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的孩子坐在電視機前看動畫片，捧著iPad玩遊戲，讀繪本、聽故事入眠，在各色的遊樂園中奔跑嬉鬧時，你可曾想過，幾百年前的孩子是如何生活的呢？當父母向孩子灌輸做人的道理，教會他們善良和誠實時，你是否好奇過，歷史上那些同樣年歲的孩子們，又是如何被教養成人的呢？
魯迅曾說：「倘有人作一部歷史，將中國歷來教育兒童的方法，用書，作一個明確的記錄，給人明白我們的古人以至我們，是怎樣地被薰陶下來的，則其功德，當不在禹（雖然他也許不過是一條蟲）下。」對「中國歷來教育兒童的方法」持負面評價的魯迅，如果看到今日泛濫的「別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云云，又會作何評價呢？
幾十年間，女性主義運動讓女性的聲音重新被世界聽到，從前專注於寫上層社會史的學者們也漸漸將筆觸伸向普通人，去挖掘那些權力、階層金字塔底端的生命經驗。而相較於成人世界的眾聲喧譁，兒童的聲音卻往往寂靜如迷。
1971年，兒童史學家熊秉真進入臺灣大學歷史系就讀。在這個師資條件還算過硬的科系，在藏書豐厚的圖書館內，她竟然找不到中國兒童生活過的歷史痕跡。出於對「生命傳遞」的好奇，以及對「社會文化史並不會讓所有曾經活過的人留下痕跡」的困惑，她決定填補這段兒童歷史書寫的空白。
通過《幼幼：傳統中國的襁褓之道》《童年憶往：中國孩子的歷史》《安恙：中國近世兒童的疾病與健康》等著作，她不僅解釋了自己少年時代的「大惑」——生命如何從不可能變為可能；同時向讀者展現了一幅中國兒童的生活長卷，開創了兒童史學的新天地。
熊秉真，美國布朗大學歷史學博士、哈佛大學理學碩士。曾任臺灣師範大學、輔仁大學等校歷史系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長，現任香港中文大學人文學科研究所所長、歷史系講座教授。專研婦孺醫療史，著有《童年憶往：中國孩子的歷史》《安恙：中國近世兒童的疾病與健康》等。
「知識即權力」
如何聽見6歲以下孩童的聲音？
新京報：從什麼時候開始關注兒童領域的？這個領域什麼地方吸引你？
熊秉真：我從小就對兒童這個話題很有興趣，我不太知道為什麼。我母親是在抗戰的孤兒院長大的，我父親是教育工作者，很早的時候替聯合國寫兒童文學。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意無意間，習染了他們對幼教和生命的熱愛。不只我有這個困惑，當時和我在山野裡捉迷藏的玩伴，也都很好奇：生命是如何傳遞的？初中時，我讀到波伏娃的《第二性》，沒看這本書的內文時，我不知道它是講男女之別的，以為「第二性」的意思是兒童，講長幼之別的。將年齡、人生階段作為劃分身份、製造認同的因素，始終在各個學科剛剛展開。
我對兒童與兒童問題的追尋，與其說是十多年來的一種執著，不如說是一種終生不得其解的大惑。第一個困惑是，在世界範圍內，生命是怎樣傳遞下來的？百年前的人均壽命那麼短，兒童的死亡率那麼高，在這麼困難求生的環境裡，人是怎麼活下來的？第二個困惑是，為什麼當時所有的學科都不解釋這個問題，沒有人，怎麼有歷史呢？
新京報：關注和書寫兒童歷史，是不是出於替兒童這個「弱勢」群體發聲的責任感和道義嗎？還是希望能匡正歷史書寫的偏頗？
熊秉真：學界和公眾都說，歷史不能只有男人的聲音，還要有女生的聲音；不能只有王公貴卿的聲音，還要有平凡人的聲音；不能只有單一個人的聲音，還要有族群的聲音。但是卻沒有人說，不能只有大人的聲音，沒有小孩的聲音。後來我發現，年齡是重要的界定因素之一。6歲以下的孩子的聲音在全世界範圍內是很重要的，但卻一直被忽視。人口結構是一個金字塔結構，年齡越小，人數越多。在一個社群中，15歲以下的人佔人口的一半。如果這一半的人在任何文字記載中都不出現，都沒有聲音。這是不成立的。
《童年憶往》
作者: 熊秉真
副標題: 中國孩子的歷史
版本: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8年11月
新京報：我們的歷史書寫中少見關於兒童及其生活的系統、完整的記敘。哪些原因導致了這樣的結果？
熊秉真：大家經常說，「Knowledge is power」，知識就是權力。倒過來說也是對的，權力製造知識。我們所有接收到的信息，都和權力結構有關。6歲以下的孩子是沒有權力的。
新京報：回溯兒童歷史的難題之一，就是如何透過成人的「二手」記錄，儘量還原兒童生活的本真。你是如何克服這個難題的呢？我們如何看待或理解兒童自身生活的意義？
熊秉真：不一定要用二手材料，也可以用兒童的自我陳述。孩子會留下很多直接的證據。我所用的材料不只是文獻，還有小孩留下的東西，他們畫的畫、唱的歌、流傳的故事、他們死後留下的衣服等等。另外，我們怎麼還原嬰幼兒的聲音呢？——通過幼科的醫療記錄。比如，有尚在襁褓中的嬰兒拒絕吃奶，僱了一個又一個奶媽，他都推開。這算是他的聲音嗎？他有表達拒絕的意見。這個聲音不是經過二手傳播的，而是當時一萬多件醫院檔案中留下的，有名有姓有地點有年齡。如果是單一的喜好，就是個例。但如果在按照時間、地點、階層去調查，將個例集結起來，就形成了一個整體趨勢，甚至可以展示過去幾百年的改變。你就可以說，六歲以前的人也可以有自己的歷史，他有悲歡離合、喜樂痛苦，他有他的希望、有他的需要和意見。
童年的消逝
社會越富庶，兒童就越幸福嗎？
新京報：法國史學家菲力浦·阿利埃斯在《兒童的世紀》中說，16世紀以前，兒童被視作「縮小的成人」，兒童自身是沒有獨立地位的。在中國，教兒童做人，也主要是教兒童如何成為「具有某種特質」的成人。現代化的進程為兒童帶來過怎樣的影響？
熊秉真：《兒童的世紀》這本書，讀者多半只看前半部分，就會誤以為阿利埃斯對於現代社會「發現」兒童持積極態度。但看了後半部分關於兒童教育史的內容，你就會知道，他其實覺得童年被發現之後，孩子的童年會變得悲慘。因為他們會被送到學校，接受統一的教育，只學特定的學科，聽特定的歌，玩特定的遊戲，穿同樣的衣服，做小孩該做的事，一群所謂的兒童專家，會讓他們無所遁逃於天地之間。父母又很相信專家，按照專家的建議去教育。這是很可憐的。
《兒童的世紀》
作者: 菲力浦·阿利埃斯
譯者: 沈堅 / 朱曉罕
版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3年4月
新京報：如波茲曼所說的「童年的消逝」已經成為全球性的、不可逆轉的現象。站在家長、學校和社會的立場，我們應該如何應對呢？
熊秉真：我不知道這是不是不可逆的過程。我想如果我們有意識地應對，會不會迎來新的覺醒？不光是現代化的進程對孩子有影響，現在一些大人恨不能讓一個6歲的小孩馬上長成16歲、26歲的樣子，讓他懂規矩、變得「有用」，這是很功利的。如果一個社會能善待每個成員，不催逼他，讓他以自己的方式成長、生活，那麼整個社會就能舒緩下來。我們每個人都希望進步，現在我們終於不愁吃穿了，我們的進步卻好像變成一塊砸自己腳的石頭。這是一個內設的危機，是自己給自己製造的一個困境。
新京報：現在網際網路通訊發展這麼迅速，孩子的童年大多缺少不了手機、電腦的陪伴。你怎麼看這件事？
熊秉真：我坐飛機來的時候，看見身邊兩三歲的小孩都可以很流暢地用iPad，當他看見報紙的時候，甚至還在用手去劃，以為這樣可以翻頁。也許學歷史的人就有自己的偏好，容易在時間的進程中看到：隨著世界的發展，很多事情一去不回。但是只要你有這種意識，或許就會有一個反作用。
《童年的消逝》
作者: [美] 尼爾·波茲曼
譯者: 吳燕莛
版本: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1年6月
新京報：近十年來，大陸早期教育的培訓機構如雨後春筍湧現，「別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成了一句很流行的宣傳語。很多家庭教育也自願或被迫加入這個行列。從兒童教育的角度，你怎麼看「別讓孩子輸在起跑線」這種說法？
熊秉真：不光是中國，日本、韓國等亞洲國家都是這樣。我們叫做「competitive rearing」（競爭式的育兒方式）。社會一直往前走，需要一個推動力，成人會將希望像跑接力賽接棒一樣，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希望讓孩子快速起跑。但起跑之後會怎麼樣呢？這是我們需要追問和思考的問題。一個社會如果一起勇往直前，它賺到了什麼、賠上了什麼，會在未來越來越明晰。在一個現代化很成功的國家，大家容易有一種失落感，因為為這個成功所付出的代價是再也找不回的。我並不想去評述，學歷史的人不應該像算卦的人一樣，去預測未來。
新京報：繪本引進的熱潮、兒童影視和文學作品的興盛，讓孩子可以看的東西變多了，卻又似乎更難選擇了。傳統中國的幼教經驗能否為我們當下的文化產品、產業提供一些思路？
熊秉真：我覺得多樣性最好。我們已經銜接了晚清、民國以來全盤西化的傳統。市場上外國的繪本作品非常多，但我們對於自身文化的精髓，反而「近鄉情怯」。我覺得有點可惜。因為維持文化的多樣，就像生物的多樣一樣，是非常重要的。如何維持人文傳統的多樣性？答案是：不能讓一件事或一種觀點一枝獨秀。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採寫：新京報記者 張暢；編輯：走走。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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