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飾遭政治協迫，是權力的任性。據沈從文考證，衣分等級，並形成制度始於西周。成「辨名分，明等威」工具，得到社會認同，則緣於歷代王朝「服飾政治」推廣。
王力《中國古代文化常識》認為，「衣有廣狹二義。廣義的衣指一切蔽體的織品；狹義的衣指身上所穿的」。《毛傳》說，「上曰衣，下曰裳」；《說文》進一步闡釋，「常，下帬也」（「常」通「裳」、「帬」「裙」）。一方面，統治者篤信「垂衣裳而天下治」；一方面，歷代王朝需延續「改正朔，易服色」傳統。
「服飾政治」由來已久。
漢代，規定「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明代得到細化，「令農衣綢、紗、絹、布，商賈止衣絹、布」，「禁商販、僕役、倡優、下賤服貂裘」。條文壁壘森嚴，對「不應服而服者」如何「罪之」？《儒林外史》第二十二回，有「不應服而服者」被打案例。
原來，被打者王義安，從事妓院行業。按明代「服飾政治」規定，「倡優」屬「賤業」。不得「服」讀書人之「服」。這種情況下，王義安戴著讀書人才可以戴的「方巾」，到酒樓會客，被兩個窮得叮噹響的秀才撞上，便「不由分說，走上去，一把扯掉了他的方巾，劈臉就是一個大嘴巴，打的烏龜跪在地下磕頭如搗蒜，兩個秀才越發威風」。最後，王義安「在腰間摸出三兩七錢碎銀子來，送與兩位相公做好看錢」。
很明顯，王義安惹禍，原因在錯戴方巾。生活中如此，舞臺上更是「寧穿破，不穿錯」，嚴格按生、旦、淨、末、醜程式穿戴。這些程式，已與觀眾達成政治認同。看到戴黃帽、穿黃蟒，就是皇帝；看到戴相貂、穿蟒袍的人，就是大臣。人物一出場，觀眾就知道人物年齡、性別、社會地位、生活境遇。若跟王義安一樣，違規穿戴，臺上臺下將一片混亂。
好在王義安，用錢擺平了倆秀才。王善寶家的，就沒這麼幸運。《紅樓夢》第七十四回，邢夫人陪房王善寶家的，分不清主僕等級，負責抄撿大觀園時，得意忘形地撩賈探春的衣衫，被賈探春一個大嘴巴，打回了原形。王善寶家的怎會明白，「衣」即「服」者的「等級」，敬「衣」如敬「人」。撩主子之「衣」，等同欺主。京劇《打龍袍》，頗能闡釋「衣」與「人」關係，是「服飾政治」典範之作。
《打龍袍》故事，講述北宋仁宗年間，包拯陳州放糧，在天齊廟遇盲婦告狀，有黃綾詩帕，證為仁宗帝生母。元宵節，包拯指皇帝不孝，太監陳琳證盲婦即李後。耐人尋味處，在李後要責仁宗，命包拯代打皇帝。皇帝如何打？考驗深諳「服飾政治」的包拯臨場發揮。一、不可真打，顧忌皇帝顏面；二、要給天下人一個說法。既然，「衣」即「人」，龍袍即皇帝，「打龍袍」即「打皇帝」。
這一「打」可不要緊，明君和賢臣均脫穎而出。百姓心中諸多塊壘，在「打龍袍」的鑼鼓聲中轟然倒塌。一件衣服，將皇帝之錯嫁禍佞臣，而剷除佞臣，一可修體制之弊；二可證吾皇英明。「垂衣裳而天下治」，古時服飾與政治的關係，由此可見一斑！
王俊良 來源 上海法治報
編輯 周章龍
編審 王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