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南天》深漂23年後，他憑處女作獲國際大獎：為所有疲於拼命的人找一個出口

5月29日，韓國全州國際電影節開幕，這是疫情以來首個復甦的國際影展，中國電影《回南天》在電影節上獲得了最高獎。

故事主角是一對深漂青年情侶，他們不斷受到生活打擊，找不到自己的出路，情感也開始游離，兩個人各自都有了自己的曖昧對象。

電影拍攝於深圳，精準地捕捉到了這座南方城市潮溼、粘稠的特質，今年一月曾在鹿特丹國際電影節上世界首映，被稱為「本年度第一部神秘華語片」。

導演高鳴本人也是來自小城，深漂23年，這是他的第一部劇情長片，電影人物的原型都來自他身邊的人。我們採訪了他，他把自己深漂多年的感觸都放在了電影裡：「在這座高速發展的城市裡，每個人都被欲望包裹，但我更關心的是想要飛起來、卻被人摁住的狀態。」自述 高鳴 編輯 宋遠程

《回南天》講述了春夏之交的南方，兩男兩女彼此貌合神離、又各自暗生情愫的故事。住在深圳城中村的男青年小東（黃宇聰 飾），和師父在小舞臺表演猴戲，是遊樂城裡的「美猴王」。但不久遊樂城倒閉，被飲食城取代，兩人被迫轉行。為了能重建小舞臺，師父讓小東留下做了守湖保安。小東的女友杜鵑（陳宣宇 飾）是個花藝師，經常到龍老師家插花。龍老師是個神秘的中年男人，有著不為人知的過去。杜鵑嫌棄男友幼稚，卻被龍老師這種神秘氣質深深吸引。

龍老師的扮演者是二手玫瑰的主唱梁龍。之所以選他，是因為導演偶然注意到了梁龍生活中的某個安靜的時刻：那種一言不發，卻讓人感覺背後有許多故事的狀態，非常契合「龍老師」這個人物的預想。

在守湖過程中，小東認識了前來放生金魚的女孩園園（林子熙 飾）。園園曾是舞蹈演員，後來因為感情問題離開了舞臺。同時，杜鵑發展起來了花店業務，並讓小東打扮成小丑的模樣去送花。小東送花之餘，經常會去園園家裡。由於都經歷過夢想的破碎，兩人有些惺惺相惜，關係也變得曖昧起來。

電影在潮溼、悶熱的氛圍中展開，片中角色們在城市裡來回遊蕩。然而這個故事對小東而言，卻是一個不能更喪的結局：他從美猴王淪為小丑，又發現了女友杜鵑的精神出軌，最後向園園示愛也未果。導演高鳴說，他想描述的正是這種「想飛起來、但是被人摁住的狀態」。以下是導演高鳴的自述：大概是2015到2016年，因為工作不順，我的情緒有很長一段時間的下沉。為了緩解這種壓抑，我就去香蜜湖邊跑步和釣魚。那個湖在深圳的市中心，是一個廢棄的遊樂場，周圍環繞的都是高樓。我以前從沒有注意到城裡還有這樣一片開闊的地方。

除了釣魚的人之外，幾乎沒有其他人會去這片廢棄的湖邊。在那期間，我對自己的過往以及遭遇產生了極大的懷疑，我不明白自己是個什麼樣的狀態，又是為什麼會走到那樣的一個狀態。正因為這種不明白，讓我產生了一種寫作的欲望。在製片人的鼓勵下，我重新拿起筆開始寫劇本。劇本的第一稿叫《樂園》，後來叫《桌球》。在寫到第三稿的時候，「回南天」這個名字自動冒了出來。

在南方待過的人都知道，「回南天」實際上是一個天氣現象的描述。在春夏之交，有那麼一個星期，空氣中凝聚著大量的水汽，會讓牆上地上到處都是水滴，我們稱之為「萬物流淚」。那是一年中最難受的幾天。

被包裹在水蒸汽裡的感受，你是說不出來的，但是極其痛苦。在寫劇本的時候，我突然發現這種天氣現象跟我們人生遭遇情感下沉，或者說遭遇困境時的那種狀態有很多共通的地方。深圳是一座魔幻又包容的城市深圳給我的感覺就是氣候變化非常迅速，同時又鬱鬱蔥蔥的一座城市。它屬於亞熱帶到熱帶過渡的海洋性氣候，光照雨水非常充足，所以它的植被顯得特別好。在這裡你會產生很多莫名的疑惑或者是幻想，它有那種特別不可知的神秘感。深圳也是一個以高科技為主的全新城市。它的變化特別快，在現代化的包裹下，其實會產生很大的魔幻性。就像電影拍完之後不久，電影的拍攝地香蜜湖就封禁了，我們就進不去了。

電影另一處取景地在深圳的城中村白石洲，在那裡有一個說法叫「握手樓」，就是說這一棟樓的窗戶伸出手跟另外一棟的人可以緊緊相握。樓與樓之間的距離特別的近，每一棟樓都是相連著的。如果你在深圳生活過，就會注意到周邊的聲音對你的影響。《回南天》你仔細聽的話，會發現突然傳來了旁邊小孩子說話的聲音，裝修電鑽的聲音，家裡人放電視的聲音，或者說練琴、吹笛子的聲音等等。在後期製作過程中，我們沒有消去這些聲音，因為我們覺得它們在這空間中是渾然的，而且恰恰是這種才能特別代表南方。這些聲音是包在一起的，像一個火鍋一樣。

深圳被戲稱為是一個在南方的北方城市，是因為它本地人少。在深圳大家都講普通話，都是從五湖四海來到這個地方。它的這種平等性是其他城市少有的，會給一無所有的外地人很多機會。但正因為這種平等，當有「得不到」的時候，也會有很強烈的挫敗感。在這個地方你會覺得自己是個過客，「寄居感」特別強烈。神秘的龍哥，荒誕的生存龍老師的演員是二手玫瑰的龍哥。我之前跟龍哥是不認識的，但是我特別喜歡聽二手玫瑰的歌。有一個特別巧的機會，就是我的監製耿軍導演剛好在深圳拍一個短片，龍哥也有出演。我去做了他的副導演，在片場跟龍哥接觸的過程中，我就不斷地去觀察他的日常狀態。

我注意到他有一個特別安靜的時刻，突然意識到這就是劇本中龍老師的那種感覺。他是那種不怎麼言語，但背後有很多故事的人。在龍哥身上，我找到了那種神秘感，就跟他提議。他看完劇本以後，覺得可以把握這個角色，就很快地答應了。在鹿特丹首映完了以後，有一個法國的製片人特別激動地攔著我跟製片人王磊，非常高興地跟我們說，他覺得這個電影讓他想起當年看尤奈斯庫的《犀牛》。他認為我們在現實中提取的元素產生了巨大的荒誕感，這種荒誕感跟看完《犀牛》的那種感受是一致的。

鹿特丹電影節提出了「南方新浪潮」這樣的一個概念。簡單地說，我覺得南方的作者有個共同性，他們都不是在原原本本地講一個故事，更多的是以這個故事為背景，講他自己內心的狀態，或者是他認識世界的這種方式。我想飛，但是被摁住了我小時候很喜歡畫畫。大部分時間我都會去畫美猴王，因為我特別喜歡他那種無所不能、騰雲駕霧的自由感覺。每個人都想要飛起來，但多數時刻是被人摁住的狀態，人生就是這樣。

我從小喜歡電影，但是作為生活在南方的人，我從來沒想過自己能拍電影。直到我看完賈樟柯的《小武》以後，突然發現其實電影離我們很近。《小武》講述的是你身邊朋友的故事，會讓你對電影產生親近感。於是我就拍了短片《阿松》。儘管當時連走位都不知道。我覺得最初的勇氣都是很荒唐的，但正是這種荒唐的勇氣促使自己拿起攝影機。

我現在每天的生活特別簡單。對我來說，越往後做，發現自己缺失的東西越多，我本身不是學電影的。每一次自己都覺得做得不完美，但我不會放棄，會不斷想辦法做好它。這也許就是電影的魅力。現在我每寫一個新的東西，都能很明顯地感受到往前走了一步。真的挺感謝能夠遇上電影的時刻，我覺得把我的人生一下拉回了10年。很多人到了40多歲以後開始懈怠了，但我現在還是一種特別飽滿的狀態。

在我看來，情緒是一種很私人的感受，電影是讓這些個體的情緒具有作者性一種最好的方式。它為我們打開一扇門，感知不同的情感，不同的人性，不同的生命。導演也有很多種，在現實裡，有人喜歡破壞，看廢墟的感覺，有人喜歡粉飾，裝著什麼都沒發生。我的電影觀不是毀滅，也不是矯飾，我覺得拍電影就像修自己的房子，把生命中那些看似疑問的東西，好好的收集在一起，一點點修葺起來。直到閃耀出不同的光芒。我的創作也是在觸摸這種感覺。不管是誰，不論生命貴賤，都應該有它的光芒。

高鳴：從深漂青年到文藝片導演高鳴是出生在江西石城的客家人。和很多生於70年代的人一樣，他的童年也有一支電影放映隊相伴。但中學以後，他幾乎將所有的業餘時間都用來畫畫，「我覺得自己會成為畫家。」這種幻覺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直到 1992 年才破碎：因為連續兩年的文化課總分不合格，高鳴沒有錄取到任何自己喜歡的美院，只好極不情願地讀了一個當地的師範學院。1996 年大學畢業後，高鳴教了半年初中美術。後來覺得實在無聊，於是決定去深圳闖蕩。「當時沒有任何目標，也沒有任何期望。帶了800元，就來了。」那是一種「荒唐的勇氣」。

初來深圳，所有公司員工還住在城中村的「握手樓」裡，樓與樓之間近到觸手可及。大家一起分工買菜做飯，飯後就圍坐在一起嬉戲、玩笑，「各自講著糗事，笑到臉抽筋」。這群人中最好的一個夥伴，成了高鳴第一個劇本《白牆》的人物原型。不久，他喜歡上了「淘碟」，並由此認識了一個賣盜版碟的小夥子，外號叫「排骨」。據說，深圳的影迷都曾經在這個人手裡買碟。「排骨」自己只喜歡看《馬大帥》，卻對各路電影大師如數家珍。高鳴覺得這個人有意思，就拍了紀錄片《排骨》。

拍攝《排骨》是很偶然的，高鳴被他對愛情生動的描述打動。「同時打動我的，還有他現在的狀態。那一刻，我知道了什麼才是真正有質感的生活。」

在片中，高鳴有意凸顯排骨的個人情感，弱化他事業的艱辛。有一個片段是排骨坐在家鄉的土地，想著要趕緊回深圳，「但深圳真的是他的夢鄉嗎？文人心中偉大的鄉愁對於排骨來說是不成立的」。同在都市漂泊的高鳴清楚，拍攝《排骨》其實就是在拍他自己。

《排骨》在多個紀錄片影展上映，所獲讚譽無數。以至於15年後，提起這部片子，許多觀眾依舊掛念著「排骨」現在過得如何。然而，《排骨》並沒有讓高鳴就此出道，他之後徹底投入到設計工作中。作品包括深圳大運會的會徽、國際植物學大會品牌推廣等，成為圈內知名設計師。

2009年開始，高鳴走上創業之路，一忙七八年，幾乎與電影完全隔絕。然而，他說自己「完全不是做生意的料。這其間的煎熬，只有自己明白」。情緒逐漸下沉的高鳴意識到，拍電影是他人生新的出口。他認識了製片人王磊，後者一直鼓勵他進行創作，幫他把劇本遞給First電影節創投會，並成功從700個劇本中脫穎而出，成為最終得獎的八部作品之一。那屆創投評審主席是曹保平，他讚賞了劇本中空間氛圍的營造和建構。

因創投獲獎，創作再沒有回頭路可言。出品過《大三兒》《氣球》《春江水暖》等高口碑影片的工廠大門影業為《回南天》找來知名藏族導演萬瑪才旦和東北導演耿軍擔任監製，以及攝影指導大塚龍治和剪輯指導廖慶松。並邀請愛奇藝影業、赤角Rediance加盟，讓一部藝術電影最終走向國際。在高鳴的設想裡，電影的四個人物對應青年到中年的四種狀態。他把對於不同年齡段人的理解放置到這些角色上，讓每個人都會去面臨各自的問題。

比如小東是屬於少年蒙昧的狀態，杜鵑明顯就比他成熟得多；園園追求過夢想，但最後發現得到的並不是自己想要的東西；龍老師衣食無憂，卻不得不獨自背負沉重的過去。「因為有了多年做生意的經歷，我其實對人有很多疑問。這部電影就是在觸摸這種疑問。」

拍完《回南天》後不久，市中心的香蜜湖就封鎖進不去了，這裡之後將會改建成深圳又一個CBD；而電影中另一個重要取景地白石洲，作為深圳僅存的最大城中村之一也將面臨拆遷。劇烈的外部變化，幾乎是催著他把電影拍了出來。「在湖邊坐久了，慢慢會產生種種幻覺。」《回南天》恰恰建立在這種幻覺之上，並讓高鳴重新開始審視自己。當他把現實混雜著非現實搬上銀幕，整部電影如同導演本人直接的心理投射，「就像剝筍一樣，慢慢地剝開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