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龍:西方人眼中的"中國符號"

2009年，美國歷史頻道推出了李小龍的紀念特輯，名為《李小龍如何改變了世界》。影片從各個領域剖析了李小龍帶來的影響：電影、武術、格鬥、文化、哲學;有些則出人意料：音樂、街舞、健美、漫畫，甚至近年興起的跑酷運動。在影片結尾，導演用一位受訪者的話作為總結：「他用人類最強有力的右拳，擊中了整個流行文化，我們至今在他的重拳中暈眩。」

在逝世47年後，李小龍依然被人們談論。

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當我們在談論李小龍的時候，我們談論的仿佛不是一個人。在華人社會，他是電影明星，也是民族英雄;在西方世界，他是格鬥家，也是某種程度上的「超級英雄」;在一些人眼中，他是一個思想者，也是一個流行符號。他就像是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在一千個人心中有一千種模樣，並且，在這個被認識、被闡釋的過程中，他獲得了新面貌。

從一開始，李小龍便面臨著「身份認同」的問題。他出生在美國，並且有1/4的英國血統——在他向葉問拜師學藝的時候，曾有同門師兄弟以「血統不正」為由，拒絕他入門。其遺孀蓮達·李·卡德威爾說：「他的一生都在東方與西方中徘徊。他憎恨他所見到的：異族入侵、暴力統治……他認為那是非正義的。他也知道，活下去需要抗爭。」儘管家境優越，李小龍卻和普通男孩一樣，在九龍的街巷裡長大。13歲時，李小龍拜詠春拳傳人葉問為師。李小龍回憶說：「正是因為缺乏安全感，我才走上了功夫之路。」到其離開香港赴美前，他已經拍攝了20多部電影，多數是「文戲」，如《危樓春曉》、《細路祥》、《人海孤鴻》和《雷雨》。

大眾經常遺忘的一段往事是，這位以「武」聞名的「功夫之王」，實則是一名科班出身的「文藝青年」。1961年，李小龍考進華盛頓大學，主修戲劇，同時選修了哲學。在《為什麼喜歡哲學》中，李小龍寫道：「武術和哲學看來是兩個極端，但我以為國術的窮理部分，似乎已經日漸晦澀，而國術的每一個動作，都是有他的道理的。我希望用哲學精神，融進國術裡去，所以，我堅持讀哲學。」他同時還是個文學愛好者，培養了寫詩的愛好，並將一些中國古詩翻譯成英文，其中包括趙孟頫之妻管氏所作的《我儂詞》。在美國，李小龍靠教授武術獲得經濟來源，開設「振藩國術館」，後來改為「振藩截拳道」。向他學習截拳道的著名人物包括：丹·伊魯山度(DanInosanto)、查克·羅禮士(ChuckNorris)、詹士·高賓(JamesCoburn)，以及導演羅曼·波蘭斯基等。

1971年，李小龍回到香港。當時香港正在播映《青蜂俠》。這是他在美國參演的作品，在片中，他所扮演的日本人加藤受到了極大歡迎。但李小龍對這次表演並不滿意，說「我演得爛透了，像個機器人」。1971與1972年，李小龍在香港拍攝了《唐山大兄》和《精武門》，均大獲成功。1973年的《龍爭虎鬥》是李小龍的最後一部電影，憑藉這部電影，李小龍打進了西方市場，並自此餘音繞梁。但這個結果他已經無法看到了。1973年7月20日，在影片上映的前一個月，他在香港演員丁珮的家中離奇死亡。醫生的診斷是「腦水腫」，可這個判斷並不能讓所有人信服。

死亡帶來了空白，也製造了「危機」。李小龍死後，以其為中心的衍生品不計其數，可無人能真正彌補他留下來的空白。名人的死亡通常會帶來特別效應，在李小龍這裡，情形更為複雜，他的死亡經歷了不同的文化語境——這部分因為時機問題。在他去世的時候，他的電影剛在西方上映。「死亡在帶走的同時也給予，對於西方觀眾而言，這名不可思議的功夫巨星在與他們初次接觸的時候便死亡了。在這樣的背景下，李小龍的死成為他光環的一部分。」李奧·漢特在《功夫偶像大師》中如是寫道。

「功夫狂潮」的出現並非李小龍一人之功。在此之前，許多事件為此做了歷史鋪墊。1966年，香港電影界定了一個目標，要在五年內打開西方市場。這一年，胡金銓已經拍攝了《大醉俠》;其後一年，張徹拍攝了《獨臂刀》，這兩部片讓歐美人開始關注香港電影。在1971到1973年間，有約300部香港功夫電影被拍攝出來，瞄準的是國際市場，其中一些，甚至從未在香港本土上映過。1972年，邵氏兄弟拍攝的電影《天下第一拳》打進了北美市場——在某種意義上，它能夠進入歐美市場，也受惠於李小龍的《唐山大兄》的影響力。

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是，西方世界為何迅速接受了李小龍?在文化研究者保羅·鮑曼看來，這是適時的「空缺」導致的。這種空缺一方面來自李小龍突如其來的死亡，一方面來自長久以來武術神話的缺失。因為出名伴隨著死亡，從一開始，李小龍的神話就是「全媒體式」的，它混淆了現實與熒幕的邊界。在上世紀70年代，圍繞李小龍的一個詞是「真實」——他在電影裡表現出來的功夫是真實的，或說寫實主義的，這讓觀眾看到了一個現實的人的能量。李小龍的出現，代表了一種新的英雄形象：與眾不同、神秘莫測、同時又有血有肉。

李小龍幾近完美地演繹了一個六七十年代的反文化英雄：他擁有富於爭議的背景和同樣富於爭議的哲學;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打破規則的——作為一個亞洲人，他娶了一個白人姑娘，這打破了異族通婚的禁忌;他教授外國人中國功夫，這有悖於中國傳統的授徒準則;他反對一切比賽規則，將各種格鬥方式融為一體，創立了截拳道，並成為MMA(混合格鬥)的先驅;他改變了熒幕上孱弱的亞洲人形象……他作為演員的公共身份，讓他有機會將60年代的精神帶進武術。

1971年，李小龍接受了加拿大記者皮埃爾·伯頓的採訪。在採訪中，他闡釋了自己的哲學觀點。「所有的知識最終都是自我的知識。一切知識最終都意味著認識自己。不是學習『如何保護自己』或擊倒他人，而是如何以某種方式表達自己。通過格鬥的形式——肢體表達的藝術，去展現你自己。」李小龍說，「我可以做各種各樣的假動作，然後把自己也蒙蔽了。或者，我也可以給你們展示一些花哨的動作。但是，朋友，最難的事情是真實地表達自己，不要欺騙自己。」

在大學時代，李小龍閱讀了大量東西方哲學相關的書籍，從老莊，到蘇格拉底、柏拉圖、阿奎那、笛卡兒，再到尼採、薩特……他就此寫下了不少文章。「當我們知道功夫的目標在於自我教化時，便會了解到『內在的自我』才是一個人真正的自我。因此為實現真實的自我，習武者並不讓自己生活在別人的觀點支持下，他們追求於不斷地自我充實和提升中。」為了實現自己，他研究出了一套方法論，作為日常的訓練，這就是他的武術，這也是他「自我表達的方式」。在《截拳道之道》中，李小龍寫道：「截拳道是朝向自我發展的武道。」

相較於用語言和文字來實踐文化交流的人，李小龍的方式更容易獲得西方接受。他使用的交流媒介是肢體語言，它消解了「巴別塔問題」。一個很少為人提及的細節是，1957年，17歲的李小龍獲得了香港恰恰舞比賽的冠軍。這聽來出人意料，卻又在情理之中。長期以來，李小龍的動作被譽為「武打芭蕾」，他的崇拜者稱他為「森巴舞者」，「像貓一樣優美」。在電影中，李小龍展現出了肢體的力量與美感，這讓人們看到，武術與舞蹈在某種方向上有著相似性：它也是通過肢體語言，表達內心情感的方式。在李小龍看來，武術是「心靈與身體配合的精妙的藝術」。

李小龍對「身體」的強調，也是有別於國人的，在這一點上，他的行為模式更接近於西方。與傳統的中國武術家不一樣的是，李小龍重視對身體本身的塑造與訓練，即西方倡導的健身(BodyBuilding)理念。他通過鍛鍊和飲食來達到對身體的控制。「在身體保持方面，他有自己的一套方法。他做大量的運動，每天大約有六七個小時。他對自己的健康很在意，注重營養。在飲食方面，他吃很多蛋白質類的，喝鮮蔬果汁，還會補充維生素。」在一次採訪中，李小龍之女李香凝告訴記者。直到現在，李小龍的一些鍛鍊方法仍然為西方健身界所推崇。

在《理論化李小龍》一書中，保羅·鮑曼稱李小龍是美國製造的第一個「武術勝景」。他搭建了東西方的文化之橋，改革了武術，教授了堅硬的個人主義哲學，成為電影偶像，重塑了東方人在西方的形象。與此同時，他所建構的東方形象是「值得懷疑」的，它更像是西方人的異域想像。「在李小龍身上所見的『東方遇見西方』，是偶像崇拜和消費主義的意識形態效應。」與此同時，他還要面臨過度消費的問題。在被消費的過程中，李小龍被打造成了他原本不是的樣子，這於他無疑是有害的。「如果他活到了更成熟的年紀，活到了今天，他或許可以用更深刻的哲學來支撐身體的名聲，從而升華成某種聖者。但是他沒有，他突然地死去了。」

謹以此文紀念一代巨星李小龍先生逝世47周年(1973一2020)，永垂不朽，浩氣長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