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哈爾濱是座英雄城、愛國城、革命城！這完全可以通過扒掘地域歷史亮點來判定：如「10·31城市設治日」（1905）、「5·14國人首次紀念五一節」（1907）、「4·3抗疫紀念日」（1911）、「2·5哈爾濱保衛戰紀念日」（1932）、「4·28城市解放日」（1946）、「9·6抗洪紀念日」（1957），以及古代我國北方的金朝立國的正月初一（1115）也可作為「城市紀元日」（以紀念女真人反抗遼朝的壓迫）等，由此構建「哈爾濱專屬紀念日體系」。通過對這些「歷史亮點」的研究，可以接續起當下與歷史，勾連地方與國家歷史內在聯繫，構築立體多維的城市歷史景象，厚植對家鄉之深情，增益對祖國之摯愛！
看似孤立無序的歷史事件，以文化哲學、歷史哲學的視角審視，卻能發現隱藏於其間的線索，構建起立體的歷史邏輯，從而形成有邏輯的歷史。哈爾濱革命史志系列文章一方面為紀念九十多年前發生在哈爾濱的「一一·九」運動而撰寫，另一方面通過比較研究，建立保路運動、五四風雷與「一一·九運動」、抗聯鬥爭的內在關聯，梳理出愛國主義精神統攝歷史事件的紅線。作為歷史邏輯中承上啟下的「一一·九」運動發生已迫近百年，愛國呼號猶在耳畔，青年學生的奮鬥精神永志心間！
相比中國近代史上轟轟烈烈的愛國救亡運動，發生於1928年11月9日的哈爾濱學生保路運動——「一一·九」運動在歷史的大潮中似乎只是微小的閃光點。學界對於四川保路運動、辛亥革命等發生在中國近代史上的大事件已有不少關注和研究，但是，對於「一一·九」運動此類發生在一定區域內、特定時期的歷史事件的關注和研究還較為缺乏。如果因時間久遠就忘卻它在抵抗日本侵略中發揮過的重要作用，歷史不會原諒如此的忽視和遺忘。筆者認為，無視歷史是錯誤的，抓大放小也是不全面的，我們以全面的視角重視「一一·九」運動，並將其與四川保路運動進行比較研究，梳理兩者的異同，挖掘學生愛國運動在歷史上發揮的重大作用，追憶、重溫偉大的愛國主義精神。
「一一·九」運動與四川保路運動簡介
（一）「一一·九」運動簡介
「一一·九」運動是1928年11月9日哈爾濱學生為抗議日本強行修築滿蒙五路的愛國主義運動。20世紀20年代末，日本帝國主義妄圖吞併我國東北三省，陰謀計劃在我國東北和內蒙古修築五條鐵路，並以此為基礎，侵略全中國，其初步實施即為於1928年5月13日張作霖與山本條太郎籤訂的《滿蒙新五路協約》，該協約內容是由日本貸款，在我國東北、內蒙古境內以及朝鮮修築五條鐵路，即吉會（吉林至朝鮮的會寧）路、長大（長春至大齎）路、吉五（吉林至五常）路、延海（延吉至海林）路、洮索（洮南至索倫）路。協約籤訂的消息傳至哈爾濱後便激起各界人士的抗議，其中青年學生反應尤為激烈。1928年11月9日，哈爾濱大中小學學生5000餘人在寒風中上街遊行示威，高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賣國賊」，以喚起同胞的愛國熱情，反抗日本帝國主義強修滿蒙五路。抗議遭到當局血腥鎮壓，並導致多名學生不同程度受傷，史稱「一一·九慘案」。慘案發生後，東北各界極為憤慨，一致聲援學生愛國運動。《哈爾濱公報》、《國際協報》都以顯著位置刊登警察毆傷學生的消息和照片，並發表文章抨擊軍閥的賣國行徑。[1]中東鐵路三十六棚總工廠工人參加了反對日本強修五路的鬥爭，並表示「誓做學生後盾」；同時哈爾濱「——·九」運動也推動了東三省民眾反日鬥爭愛國熱潮的深入發展，各省的學生也舉行了浩蕩的集會和遊行示威。在社會輿論壓力下，東北當局處分了鎮壓學生的有關人員，支付受傷學生的醫療費用。至此，「一一·九」運動以張學良拒絕接受日本修築「滿蒙五路」的無理要求為最終結果而取得了勝利，這一運動也最終實現了遲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步伐。
（二）四川保路運動簡介
鐵路問題關係到國家的政治、經濟等多方面的問題，建設鐵路成為清政府的主要議程。辛亥革命前夕，中國人民反對清政府奪路、奪款、賣路、賣國的愛國運動，亦稱保路風潮。基於對官辦鐵路貪汙腐敗以及借外資可能會導致主權喪失等顧慮，1898年11月由礦物鐵路總局頒布《礦物鐵路章程》為國內民營資本保駕護航：「礦路分三種辦法，官辦、商辦、官商合辦，而總不如商辦……此後多得商辦為主，官為設法招徠，盡力保護，仍不準幹預該公司事權」。[2]然而，商辦民營的公司，其腐敗程度並不亞於官辦公司，並且由於缺少監督及制約、資金短缺等問題，其內部管理混亂、建設鐵路效率低下，尤其是川路公司將建設川漢鐵路的資金拆借到上海搞投機導致了300萬兩白銀的虧損。1911年5月，清政府便宣布「鐵路國有」政策，由郵政部大臣盛宣懷負責，將已規準商辦的川漢、粵漢鐵路收歸國有。隨後由於建設鐵路缺少資金，盛宣懷又與英、法、德、美四國銀行團訂立《粵漢川漢鐵路借款合同》，向四國借款以修築鐵路。作為當時的見證者，郭沫若在自傳中寫道：「國有政策，在這政策的本身寧是可以獎勵的……因為中國商辦的資產事業都收到不良的效果：例如……川漢鐵路的三千萬兩資金在未動工之前差不多也就有快要煙消雲散之勢。重要的原因在當時的人所觸目到的便是辦事人的中飽。」[3]起初川路公司積極響應鐵路國有化號召，部分股東也將鐵路收歸國有視為一次及時止損的機會。然而，四川保路運動仍然爆發，其爆發有多重因素。激起四川人民最強烈反對的是鐵路國有計劃中的股本補償標準，川路公司的股東，不僅來自紳士、商人、地主，還有繳納租股（相當於強行集資攤派）的農民，這就使得利益參與者涉及全體四川人民，清政府頒布的「鐵路國有」政策雖然收回了路權，但因為中央政府而沒有補償先前民間資本的投入，[4]因此招致了四川各階層，尤其是廣大城鄉勞動人民的反對，「清政府頒布鐵路國有政策之後，川民保持了相當的冷靜，當得知路款相應問題時，才一片譁然，寧死不從」。[5]結果招致四川保路運動的爆發，起初保路運動還是和平反抗，立憲派提出「文明保路」的主張，以避免與清政府發生衝突，然而盛宣懷剛愎自用，其激進處置導致情況不斷升溫，有「屠戶」之稱的新任四川總督趙爾豐面對複雜局勢尚不敢輕舉妄動，盛宣懷卻強硬致電趙爾豐：「要脅罷市、罷課即是亂黨。湘、粵初亦如此，經告示嚴禁，有『格殺勿論』字樣，乃能相安無事」。[6]趙爾豐迫於壓力，逮捕了羅綸、蒲殿俊、顏楷、葉秉誠、鄧孝可等立憲派，結果導致局勢更加混亂，抗議群眾衝擊督署，釀成了「七·一五血案」。四川保路運動不久便進入武裝起義階段，清政府下令駐紮在湖北的新軍去前往四川鎮壓，結果造成武昌空虛，直接導致了武昌起義。至此辛亥革命爆發，民國政府建立，雖然最終沒有保路成功，川路公司在民國初年仍然國有化了，但是其國有化方案是經過協商談判解決的，其意義遠高於清政府的強制國有化，它代表了民主協商的進步觀念，是公共參與下的民主進程，具有了更強的道義合法性與公信力 。
「一一·九運動」與四川保路運動比較
（一）參與主體與訴求不同
「一一·九」運動與四川保路運動的參與主體是有較大差異的，並且訴求也不相同。
首先，「一一·九」運動是一場以愛國學生為主體的愛國運動，在這次運動中民族資本家和其他愛國人士也發揮了作用，早期的中國共產黨對此次運動起到了推動作用。1928年，日本帝國主義與奉系軍閥籤訂滿蒙新鐵路協定的消息傳至哈爾濱後，哈爾濱各界萬分憤慨，先是哈爾濱各大中小學校的學生，包括哈爾濱工業大學、法政大學、醫學專門學校和東省特別區立第一中學、第二中學、第三中學、女子中學，以及吉林省立第六中學，東鐵扶輪學校等，他們不僅成立了「哈爾濱學生維特路權聯合會」以進行抗議集會，還構成了「一一·九」反修路運動的主體，據統計有超過5000餘學生參加了這次運動；還有民族資本家及愛國人士，如「哈爾濱教育、工商、宗教、新聞等各界代表130餘人，在道裡商會集會，組織成立了『哈爾濱市民抗路聯合會』，選舉16名委員，分設交際、總務、宣傳、組織等四個部，分頭進行工作」；[7]另外這次運動中我黨的力量不容小覷，早在1928年6月，中共滿洲省委臨委就發表了《中共滿洲省委臨委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滿洲告同胞書》、在1929年11月29日發表了《中共滿洲省委通告（第六號）——為反對帝國主義與保護蘇聯並援助哈爾濱被捕學生》，中共中央於1929年12月17日也寫下了《中共中央關於反日保路問題給滿洲省委的信》。[8]這次運動中，在中共滿洲省委的指示下，擔任中共哈爾濱縣委書記的任國楨對青年學生的愛國鬥爭給予了特別的關注，並與滿洲省委委派的臨時接管共青團哈爾濱縣委工作的韓樂然，一起參加了該運動，在整個運動中發揮了積極作用，是運動的重要組織者與參與者。
「一一·九」運動的訴求是比較一致的，在學生遊行的口號「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保持路權」「打倒賣國賊」「維護國家路權」中可以窺探，基本可以概括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修築五路以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幫兇。
其次，四川保路運動的參與主體開始是由立憲派（主要是國內從事實業的大資本家和紳士）構成的，之後壯大到包括社會各個階層在內的普通群眾。清政府鐵路國有政策出臺後，「並沒有在全國各省引起一致的反對，各省的反應迥然不同。有的省表示積極支持清政府的國有政策，而在有的省則表示強烈的反對，並斥責政府『賣國』」。「在鐵路路權國有問題上，在四川、湖南、湖北與廣東，士紳中反對國有的勢力則更為強大，而這四省中，湖南、湖北與廣東反對國有的聲浪又相對溫和一些，反對最激烈的是四川士紳」。[9]一方面，四川士紳最初並不反對鐵路國有，而是反對國有化的方案，在他們看來，盛宣懷的鐵路國有方案幾乎相當於掠奪。「他的原計劃是把現有商辦鐵路公司的全部資金凍結、核算後，將原股份全部轉成『國有公司』股份，實際出資者還是那些人，資金也不得抽回，國家不付任何贖金，也沒有增資擴股的行動，就憑政治權力強行將原來屬於商辦的鐵路公司收歸國有。更為奇怪的是，清政府以修路為名向外國借的巨額鐵路貸款也不投入公司，實際上仍然用原商辦公司的資金去修這條鐵路。人們可以設想的惟一區別就是原來由股東按股份組成董事會任命的高管，現在作為『國有公司』由國家，實際上就是由盛宣懷任命了。原出資人除了將來可能獲得紅利（實際是虛無縹緲）外失去了大部分權益，而盛宣懷無代價地控制了這些資金」，[10]這種強制性國有方案當然會激起士紳的抗議，對股份的強行佔有也會導致川路公司所有股東的反對，即使那些農民是「被迫入股」（他們繳納的租股相當於強行集資攤派），但他們仍是這個國有進程的利益參與者，事關利益又怎能毫不關心；另一方面，清政府與列強籤訂的600萬英鎊、長達40年的《川粵漢鐵路借款合同》幾乎觸動了士紳乃至廣大群眾的民族情緒。清政府的腐朽統治致使國家已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借款合同的籤訂，「由於國際經濟、金融形勢變化和討價還價等因素，還款期、利率、抵押物有所不同，改變不了侵犯、損害中國主權和國家民族具體權益的實質。」[11]對於鐵路權利的流失，當年《中興日報》對此評價：「鐵路為全國命脈，從經濟上講，則關於財政；從調運上講，則關於兵政。若鐵路為外人所有，不啻財政、兵政之權，全授之外人也。兵權、財權全在外人之手，國尚能立乎？」；[12]最後一方面，有很多歷史學者認為，清政府的鐵路國有化成為一部分士紳牟利的手段，一些「川路」既得利益者試圖「拿住」政府，利用鐵路「國進民退」大賺一筆。一些人表面反對國有，實際上是以此為手段向政府提出更高的補償金，即「以索還用款為歸宿，以反對國有為手段。」[13]另外保路運動主將鄧孝可在《川路今後處分議》中雖然贊同鐵路國有政策，但我們也可以看到他在文中說到：「（路股現金）使用權……留歸諮議局與川漢公司的特權階層。」卻隻字不提普通股民的權利。
（二）歷史定位相同
在現有的評價中，儘管四川保路運動不可避免的參雜有部分人謀取利益的成分，但從本質來說，「一一·九」運動與四川保路運動都是愛國主義的運動。
在「一一·九」運動中，青年學生以及各階層愛國人士不畏強權，不懼帝國主義壓迫，奮起反抗，上街遊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壓迫，他們對國家前途的擔憂、對帝國主義侵犯我國主權的憎恨以及為了民族未來不惜犧牲的精神，在一篇《說國讎》的片段中可見一斑：「今者南北攜手，歡聲雷動。東省當局，罷戰言和，本是自動，純屬內政，與爾日本何涉，乃亦從中阻撓，不許妥協……可哀哉弱國外交！夫致我國之死命者，其惟侵略政策所訂之不平等條約：如領事裁判權、租界管理權、海關鹽稅等等特權，一日不收回，一日不自主，永久不廢約，永久須落伍。僅此起死回生唯一之希望，今被日人當頭一棒。幾希之望已絕，直可子子孫孫作甕中鱉，釜內魚，砧上肉，生殺割宰，一任人為。吾書至此，吾心痛，吾手顫，吾淚墜。鬼門關也，活地獄也，修羅場也，劍樹刀山油炸火炙，各種慘烈之嚴刑，盡集於吾身……堂堂中華之大，國恥垂二十餘年，尚未奮興師，乘間一圖以報……家國一體，國亡則家破；身家相系，家亡則身隨。向之所謂愜心適意之事，倏變為悽涼悲痛之場。奈何同胞尚不籌及此哉……同心敵愾，眾志成城，殺其氣焰，戳其強豪，生擒倭帥，系頸階廷，還我山河，復我主權，消以往城下之羞，造未來苞桑之固。逮我汪踦以下，訖與黃思伯諸先烈之風，昭宣乎東瀛，國報，吾願始償。於是乎書。」[14]從該文中我們可以看到，面對帝國主義的霸凌，忍無可忍，帝國主義的罪行罄竹難書，當年的親歷者及目睹者一腔熱血，以文字抒發自己強烈的愛國熱忱，「今天，我們在這裡回顧『一一·九』學生運動，是為了永不忘卻『勇於承擔歷史責任』——這一中國青年運動的光榮傳統，是為了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歷史進程中，進一步弘揚這一革命精神，肩負起歷史賦予當代青年的使命。」[15]
而我們在四川保路運動中也能看到這種愛國精神，作為一場反帝反封建鬥爭性質的政治運動，四川保路運動具有鮮明的群眾性。可以說，在四川保路運動的發展全局中，愛國精神始終是激勵四川人民進行反帝反封建鬥爭的核心因素。在整場運動中，從集會請願到遊行示威，從抗捐抗糧到罷課罷市，四川人民的英勇奮鬥無一不表現出了其拳拳愛國之情。而這也正如朱德元帥在《辛亥革命雜詠》中寫道的：「群眾爭修鐵路權，志同道合會全川。排山倒海人民力，引起中華革命先。」正是因為有了保路運動中數萬萬同胞無畏拼搏的一腔熱忱和愛國情懷，才最終實現了辛亥革命的爆發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成功以及新中國的最終建立。又如曾紹敏在《漫話四川保路運動》一文中所說，「辛亥革命猶如萬裡長江澎湃奔瀉的浪潮，當我們走近這一雄偉壯觀的歷史場面時，看到洪波湧起的漢江潮的時候，不要忘記推湧漢江潮的驚濤拍岸的蜀江潮；當我們看到黃鶴樓上豎起革命旗，還須回首凝視榮縣城頭高標共和的獨立旗。」[16]四川保路運動無疑為辛亥革命以及中國之後幾十年的革命形勢有著巨大的影響和繼承，而這種影響和繼承，在筆者看來，更多是一種對在四川保路運動中所體現出來的拳拳愛國之情的弘揚，在這背後是類似於普通民眾甚至包括「算命瞎子、川劇藝人、乞丐、妓女投入保路大潮。」[17]正如有人把四川保路運動比作為近代民主法制思想在巴山蜀水的啟蒙運動一樣，我們或許也可以將其比作為愛國精神在巴山蜀水、甚至是面臨內憂外患的中華神州大地上的啟蒙運動，「是炸響辛亥革命的驚雷，是辛亥革命的前奏，是武昌起義的導火線」，[18]四川保路運動以及其背後體現出來的愛國精神也將永遠彪炳史冊，警示後人！
無論時代如何發展，「一一·九」運動和四川保路運動當中體現出來的愛國精神將永遠不會消逝，恰恰相反，它將會給後來人以更大的鼓舞，而這也即是我們寫這篇文章的初衷與期冀，即希望這種民族精神能夠真正充當起一個民族的主心骨和精氣神，帶領一個民族走向更加輝煌的未來！
對當代的教育意義
（一）青年學生的使命感
正如毛主席曾經對留蘇的中國留學生說的話：「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到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青年學生是祖國未來使命的擔當者，不僅要有對於知識的渴望與尋求，還應具備擔當精神。「一一·九」運動雖已遠去，但其精神仍然留存，而繼承這一精神的，無疑是當代的青年學生群體。遙想「一一·九」運動那個時代，國家主權被列強侵犯，民族精神被帝國主義霸凌，然而青年學生仍然沒有放棄對國家的熱愛，沒有丟失對國家前途的信仰，在國破家亡的年代，他們仍然能挺身而出，為國家主權貢獻自己的力量，為民族未來奉獻自己的身軀，甚至在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鎮壓面前，他們仍能保持堅定，這不禁讓我們深深地感嘆，也不禁讓我們由衷的敬仰。當年的他們，以及如今的青年學生，應當是國家未來的承擔者，歷史的使命就承擔在這些人身上。
（二）改革應爭取民意
四川保路運動發展到後期，導致清政府倒臺的重要原因就是對於民意的忽視。在清政府釋放鐵路國有化信號之後，民間並沒有強烈的反對意見，川路公司部分股東甚至積極響應，如鄧孝可在《蜀報》發表的《川路今後處分議》中寫道：「今政府此舉，就吾川單言之，尚不無小利。故就愚見所及，吾川必欲爭川路商辦，甚無味也。以交通之利言之，則國有自較速；以股息之利言之，則商辦亦難期……雖然萬不可不請政府負條件，條件維何？則一曰刻期速成，二曰川藏鐵路，三曰用川人購川材。」[19]然而在頒布鐵路國有化政策之後，盛宣懷與清政府一意孤行，不顧川路公司反對，強行將川路公司的股款置換為政府的股票，且並不包括先前民間資本的投入。在四川保路運動尚處於和平抗議的階段時，清政府也沒有選擇爭取民意去協商解決，而是選擇了強行鎮壓，盛宣懷也一再釋放武裝鎮壓信號，導致民心動蕩，清政府的公信力以及合法性已經在民間漸漸失去，最後的武昌起義只不過是壓死清政府的最後一顆稻草。回首今日，我們應該慶幸生活在國泰民安的年代，國家不會向列強屈服，人民不受強權壓迫，我們的合理訴求總能夠得到解決，幸福感也日益增強，當想到我們的祖國時，我們會感到強烈的自豪感而無需憂心忡忡。但我們也不會忘記那些為國家命運而不停奔波的人，無論過去還是未來，他們都是我們最應該崇敬的人。
【基金課題：黑龍江大學學生學理論課題「黑龍江紅色基因探源—挖掘凝聚在『中東鐵路』上的紅色印記」（202002）】
（作者單位：黑龍江大學哲學學院）
注釋：
[1]參見中共哈爾濱市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哈爾濱歷史》第一卷，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1，139。
[2] [澳大利亞]雪珥：《辛亥·計劃外革命》，北京：中國畫報出版社，2011，3。
[3]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學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228。
[4]政府對四川的解決辦法則是，僅僅換回實際上用於鐵路建設的股款，而並不換回全部股款。四川鐵路公司總共募集了1400萬兩的股款。據估算，其中的一半，即大約700萬兩，可以用來換取政府的股票。而其餘的另一半，即700萬兩中，幾乎有一半是由於該公司的一位經理施典章，在從事上海的墨西哥的橡膠股票投機時虧空淨盡。因此，政府只同意發給四川鐵路公司股東大約400萬兩的國家保利股票。至於被施典章挪用到上海錢莊去從事投機而全部虧空的300萬元，則政府認為沒有必要對此負責。（蕭功秦：《清末「保路運動」的再反思》，《戰略與管理》1996年第6期，8。）
[5]蘇全有，鄒寶剛：《近三十年來四川保路運動研究綜述——紀念四川保路運動100周年》，《重慶交通大學學報（社科版）》2010年第5期，75。
[6]陳旭麓，顧廷龍，汪熙：《辛亥革命前後——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之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130。
[7]參見中共哈爾濱市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哈爾濱歷史》第一卷，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1，134。
[8]參見黑龍江省檔案館編：《黑龍江學運（1918—1932）》，哈爾濱：黑龍江省檔案館，1984，44—47。
[9]蕭功秦：《清末「保路運動」的再反思》，《戰略與管理》1996年第6期，7。
[10]秦暉：《「宏大敘事」與「祛魅」——辛亥革命與保路運動的若干解析》，《南方周末》2011年9月15日，D24版。
[11]章玉鈞：《關於保路運動若干問題的辨正——與〈重新認識保路運動〉一文商榷》，《社會科學研究》2001年第6期，123。
[12]祝勇：《最後的皇朝——革命前夜的大清王朝》，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21。
[13]蕭功秦：《清末「保路運動」的再反思》，《戰略與管理》1996年第6期，8。
[14]黑龍江省檔案館編：《黑龍江學運》，哈爾濱：黑龍江省檔案館，1984，71—73。
[15]中共哈爾濱市委黨史研究室：《哈爾濱「一一·九」學生運動八十周年祭》，《世紀橋》2008年第21期，42。
[16]曾紹敏：《漫話四川保路運動》，成都：巴蜀書社，2006，101。
[17]鄭光路：《四川保路運動歷史真相——炸響辛亥革命的驚雷》，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11，163。
[18]鄭光路：《四川保路運動歷史真相——炸響辛亥革命的驚雷》，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11，426。
[19]隗瀛濤，趙清：《四川辛亥革命史料》，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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