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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炎培（1878～1965）字任之，江蘇川沙（今上海市）人。1945年發起組織民建，歷任民建理事、常務理事，民建全國會務推進委員會委員、常委，民建總會委員會主任委員，民建第一、二屆中央委員會主任委員。民盟盟員。
黃炎培先生一生抱一而式，成就「立言、立功、立德」三不朽，成為我國近現代歷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動家、教育家、革命家和國家領導人，垂範後世。
立言
立職業教育之言。1913年，黃炎培針對當時中國舊教育空洞和遠離現實生活的弊端，在《教育雜誌》上發表文章《學校教育採用實用主義之商榷》，提出學校教育採用與學生生活、與社會實際緊密聯繫的「實用主義」，為倡導和實踐中國現代職業教育打下了重要的思想理論基礎。1916年1月，繼「實用主義」之後，黃炎培在我國提出「職業教育」，相繼提出了一系列職業教育理論。黃炎培職業教育思想理論以「謀個性之發展、為個人謀生之準備、為個人服務社會之準備、為國家及世界增進生產力之準備」，最終達到「使無業者有業，使有業者樂業」為最終目標；以「手腦並用、做學合一」，「工學結合、注重實訓」，「尊重個性，因材施教」等為教學原則；以「敬業樂群」為職業教育道德理念，建立了完整的職業教育理論體系。1925年底，在辦職業教育9年時間以後，黃炎培從辦職業教育的實踐中不斷反思，提出：「只從職業學校做工夫，不能發達職業教育；只從職業教育界做工夫，不能發達職業教育；只從農、工、商職業界做工夫，不能發達職業教育」的「大職業教育主義」。「大職業教育主義」的思想主張突破了早期職業教育運動的狹隘思路，適時調整了職業教育的發展方向，把興辦職業教育納入了國民教育整體結構框架和整個社會發展的運行機制中，使職業教育成為一種開放的、全方位的、對整個社會具有強大輻射力的教育，使職業教育的理論和實踐不斷得以完善。
立參政之言。黃炎培的參政之言也大多以改良勸諫為主，給後人留下了很多著名而影響深遠的參政名言。1913年，辛亥革命失敗後，孫中山卸脫政權，請黃炎培幫助撰寫《孫文學說》。《孫文學說》是黃炎培第一次在政治上參與的重要立言，吸取了西方機械唯物主義和自然科學知識，宣傳進化論的自然發展觀，同時，提出並系統論證了「知難行易」的認識論學說，把中國唯物主義的知行觀推進到一個新階段，奠定了三民主義的哲學理論基礎，建立了中國資產階級民主派的進化論的唯物主義世界觀和認識論。1945年7月，為了推動國共談判，黃炎培等6位國民參政會參政員訪問延安。其間，黃炎培與毛澤東多次促膝長談。黃炎培說：「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渤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毛澤東回答說：「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這段「周期率」談話，成為參政之千古名談。
立著述之言。黃炎培終其一生養成了良好的寫作習慣，他把每日所作之要事及心得，乃至教育考察及教學成果等付諸筆端，給後人留下了寶貴的筆墨。主要著作有：《黃炎培考察教育日記》《新大陸之教育》《東南洋之新教育》《中國關稅史料》等等。
立功
參與創辦中華職業教育社。辛亥革命失敗後，黃炎培立志「教育救國」，提出「教育救國乃是唯一的途徑」。黃炎培深入研究了西方近代的各種教育學說，在多次考察反覆比較研究的基礎上，於1913年提出實用主義教育，引發了人們教育觀念的轉化。1916年，黃炎培提出了一種融教育與職業為一體的新教育形式，即「職業教育」。1917年5月6日，黃炎培聯合馬相伯、蔡元培等48名教育界、實業界人士在上海正式發起並創辦「中華職業教育社」，署名發表《中華職業教育社宣言書》及章程，成立了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第一個以研究、提倡、實驗、推廣職業教育為職志的全國性機構。7月，成立了議事部，黃炎培被推為辦事部主任。中華職業教育社成立後，吸引了文教界、工商界的眾多知名人士和上層代表人士，當年就發展普通社員545人，特別社員204人，永久特別社員37人。1918年，黃炎培等多方辛苦奔走，建立了中華職業學校作為職業教育的實踐場所。與此同時，還創辦了職業教育的理論刊物《教育與職業》月刊。
發起創建中國民主建國會。1945年，抗日戰爭剛結束，全國人民強烈要求和平、民主、統一，建設新中國的願望空前強烈，黃炎培全力以赴投入到中國民主建國會的籌建活動中。1945年12月16日，黃炎培與胡厥文、楊衛玉等民主人士在重慶西南實業大廈舉行「民主建國會」成立大會，通過了政綱、組織原則、章程和成立宣言。
參與創建新中國。1949年2月，黃炎培在地下黨的幫助下，從上海經香港轉赴解放區到達北平。到達北平的當天下午，就和沈鈞儒等民主人士一起赴西郊機場迎接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中共中央領導人。隨後，毛澤東幾次邀集黃炎培等民主建國會的領導人，商談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籌備工作，民建的前途和革命分工問題，希望黃炎培多在民族工商界中做工作，為解放上海出力。1949年6月25日，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委會正式開幕，黃炎培被推選為第四組的副組長，負責草擬「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方案。1949年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京正式開幕，黃炎培被選為主席團成員，並在大會上發言。會上，黃炎培當選為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委員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後被任命為政務院副總理兼輕工業部部長。
立德
黃炎培一生高度重視個人品德修養，終其一生崇尚簡樸。他回家鄉辦川沙小學堂，因為學堂經費極其困難，他不取分文薪水。中華職業教育社成立後，為了使中華職教社按照計劃開展工作，他多方奔走，籌集經費。他自己過著簡樸的生活，長期住在上海南市一所小樓的廂房裡，後來他雖然用籌募來的經費為中華職業教育社建造了公用大樓，自己仍然住在那所小樓裡。他從不添置家產，臥室就是會客室。
抗戰開始後，中華職業教育社遷到重慶。國難當頭，黃炎培要求職教社同志勤儉節約，一度電一滴水都不能浪費，甚至對用過的信封也要翻過來再用。抗戰勝利後，他和職教社總社遷回上海。
黃炎培常說，「做人最小限度，必須讓我做一世清清白白、堂堂正正的人」，黃炎培堅持「為公不為私」的倫理原則，不但自己堅持，而且教育子女，並且在包括所謂「資產階級」在內的社會各階層，宣傳為公不為私，為國家社會服務的原則。
（原題為《立言、立功、立德，黃炎培的「三立」 讓人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