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桂河大橋》，諾蘭拍不出《敦刻爾克》

當克里斯多福·諾蘭提及自己今年二戰巨作《敦刻爾克》的靈感來源時，最先想到的英國導演便是大衛·裡恩。

而裡恩之所以在這個年代還會被人銘記，憑的正是一部部史詩巨作，仿佛他天生是為了鴻篇巨製而生。

今天要和大家說的，正是這部出自裡恩之手，啟發諾蘭的戰爭史詩——

《桂河大橋》

如果沒有《桂河大橋》這部波瀾壯闊的二戰史詩，或許就不會有後來讓大衛·裡恩登上頂峰的《阿拉伯的勞倫斯》、和《日瓦戈醫生》。

《桂河大橋》不只標誌著一部史詩電影的誕生，更標誌著一位史詩級導演的誕生。

接下來，就和大家好好聊聊這部瘋狂又優雅的史詩。

音樂起！

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東南亞戰場。日軍在佔領馬來半島和緬甸後，開始大肆羞辱之前曾在當地殖民的歐洲軍隊。

但表面狂妄的日本人並沒有太強的安全感——因為擴張得過於迅速，進入緬甸境內的先頭部隊嚴重缺乏補給，隨時可能被反擊。

海路補給的速度太慢，並且補給船完全暴露在聯軍的潛艇火力之下，因此日軍僅有的希望，就是在緬甸和泰國交界的險惡叢林中，硬生生造出一條鐵路補給線。

怎樣才能實現這個艱難而嚴酷的戰略工程？在大量奴役當地平民的同時，日本人把目光投向了聯軍戰俘。

日軍強迫英國、荷蘭、澳大利亞和美國的戰俘，修建這段總長415公裡的鐵路，最終造成至少1.6萬聯軍戰俘的死亡，而當地平民因強制勞作而死亡的人數更是高達10萬。

在這條建立在血肉之上的鐵路中，最臭名昭著的，是靠近泰國曼谷的一座大橋。

就在這段時間，一位名叫皮埃爾·布爾的法國特工在湄公河沿岸被捕，遭到了日軍嚴酷的刑罰，並且最終沒能逃脫強制勞工的命運。

相對幸運的是，布爾並沒有被分配到建造「死亡鐵路」的隊伍中，直到二戰結束，他才被解救回法國。

回法之後，布爾根據自己第一手的戰俘經歷和第二手的道聽途說，開始了文學創作。

他把那座臭名昭著的大橋，安到了緬甸地區一條人稱「桂河」的小溪上，用英國戰俘尼科爾森上校和日本軍官佐藤上校的視角，講述著關於「死亡鐵路」的故事。

1952年，他的小說《桂河大橋》（左為小說，右為電影海報）出版，迅速成為世界級暢銷書，並被好萊塢購下版權。

出品過《非洲女王號》和《碼頭風雲》的好萊塢大製片人薩姆·斯皮格爾，是購得《桂河大橋》版權的金主。

他找來奧斯卡提名編劇卡爾·福爾曼（《正午》）進行劇本改編，但他在聘請導演的環節上遇到了麻煩。

就在他一籌莫展之際，剛剛主演了愛情片《豔陽天》的凱薩琳·赫本向他隆重推薦了影片的導演大衛·裡恩。

雖然裡恩當時在好萊塢名氣不大，但斯皮格爾把他當成了最後的救命稻草。

事實上，裡恩也像斯皮格爾需要他一樣地需要這份工作。在事業上，裡恩似乎處在瓶頸期，雖然他獲得過五個奧斯卡提名，卻絲毫沒有斬獲；

在生活上，裡恩在與前妻的離婚過程中花費了大量金錢，幾乎要靠典當度日。

執導《桂河大橋》的工作，不僅可以讓他獲得直接的酬勞，影片在東南亞拍攝的便利，更能幫助他顯著避稅。

所以儘管《桂河大橋》的拍攝過程顯然會非常艱苦，裡恩還是欣然接受了這份工作。

在加入劇組之後，裡恩卻表示不喜歡卡爾·福爾曼之前改編完成的劇本，斯皮格爾只好請來年輕編劇卡爾德·威靈漢姆進行二度加工。

然而裡恩對於他的劇本更加厭惡。斯皮格爾最後不得不把《郎心似鐵》的編劇麥可·威爾森派去拍攝所在地錫蘭（現在的斯裡蘭卡），與裡恩在現場敲定最終的拍攝劇本。

初稿作者卡爾·福爾曼與終稿作者麥可·威爾森，至死都在爭論到底誰對劇本的貢獻最大。但是最匪夷所思的狀況，出現在《桂河大橋》拍攝完成並獲得廣泛讚譽之時——

在歷時三年的影片製作階段中，好萊塢出臺了黑名單制度，而這兩位編劇又恰恰都因為共產黨員的身份上了黑名單，失去了奧斯卡獎提名資格。

最終在當年的奧斯卡頒獎典禮上，《桂河大橋》最佳改編劇本獎的獲獎人，只有原著《桂河大橋》小說作者皮埃爾·布爾一人。

無功受祿的布爾並沒有現身於頒獎現場，只是委託女演員金·諾瓦克替他發表了奧斯卡歷史上最短的獲獎感言——

「謝謝。」

直到1985年，學院才最終承認了福爾曼和威爾森在《桂河大橋》中的編劇署名，並為二人追認了獎項。

裡恩曾經想讓自己在《女大不中留》中的搭檔查爾斯·勞頓（《控方證人》、《華府千秋》）飾演主角，被俘的英軍上校尼科爾森，但是因為勞頓肥胖的體型與戰俘營中的軍官形象相去甚遠，而遭到了片方的一致反對。

但裡恩堅持認為，勞頓可以在短時間內減肥成功，直到保險公司聲稱勞頓無法承受錫蘭叢林的艱苦環境，拒絕為他承保，裡恩才作罷。僅僅五年後，勞頓便因為癌症離開了人世。

放棄勞頓之後，人稱「影壇千面人」的英國演員亞歷克·吉尼斯（出演《星球大戰》絕地武士歐比旺）進入了裡恩的視線，但吉尼斯卻對是否接演這個角色十分猶豫，因為他既不喜歡劇本對尼科爾森戲份的削弱，也不樂意做一個活在勞頓影子底下的第二選擇。

當吉尼斯最終接受角色並趕赴錫蘭之時，裡恩迎接他的第一句話竟是：

「你知道我是多麼想要查爾斯·勞頓嗎？」

吉尼斯後來在自傳裡寫道：「我當時差一點就拂袖而去，給自己買張回家的機票！」

為取悅美國觀眾，改編劇本加入了另一位主要人物：油腔滑調的美軍戰俘希爾茲。

對希爾茲的選角要相對順利一些，因為裡恩和製片人都認為只有請來威廉·霍頓（《日落大道》、《戰地軍魂》），才能保證電影的票房。

所以他們在付給霍頓30萬美元片酬（相當於現今的250萬美元）以及10%的票房分紅時，眼都沒眨一下，即便導演裡恩的薪水僅僅是霍頓的一半。

《桂河大橋》的最成功之處，在於它的複雜性。

它有多線的敘事，多重視角的展示，以及多組的人物關係。

在敘事上，尼科爾森上校帶領戰俘建造大橋，與希爾茲的逃脫與返回，構成了兩條平行線索。

而在人物視角上，尼科爾森視角下的戰爭簡化成了遵守日本人的規章，繼而又演變成了固執地建造大橋；

希爾茲的視角則展現了戰爭的荒誕，他為了逃脫差點付出生命代價，最後卻不得不返回原處；

在日軍軍官佐藤（早川雪洲飾）的視角下，隨著桂河大橋的順利修建，他在尼科爾森面前曾經的威嚴，卻轉變成了不得不承認英國人比自己強大的恥辱；

在軍醫克利普頓（詹姆斯·唐納德飾）的眼裡，戰爭驅使所有人變得越來越陌生，就像他反覆對少校說的那樣，他還搞不懂什麼是戰爭。

大衛·裡恩把影片的高潮處理得既充滿懸疑，又異常冷峻。偷襲日軍的聯軍軍人在大橋下面安放炸藥的同時，橋上日軍衛兵的靴子聲在安靜的環境下扣人心弦。

而在同一時間，戰俘營裡的英軍士兵在歡鬧地慶祝著大橋建成，如此情景既與大橋處的緊張形成對比，又充滿了詭異的諷刺效果。

次日清晨，慢慢接近的火車聲響製造了長時間的懸念。而鬼迷心竅的尼科爾森寧願帶領日軍找到炸藥引線，暴露聯軍的偷襲活動，也不願看到自己心愛的大橋毀於一旦的舉動，更是把全片貫穿的「瘋狂」與「諷刺」推到了最高潮。

兼具藝術性與商業性的《桂河大橋》，在上映後即刻成了當年的票房冠軍，並在次年的奧斯卡角逐中，斬獲了最佳影片、最佳導演和最佳男主角（亞歷克·吉尼斯）等七項大獎。

大衛·裡恩的史詩生涯就此開啟，在這之後他相繼執導了《阿拉伯的勞倫斯》、《日瓦戈醫生》、《瑞恩的女兒》和《印度之行》。

這些史詩巨作以及它們所獲得的聲譽，甚至讓裡恩被英國王室授予了爵位。

作為他史詩電影序列的開篇之作，裡恩在片中依然保留著自己在較小規模的前作中所特有的複雜情感。

日本軍官佐藤在獨處時的失落，和尼科爾森上校在檢閱大橋落成時的躊躇滿志，就是其中的顯著例子。

尼科爾森在最後恢復理智時的自言自語——「我到底做了什麼」，像是經典莎劇《李爾王》中的橋段；

而影片的最後一句臺詞「瘋狂……瘋狂」，不僅是對片中所有荒誕行為做出的總結，更是代表了裡恩對於戰爭的總體看法。

而在影片誕生60年後，這種荒誕與瘋狂竟然在歲月的折射下透出了風度和優雅，這既要歸功於大衛·裡恩溫文爾雅的紳士氣質，也要歸功於那個在進行表達時以發乎情止乎禮，和看破而不點破為準則的古典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