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王雨磊 王雨磊
10月18日攝於歸鄉途中
儘管我已是教授，但是經過這麼長時間與公安機關的深度接觸，我深感自己需要在法律知識方面補課。同時，身為一名老師，我在想：萬一我的學生遭受了性侵，她（或他）應該如何有效運用法律武器？
一、建立正確的法律觀念
法律及其執法工具是一臺精密運作的國家機器，只有當你充分了解它的運作邏輯時，你才能有效地應對法律糾紛，拿起法律武器維護自己的正當權益。在運用法律之前，每個人先要對法律建立「正知正見」，否則容易誤入歧途。
首先，法律高於個人，獨立於個人。就算你受到侵害，尋求法律幫助。但是當法律發揮作用的時候，它不是想著要去幫助某個人，而是要完成自己的正義使命。因此，任何人（包括受害者）都不能以一己私意替代法律公意，妄圖替代法律。
其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保護每一個人，在沒有正式調查結論之前，公安機關不能也不會因為某個公民的隻言片語，就給另外一名公民定罪。個人絕對不能煽動社會輿論，幹擾法律的公正性，否則害人害己。
再次，公安機關執法必嚴。是非曲直，他們自然會有公論和定論。因此，每個人面對法律的時候，每個人都應該坦誠、淡定。而如果有人膽敢觸犯法律，不要濫用私刑，也不要打擊報復，最好的辦法就是，把這個人交給公正嚴明的執法者。
最後，當面臨法律糾紛時，每個公民都要秉持正確的法律觀念：不要妄圖欺瞞，因為執法者定要明察秋毫；也不要心存僥倖，因為執法者不可徇私枉法。
二、把施暴者交由法律決斷
很多受害者在面對公安機關的時候，都有一個誤區：我要讓犯罪分子受到懲罰。其實這是不對的。每個公民之間是平等的，你只是一名普通公民，你如果能夠讓犯罪分子受到懲罰，那你就是在「濫用私刑」。對方之所以是犯罪分子，是因為犯罪分子觸犯了法律。比如，有公民殺害了另外一位公民，就算死者不去求助法律，法律也要制裁殺人者。
應該是：受害者通過控訴和舉證，讓執法者認識到施暴者具體觸犯了哪條法律，以及按照相關法律，執法者應該如何處置施暴者。
因而，受害者在向公安機關控告的時候，應該更多地闡述並舉證施暴者是如何違反法律的，而不應該將重點放在施暴者與自己的關係上。所以，務必要找一個懂法、明理的局外人幫助自己陳述案情。
進一步，受害者的控訴應該放在陳述施暴者犯罪證據上，到底對方有沒有犯罪，受害者說了不算，施暴者說了也不算；法律說了才算。
性侵是一項比較特殊的犯罪類型，性侵罪名成立需要兩個條件：第一，雙方發生性關係；第二，這一行為違背了受害者意願。由於涉及私密關係，通常犯罪現場很難還原，犯罪證據很難留存，甚至犯罪性質確定也存在一定的模糊地帶。因此，萬一有一天，你遭遇不幸，一定要注意收集、保存並呈現相關證據。只要證據確鑿，法律自然會制裁施暴者，還受害者和社會一份公道！
三、正確面對公安機關的調查
很多受害者都面臨一個心理障礙：要不要當眾訴說自己的「不堪遭遇」。勇敢站出來控訴施暴者，需要勇氣，但是也不要因此走向另外一個極端：將任何異議和質疑都視為是在包庇和縱容施暴者。
在公安機關的調查環節中，合理的質疑是必須的，是在同時保護當事人雙方。公安機關的調查是客觀中立的，他們不能事先假定控訴者就是受害者、被訴者就是施暴者。性侵屬於刑事重罪，不能因為某人的一兩句口供，就輕易定罪，必須依照嚴格的證據鏈條做出判斷。
公安機關的客觀中立，體現在辦案人員會不停地質疑當事人。因為只有那些經得起質疑的陳述和證據，才能成為辦案依據。所以，要正確理解辦案人員的調查行為。
法律調查需要當事人付出極大的心力、智力和時間等成本。由於性侵受害人主要是女性，而公安機關又缺乏女性辦案人員，因此，讓一名女性控告人，面對公正嚴明的辦案人員，的確會有很大不便。在面臨一些正常質疑詢問時，以及有時為了確認犯罪事實，需要控告人反覆描述案情經過，控告人可能會因心理承受能力不足，不願回憶事實，進而產生「公安機關也在包庇強姦犯」的牴觸心理。
對此，解決的辦法至少可能有兩條：增加女性辦案人員；通過社會工作、義工等方式為控訴者提供心理建設等相關支持。
當然，打鐵還需自身硬。一切都還需要當事人勇敢應對、妥善解決。
四、此事的啟示
首先，要認真學習法律，相信法律，積極配合公安機關的依法依規調查。如果不懂相關法律，可以尋求幫助，但千萬不要去對方用人單位尋釁滋事，否則只會適得其反。
其次，法律是公正嚴肅的，也需要必要的調查時間，在公安機關調查清楚真相之前，不要煽動輿論，否則害人害己。
再次，尤其針對男同胞，在面對公安機關的時候，一定要分清楚：道德上的瑕疵與法律上的責任完全是兩回事，千萬不要混為一談！
最後，如果你觸犯了法律，那就坦然接受法律的懲罰；如果你沒有，那就不要害怕，勇敢地向公安機關和社會公眾說出真相！
法律的陽光會照耀在每一個人的頭上，祝福每一個人！
原標題：《王雨磊：遭遇性侵後，如何正確求助公安機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