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4日，Joyside重組後在北京的一場演出。受訪者供圖
文章摘要：這是屬於樂隊的一個夏天。除了一檔綜藝節目的熱播，還有一支搖滾樂隊的回歸。
6月14日-28日，Joyside樂隊在北京、成都、上海舉辦重組巡演，門票十秒鐘之內賣光。現場歌迷不少已過中年，有人帶著三歲的兒子，有人甚至看到孕婦，一個樂迷在微博留言，「開場蹦迪，左邊一個大哥跳得比我還嗨，仔細一看，發現是老狼。」十年前，Joyside的廣告掛在西單一整面牆上。他們赴歐洲巡演，成為國外兩部紀錄片的拍攝對象。當時有一種說法，只要你關注地下搖滾樂，就不可能不知道Joyside，他們的風格甚至對一些年輕樂隊產生了影響。但在最鼎盛的時候，樂隊突然解散了，沒人知道為什麼。在那之後，樂隊成員四散各地，有人留在北京開酒吧，繼續做音樂，有人徹底告別，去河北鄉下扶貧種蘑菇。這也是搖滾樂不斷分化、被規訓的十年，甚至有人懷疑，搖滾樂代表的那種自由與反叛，在這個娛樂和流量時代還被需要嗎？Joyside的故事，不僅僅是一個樂隊的走紅、解散和重組，同樣也是這十年，中國地下搖滾樂的一種見證。
文 | 程靜之 實習生 張穎鈺
編輯 | 王珊
襯衫領口敞開著，依稀能看到脖子上的印第安圖騰紋身，已經很淡了，劉虹位洗過兩次，沒洗掉，後來就用遮瑕膏蓋著。他套上灰色毛衣，頭髮向後梳，身上噴了點香水，2018年11月的一天，他要參加一個特殊的飯局，不需要遮瑕膏的飯局。他回北京幾個月了。這幾天，樂隊以前的貝斯手劉昊總給他發消息，「在哪裡啊？」「現在怎麼樣？」聽說他回來了，劉昊打電話想約過去的幾個兄弟吃頓飯。虹位感覺不太對，一看時間，樂隊解散剛好十年了。他們約在一家涮羊肉火鍋店。十年沒在一張飯桌上吃飯，多少有點彆扭。42歲的主唱邊遠還是那麼瘦，留著長頭髮，沒怎麼說話，飯局讓他有種「既陌生又熟悉」的感覺。虹位坐在他對面，好幾年沒見了，突然發現，「你他媽怎麼牙都缺了？」為了緩解尷尬，劉虹位點了幾瓶牛欄山二鍋頭。酒精起了作用，大家不再拘著，聊起最近的工作生活。關崢當爸爸了，劉昊跟別人開了酒吧，虹位明天要去廣州出差談生意，他31歲，是四個人裡最年輕的。喝到起勁的時候，劉昊突然說：「還有沒有想法，把樂隊重新弄一下？你現在又回來，剛好也十年。」「那好啊，要搞就搞起來！來，喝！」虹位端起酒杯。他一點都不意外，接到劉昊電話時就猜到了，「我×，我心想肯定是要叫我組樂隊。」酒喝完了，他們去劉昊的School酒吧玩，虹位跑上臺，一把抓起麥克風，「接下來，要宣布一下，Joyside要組起來了！」關錚喝醉了，使勁打鼓，打著打著就哭了。那天晚上，臺下許多人用手機拍視頻，但並不知道這幾個瘋狂的中年人是誰，Joyside是什麼。十年前，Joyside活躍在北京地下搖滾圈，曾經赴歐洲巡演。北京奧運會前後，他們作為潮流文化的代表，被匡威品牌選中，廣告掛在西單商場5米長的外牆上。但2009年，樂隊在最鼎盛的時候解散，「就跟一場足球比賽，你可能領先了89分鐘，在第90分鐘的時候，突然一下就崩盤了。」一位樂迷說。彈吉他的劉虹位離開了北京，幾把吉他要麼送人要麼賣了，之後從搖滾圈徹底消失。有人說他去廣州辦養老院，也有的說他在河北搞扶貧。豆瓣小組裡經常有人打聽，「虹位現在在哪呢？」重組的消息是4月1日愚人節在微博上公布的：「大家好，我們是Joyside樂隊，分別了十年，3488天，我們回來了。」這條消息登上了當天微博熱搜的第48條，劉昊不知道熱搜是什麼，後來才發現大牌明星才能上，懷疑是經紀人劉非花錢買的，「哪有這錢？」 劉非回他。兩天後，蝦米音樂專門做了推送，稱他們「在中國獨立音樂從無到有時期，留下了無法磨滅的印記」。賭鬼樂隊的主唱王梓是Joyside的老朋友，對於樂隊重組，他早有預感。去年，虹位回北京定居，突然找他買吉他，問用什麼木料的琴比較好。雖然沒提重組的事，王梓已經猜到了七八分。他們在School酒吧進行重組巡演的排練，門從裡面反鎖著。王梓在門外聽了一兩分鐘，覺得他們音樂裡的酷和氣質沒變，而且更專業了，「以前（聽他們的音樂）相當於點了一個吉野家外賣，現在是去一個高級日料餐廳，東西是一樣的，但做得平衡、乾淨，成熟了。」實際上，虹位已經忘了以前的歌怎麼彈。消失的這些年，他在河北貧困縣，跟地方政府官員、農民打交道。重新「扒帶子」（對著歌扒和弦）時，他感覺有點怪，「創作這首歌的時候，我是20多歲，現在30多歲了，早就忘了，再回到那個頻道上，就像回到平行宇宙的那個世界裡，甚至讓我有點難受。」況且，他已經十年沒碰過琴了，手是僵的，有些solo（獨奏）恐怕彈不了。劉昊也擔心，結果「那個和弦一出來，虹位還是那個虹位」。6月14日是他們重組後的第一場演出。邊遠花了1800元，染了一個紫色的頭，虹位精神有些緊繃，關錚一夜沒睡。關錚原本擔心180元的預售價定得太高，沒什麼人來。結果開票那天，「十秒鐘之內，譁啦一下就沒了」，他挺激動，沒想到「那麼多人，還記得咱們。」摩登天空老東家、太合音樂總裁、老狼，很多人都去了現場。虹位在貧困縣認識的一位國企老總，下班後穿著白襯衫、拿個公文包也來了，最後一首歌，他也躁了起來，衝上臺拉著虹位用手機一通亂拍。2006年，虹位第一次和Joyside排練，是在北京一個地下室，自行車胡亂停著，空氣裡瀰漫著潮溼、發黴和廁所的味道。那時他還沒畢業，剛從廣州來，學生式地抱著吉他，在樂譜的每一個小節處都做了筆記。「你能不能彈得髒一點？」第一遍彈完，樂隊主唱邊遠說。「就是不要每個音那麼清晰，刷起來，不要那麼冷靜。」
2006—2008年，樂隊鼎盛時期陣容，從左至右為關崢、劉昊、邊遠、劉虹位。受訪者供圖
2019年，樂隊重組後的四個人，從左至右分別為劉虹位、關崢、邊遠、劉昊。受訪者供圖
17歲那年，劉虹位背著吉他，坐上了從廣州飛往北京的航班。他的父母是改革開放後第一批下海的商人，家境不錯，從小就接觸到打口CD，他喜歡音樂的律動，拉上窗簾在席夢思床墊上跟著蹦。那時，外婆不讓他學小提琴，「怕把脖子給拉彎了」，就陰差陽錯學了吉他，去了廣州星海音樂學院。他經常在課上看《我愛搖滾樂》雜誌，聽說北京有摩登天空，新褲子、麥田守望者等一批新樂隊，還有迷笛音樂學校，一個被稱為搖滾界「黃埔軍校」的地方，他對北京充滿幻想。一個偶然的機會，虹位在網上認識了北京的Joyside樂隊主唱邊遠，他正在找吉他手。虹位看過他們演出。他記得邊遠那天穿了一件亮色毛衣，幾個人馬路上一走，大綠棒子（啤酒）一喝，「有那種藝術氣質」。但虹位對他們的音樂並不感興趣，「硬也不硬，軟也不軟，不在一個頻道上」，不像另一支朋克樂隊反光鏡，能讓他一下子蹦起來。為了去北京，虹位還是想試一下。加了QQ後，邊遠讓他發點常聽的歌過來，也給虹位發了些自己喜歡的歌。「那些東西我從來沒聽過」，虹位喜歡布魯斯和爵士，邊遠偏愛上世紀70年代的朋克，兩人的風格完全不同。第一次跟樂隊排練完，在五道口的D22酒吧門口，虹位問邊遠：「我現在算是加入樂隊呢，還是要再試試？如果加入樂隊，我就留下來租房子。要再試試也可以，但是明天我就回廣州了。」「那你留下來吧。」兩人幹了瓶啤酒，這事兒「就OK了」。那時，Joyside已經成立了四五年，住在北京清河一個簡陋的小區裡，六層矮樓，兩室一廳的房子，塞了六個人，九百塊錢的房租，三年沒漲過。清河遠離市區，聚集了好幾隻朋克樂隊，大家整天在一塊兒排練。朋克音樂起源於1970年代的美國，旋律簡單，情緒直接，通常只有三個和弦，受年輕人喜歡。邊遠和劉昊是樂隊的元老。邊遠愛穿花襯衫和皮褲，話不多。他家在新疆伊犁，父親是京劇演員。父母工作調動，他跟著來了北京，在學校裡接觸到披頭四這樣的搖滾樂。劉昊在軍隊大院長大，家裡讓他去當兵，他在部隊一個多月就跑了，到清河的時候，只有一身衣服，一把琴。那時，他們都留著長頭髮，一禮拜換一次顏色。生活是從下午開始的。每天1點起床後，直奔排練室，排得特別好，結果一上臺就喝大了，有一次鼓手邊打邊吐，劉昊彈著貝斯，醉得從臺下摔下來。晚上，有人在陽臺搭帳篷，喝酒看星星。沒錢的時候，把酒瓶子賣了，才能買飯吃。為了維持生活，邊遠還在郵局糊過五分錢一個的信封，但生活十分純粹，「誰有錢就花誰的，每天都像過節一樣。」清河時期的邊遠和劉昊 受訪者供圖
2003年，Joyside上了迷笛音樂節，之後與摩登天空籤約，出了第一張專輯。五月天來北京跑通告時，Joyside曾為他們暖場。後來，他們獲得百事音樂風雲榜「最佳搖滾新人」提名，可惜最終獲獎的是南拳媽媽。2006年，Joyside原吉他手和鼓手退出，虹位和關錚加入。在樂迷的記憶裡，那時的邊遠像個落魄貴族，劉昊更像大哥，會照顧人，通常是吃完飯負責買單的那個。關錚被國外一家搖滾樂雜誌評為中國十大最帥鼓手。虹位用現在的話叫「寶藏男孩」，他的吉他彈得太特別了。這也是邊遠選擇虹位的原因。他覺得，虹位和弦的走向、彈琴的力度，跟別人不一樣，有靈氣，能讓朋克樂的曲風多一絲浪漫。虹位很大程度上也受到邊遠影響，他曾對媒體說，「要是沒有邊遠，我可能一輩子都接觸不到那些音樂。」加入Joyside後，他開始思考吉他怎麼彈、怎麼編，如何給出一個好的動機（音樂主題或樂曲發展的胚芽）。樂隊就是這樣，成員之間總是互相影響。「如果劉昊貝斯彈得特別好聽，給我很好的感覺，會把空間發揮得更大。如果那天我生氣，關錚的鼓也會打得很生氣，劉昊的貝斯可能也彈得生氣。」虹位說。王梓記得第一次見到虹位時，他穿了一件黑色POLO衫，戴著無鏡片的黑框大眼鏡，特別不搖滾，像一個被拉入傳銷組織的無知大學生。直到有一次在酒吧演出，虹位跑到簡易房的樓頂上叫喚，「沒想到他也能這麼瘋」。他們常在D22酒吧演出，老闆是一個美國銀行家。無論什麼職業和階層，大家都因為搖滾樂聚集在這裡，「它就是一條飛船，把這些人接上去，裡面就是一個烏託邦。」虹位回憶。插畫師擦主席為那個時期的許多樂隊畫過海報，最多時一周做三到四張，然後去鼓樓附近張貼。那時的鼓樓半條街都是電玩店和琴行，酒吧、livehouse隱藏在胡同裡，「那時的搖滾樂是很完整的一個文化情景。」D22酒吧位於五道口，吸引了附近許多大學生，刺蝟樂隊就是從「大學生之夜」走出來的。劉昊說，刺蝟就像是「好學生裡的壞學生」，叛逆中帶著文藝範兒，女鼓手看起來小小的，但鼓打得很不錯。兩支樂隊交流不多，「就像好學生不敢招不學習的（壞學生）那種感覺」。Joyside算是D22的頭牌樂隊。「有Joyside出場就肯定爆炸」，賭鬼樂隊的主唱王梓回憶，樂迷排出外面很遠，底下人都瘋了，「滿天飛那種」。酒吧只能容納兩三百人，一個樂隊演完了，就去小房間喝威士忌。攝影師楊毅東被他們的演出給震了，「一看就是已經喝到位了，東倒西歪的，底下的觀眾也是，特別瘋」，他在第一排拍照，後腦勺突然被撞了一下，另一支樂隊的吉他手從他身後向舞臺飛了過去，直接把邊遠撲倒，在地上躺了半分鐘，其他人依舊繼續演出。「我覺得它給了我只有國外才能見到的、我所嚮往的那種搖滾樂場景，我在別的樂隊身上沒怎麼見到。」楊毅東說。邊遠和劉虹位在D22酒吧演出。受訪者供圖
前經紀人徐凱鵬第一次見到邊遠，是2004年冬天。邊遠那會兒27歲，穿著皮褲，紅黑波點的花襯衫，透著一股悽美的氣質，「一看就是搖滾star。」徐凱鵬在摩登天空上班，想把Joyside打造成一支時髦的樂隊，往各大門戶網站推新聞稿時，也儘量找一些有意思的點。最出名的一篇《Joyside大連演出火爆，主唱險些墜海喪命》，寫的是演出後第二天，邊遠在海邊租了一條手動的雙槳小船，想去追大輪船，回程時趕上退潮，海浪推著小船，「像過山車的感覺」。徐凱鵬嚇得打了110，邊遠卻很興奮，「肯定死不了」。但稿子很難推出去，樂隊在圈外的接受度一直不高。一個很大的原因是他們唱英文。樂評人也一句好話都沒有，「Joyside唱的是虛無，是星空，是宇宙，沒有那麼多使命感，所以也不被行家認可。」School酒吧的主理人劉非說，他也是樂迷，覺得Joyside玩得超前了。Joyside的歌詞裡大多是女孩、啤酒、火流星、宇宙，「這種東西，你夠不著，有什麼勁？但是你說『如此生活30年，直到大廈崩塌』，它就接地氣，一定會火，這種沉重的使命是老百姓發自內心喜歡的，這就是中國人的特點。」為了把Joyside推出去，徐凱鵬聯繫了很多演出。虹位記得，去武漢時，他們坐了很長時間的綠皮火車，虹位的叔叔派了七輛車去接，發現酒店條件特別差，讓虹位重新訂一個五星級的。虹位說不行，要和兄弟們在一起。演完一圈下來，他分到50塊錢，手機還被偷了。「我瘋掉了，我還玩什麼？我不是那種非得每天吃方便麵的情況，為什麼要過那樣的日子？」Joyside也曾出國巡演，兩個月內走了巴黎、倫敦、柏林等大城市，演了50多場。虹位記得在歐洲時，很多西方歌迷都喜歡他們，「你們的音樂和我們的在一個頻道裡。遮掉面孔，就一點也感覺不到你們的東方性。」這是誇他們玩得正，但虹位感到氣憤，「我作為一個中國人，長的黃皮膚，頭髮是黑色的，但國家的文化是什麼？思想是什麼？最珍貴的東西是什麼？這些都不了解。」
從歐洲轉一圈回來後，虹位覺得自己的音樂很淺，他質疑邊遠，為什麼總寫女孩和酒精，「我演的是什麼呢？我覺得只能代表美國文化給我的一個認知，它不能代表我的思想。」邊遠當時有點受傷，現在看來，其實都是很小的分歧，不是什麼事兒。長期巡演的樂隊大多難逃解散的命運。2009年，後鯊大鯊魚、賭鬼、刺蝟進行橫跨美國的公路巡演。賭鬼樂隊的王梓說，三支樂隊出發時都好好的，回國後都快解散了。2008年10月，Joyside在西安巡演，他們喝醉了，和一幫人打起來，徐凱鵬過去拉架，也被打了。這件事之後，徐凱鵬說他們就不合作了，「經常喝酒鬧炸，大家都很痛苦」。樂隊成員沒有自己的空間，「可能因為一件很小的事情，或者某一句話丟了面子，拿著桌子就拍，著急了，直接上來就要幹。」有時醒來一看，「我×，怎麼在公安局待了一個晚上？」那時虹位也不想再玩地下搖滾樂了，他去找一家唱片公司的老闆，對方提出，只要唱中文，就可以籤。虹位高興壞了，回去告訴邊遠，「我要把所有的工作上一個臺階，下一個目標，就要走主流市場。你能不能唱中文？」「不可能，我就做我自己，幹嘛要變成一個主流唱片公司包裝的明星？」邊遠反問。事後看，虹位認為這就是樂隊解散的原因之一。但邊遠已經沒印象了，「是有這麼一回事嗎？我都不記得了。」2009年張北音樂節，虹位說「我不玩了」。回北京後，他在鼓樓東大街組了飯局，又正式提了一次。「一個樂隊少一個人算怎麼回事，要不就算了。」邊遠說。劉昊不明白，玩得好好的，後面還有巡演，為什麼要解散？那時大家都說，樂隊就差一張唱片，就真走起來了。有人急了，嚷著讓服務員拿刀來，要把虹位的手砍了。有人開始哭，幾個人亂打一通，邊遠在一旁拉架，混亂中，虹位的頭挨了一酒瓶，他哭了，「徹底傷心了」。2009年9月12日，Joyside在北京鼓樓的Mao酒吧做告別演出，門票賣了800多張，破了 Mao的紀錄。他們沒有給樂迷更多的解釋，只是說：「讓所有的猜疑都去死吧。」邊遠本來不想做這場演出，「沒什麼意思」，後來想想，覺得能讓樂迷最後感受下現場，也挺好。「歡迎大家來參加這個葬禮。」他們幾乎把所有的歌演了一遍後，臺下仍擠滿了人，鼓樓東大街混雜著酒精、尼古丁和悲傷的味道，直到天亮才散去。虹位演完就一個人走了。他不喜歡「葬禮」這個詞，覺得搞告別演出是一件「很傻逼」的事。但海報和宣傳已經做了，只好硬著頭皮去。那時，賭鬼、後海大鯊魚、刺蝟樂隊正在美國巡演。王梓收到劉昊發來的豆郵，怕電腦在美國看不了中文，劉昊特意用了拼音。三個樂隊十幾個人圍在一臺電腦前，猜是什麼意思，最後拼出來的是：「弟弟，今天我的樂隊沒有了。」告別演出後，幾個人最後的擁抱。受訪者供圖樂隊解散後，虹位在積水潭租的大房子裡繼續以前的生活。每天下午兩三點起床，然後給朋友打電話，來家裡開Party，打遊戲、睡覺、喝酒，可以一個星期不出門，只讓阿姨來做飯搞衛生。「不行！」虹位掃了一眼，男男女女躺在沙發上、桌子上，四處都是菸灰和酒瓶。他們第二天在酒店見面。父親是佛教徒，給了他一本《釋迦摩尼佛傳》，一張大寶法王照片。「你要看就看，不看就放著。」虹位至今仍無法理解，父親大老遠跑來，就給他這麼一個東西。「我想既然是菩薩的東西，我就放高一點，放在書櫃的最上面。」他把所有人都轟走了，讓阿姨也不要來。派對散了，虹位一個人在屋裡來迴轉，他最近神經衰弱，對什麼事都打不起精神。「就想我乾脆自殺，死了算了。我什麼也玩過了，人生還剩下什麼？」想起父親送的書，他從柜子上取下來，一個人坐在沙發上，從頭開始翻。他忘記了時間，「好像在一個完全黑暗的地方，嘭地一下，有了一點光」。虹位決定結束現在的生活。他搬去上海，剃了個圓寸，在一家負責音樂版權的網站工作，每月工資2000元。租的房子在菜市場樓上，只有一張薄木板床、一個沙發、一張桌子，上面擺放了一些佛經。女孩跟他回家，嫌床太硬，睡不著覺，半夜就走了。兩年後，上海的公司倒閉了。父親提起河北貧困縣有一個產業園項目，問他要不要去。虹位從來沒去過農村，「我就想去看一下，貧困縣是什麼樣的。」父親以為他可能待個兩三天就受不了了。但虹位好奇，「這個地方為什麼沒有club？年輕人都去哪了？離北京這麼近的一個地方，怎麼還是一個貧困縣？」他計劃在縣裡搞食用菌產業園，「如果能幫助一千個、上萬個老百姓脫貧，這比我玩樂隊牛逼多了。」一個多月後，虹位請來的專家走了，但農民採出來的蘑菇還是沒法要。虹位一打聽才知道，蘑菇得按時按點採摘，可他們「晚上就睡大覺去了」。「只要動手採一下，一個月就能過萬，馬上就可以脫貧了！」虹位想不通。他開始看關於農村發展研究的書籍，偶爾去大學聽經濟學的課，還找大學生下鄉做調研，了解農民的收入和收成，又從農民那兒聽到土地怎麼被佔了，「才真正開始了解中國是一個農村社會」。在貧困縣，虹位的生活變得非常簡單。每天一雙老北京布鞋，一條短褲，一件T恤。辦公室是標配的老闆桌和皮椅，棕紅色的書櫃，一個沙發，一個茶几——本來給縣長準備的，八項規定後超標了。他也感受到百姓的單純與親切。每逢過年殺豬，整個村子都來給他敬酒。但官場太複雜了。最初，虹位不太懂政治，找農業局蓋章籤字時，官員和他耍官腔，「你酒都不請我喝，怎麼給你蓋這個章？」虹位氣得直接給縣長打電話，「你們下面的人不給我蓋章，讓我給他買酒喝！」後來，他也學會和官員稱兄道弟，請他們喝最貴的酒，逛最好的夜總會，在KTV裡紅歌、韓磊的歌，什麼都唱，有時一個電話，就被叫去買單，喝到嚴重時被送進了醫院。但他說，他的底線是不做金錢交易。他也為此付出了代價。土地拍賣的時候，因為某些原因，拍下的一塊地，政府不讓通水通電，法律規定，過了時效後，若因企業原因不開工，政府將有權無償收回。虹位氣壞了，「我就是一個南方過去投資做食用菌產業園的年輕人。我是懷著熱血，懷著對祖國的響應去農村，最後你們還要把我給坑了！」壓力大的時候，他把辦公室的門都踹掉了。他決定去北京上訪。第一次去信訪局時，已經是下午，工作人員告訴他，太晚了，要早點來。第二天，他凌晨五點就到了，前面已經排了一長串。結果回河北沒多久，紀檢就來公司調查。虹位這才知道縣城的複雜關係。他把公司的帳本拿出來，「隨便查！」在貧困縣的六年，虹位脫離了搖滾圈，和樂隊成員也只有過年才打個電話。「男人與男人之間，其實沒有什麼事兒。」每年生日，虹位會接到劉昊的電話，「大劉，感謝你啊，還記得我生日。」對話也僅限於此。劉昊記得，有一次虹位突然把樂隊成員拉了一個群，在裡面發了歌，隨後又把群解散了。但虹位說他一點都不記得了，「我肯定喝醉了。」偶爾，他也回北京見見朋友，喝喝酒。王梓再次見到虹位，是在一個冬天，他穿著名牌高領毛衣，外面套一件羽絨背心，戴著一副「美國房地產中介」的墨鏡，脖子上的紋身用遮瑕膏蓋住了，看起來像是「珠海新區的小領導」。虹位再也沒聽過樂隊的歌。傍晚七八點，在偌大的辦公室裡，他把音樂打開，聽爵士和布魯斯，喝點酒，跳跳舞，發洩一下。晚上九點，整條街道都安靜下來，蛐蛐、青蛙的叫聲，伴隨著一股牛糞的味道，飄進他的耳朵和鼻腔。但在這個閉塞的小城裡，他還是感受到了一絲變化。一次，他和阿姨去買菜，聽見菜市場在放逃跑計劃的《夜空中最亮的星》。還有一次在燒烤攤，兩個年輕人喝著啤酒，用手機聽hip hop，「走在長安街上，在北京，很多漂亮的姑娘……」虹位很吃驚，過去和他們聊：「你們聽這個牛逼，這是我兄弟的歌。再給你們介紹一個……」劉虹位近照 受訪者供圖時代的確變了。D22酒吧已經歇業了，舊址變成了一家飯館。鼓樓東大街如今淪落為遊客打卡景點，充滿回憶的Mao酒吧只剩下一個生鏽的大鐵門。全國各地的音樂節開始井噴，質量參差不齊，有的樂隊差不多240天都在路上，賺到了一些快錢。Joyside解散後，邊遠在酒吧短暫地打過工，他再也不往菸灰缸裡吐口香糖了，因為太難擦。他也組過別的樂隊，後來漸漸喜歡一個人做音樂。樂隊解散之前，邊遠覺得時間是靜止的，解散似乎把時間全追回來了，「一下子過去那麼久了，那種感覺」。他寫中文歌了，開始喜歡清淨的音樂，對宗教和宇宙也產生了興趣，會思考恆星的衰變這種問題。電影《海上鋼琴師》裡，一個天才鋼琴家在豪華遊輪上，度過了孤獨的一生。那是邊遠想要的生活。他想擁有一艘船，能隨時出海，去無人島，撈點魚，採點果子，聽風吹落葉的聲音。他諮詢過天津郵輪需不需要歌手，掃廁所也行，但對方告訴他人已經夠了。「邊遠是一個浪漫的虛無主義者，除了音樂和朋友好像一切都無所謂。」他的一個朋友說，「我經常會在一個很熱鬧的聚會中突然看到他一個人坐在某個地方，一動不動，不知道在想什麼。他喜歡星空宇宙和大海，我記得以前他說來世要做一頭抹香鯨。」2017年秋天，邊遠坐火車離開北京，去了秦皇島。那年冬天下了很大的雪，他躺在沙發上，眺望著窗外的大海，靠近港口的海面已經結冰了，雪花層層覆蓋在上面，宛若白色的北極。樂隊解散後，劉昊在鼓樓開了家古著店（有年代的且不再生產的衣服），又跟劉非合開了School酒吧。關錚在裡面當了兩年酒保，後來加入了其他樂隊。「命運真的很奇妙，如果Joyside沒有解散，我們就不會開古著店；如果沒有那麼多人去店門口喝酒，就不會促使我們去開酒吧；如果沒有School，就不會有現在各種樂隊和新的故事。」劉非說，「這中間，少了任何一環都不行。」很多新的樂隊在這裡被發掘。劉昊坐在酒吧裡，暗黃的燈光灑在身上。他覺得年輕樂隊更加自我，曲風不再暴躁，觀眾也不像之前那麼瘋狂了。「沒有當年那個味道了。」王梓有些感慨，「搖滾樂表達愛和恨，但大環境確保每個人說出來的話都是正確的、健康的，所以搖滾樂一半的生命力都被剝奪了。」賭鬼樂隊後來也重組，但關係沒以前那麼緊密了，「當年大家恨不得像影子一樣，一塊兒住一塊兒玩，現在一半人都生了孩子，得吃飯、生活。」2013年元旦，盤尼西林樂隊在School第一次演出，門票賣出不到20張。演到最後，主唱小樂說要翻唱一首Joyside的老歌，向樂隊致敬。《Silly girl》旋律響起，臺下的觀眾並無太多反應。劉昊注意到了小樂，那時他大學還沒畢業，「就覺得這個小孩可以，他的眼神、每個動作，用的琴，都和別人不一樣，站在舞臺上很有氣場。」他們在臺下聊了很久，劉昊決定把盤尼西林推薦給前經紀人徐凱鵬。和Joyside分手後，徐凱鵬又做了萬能青年旅店和後海大鯊魚的經紀人，後來去一家網際網路公司上班。和盤尼西林合作後，他決定幹回老本行。網際網路公司的經歷讓徐凱鵬意識到數據的重要性。「一個樂隊成功還是不成功，微博粉絲、歌曲播放量、網易雲搜索指數，都是客觀的標準，這能幫我找到在網際網路中的位置，啟發我往什麼方向走，應該多照顧哪些受眾群。」徐凱鵬說。他不排斥網易雲、短視頻這種新的傳播方式，「我們要擁抱這個時代。」現在，徐凱鵬每周都和盤尼西林開會，地點大多在School酒吧的二層，他為每個人搭建人設，做一些包裝和定位。樂手需要總結自己的感受，談論行業動態，大家一起尋找新鮮事物與音樂行業的關聯。綜藝節目《樂隊的夏天》籌備期間，徐凱鵬接到節目組的邀請，他和盤尼西林一起去了愛奇藝，辦公室裡布置了盤尼西林的海報、專輯，工作人員能清楚地叫出樂手的名字，這讓徐凱鵬感受到誠意。他把上海的樂隊和平和浪與臺灣的皇后皮箱也推薦給節目組，他同時是這兩支樂隊的經紀人。皇后皮箱最初有一些顧慮，擔心上綜藝容易招來「跪求主流」的非議。但徐凱鵬認為這是十年前的想法了。他去了一趟臺北，說了自己對行業的觀察和判斷，並對皇后皮箱之後的數據做了許諾。節目播出之後，一些樂隊的微博粉絲、演出報價都翻了幾倍。徐凱鵬覺得，節目會給行業帶來一些變化，雖然效果短暫，但「能讓更多年輕人拿起樂器，音樂就存在更多可能性。」劉非也參加了節目錄製，在他看來，對於部分樂隊來說，「夏天」確實來了，最近，來酒吧看演出的人明顯增加了。但節目只是「樂隊的夏天，不是搖滾樂的夏天」，中國有3萬支樂隊，上節目的只有千分之一。關錚在節目裡看到了很多老朋友，他說，曾和他們一起在D22演出的刺蝟樂隊主唱趙子健，很久沒這麼認真唱歌了。Joyside解散這十年，刺蝟也經歷了分分合合，最低谷時，子健唱歌都不在調上。如果節目有第二季，劉昊、虹位和關崢都不太排斥參加。但邊遠一點也不感興趣，他不希望以這種方式去呈現Joyside的歌，也不喜歡樂手在節目裡失去了自己的表達，最後變得像在賣情懷。他寧願去一個小酒吧，臺下可能只有50個人，但在認真聽他彈唱。演出中的邊遠 受訪者供圖
十年後，Joyside演出時仍是那副「酒鬼」的樣子，但不難看出年齡的痕跡。虹位穿著英倫背帶褲，肚腩已經凸顯出來；關錚帶著四歲的兒子，他把枕頭當作《魔獸世界》裡的飛毯，四處亂飛；劉昊喝了一杯香檳，因為疲憊，又開了一罐紅牛。當年聽朋克的青年，變成了養生的中年。一位上海樂迷曾和女友看過他們的演出，十年後在Joyside的現場再次相遇，女孩已經成了別人的妻子。有些歌迷已在國外生活，無意間聽到熟悉的旋律，喚起了當年的記憶。不少樂迷結婚生子，有人讓孩子學起了吉他和架子鼓。重組演出那天，很多人不知從哪兒冒出來，又聚到了一塊，「特別穿越的感覺」。十年過去，大家對音樂都有了自己的理解。排練時，虹位想要加入鍵盤、和聲，讓音樂有一些新浪潮元素。劉昊不太建議這樣，虹位說，「你先試一下，如果覺得好，就把它留下。如果覺得不好，就不要了。」做新專輯的時候，虹位給一首歌的編曲加了很多弦樂，和邊遠產生了分歧。虹位退了一步，「要在十年前，我不會，這個時候我就學會了。」他已懂得考慮樂隊其他人的建議，「Joyside不是劉虹位一個人，是邊遠的一部分，也是劉昊和關錚的一部分。」Joyside重組後的專場演出 受訪者供圖
回北京後，虹位選擇住在距離市中心有一段距離的通州。他不再需要酒精，生活規律，每天七八點鐘起床，看書，最近一本是政治學家漢斯·摩根索，然後去附近馬場騎馬，聽爵士和布魯斯，除了這些他還有生意要打理。出去演出時，他不再跟成員住同一個酒店。在成都，他訂了一個民宿，早晨去公園喝茶、掏耳朵；在上海，他住進了弄堂，聽著阿叔用上海話和阿婆打招呼。虹位後來意識到，自己根本沒有朋克的反抗精神。「朋克更像是一個來自街頭的孩子」，這與他的成長背景並不符合。不像關錚，結了婚，有了孩子，仍在演出現場「跳水」（跳下舞臺），可能到老了，還是這個狀態。邊遠覺得虹位這次回來，想法成熟了，更像一個成年人，但本質上沒變，「還是很有意思的人。」邊遠曾經瞧不上別的音樂風格，覺得自己是做搖滾樂的，「比別的酷一點」。現在他依然喜歡七十年代的朋克，但也想做一些新的嘗試，「沒必要給自己一個圈套，一個框架。朋克只是一個詞而已。包括搖滾樂，也只是一個所謂的風格，糾纏這些東西太沒意義了，挺愚蠢的。」十年前，樂隊突然解散，邊遠總覺得差了那麼一點，如果能再出一張專輯，就能達到想要的高點。後來他覺得這未嘗不是件好事，「可能就命中注定就這樣」。音樂曾經是他生命的全部，現在，他想以更輕鬆、更開放的心態對待，「生命是很寬廣的，音樂只是聽覺的一部分，還有很多別的感覺。」他三個月沒創作了，每天獨處、喝酒、發呆，去海邊走一走，感受自己在宇宙中的存在。邊遠不覺得自己是在堅持某種東西，也不想與時代掛鈎。「如果搖滾過時了，那就過時了。所有具有時代性的東西都會過時。」他一直在尋找一種「人類共通的，從古到今，超越時代」的情感。在王梓看來，邊遠就「不是地球人」。除了有一次，他看見邊遠穿著一套中介那種的黑西服，扎著皮帶，襯衫掖進褲子裡。那天他準備回家看父母，「讓他們看我像個正常人」。邊遠對父母一直抱有歉意。每次回家，父親都把他的皮鞋擦得乾乾淨淨，儘管他不理解兒子在做什麼。2014年，邊遠出了中文專輯，父母能聽懂一些，也試著去理解他。劉非現在是樂隊的經紀人，他覺得邊遠已經做了很大改變。邊遠曾拒絕使用微信和智慧型手機，「少點事兒挺好的。」他窩在秦皇島公寓的沙發裡，抽上一口煙，眼睛望向窗外，「很多事的話覺得很煩，有點頭疼，比如採訪。」在這裡，他誰都不認識，只有一臺電腦、一把琴，柜子上擺著魏晉時期的詩詞。他覺得自己不適合成家，不知道「兩個人天天在一塊兒幹嘛」，自己有很多事要做。他開玩笑說自己越來越難看，酒量也越來越差。他害怕變老，「先天條件不好」，大概不會是一個帥帥的老頭。在虹位看來，邊遠骨子裡還是具有朋克精神，他不在乎什麼媒體，什麼節目，什麼唱片公司老闆。年輕的時候，他甚至不會告訴別人為什麼，現在至少會把理由講出來。虹位曾經覺得自己跟邊遠一樣，是一個浪漫主義者。如今的他成了一個現實主義者，希望自己的音樂能提供解決問題的方式。樂隊對他來說，更像是一項合夥的生意，一門合作者的藝術。和樂隊在一起時，他仍然是那個「小虹」，和商人在一起時，他就是別人口中的「劉總」。十年過去，重組變成一件順其自然的事，「這些人都還在這個世界上，而且都還在北京，大家都還想玩音樂。」虹位說。這也是其他幾個人的想法。重組那天的飯局上，他從沒見過邊遠喝那麼多，一個人坐在那兒，暈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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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程靜之
一頂鴨舌帽，一雙採訪鞋。
作品包括《等待章瑩穎》
《木裡的風，帶走了涼山消防四中隊三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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