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劇《風箏》在喜愛它的人群中始終是個經久不衰的話題。我推薦過很多人看《風箏》,沒有一個說失望的。而現在很多劇看完,既沒有哭也沒有笑,只是視覺感觀上的過眼煙雲。為什麼?因為信仰長時間以來已是抽象化的概念,而《風箏》帶著時代的印記和創痛出現,讓它具體化、藝術化呈現出來,它深深觸碰了觀眾心底積攢的一種情緒、一種感傷,它是文藝作品百花齊放中的那支浸染著悲情和血色浪漫的主旋律之花,那樣刻骨銘心、那樣難以忘懷。
最近看到有個訪談說,一般的諜戰片是一道好的數學題、邏輯題,而《風箏》超越了這些,在歷史題、政治題、文學題上都做得很好,甚至是很好的哲學題。而我說,《風箏》更是一道考驗人們「三觀」的題。《風箏》的取材是大膽的、冒風險的,但正是那樣一個特殊的時代背景才會成就一部《風箏》這樣的劇。我特別反感給柳雲龍貼上什麼傑克蘇之類的標籤,因為《風箏》展現的是一個嚴肅、認真甚至是沉重的主題。柳雲龍扮演的《風箏》的主人公鄭耀先,他生命的重量和厚度,豈是一個傑克蘇所能承載和反映的。
《風箏》播出後,觀眾有各種解讀,反對方的意見甚至是尖銳的。有些評論讓人覺得現在人們的「三觀」已經模糊、複雜到莫衷一是。有人說:「難道信仰就是把一個人變成一個冷血無情,六親不認的怪物?這種怪物取得了政權也對人民沒啥好處。」有人說:「只要信仰不要人性,這種信仰要它何用?」 還有人說:「如果信仰戰勝了人性,那麼他的信仰就是反人性的信仰。」《風箏》無形中觸痛了某些人、某些事,也許是那個年代的既得利益、始作俑者,還有一些人是沒有經歷過那個年代,無從理解和感知《風箏》所要表達的東西。
所幸的是,《風箏》還是歷經磨難播出了,在有限的時間、有限的衛視,獲得了高的收視和口碑。更慶幸的是,還是有一批人看懂了《風箏》、喜愛《風箏》。有觀眾說:「特工,特工,特殊工種,在戰爭年代,加入到這個工種別無選擇,除非你不去做,為了自己的陣營能夠取得勝利,只能犧牲一切,沒有辦法,很悲哀、糾結,六哥有人性,有親情,有理想,在那個環境,只能選黨性,理解六哥,向六哥那樣為新中國做出的犧牲和貢獻的人致敬!」「信仰是為了國家、民族的利益,視為高尚。個人榮辱得失,比諸國家利益,微不足道。」還有觀眾說:「那個年代的黨員具有高度的自覺性,高度的紀律,高度的犧牲精神。我們現在最缺的就是對先輩流血犧牲的理解、尊重和感恩。中國人好日子過得太久了,請尊重給我們帶來安定生活的前輩。」
鄭耀先從來就是一個有著堅定信仰的共產黨員。他隱藏身份打入軍統內部是為了新中國的解放事業。軍統內部的「兄弟」關係再好再鐵,也是建立起相互利用的基礎上的,在政治立場的大是大非面前,鄭耀決不含糊,劇中說得很清楚:這是職責所在。根本不存在什麼「出賣」的說法,因為他們本來就不是一個陣營的,如果他們知道鄭耀先是中共間諜,還會拿六哥當兄弟嗎?但是因為鄭耀先畢竟在軍統和他們朝夕相處,結下的感情還是有的,所以他在執行任務過程中才會表現得那麼撕扯、糾結和痛苦,這也是人之常情。對韓冰的愛情也是同樣,兩人一個共產黨、一個國民黨,即使再愛,不是一個陣營,最終也不能走到一起,鄭耀先是履行自己的職責,更說不上是「出賣」。
鄭耀先比較虧欠的是他的女兒。人們常說父愛如山,女兒是父親的小棉襖,父親溫柔呵護,女兒膝下承歡。但喬兒卻出生在一個特殊的情工家庭,父母的特殊身份,令她無從選擇,無法享受這一切,註定了她一生的坎坷。鄭耀先哪裡是不愛他,不要她,是不能愛,不能要。小時候,父親掏出口袋裡的一顆糖,把剝好的雞蛋放進女兒的碗裡,背著女兒穿過窄窄的雨巷,被關押期間時時都在擔心女兒在哪裡吃、哪裡睡。鄭耀先對女兒的無限父愛在那個特殊年代,以他的特殊身份,只能壓抑再壓抑,被女兒誤解再誤解。不是他要放棄家人和朋友,不是他不講人性,是在歷史的滾滾洪流中他們太渺小,而在個人的歲月裡又顯得太沉重。在那個年代為國家奉獻一切,甚至奉獻生命、犧牲親情,是崇高而不是自私。
還好我沒有錯過《風箏》,《風箏》於我是靈魂深處的一種契合,我被《風箏》深入骨髓的故事和演技打動。《風箏》是可遇不可求的,因為我不確定還能經歷一個那樣的年代,今後還會有誰、有勇氣再去投資拍攝和反映那個年代,隨著時間的流逝,《風箏》這一頁終將翻過去,但是這部有情懷、有溫度、有歷史質感的電視劇畢竟在中國電視劇史上佔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