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斯，黃昏或黎明的詩人
文/王家新
「田野裡最早的長長的陰影
像人間的困境。
第一聲鳥鳴一點也不像陰影。」
「夏天的光非常年幼，而且完全無人監護。
沒人使它坐下來吃早餐。
它是第一個起來，第一個出門的。」
這是美國著名詩人、翻譯家羅伯特·哈斯（Robert Hass）《三首夏天的黎明之歌》的前兩節，讀後讓我難忘，甚至還有點驚異，因為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來描寫清晨的光和陰影的！而這是不是也和詩人的童年有關？我們知道詩人生於舊金山一帶，在聖拉斐爾長大，而他有個酗酒的母親，每當母親因為抑鬱喝酒時，他就跑到野外去玩——「事實上，我的母親就是大自然」，詩人後來曾如是說。
《三首夏天的黎明之歌》收在2008年出版的《時間與物質》（Time and Materials）中。我有這本詩集，它的封面即顯示了哈斯詩中的某種色調：植物、鳥類的照片、花卉的設計圖案，海上日出（或日落）的照片，這一切被置於一種深紅、溫暖的背景上。正是在這一年，詩人以該詩集獲得了普立茲獎，達到了他詩人生涯的又一高峰（在這之前他獲得了包括國家圖書獎在內的多種重要文學獎和詩歌獎，並於1995—1997年間擔任美國桂冠詩人和國會圖書館詩歌顧問）。
哈斯成名頗早，早年曾獲耶魯年輕詩人獎，幾十年來，作為一個人和作為一個詩人他都經歷了很多。這就是為什麼他會關注「時間與物質」這樣的主題。但是面對時間的消磨他並不頹傷，而是使他所描述的一切都帶著他的體溫、情感和動人的音調，帶著他一生所生活的舊金山海灣地區——那強烈而溫和的陽光，發藍的深邃大氣——的全部慷慨賦予。他把家鄉的氣候、風物和人文帶入了充滿光亮和空氣流動聲的語言中，把他關注的一切，風景、物體、鳥鳴、植物、動物、「咖啡杯骨瓷把手」的閃光、身邊熟睡的愛人，等等，帶入了一種新的詩的命名中。
這就是為什麼他的詩會令人喜愛和驚異。在美國，可以說這已是一位詩歌大家。他的詩親切睿智又而充滿氣度，有一種海灣地區和加利福尼亞一帶大自然本身的豐饒性。在寫法上他則融合了感性與智性、敘事與隱喻、日常會話與「宇宙音樂」，不拘一格，技藝嫻熟。他的有些詩從繁複開始返歸明澈，有些詩則清新簡約而又耐讀（如《三首夏天的黎明之歌》）。讀哈斯的詩，我們總是能獲得愉悅和啟示，如同面對自然世界本身。
正因此，讀過哈斯的詩並見過他本人的中國詩人藍藍會說哈斯是一個「完美的詩人」。去年秋天，我在愛荷華國際寫作項目期間，當我同紐西蘭青年作家、詩人Craig Cliff談到哈斯時，他這樣對我講「你知道嗎，哈斯在我們紐西蘭可是最受歡迎的美國詩人！」
而這次通讀了遠洋翻譯的哈斯詩選，除了其豐富性和多種啟示性，我還發現哈斯總是愛寫黎明之詩、黃昏之詩。他不像「地中海詩人」瓦雷裡那樣總是朝向「永遠重新開始的中午」（《海濱墓園》）。他鍾情於黎明，尤其是黃昏：黃昏的「微光」，清澈空氣中的「一聲輕叩」，還有黃昏天幕上出現的那顆星——「金星」（又名為「長庚星」）。的確，對一個詩人來說，那可能是一顆最具有「天啟」意義的星。多年前我從作家卡內蒂《鐘的秘密心臟》中譯出了「總是在日落之後，那隻蜘蛛出來，並等待金星」 這一句後，就曾暗自顫慄：它寫出了宇宙中某種最難言的神秘。
話再回到哈斯。2008年10月，我和西川、藍藍等參加了在黃山腳下舉辦的一個國際詩會，在那六、七位歐美詩人中，就有哈斯和他的夫人、詩人布倫達·希爾曼(Brend Hillman)。據藍藍回憶，一次哈斯透過竹林指著黃昏一顆最亮的星星，問它在中國叫什麼名字，藍藍回答說是「長庚星」，並說「它還有一個名字，在黎明時它叫啟明星。」「我寫過它。」哈斯微笑著說，「但是我不知道在中國它有兩個名字。」藍藍說她後來讀到了哈斯這樣的詩：「在塵土和水的混合氣味中/在小徑一側在七月中旬/溫柔的：幾乎是黃昏長庚星的微光。」①
這句詩出自《詩人的勞作》（「Poet’s work」），遠洋的譯文為：「在塵土與水的混合氣味裡 在七月中旬的小道邊。柔弱:幾乎是薄暮的螢光一閃。」遠洋的譯文更準確些，雖然藍藍讀到的譯文看上去更有詩意，因為長庚星應為「Phosphor」，而哈斯的原詩是：「soft: an almost phospher gleam in twilight.」
但不管怎麼說，那顆「長庚星」一定存在於哈斯詩歌的什麼地方，或者說，它會不斷為詩人出現在舊金山海灣澄澈的黃昏上空。
值得留意的，是收在《時間與物質》中的兩首詩《特拉克爾之後》與《歌德之後》，它們同樣和「黃昏」有關。《特拉克爾之後》（After Trakl）只有短短五行：「十月的夜，太陽落下。／黃昏帶著咖啡色和藍色 ／(音樂從另一個房間傳來)，／黃昏帶著藍色和咖啡色。／十月的夜，太陽落下。」音調動人，並耐人尋味。而《歌德之後》（After Goethe）這首詩，讀了之後我還有些驚訝，這不正是歌德自己的詩嘛？！我們已熟知梁宗岱對這首詩的著名翻譯：「一切的峰頂／沉靜，／一切的樹尖。／全不見／絲兒風影。／小鳥們在林間無聲。／等著罷：俄頃／你也要安靜。」哈斯一字不動地把歌德的原詩英譯了過來，只不過題目變了，歌德的原題是「流浪者之夜歌」，而哈斯的題目是「歌德之後」，這就是他的全部「創作」！不過，僅此一點，已足夠人們尋味：歌德當年面對的是黃昏降臨時的群峰，而現在呢，歌德本人已成為了讓後人面對的黃昏的「峰頂」！
我想，這不僅體現了哈斯本人對歌德的敬仰，還深刻體現出他作為一個詩人的「歷史感」。這不禁讓我聯想到策蘭的「晚詞」——相對於荷爾德林、裡爾克，策蘭是一個「晚詞的詩人」；而在奧斯威辛之後，作為一個大屠殺的倖存者，他更是一個「晚詞的詩人」！
的確，無論是策蘭的「晚詞」，還是哈斯的「歌德之後」，都暗含了一個詩人對自身歷史處境的認知以及在文學的歷史時空中對自身創作的定位。遠洋在談到《特拉克爾之後》這首詩時，也指向了這一點：「這不僅僅是大自然的日落，也是宗教的日落，更是西方文化的日落。」因此該詩的標題「特拉克爾之後」「是否也意味著一個時代的結束？」
這一切，都有助於我們讀解「……之後」這類隱喻，有助於讀解哈斯的一首首「黃昏之詩」。的確，這不是一位一般的抒情詩人，而是一位已經歷了很多、具有廣闊深遠的歷史文化視野的詩人。他知道他已來到某種「黃昏」，他能感到的，只是其「餘音」和「微光」。他不能不帶著這種歷史的全部賦予（在他那裡，甚至黎明也帶上了某種重量和陰影，像是黃昏。）他要做的，就是看能否使它煥發出新的生機——甚或可以說，他要追隨這顆黃昏的「長庚星」，直到它變為黎明的「啟明星」！
這麼說，哈斯也是布羅茨基在介紹曼德爾施塔姆時所說的那種「文明之子」（「the Child of Civilization」），確切地說，是一位深深植根於西方人文主義傳統的詩人。去年九月底我在愛荷華期間，哈斯邀請我去伯克利和蓋瑞·斯奈德等幾位詩人一起朗誦，我也有機會對這兩位美國西海岸的詩歌「大佬」加以觀察比較。斯奈德年長哈斯十一歲，同樣出身於舊金山，除了背有點馱，精神仍很硬朗，他看上去仍像是一個風塵僕僕的勞動者，而哈斯更像是一個超脫的觀察者和協調者。他們都關注於環境保護（那天就是一個和水資源保護有關的詩歌節），斯奈德往往投身於蠻荒的山林之中（「作為一個詩人，我依然把握著那最古老的價值觀，它們可以追溯到舊石器時代晚期：土地的肥沃，動物的魅力，與世隔絕的孤寂中的想像力……」），而哈斯，作為伯克利英文系的終身教授，仍留在西方人文主義傳統的框架和西方現代主義的景觀內（他曾談到一些歐洲詩人如蘭波和裡爾克對他成為一個詩人起到了怎樣重要的藝術作用，縱然他對龐德翻譯的中國詩也非常感興趣，他自己也翻譯出版有一部日本俳句大師的作品集，在美國很有影響），這就是為什麼他會寫「特拉克爾之後」、「歌德之後」，如果要斯奈德來寫，這位早年以寒山為「師傅」的離經叛道者，可能會寫「寒山之後」了！
但是哈斯的「黃昏之詩」卻寫得那麼有魅力，一點也沒有「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這類的傷感；他的「……之後」也不意味著語言文化上的所謂「守成」，而是往往能夠帶來藝術翻新和令人欣悅的發現。無論讀他的詩，還是接觸他本人，除了其深邃和智慧，我都感到他仍有一顆「年輕的心」，仍很敏感，有一副藝術上的「好胃口」，對於世界永遠抱著一種好奇心：源源不絕的愛的能力……
這裡也不妨把他和他的老朋友米沃什相比較。作為一個波蘭流亡者，米沃什帶著更多的歐洲歷史和文化的重負，帶著「見證」與「愉悅」之間的辯難。在他的晚年，他要努力找到人性中、語言中那種「激濁揚清」的力量，以使我們「免於像銀河一般的死寂」。
作為一個美國詩人，哈斯沒有那樣良心的重負，但他對「人間的困境」和時間的力量並非沒有至深的體驗。他更注意捕捉那些能夠帶來新生、復活、肯定、希望和讚美的元素，米沃什晚年從伯克利回到波蘭克拉科夫定居後，哈斯寫有一首很動人的《寫給在克拉科夫的切·米沃什》：「霧已在海岸飄散幾星期／並給我們帶來三月燦爛的日子」，詩一開始就是「對陰鬱的抵抗」。他滿懷喜悅地告訴他的老朋友：「這兒是更多的戲劇: 一頭騾尾母鹿生下了一雙小鹿／幾周以前，正好在你的書房外邊／在紅杉米沃什樹旁醋漿草的床上」；他滿懷愛憐地描述那隻新生的小鹿：「溼淋淋，顫抖著，幾乎蜷曲成球／在榛子和柳葉石楠的叢林下面」。最後他告訴他那位念念不忘二十世紀殘暴歷史的友人：
「馬克告訴我，在傍晚他已經見到小鹿
跟它們的母親一起放牧。狼吞虎咽地吃著你的玫瑰——
因此看起來它們撐過一夜
而且狗和汽車這時都還沒有追得到它們。」
這樣的詩，米沃什讀到後想必會精神一振。哈斯的這種藝術努力，正如有的美國評論者所評論的：「他的詩充滿幽默、智性、同情和躊躇的優雅，最終歸於溫情的祝福，即便對西方文明的命運表示疑慮的詩作，也是如此。」
從「題材」上看，哈斯過去是被視為迴避直接處理公共問題的詩人，他主要關注於自然世界、個人體驗和人類文明的景況，但是到了《時間與物質》，人們發現這部詩集「融合了內傾——自我反思與外向——政治性這兩種截然相反的方向」，尤其是他那首在美國曾產生廣泛影響的以反戰為主題的長詩《布希的戰爭》，被人們視為是哈斯「從吟唱自然走向社會批判的裡程碑」。
但我知道，哈斯永遠不會是那種只追求短暫社會效應的詩人。他關注於政治和社會，並投身於環保和公益事業。但他深知什麼是偉大的詩，具有持久價值的詩。他也深知藝術自身的限度（上次在黃山見面時，他就對我談到一些西方人讀中國詩只是了解一些中國的政治和文化，但這次他讀到的我們的詩是「作為藝術的詩」。在送給我的詩集上，他也題寫有「給一位新朋友和藝術夥伴」這樣的話。）他要致力於寫出的，是誕生於這個塵世而又能超越它的詩，就像他給米沃什的詩中寫到的：狗和汽車都追不到它們。
這不僅是一位具有高度藝術造詣的詩人，還是一位堪稱偉大的譯者。如我們所知，他是米沃什在美國最主要的譯者（一些中國譯者如張曙光在譯米沃什時，主要依據的就是哈斯的譯本）。他很早就發現了在伯克利斯拉夫語言文學系任教的米沃什的詩，那時米沃什的詩歌在自己的祖國無法出版，在美國也沒有多大名氣。哈斯興奮地向自己的出版人推薦「一位偉大詩人的作品」，促成了米沃什一系列詩集的翻譯出版。因為我們都深深受惠於米沃什，所以上次黃山之行一見到他，一路上我都在問他對米沃什的翻譯。一談起米沃什，哈斯的臉上就放光（即使在夜行的車裡，我也感到了那光亮）。在他的神情和語調中，有著對一位偉大詩人的崇敬，又有著友人間的友情和默契。他還講到一次他們譯完一首詩後，都感到非常滿意，米沃什像個孩子似地嚷嚷了起來，「啊啊，你怎麼沒告訴我你喜歡這首詩？」講到這裡，哈斯哈哈笑了起來。
正因為有這樣傑出的譯者，我明白了為什麼米沃什的詩在英語世界裡那麼有影響了。偉大的詩歌有賴於偉大的翻譯。或者說，偉大的翻譯照亮了偉大的詩歌，使它在人們面前熠熠生輝。
這也就是為什麼哈斯會把《切·米沃什:紀念》(Czeslaw Milosz:in Memoriam)這首他和米沃什合譯的詩收入在自己的詩選中（米沃什在伯克利期間，每周有一天，哈斯到米沃什的寓所和他一起合作翻譯，往往是米沃什自己譯出初稿，哈斯修改，直到定稿……），在該詩的前面哈斯還加上了這樣一個興奮的小序：「在他的晚年，他搬到克拉科夫時，我們靠電子郵件和電話進行他的詩歌翻譯。在他九十歲生日前後, 他送我一組標題為『Oh! 』的詩，我寫信問他意思是『Oh! 』還是『O! 』，而他問我是什麼區別，說或許我們應該在電話裡談。在電話裡我解釋『Oh! 』是好奇的深吸一口氣，相當於是，可能，『Wow!』而『O! 』是吃驚的屏住呼吸，更像『Huh! 』停了一下他說，『O!確實如此。』這裡是我們做的翻譯：『O! 』……」
從這個例子可見哈斯是如何在英文中為米沃什的初譯「調音」、並賦予它以活生生的恰如其份的語感的。這不是一般的變動，這是賦予生命的行為——「哦，愉悅！看一枝鳶尾花。／／那靛藍的色彩，像艾拉曾穿過的連衣裙，清淡的香氣像她的皮膚……」多麼動人的音調！而在該詩描述霍普的一幅畫時，其語言（英語）的高度凝練、情感強度和衝擊力，想必也經過了哈斯之手：「O what sadness unaware that it’s sadness! /what despair that doesn’t know it’s despair! 」（「啊，什麼樣的悲傷，未察覺那是悲傷!／什麼樣的絕望，不知道那是絕望。」 ）
哈斯和米沃什的這種翻譯合作，是友情和兩顆詩心相通的偉大見證，其間也充滿了詩歌得以誕生的秘密。
現在，我們要感謝詩人遠洋對哈斯詩歌的傾心翻譯了。這幾年間，他譯出了哈斯詩選集《亞當的蘋果園》中全部的詩，我們看到的這個譯本，是其中一大部分。他的翻譯，追求忠實可靠，為了傳達哈斯的語調，他甚至一次次上網聽詩人自己的朗誦。他的許多譯作，在音調、節奏和字詞、意象的處理上都比較到位，如《雙海豚》(「Twin Dolphins」)這首大師之作，詩一開始「棕櫚的天堂 棕櫚 棕櫚 ／波光閃閃的海」，其音調和畫面感的傳達就很動人，從對全篇節奏的把握和從對細節、肌質的再現上來看，這篇譯作也近乎完美。說實話，哈斯的詩歌是很難翻譯的，幾乎讓人望而生畏，而這位譯者滿懷熱愛的艱辛勞作，讓一位我們尚不太熟悉的大詩人帶著他的睿智和光彩來到了我們中間。
注釋：
① 藍藍《黃昏長庚星的微光：美國桂冠詩人羅伯特·哈斯》，《南方都市報》2012年1月30日。
責編：李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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