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明代始，中國古典小說創作步入了發展的鼎盛階段，先後誕生了《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和《金瓶梅》等「四大奇書」。其中，萬曆年間問世的長篇小說《金瓶梅》位列明代「四大奇書」之首，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裡程碑式的重大意義，不僅擺脫了口耳相傳和集體加工的成書模式，乃是第一部由文人獨立創作的長篇白話名著，自使文人創作成為小說創作的主流，而且突破了取材於歷史故事和神話傳說的創作傳統，直接以現實社會中的世態人情和家庭日常生活為題材，成為我國「世情小說」的開山之作。這種白話寫作和寫實手法，皆是《金瓶梅》自覺承接和借鑑《水滸傳》的成果。除此之外，它還沿用了《水滸傳》中關於潘金蓮的故事情節，「乃從《水滸傳》潘金蓮演出一支，所云金者，即金蓮也」，並且在此基礎上進行續寫和再創作。相較於英雄傳奇式的《水滸傳》，《金瓶梅》將關注視野由波瀾壯闊的人民起義鬥爭，轉向零細瑣碎的市井生活和家庭故事，將寫作對象由綠林好漢轉向飲食男女，以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取代曲折離奇的小說情節，結合人物的成長環境和內心世界，多角度、多層次地展現人物的性格特徵，尤以女性描寫最為出彩。而橫跨兩大奇書的潘金蓮，在蘭陵笑笑生的精雕細琢下得到了進一步演繹和詮釋，生發出無盡的表現力和不朽的生命力。她從類型化走向個性化，從平面化走向立體化，從英雄時代進入市井生活，從微不足道的配角升為耀眼奪目的主角，從「水滸第一淫婦」登上「千古第一淫婦」的席座。
作為「封建末世的世俗人情畫」，《金瓶梅》「用冷靜、客觀的筆觸，描繪了人間的假、醜、惡」，真實再現了當時社會中人性的扭曲、心理的畸化和靈魂的變異，對封建末期的種種罪惡、虛偽和腐朽予以一針見血的暴露，其女性形象不僅個性紛呈、活靈活現，而且具有「著此一家，即罵盡諸色」的典型意義。因此，在《金瓶梅》中，潘金蓮雖本性依舊，但已不再是用以突顯武松的概念化人物，而是一個複雜多變、飽滿鮮活的圓形人物，系全書的核心所在。她精明乖巧又刁鑽刻薄，兇狠毒辣又卑躬諂媚，爭強好勝又敏感懦弱。作者並未如《水滸傳》一般對其性格內涵和人生經歷作簡單處理，而是在此基礎上進行較為詳細的添改，通過揭示其性格形成背後的時代環境、社會背景、世俗風氣和個人生命體驗等各類因素，逐步浮現潘金蓮畸形性格的嬗變軌跡，使之趨於合理、符合邏輯，從而彌補了施耐庵的創作缺失。
相比《水滸傳》中寥寥數語的簡要概括，潘金蓮在《金瓶梅》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關注，始終居於故事舞臺的鎂光燈之下，擁有明確的家世背景和詳實的生平敘述，佔據了整部小說的大量篇幅，其性格生成的基點也隨之前移。若說在施耐庵筆下的潘金蓮，於少女時代拒絕大戶糾纏時，尚存一絲反抗意識和貞潔觀念，那麼蘭陵笑笑生便將這唯一的一抹亮色洗刷得蕩然無存，其淫婦生涯自幼而始，至死方終。她本是山東清河縣南門外潘裁縫的女兒，因家貧喪父，九歲就被賣王招宣府裡習學彈唱、百般調教，學得描眉畫眼、傅粉施朱，描鸞刺繡、品竹彈絲無一不精，在淫靡之風的耳濡目染下深諳男盜女娼、以色侍人之道。待王招宣死後，她又被其母以三十兩銀轉賣予張大戶家，長至十八歲便出落得眉似新月、面若桃花，順其自然地為年過六旬的張大戶收用。豈知大戶因與金蓮縱慾過度而多添病症，為主家婆嚷罵數日，遂將她白嫁於軟弱忠厚的鄰居武大，方便與其暗通款曲。已為人婦的潘金蓮未曾中斷這種有違人倫的廝會，反之坦然順從，以此來滿足自身不斷膨脹的物慾和肉慾，即使在張大戶耗盡陽氣、一命嗚呼之後也難耐寂寞，整日打扮光鮮，倚門賣俏，「只在帘子下嗑瓜子兒，一徑把那一對小金蓮做露出來，勾引的這夥人，日逐在門前彈胡博詞扠兒難」。
由此可見，潘金蓮的墮落之路從幼時便開始逐步推進，而導致其「生性放蕩」的主要原因就是她在不同的成長環境下被動接受的性教育。從王招宣悉心教導時施加的性啟蒙，到張大戶無恥收用後萌發的性意識，又在婚後偷情中享受到由美色帶來的物質和肉體上的雙重滿足，觸發了潘金蓮潛藏的性衝動，致使她將永無止境的情慾和性慾作為畢生渴求，把極端利己主義和享樂主義奉為處世原則。故而，當她被錯配給愚弱猥衰的武大後，在婚姻生活中備受性壓抑和性苦悶，以至於為達私慾不擇手段，先是費盡心思地勾引武松，妄圖與小叔亂倫而遭拒，而後陰錯陽差與西門慶奸合，為性慾驅使不惜剪草除根、毒殺武大。至此，潘金蓮的身心已然異化和畸變，淪為欲望的奴隸和幫兇。
毫無疑問，蘭陵笑笑生在《金瓶梅》中延續了潘金蓮的原始形象，並且將其「淫婦」的特性不斷加以誇張、放大，由「淫婦」轉為「淫婦、悍婦、妒婦和毒婦」，融美色、淫毒、陰狠、善妒和乖戾為一體。當其複雜畸形的性格基調在前期經歷中初步形成之後，作者一改《水滸傳》的倉促收尾，令縣中皂隸李外傳無端作了西門慶和潘金蓮的替罪羊，使二人僥倖逃過一劫，續寫了潘金蓮與西門慶的婚後生活和愛恨糾葛，在這個奢靡無度、荒淫無恥、貪婪無厭、爭鬥無休的罪惡之家裡，上演另一出醉生夢死的市井醜劇，進一步充實和完善潘金蓮嗜欲善妒、淫驕歹毒的淫婦形象， 使其更為複雜化、具體化和典型化。
當潘金蓮被西門慶娶為「五房」後，作者主要從兩方面描敘了她的欲望人生：
一是肆無忌憚地放縱淫慾。由於潘金蓮對肉慾毫無自制之力，為求長期得到性滿足和性愉悅處心積慮、千方百計。一方面，她試圖霸佔丈夫以成為其專屬的洩慾工具，使盡渾身解數來徵服西門慶，對其賣弄風騷、曲意逢迎，不但獻上春梅百般討好，而且任他醉吊於葡萄架下肆意淫樂，險些喪了性命也在所不惜，行
為之放蕩正如作者所言：「蠱惑其夫，無所不至。雖屈身忍辱，殆不為恥」。①另一方面，她又無法克制自無以復加的肉慾和泛濫成災的情慾。當意識到西門慶並非忠心不二的性伴侶時，她便伺機與孟玉樓十六歲的小廝琴童奸通，和名義上的女婿陳經濟亂倫，以此來填補丈夫尋花問柳時的空虛寂寞。這種飢不擇食、無視綱常的荒唐行為正是暴露了潘金蓮的貪淫無度、慾壑難填，致使西門慶服食淫藥過度而油盡燈枯，堂堂六尺之軀斷送於潘金蓮的慾火之下。待西門慶髓盡人亡後，潘金蓮不顧亡夫屍骨未寒，又與陳經濟亂作一處，後因姦情敗露而被驅趕出家、處境堪憂時，竟也不忘與王婆之子王潮兒偷歡淫樂。早已為情慾喪失理智、蒙蔽雙眼的她，最終自以為是地沉浸在對武松的性幻想中，慘死在武松的屠刀之下。
二是費盡心機地排除異己。在為一己之欲毒殺武大後，潘金蓮的人性和良知就此泯滅。當她進入一夫多妻的西門府後，性慾的滿足、丈夫的專寵便成了她生存的目的和手段，這種在畸形家庭中衍生出的強烈欲求，促使她開始勾心鬥角、爭奇鬥豔的奪寵之路。先是恃寵生嬌，挑唆西門慶毒打孫雪娥，在眾人面前建立微信，後又嫉妒宋蕙蓮，教唆西門慶迫害其夫來旺兒，逼得她險些自縊身亡，接著利用孫雪娥刺傷宋氏，終於將其置於死地。而後，潘金蓮便將矛頭直指母憑子貴、備受寵愛的李瓶兒。一面傾盡全力迎合丈夫的淫慾，媚惑西門慶以奪其寵。當她聽到西門慶誇獎李瓶兒身上白淨時，「就暗暗將茉莉花蕊兒攪酥油定粉，把身上都搽遍了，搽的白膩光滑，異香可掬」，與其百般狎戲、共浴蘭湯，使西門慶欲罷不能。另一面則不擇手段地削弱李瓶兒的氣焰，嚇死官哥兒以奪其命。由於潘金蓮「平日見李瓶兒從有了官哥兒，西門慶百依百隨，要一奉十，每日爭妍競寵，心中常懷嫉妬不平之氣」，因而她不僅在平日話閒時針鋒相對、刻意挖苦，變相地欺壓李瓶兒，而且故意設計驚唬膽小的官哥兒，借李瓶兒和官哥兒好貓之心，豢養並馴練雪獅子撲食用紅絹包裹的肉食，用以攻擊穿著紅衫的官哥兒，致使小兒受驚夭折，李瓶兒喪子惹疾，不久便血崩而亡。由此可見潘金蓮心計之多、城府之深，為了追逐情慾和私慾不顧一切地恣意淫亂，殫精竭慮地掃除障礙，更是使得人丁興旺、顯赫一時的西門府最終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當之無愧地位列古今淫婦之榜首。
此外，作者在直接刻畫潘金蓮「淫、妒、毒」的同時，也從細節對比上塑造其多面性格，使其血肉豐滿、躍然紙上。她既把西門慶當作宣洩欲望的工具之一，甚至在寂寞難耐時頻頻出軌，絲毫不顧及其顏面，又對西門慶真情一片、愛意綿綿，曾兩次深夜彈唱琵琶傾訴內心情意：「奴家又不曾愛錢財，只愛你可意的冤家，知重知輕情性兒乖」；既在眾位妻妾奴僕面前盛氣凌人，飛揚跋扈，又在西門慶身邊卑躬屈膝、奴顏媚骨，「終日恁提心弔膽，陪著一千個小心」；既在丫環面前居高自傲、使盡威風。婚前毒打迎兒，婚後折磨秋菊，或鞭打或暴曬或罰跪或耳摑，將怒氣和慾火變相地發洩在幼女身上，毫無寬厚仁慈之心，又與婢女龐春梅之間建立起真摯的友誼，不但心甘情願地幫助春梅上位，共同分享夫君的寵愛，而且在家族傾軋時風雨同舟、守望相助，可算是全書中罕見的情真意切。因此，在潘金蓮身上，集齊了美與醜、真與假、善與惡、情與欲、強與弱等種種矛盾對立的性格元素，一齊構成其最為真實的人性和最為鮮活的個性，賦之以無窮的人格魅力和豐富的藝術內涵。蘭陵笑笑生並未將這一藝術形象從《水滸傳》中簡單抽離出來，喬裝打扮一番便登臺亮相，而是令其脫胎於畸形發展的明末社會，放置在繁瑣庸常的市井家庭中，生發出嶄新的個性色彩和生命活力。
然而，作為富有典型意義的文學形象，潘金蓮從誕生伊始便遭人唾罵，縱使其在《金瓶梅》中聚積著極其複雜的性格因素，蘊涵了非常廣闊的闡釋空間，但卻始終為庸俗的性愛描寫所掩蓋，被「淫」字的標籤所遮蔽，使之一直被釘在淫婦的恥辱柱上，備受古今文人的口誅筆伐。恰如某學者所言：「一千個讀者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但一千個讀者絕不會有一千個潘金蓮」，清代文人張竹坡曾犀利點評道：「西門慶是混帳惡人，吳月娘是奸險好人了，玉樓是乖人，金蓮不是人」、「單寫金蓮，宜乎金蓮之惡冠於眾人也。」北圖藏《金瓶梅》文龍批本亦聲色俱厲地批判道：「寫金蓮之淫，亦可謂寫到十二分。死期近矣，再活亦不過如此。」《第八十六回回評》這種種否定和抨擊的言論，無疑顯現出潘金蓮形象的性格力度和審美價值，體現出作者塑造人物的高度藝術成就，突破了《水滸傳》的舊有框架，創造出中國古典小說史上的又一座文學高峰。
可是，對潘金蓮的一致聲討和片面攻擊，也間接暴露了作者和世人狹隘的女性觀，折射出封建男權社會歪曲和輕賤女性的普遍心理。蘭陵笑笑生雖以市井女性為書寫對象，濃墨重彩地描繪女性的世俗生活和聲色世界，但卻未能跳脫出男權文化的固有囹圄，依舊彈奏著「紅顏禍水」的陳詞濫調。由於作者身處的明末社會，正是封建主義衰落和資本主義萌芽的混亂時期，傳統的道德規範已失去了維繫人心的力量，城市經濟的繁榮和市民階層的壯大，又催生了享樂主義和利己主義，世風日下，道德淪喪，頹敗之風大行其道，沒落腐敗的封建社會亟需振聾發聵的勸誡之聲。因此，該書著意把潘金蓮當作淫邪和罪惡的化身，將其置於飲食男女的情慾漩渦中變形發酵，以極端的利己和享樂主義取代了封建禮教和倫理綱常的觀念外衣，大肆渲染其人性的腐爛和肉慾的泛濫，令其淫婦形象向極端演化，甚至畸變成了嫉妒與陰毒，由此發出「酒色多能誤邦國， 由來美色喪忠良」的諄諄告誡。《金瓶梅》從文章伊始便舉出項羽因迷戀虞姬而自刎、劉邦為寵妾戚氏而志屈的事例，引出「虎中美女」潘金蓮及其風情故事，認為「貪他的斷送了堂堂六尺之軀；愛他的丟了潑天哄產業」，卷終又以詩為證，謂「可怪金蓮遭惡報，遺臭千年作話傳」，恰巧昭示了作者「奉勸世人，勿為西門慶之後車」的寫作意旨。但這種以歪曲女性來警醒世人、整飭世風的作法，毫無疑問是受到男性話語操縱的結果，通過貶低和壓制女性主體價值和個體欲望的方式來宣揚封建禮教思想，對高揚厭女主義旗號的《水滸傳》作出另類的呼應和回歸。
孔子有云：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食和性，作為人的本性，亦是人最基本的兩大欲求。古人雖承認欲望存在的合理性以及滿足欲望的必要性，但卻更強調「樂而不淫」、「發乎情，止乎禮」的重要性，主張以禮教和禮法的嚴格標準規範人之欲求、判定人之品性，故循規蹈矩者為「貞」，放浪形骸者為「淫」。縱潘金蓮在《金瓶梅》中的人生歷程，不論開始抑或結束都逃不開一個大寫的「淫」字。她半生殘害無辜，結果死於武松的殘殺下，一生追逐肉慾，最後終於對武松死灰復燃的情慾下。這番由色而生、為欲而亡的命運軌跡顯然映現了潘金蓮縱情恣性的情色生涯，顯現了作者匠心獨運的情節設計，印證了「二八佳人體似酥，腰間仗劍斬愚夫。雖然不見人頭落，暗裡教君骨髓枯」的警世誡言。如果說施耐庵造就了類型化的潘金蓮，那麼蘭陵笑笑生便成就了個性化的潘金蓮，既使其形象遠比之前更為鮮明、複雜和矛盾，也令其一生自此再也無法擺脫「淫婦」的原始印記，化為人們心中根深蒂固的性符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