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公本是白面書生
「包龍圖打坐在開封府，尊一聲駙馬爺細聽端詳。」 包公，黑臉，額頭上有個月牙，千百年來清正廉潔的形象深入人心。可這都是在戲裡，真正的包公不僅不是黑臉，反而是一位慈眉善目、風度翩翩的白面書生。那一介白面書生為何變成了黑臉包青天呢？
大概是「開封府」的名頭太大，不少人以為包拯是開封人，事實上，包拯是北宋廬州合肥人，那裡現在是合肥市肥東縣。他的生、他的家、他的墓，都是在肥東這片土地上的。
包公在戲曲裡是個大黑臉，毫無英俊瀟灑可言，他的人物形象被戲劇化了，生活經歷被故事化了，但這個「清廉正直」的黑臉被千年傳誦著，在他的身上寄託著世代百姓的訴求。在肥東這樣一個有著清廉傳統和淳樸民風的地方，是如何孕育出澄澈的性格和正直的血脈？當下了高鐵直奔肥東時，心中不免好奇和期待，在這樣一個靈秀之地會有怎樣的驚喜呢。
包公的清廉基因就隱藏在廬州的歷史深處。在合肥市裡的包公園，我們看到了歷史和現代的銜接。現代化大都市包裹著包公園的綠樹蔭蔭，儘管現在包公園已經是廉政教育基地，全國各地遊客絡繹不絕，但就在那個「明月廳」，當地的朋友隨口說「包公小時候就在這裡玩耍」時，還是會覺得仿佛時光穿越，歷史撲面而來。包拯是在這裡「玩耍」的一個孩子，怎麼就成了那個大黑臉的包公、包青天、包龍圖了呢。
包公園是為了紀念包拯而建的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用建築、雕像等各種藝術形式再現包公「清風高節」的一生。走進園裡的包公祠，便可見到「色正芒寒」、「節亮風清」、「廬陽正氣」等歷代官員及文人墨客書寫的牌匾和楹聯。太平天國時期包公祠因戰火被毀，現存的包公祠，是同為合肥人的李鴻章於1882年捐銀加以重建，並寫下《重修包孝肅公祠記》的碑文，現在這碑立於享堂正殿左側。由此可見，無論哪個朝代哪個人，對包公的精神品質都是欽佩和敬仰的。包公祠抱柱上鐫著一副對聯：「凡吾輩做官，須帶幾分骨氣；謁先生遺像，如親三代典型。」包公坐像高八尺，古銅色，蹙眉平視。包公像左邊木臺上擺放著三口銅鍘：龍頭鍘、虎頭鍘、狗頭鍘。但其實，《鍘美案》不過是戲劇家們虛構的故事。
儘管包公黑臉月牙的形象婦孺皆知，但包公祠內的包公坐像、刻像均無這樣的形象特徵，即便在包公老家肥東縣的包氏宗祠內，包公畫像亦非黑面。史書上也無包公黑臉的記載，真實的包公是個白面書生。之所以「黑臉」，是因為他鐵面無私，而鐵面正是民間俗稱的「黑臉」，所以「包拯黑臉」與真實面貌無關，而是元明以來戲劇中的形象。
肥東小包村是包拯出生的地方，包氏宗祠坐落在公路邊田園中，祠堂很小，略顯寒酸，但周邊非常乾淨，留下了精心打理的痕跡。我們注意到了著名書法家趙樸初先生書寫的包氏遺訓：「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後，不得葬於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包公的第34至37代子孫依然在這裡生活著，而就在這小小的村落裡，現在保存完好的和包公有關的遺蹟仍有不少，比如「花園井」、「荷花塘」、「衣胞地」、「鳳凰橋」、「一裡十三包」等。時間有限，我們不能一一探訪，但從村民大爺大媽的虔誠中，我們感受到了包氏後人對包公的敬仰和熱愛。
歷史學者、合肥市李鴻章故居陳列館館長吳勝介紹說：歷史上關於包拯的記載不少，他從小就接受了正統的儒家教育，展現出很高的天分，他少年老成穩重，而且字寫得很好，筆法端勁。包拯是家中獨子，1027年考取進士後考慮到父母年事已高，回絕了朝廷官職的任命，堅持不去赴任，在家陪伴父母。幾年之後，父母相繼去世，他在雙親的墓旁築起草廬，直到守孝期滿後依然不忍離去。1037年才在親友的勸說下離開家鄉，踏上仕宦之路，這年他已經39歲了。
後來，他當官後的故事各種戲文中都唱過了，剛正不阿、抑強扶弱、執法如山、鐵面無私……這些詞千百年來也都用過了。他一生中留下的唯一一首詩更說明了他的性格：「清心為治本，直道是身謀。秀幹終成棟，精鋼不作鉤。倉充鼠雀喜，草盡狐兔愁。史冊有遺訓，無貽來者羞。」這也就是為什麼包公是那個經過了歷代不斷豐富和理想化了的清官形象。
在合肥的包公園，荷葉田田，荷花飄香，「出淤泥而不染」的清廉形象不言而喻。而驚奇的是，這裡所產的蓮藕無絲，不像其他地方出產的藕那樣藕斷絲連，據傳說這是包公正直無私的緣故。
也許所有的劇種都演過包公戲。安徽省作協主席許輝對包公戲的沿革做了介紹。包公戲在宋元時期的南戲中已經出現，但真正繁榮成熟則依於元雜劇。元初，戲曲藝術漸趨成熟，民間流傳的大量包公故事被引入雜劇，元代包公戲數量之多、影響之大，成為引人注目的文藝現象。據統計，元雜劇存目約530種，今存本162種，現存公案劇19種，其中包公戲13種。而元雜劇包公戲特點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主要針對權豪勢要和社會矛盾，第二階段主要針對家庭矛盾、財產糾紛。
明代包公戲大多散失，目前只存有《胭脂記》等5種，但明代包公戲中的包公，權力被擴大，能力被擴展，甚至可以掌管陰陽善惡，這表明人們對社會公正要求的進一步增加。
清朝初中期包公戲主要集中在清傳奇中，後期主要集中在京劇中，比如京劇《鍘美案》、《鍘判官》等。經過數代演化，包公在戲中越來越剛直不阿，敢於直指權貴，但也越來越被神化。
廬劇、黃梅戲、泗州戲是安徽地方戲的三大主要戲種，廬劇是「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關於廬劇有很多故事，合肥市文聯主席完顏海瑞介紹說，廬劇唱腔優美，熔山歌、茶歌、漁歌、秧歌、門歌於一爐，曲調清新、樸實、豐富。我們在合肥看了廬劇《峽硯清風》，聽過京劇的悠揚、品過黃梅的流暢，但聽廬劇還是第一次，而這第一次卻永遠地進入了內心的深入。首先是唱腔打動人心，不艱澀又不流俗，高吟低轉，千腸百回。然後是唱詞的生動有趣，包公的形象鮮明突出。幾位演員都不年輕了，但功力深厚，一招一式都能看出來自於民間的質樸而又光彩於舞臺的專業。當日演出後聽說演員都已經六十多了後又有些擔憂，廬劇是非物質文化遺產，年輕的演員們有這樣的水準和功力嗎？
作為合肥的地方戲，廬劇200年來綿延不斷地上演包公戲，據廬劇相關歷史資料記載，廬劇包公戲有《乾旱記》、《賣花記》、《烏金記》、《探陰山》、《狸貓換太子》、《秦香蓮》、《包公審驢》、《包公勸嫂》等。
包公在廬劇中也和在其他劇種中一樣，是清廉的象徵，家鄉人唱包公戲更是增添了幾分感情。完顏海瑞主席講到了《秦香蓮》，其實，這戲演的並不是包拯生活的那個年代中實有的人和事，比如陳世美，據考證是個清代小官，官聲還不錯，也算他倒黴，被劇作家寫進了《秦香蓮》，成為反派。秦香蓮是什麼時代的人也無從知曉，國太、公主也都是虛構人物。但每當劇中包公拿下官帽，脫去蟒袍，並高唱「不鍘你陳世美我就不姓包」時，全場觀眾都會一片沸騰。
完顏主席介紹，今年春天，廬劇《鍘包勉》、《包公勸嫂》在包拯的故鄉小包村演出，包氏子孫在觀看演出時被感動得唏噓流淚，戲中包公依法處死侄兒後向嫂子下跪，陳述國法和私情，傾訴不忘嫂子的養育之恩，這也許就是「長嫂如母」的出處吧。
其實不只戲劇，包公文學也很繁榮。許輝主席介紹說，包公小說與宋朝城市說書藝術同時興起。宋朝時期包公題材的話本，主要有《三現身包龍圖斷冤》、《鬧樊樓多情周勝仙》等，這些還經過馮夢龍的加工分別收入《警世通言》和《醒世恆言》。這類包公題材的白話短篇小說故事曲折，引人入勝，通過案件的發生、發展，展示了當時社會的矛盾糾紛、市井生活，也展示了包公的威嚴和智慧。
明代最有名的包公小說是《包公案》，這可以說是歷史上第一部短篇公案小說。《包公案》中有100多個故事，大多採自史書野史、民間傳說。
清道光年間，有人記錄了北京說書藝人石玉昆說唱的《龍圖公案》，整理而成章回體小說《龍圖耳錄》，後重新編輯為《三俠五義》出版。《三俠五義》是俠義小說與公案小說的合流，主題就是除暴安良、不畏權貴、為民申冤。（左上圖為現存於故宮,包公60歲時的畫像，至今已有950多年歷史。）
歷史學者吳勝介紹，大家都知道包拯清正廉潔地斷案，卻不知道他其實還是理財高手呢。
慶曆、皇祐、嘉祐年間，包拯多次擔任中央和地方的財政官員，北宋嘉祐六年（1061年）擔任了負責全國財政的最高長官三司使，號「計相」。
在此之前，對於社會經濟，包拯提出了較為完整的想法。北宋的賦稅本已十分沉重，但在交稅時，又常常讓納稅者將物品無償送到很遠處，稱「支移」，不願支移者就需交運費「地裡腳錢」，人民苦不堪言。包拯就提出來「薄賦斂，寬力役，救荒饉」的主張，宋仁宗接受建議，皇祐二年（1050年）命包拯「放天下欠負一千二百萬」，有效減輕了百姓負擔。
包拯提出的實行鈔鹽法、改革茶法、廢除榷鐵製等經濟舉措，宋仁宗都一一採納。包拯還善於採用市場手段來解決問題，當時發生災荒，廬州城糧價猛漲，包拯不抑制物價，而是讓各地急運糧食進城，糧食到了，糧價自然回落。
（來源：《北京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