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眾的視線中,男性導演一般更多地活躍在銀幕之上。當類型電影的概念興起後,「女性主義電影」開始成為高分和頒獎季的寵兒。應宇力曾經在《女性電影史綱》中指出,所謂「女性電影」,並非單純指女性導演的或是以女性為主角的影片,應該是由女性執導,以女性話題為創作視角的並且帶有明確女性意識的電影作品。
2019年《燃燒女子的肖像》在坎城電影節斬獲最佳編劇之桂冠後引起了廣泛的關注。這部電影就是一部典型的「女性主義電影」,不僅專注女性成長,訴說女性情感,整部電影從導演到演員到攝影等主創,全部都是女性。
可是縱觀許多「女性主義」佳片,不難看出,很多電影雖然打著「女性主義」的旗號,卻依然將女性禁錮在「第二性」的桎梏之中,並沒有摒棄男性審視的視角。究其原因,就是這種「女性主義電影」的導演依然為男性。
巾幗不讓鬚眉,本文將盤點那些活躍在頒獎季的女導演們。
瑟林·席安瑪就是上文提到的《燃燒女子的肖像》的導演,除了這部「成名作」,這個來自法國蓬圖瓦茲的80後女導演還執導過《貪得無厭的生活》《假小子》《女孩幫》《水仙花開》……其中自編自導的處女作《貪得無厭的生活》一舉獲得了法國電影凱撒獎最佳處女作獎,展現出了席安瑪極高的電影天賦。
席安瑪電影的主角總是女性和青少年,她的電影總帶著一種深情、悲憫、渾然天成的女性視角。在席安瑪的鏡頭之下,女性可以是一個堅強、生命力旺盛、擁有獨立意志和自主選擇能力的「獨立星球」。就像《燃燒女子的肖像》中的女主人、畫家和侍女。追尋著童話中的「詩人的選擇」也好,投身於現實主義,但仍然不忘反抗強權、表達自我訴求也罷,她們都是獨立的個體,並不依附於誰。
除了女性和青少年,席安瑪也總將鏡頭對準性少數群體。《假小子》中的跨性別,《燃燒女子的肖像》中的酷兒,並將「少數」背後的刻板印象與偏見,轉化成了一種普世的社會化審美。這與電影導演對於生活切片的銳利觀察有關,也與席安瑪本人的生活經歷有關。《燃燒女子的肖像》也是席安瑪「寫給前女友的情書」。扮演艾洛伊絲的法國女演員阿黛爾·哈內拉,也是席安瑪在現實生活中的前女友。從《水仙花開》的定情,再到《燃燒女子的肖像》中的告別。不知道艾洛伊絲和瑪麗安愛而不得的遺憾,是不是也來源於戲外的深情。
席安瑪的電影風格還以強烈的藝術性著稱。從處女作到坎城獲獎作,作品雖然不多,但每部作品都有強烈的藝術特色,不光是光影和構圖之中傳遞出的「油畫質感」,在臺詞的「文藝復興」、背景古典音樂的選擇,甚至在道具還原之處都極其考究,透露著匠心獨具的隱喻。
在《燃燒女子的肖像》獲得坎城最佳編劇的前一年,《幸福的拉扎羅》也獲得了最佳劇本獎。而《幸福的拉扎羅》的導演也是一位女性,來自義大利的女導演愛麗絲·洛瓦赫。
和席安瑪鏡頭下強烈的藝術性和主觀情感有所不同,愛麗絲·洛瓦赫的電影帶有一種紀錄片質感。粗糲、膠片感的影像客觀地將敘事畫面展現,並且在「視角」的方面深耕,區別於傳統的女性導演視角,洛瓦赫的電影畫面會刻意創造並引導觀眾透過畫面的表象意識到極具穿越感的「神秘」意象。
從《幸福的拉扎羅》中層疊的宗教隱喻符號,到《聖體》中「達內兄弟」式的用鏡和印象主義風格,都使得洛瓦赫的作品有強烈的個人印記和風格,給有心的觀眾一次深度閱讀和體會的機會。愛麗絲的作品多關注嚴肅的是成長的困惑、生活的意義、信仰的價值,這些嚴肅的主題向來是歐洲電影所熱衷的題材,而洛瓦赫難以界定的獨特風格似乎也與傳統的歐洲藝術片並不相同 。她的鏡頭語言非常特別,無論是《奇蹟》還是《幸福的拉扎羅》,都融合了客觀視角、窺視和凝視,幾乎讓觀眾「穿越」到了一個被隔絕於世,卻對外面世界強烈好奇的歐洲桃源生活,帶有強烈的個人色彩。
除了執導電影,洛瓦赫還將她獨特的個人風格和強烈的天賦帶進了電視劇指導中。2015年2月,洛瓦赫執導了以21世紀的女性氣質為主題的短片《女人的故事》的第九部《禮服》。2019年,她又參與了改編自義大利著名作家費蘭特的小說「那不勒斯四部曲」的HBO美劇《我的天才女友》第二季的製作。美國導演薩維裡奧·科斯坦佐執導前四集,洛瓦赫則指導了後四集。作為義大利本土的導演,洛瓦赫鏡頭下的那不勒斯女孩更加有一種細膩、靈動的感覺,配合著神秘的色彩和層疊的隱喻,也為劇集增添了一層電影質感。
你可能對這個名字有些陌生,但你可能看過2012年的《愛在羅馬》和2013年入圍金球獎的《弗蘭西絲·哈》。作為演員的葛韋格,性格隨和、思想跳躍、古靈精怪,總是會在銀幕上展現出一種多層次的表演,塑造出了很多顏值和靈魂並存的可愛人物。
作為導演的葛韋格,則將演戲之中的靈動也化用在了鏡頭之中。葛韋格作為導演的處女作《伯德小姐》,(也是她的半自傳體作品)與葛韋格的性格一樣,跳脫、大膽、靈動,將美國西海岸的風情躍然銀幕之上。不同於歐洲電影的嚴肅、克制和強藝術性的「陽春白絕」,美國導演的作品會更加貼近生活。雖然《伯德小姐》中的成長和迷惘仍然帶有一些烏託邦式的幻想,但是青春期的敏感、虛榮、渴望自由又無法獨立的少女心思,被葛韋格拿捏地惟妙惟肖。
2019年,葛韋格拍攝了衝奧作品《小婦人》。這部對於經典的第四次翻拍,雖然仍沒有走出經典的影子,在敘事、節奏、演繹方面還面臨爭議,更何況遇上了奧斯卡大年「神仙打架」,自然鎩羽而歸。但是,葛韋格仍然大膽地做出了嘗試,在經典之中注入了強烈的個人風格——童話式的見解和想像。
她大概是「出道」最早的一位童星了。在科波拉還是一個嬰兒的時候,他的父親,導演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正在拍攝《教父》,於是弗朗西斯便在《教父》中給女兒安排了一個角色——
——片尾接受洗禮的嬰兒。
至此之後,這個出生在藝術世家的女孩的人生仿佛開了掛。學過繪畫,被香奈兒老佛爺指點過迷津,當過奢侈品大牌的繆斯,2002年就找來了「寡姐」斯嘉麗·詹森拍了《迷失東京》。這部拍攝周期只有27天,成本不過400萬美元的「小成本」精品,卻獲得了第76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原創劇本獎。2009年執導的《在某處》獲得了威尼斯金獅獎,2017年執導的《牡丹花下》入圍了坎城主競賽單元。第三位獲得奧斯卡提名的女導演,第一位獲得奧斯卡獎的美國女導演,第四位獲得威尼斯金獅獎的女導演……在女導演稀缺如「大熊貓」的銀幕上,索菲亞的成績已經非常亮眼了。
對於索菲亞的電影評價也是褒貶不一。總體來說,索菲亞的作品的痕跡感非常重。整部作品在追尋一種詩意化的敘事,但是卻顯得節奏拖沓和沉悶。或許在學院中容易受到青睞,但是在市場上並不容易吸睛。正如有些評論者的調侃,索菲亞的衣品比她的電影好多了。
有人說,《這個殺手不太冷》中娜塔莉·波特曼飾演的小女孩的原型就是麥溫。無論是真是假,在擁有作品之前,麥溫總是被「呂克貝松前女友」這個「標籤」禁錮著。
直到20多年後,麥溫終於憑藉《我的國王》《青少年警隊》和《原諒我》獲得了坎城和凱撒獎的提名和獲獎,成為了名副其實的優秀女導演。
麥溫的電影總是真實並幽默,男女主感情戲之間的巧妙搭訕和清晰邏輯並沒有很強的「表演」感,而是一種符合年齡和現實的真實與動容。究其原因,原來那些生動的橋段,都是根據麥溫的真實經歷改編而成。
麥溫的鏡頭更習慣選用一種生動、細膩的,屬於女主角的「主觀視角」,並且使用非線性敘事的手法,打破時間和空間的限制,進行視角切換的交替敘事。和席安瑪的作品一樣,體現著濃鬱的女性主義風格。
除了上述幾位女性導演,在新生代的群體中,也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女性來到了鏡頭之後,在第七藝術中,增添了一些別樣的視角和色彩。願在未來的銀幕上,性別不再是一種定位和限制,作品與價值才是最應該閃光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