建關初期徐達未竟的山海關東北角樓「威遠堂」建設，加強了關城臨敵一面的防禦能力。二是在角山旱門關上方高崖和南海口長城盡頭各修築了一座實心敵臺，對容易受到攻擊的角山關和長城瀕海部分做出了補充加強。其三是建造了角山旱門關外側小山頂部的烽火臺，改善了角山及旱門關一帶長城的預警能力。以上都是有針對性的建設項目，建設的前一年冬天，蒙古騎兵大舉攻關，這些地方都是要衝和發生險情的問題之處。總之第二階段的山海關建設，主要特點是局部增補及關城及附屬關隘城堡的建設。

隆慶、萬曆年間是山海關建設的第三個階段，同時也是明代山海關長城建築史上最為重要的一個歷史階段。明郭造卿《盧龍塞略》「邊防表」稱：「若薊鎮隆慶後其邊城之堅緻振古所未有也。」

從隆慶二年（1568年）開始，在著名軍事家戚繼光的倡議主持下，包括山海關長城在內的薊鎮邊牆，普遍按規定加高加厚，重要地段牆體包磚並以條石為基。長城牆頂海墁鋪面，外設垛口，內設宇牆。垛口牆下設「懸眼」（也稱「望孔」），要衝地段還開有射孔和雷石孔。萬曆七年（1579年），戚繼光主持、山海路參將吳惟忠具體負責，築山海關南海口「入海石城」七丈，從此長城高牆修入大海，徹底解決了山海關長城防守上的一個「軟肋」環節，粉碎了敵騎涉海繞關的夢想。這個圪立海中、被稱作「老龍頭」的海中壁壘，是中國長城建築史上的奇蹟，也是世界建築史上的一道亮麗奇觀。

在這個時期，山海關長城建設有一項創舉，這就是長城的空心敵臺建設。空心敵臺是長城建築以及長城防守上重要設施改進，是中國長城建築史上最偉大的創造。

戚繼光創設的長城空心敵臺，使戍守長城的官兵從此有了安身立命之所，平時可遮風蔽雨，貯存糧草武器；戰時「內衛戰卒，下發火炮，外擊敵人，敵矢不能及，敵騎不敢近」，長城的軍事功能得到空前提高。與空心敵臺結合在一起的明代長城，是長城這個古代軍事建築頂峰階段的重要標誌之一。

山海關長城大規模的敵臺修築是隆慶、萬曆年間。此階段共建成空心敵臺23座。其中，隆慶三年（1569年），總督譚綸、參將莫如德，主持修建了三道正關十四號、松山東二十號、橫嶺二十三號3座敵臺。以上3座敵臺位於山海關長城的中、東部山嶺地帶。

隆慶四年（1570年），譚綸、參將管英主持修建了角山東十一號、爛石十五號、松山西二十二號，都督戚繼光改建命名了南海口靖虜一號，共4座敵臺。四座敵臺中的前3座位於有「萬裡長城第一山」之稱的角山東部，靖虜臺坐落海邊，號稱「萬裡長城第一臺」。

隆慶五年（1571年），總督劉應節、管英主持修建了三道小口十二號、唐帽十六號、松山二十一號3座敵臺。這3座敵臺也位於山海關中、東部山地部分。

萬曆元年（1573年），劉應節、參將林岐主持修建了南部平原長城的南水七號1座敵臺。

萬曆二年（1574年），總督楊兆、參將沈思學主持修建了王受二號臺，劉應節、林岐主持修建了北水八號臺、旱門十號臺共3座敵臺。其中王受臺位於濱海長城北端，北水、旱門分別居北部平原長城和角山南麓。

萬曆五年（1577年），楊兆、參將王有臣主持修建了尖山東十八號1座敵臺。

萬曆六年（1578年），總督梁夢龍、參將吳惟忠主持修建了山地中部桃園東十三號、唐帽西十七號2座敵臺。

萬曆十二年，總督張佳胤、遊擊董承祺主持修建了白鋪三號、北小鋪四號、大灣五號、界牌六號4座敵臺。這4座敵臺全部位於南部平原地帶。

萬曆十四年（1586年）年和萬曆十五年（1587年），總督王一鶚、參將谷成功主持修建了腰鋪九號和尖山十九號2座敵臺。腰鋪臺是山海關平原長城最北部的一座敵臺。到此為止，明代山海關長城上的23座敵臺便全部建成。

此階段關城的建設有兩個方面：一是在山海關長城原有的南海口關、南水關、山海關、北水關、旱門關、角山關、三道關、寺兒峪關等的基礎上，又增築了爛石關（又稱「濫水關）於三道關及寺兒峪關之間。萬曆元年（1573年）總督劉應節為加強有關無樓的南、北兩座水關的防禦能力，又在關門之上各修築一座敵樓。

這個時期山海關關防體系還有一項重要建設，這就是山海關東羅城的修築。萬曆十二年（1594年），山海關兵部分司主事王邦俊、永平兵備副使成遜，在山海關東門外修築了被稱作「東羅城」的山海關外城。東羅城的修築，改變了戰時山海關關門直接受敵的風險性，起到了戰鬥緩衝和外圍設防的重要作用。

東羅城周長547丈，城牆夯土包磚，高2丈3尺，有東、北、南3座門，東門即被稱作「關門」的「服遠門」。服遠門券門上方有「山海關」青石門匾一塊，這是山海關關名的唯一所在之處。從修建東羅城使用的字模印文城磚看，當時參加築城的有真定營、德州營、建昌車營、臺頭營、燕河路、石門路、樂亭縣、撫寧縣、灤州、盧龍縣、遷安縣等11個軍政建制單位。

由於東羅城城牆與關城城牆有兩處連接點，為加強防衛、防止在東羅城被攻破的情況下由此攀登關城，還在羅城與關城連接位置的主城牆上，增築了「臨閭」、「牧營」兩座小型城樓。增築東羅城後的山海關關城，臨敵一面的城牆上共有了5座城樓，5座城樓面對東方，雄踞高城之上，城樓格局人稱「五虎鎮東」，威武壯觀。

天啟六年（1626年），在靖邊樓與牧營樓之間還修築了一座被稱作「新樓」的城樓。

《山海關志》記載，隆慶四年後山海關內外，戚繼光從薊鎮防務通盤考慮，建起了14座用以聯絡和傳遞軍情的烽火臺。自軍事功能方面講，山海關的長城關防體系在這種情況下已臻完善。這種完善和規模，在綿延萬裡、星羅棋布的長城關隘中是絕無僅有的。

明代中後期相當長的時間內，北方的蒙古諸部經常騷擾寇邊，京師及薊鎮一線不時報警告急。作為京師東大門的山海關第二、第三階段的建設修築，除了自身的軍事方面考慮之外，特別是增加了拱衛京師，做「京師屏藩」這樣一個重要目的。

戰亂頻仍，風雨飄搖的明末崇禎年間，是山海關關防體系建設的第四個階段。這個階段是山海關關防體系建設的最後一個歷史階段。在這個搖搖欲墜、行將就木的王朝末日，山海關的城防建設如落日餘輝，又出現了一個小小的高潮。

崇禎六年（1633年），時任山海巡撫的楊嗣昌修築了山海關七大城堡中的南翼城、北翼城和海防城堡「寧海城」。楊嗣昌是明朝末年的一個重要人物。他後來以兵部尚書之職率大軍圍剿李自成、張獻忠而赫赫有名。南北翼城的建設，增強了山海關南北兩翼的防護能力。寧海城主要是針對長城瀕海部分的防衛，兼有海防作用。在此之前，這裡曾築有明早期修築的南海口關城，但不成規模。天啟二年（1622年）兵部尚書孫承宗還在這裡設水師「龍武營」。

崇禎十六年，山海關背後的中原不靖，農民起義風起雲湧、此起彼伏，鑑於此種形勢巡撫朱國棟又修築了西羅城，這時的山海關更今非昔比，具備了應對「四戰」的功能。但西羅城的修建並沒有完工，北京就被李自成大順軍攻破，明王朝壽終正寢，西羅城的修築也就不了了之，留下了作為其標誌性的建築「拱辰門」。

山海關外二裡的「歡喜嶺」上，還築有一座「威遠城」。這座山海關前方的哨城傳為吳三桂所修，時間約為吳三桂駐關的1644年（崇禎十七年）。威遠城城高3丈，下砌以石，四隅起臺垛，周方70步，南面有門，上鐫「威遠」二字。威遠城面向東方，城內建有藏兵洞，可屯兵其內與關城互成犄角之勢。到這時為止，山海關的關防體系全部完成，形成了「主體兩翼，左輔右弼，二城為哨」，「七城連環，長城貫穿」，「一線逶迤」的完整格局。

最後一個階段山海關長城關防建設，主要是針對後金和後來的清政權的。萬曆末年的「薩爾滸之戰」以後，女真族建立的後金政權在山海關外崛起，明朝東境戰事不斷，形勢吃緊。山海關擔負的是「京師屏藩」和「邊關重鎮」兩重責任。

山海關長城及山海關關防體系建設，孕涵著深奧、偉大的軍事思想，是中國古代軍事思想的光輝體現。中國古代名著《孫子兵法》中有這樣的表述：「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將一道或一座原本用於攻守的邊牆關隘，構建成由26公裡長城、7座城堡、10座關隘、23座敵臺、14處烽燧組成的入海垣山複雜長城關防體系，其思想及目地已遠遠超出了一般的攻戰意義。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面對森嚴壁壘的山海關長城關防體系，來犯敵軍難有不心生畏懼的。明中後期戰事頻仍的北方中國，山海關少見刀兵，不可一世的「滿洲鐵騎」幾次攻明均繞關而去。這就是山海關長城關防體系建設孕涵「不戰而屈人之兵」思想的體現。「備者多則戰者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有備無患。這樣的思想及結果，也正是山海關建設者的匠心所在。

山海關長城及山海關關防體系反映出來的軍事思想，對於我們今天的國防戰略思想仍有著借鑑及參考意義。

山海關長城關防示意圖

摘自王老師的《長城漫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