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爾曼的職業
赫爾曼離開公寓,奔下樓梯。他如果不是很快就走得看不見影蹤,說不定要被雅德維咖叫回去。他每次出門,她跟他告別的時候,就好像納粹正統治著美國,他有生命危險似的。她把發燙的臉頰貼在他臉上,懇求他要小心汽車,別忘了吃飯,記著給她打電話。她像條狗那樣忠心耿耿地纏住他。赫爾曼經常逗弄她,叫她傻瓜,但是他永遠忘不掉她為他作出的犧牲。她的直率和忠誠可以跟他的鬼頭鬼腦和慣於扯謊相比。不過,他仍然不能日夜和她呆在一起。赫爾曼和雅德維咖住的公寓是幢陳舊的大樓。許多難民,那是一些上了年紀的夫婦,因為健康關係需要呼吸新鮮空氣,早就在那兒定居。他們在附近的一所小會堂裡祈禱、閱讀意第緒語報紙。在炎熱的夏天,他們把長凳和摺疊凳搬到外面,圍坐在一起談論他們的故國、他們的美國孩子和孫子、一九二九年華爾街上的金融機構紛紛破產,還談論用蒸汽浴、維生素和薩拉託加溫泉治癒的病例。赫爾曼偶爾也想跟這些猶太人和他們的老婆交往,但是他自己複雜的生活使他必須迴避他們。這會兒他匆忙走下搖搖晃晃的樓梯,在他們還沒來得及叫住他之前就迅速地向右一拐,來到街上。他現在去蘭用特拉比那兒上班已經晚了。赫爾曼的辦公室坐落在靠近第四大道的第二十三街上一幢大樓裡。他可以沿美人魚大道、浪花大道、或是海濱木板道走到史迪威大道,在那兒乘地鐵。這幾條路各有各吸引人的地方,今天他走美人魚大道。這條路有一種東歐風味。牆上還貼著去年公布的、會堂唱詩班領唱者和拉比的名單,以及重要節日會堂座位價目表。從飯館和自助餐廳裡飄來雞湯、玉米粥和炒肝片的香味。麵包店出售硬麵包圈和雞蛋小甜餅,薄餅和洋蔥卷餅。在一家商店門前,婦女們正在一個個桶裡摸蔬蘿泡菜。即使他的胃口從來不大,可是在納粹統治的那些年裡的飢餓使他一看見食物就感到興奮。陽光照耀在一簍簍、一筐筐的橘子、香蕉、櫻桃、草毒和西紅柿上。這兒允許猶太人自由自在地生活!大街小巷都掛著希伯來語學校的招牌。甚至還有一所意第緒語的學校呢。赫爾曼一邊向前走,一邊東張西望,尋找藏身的地方,以防納粹哪一天來到紐約。附近什麼地方能挖個地下室嗎?他能躲到天主教堂的尖塔上去嗎?他從未當過遊擊隊員,可現在他常常想到從哪些地形可能開槍。在史迪威大道上,赫爾曼向右一拐,熱風帶著甜滋滋的爆玉米香味向他吹來。招攬觀眾的人吃喝著勸人們去逛遊樂場,看雜耍。裡面有旋轉木馬、室內射擊場,還有巫師,他能招魂顯靈,一次收費伍角。在地鐵進口處,一個腫眼泡的義大利人手拿一把長刀,乒桌球乓敲著一根鐵條,嘴裡反覆地喊著一個字,他的叫聲變成一片喧鬧聲。他正在賣棉花糖和冰淇淋,冰淇淋一放入圓錐形的蛋卷裡就化了。在海濱木板道的另一頭,一群群人的後面,海洋閃閃發光。這個五光十色、物質豐裕、無拘無束的場面——一切都是蹩腳和虛假的——赫爾曼每次見到總是感到驚奇。他走進地鐵,乘客們,絕大多數是青年男子,從一列列火車裡湧出來。在歐洲,赫爾曼從未見過這麼粗野的臉。不過這兒的青年人似乎都一心追求享樂,而沒有害人之心。小夥子們奔跑著、尖叫著,像公羊似的互相推揉著。他們中有許多人都長著黑眼睛、低額頭和髦頭髮。有義大利人、希臘人和波多黎各人。那些臀部寬大、胸脯高聳的小姑娘帶著午餐袋、鋪在沙地上的毯子、防曬劑和擋陽光的傘。她們在笑,還嚼著橡皮糖。赫爾曼走上高架鐵道的臺階,過了一會兒,一列火車進站了。車門一打開,他感到一股熱氣。通風機隆隆地響著。光禿禿的燈泡射出使人目炫的燈光;紅水泥地上撒滿了報紙和花生殼。幾個半裸著身子的黑孩子正在給旅客擦皮鞋,他們跪在地上,像古代的偶像崇拜者。有人在一個座位上遺下了一張意第緒語報紙,赫爾曼拿起報紙看看大標題。史達林在一次談話中宣稱,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可以共存。在中國,紅軍和蔣介石的軍隊正在激戰。在報紙的裡面幾版上,難民們描述了馬伊達內克、特雷布林卡和奧斯威辛的恐怖。有一個逃出來的親眼目睹的人在報上撰文談論俄羅斯北部有一個勞動營,那裡拉比,社會主義者,自由主義者,教士,猶太愛國主義者和託洛茨基分子在開金礦,死於飢餓和腳氣病。赫爾曼自認為對這種恐怖已經司空見慣,然而,每一個新的暴行仍使他感到震驚。這篇文章的最後預示,總有一天世界會在平等、公正的基礎上建立起一種制度,這種制度會治癒世界的弊病。「什麼?他們還熱中於治病?」赫爾曼把報紙扔到地上。「更美好的世界」、「更燦爛的明天」這類話對他來說,就好比是辱罵被折磨死的人的屍體。他一聽到「那些犧牲的人是不會白死的」這類陳詞濫調,就會冒火。「可是,我能幹些什麼呢?我盡力為非作歹。」赫爾曼打開公文包,拿出一份手稿,邊看邊做著筆記。他的謀生手段像他遇到的其他一切事情一樣奇異。他是一個拉比的代筆者。他也允諾在伊甸園裡有「更美好的世界」。赫爾曼讀著讀著,臉扭歪了。那個拉比出賣上帝就像他拉出賣別的神的偶像。赫爾曼只能為他自己找到一個辯護的理由:絕大部分聽拉比說教和看他文章的人也不是真正的老實人。現代猶太教有一個目標:模仿非猶太人。火車的門開了關、關了又開,每一次開關,赫爾曼都要抬頭看一下。紐約市裡肯定有納粹在轉悠。盟軍已經正式宣布大赦七十五萬「小納粹分子」。把殺人兇手送上審判臺的諾言從一開始就是謊言。誰來判決誰?他們的審判是騙局。赫爾曼缺乏自殺的勇氣,只得不看、不聽、不想,像一個可憐蟲那樣地生活。赫爾曼該在聯合廣場由快車換乘慢車,然後到第二十三街下車,但是當他朝窗外一看,發現火車已經到了第三十四街。他走過梯子來到對面的站臺上,登上一列去市內的火車。但是他又一次誤了下車站,坐得太遠了——到了運河大街。他在地鐵裡犯的這些錯誤,他愛收拾東西可總是忘記放的地方的習慣,他還總是走錯路,經常遺失稿件、書籍和筆記本,所有這一切就像災禍似的糾纏著他。他老是在口袋裡尋找他失落的東西。他的自來水筆或墨鏡也會遺失;他的錢包會不見;就是自己的電話號碼他也會忘記。他買一把傘,當天就會把它拉在什麼地方。他穿上一雙膠鞋,可是幾個小時之內就會把它弄丟。有時候,他想像是小鬼和小妖精在捉弄他。終於,他來到了辦公室,它坐落在那個拉比擁有的一幢大樓中米爾頓。蘭用特拉比沒有會眾。他在以色列的希伯來語雜誌上發表文章,給美國和英國的英語一猶太語刊物撰稿。他和幾家出版社籤有出書合同。他應邀去公共會堂、甚至大學做演講。拉比沒有時間也沒有耐心研究和寫作。他靠房地產發了財。他擁有六個療養院,在巴勒邪園和威廉斯堡建造了不少公寓大樓,還是一家營造公司的合伙人,該公司承包價值百萬美元的造房計劃。他有一位上了年紀的秘書,裡加爾太太,雖然她對工作不太盡職,他仍然僱用著她。過去他和妻子分居過,但現在兩人又生活在一起了。拉比把赫爾曼為他的工作叫「研究」。實際上,赫爾曼替他寫書、寫文章和演講稿。赫爾曼用希伯來語或意第緒語寫作,再由別人把它們譯成英語,然後由第三個人進行編輯加工。赫爾曼為蘭用特拉比工作好幾年了。拉比性格多種多樣:臉皮厚、心眼好、多愁善感、做人滑頭、蠻橫、純樸、他能夠記住《舒爾坎一阿魯克雞中晦澀難懂的注釋,可是在引用《摩西五書》中的話時卻經常出錯。他搞證券交易,賭博,為各種慈善事業籌錢。他身高六英尺,大腹便便,體重二百六十磅。他扮演著唐磺的角色,但是沒過多久,赫爾曼就清楚地發現拉比和女人沒緣分。他還在尋找真正的愛情,常常在這種似乎是毫無希望的尋找中給弄得狼狽可笑。事情糟到這樣的地步,他有一次被一個住在大西洋城旅館的丈夫在鼻子上打了一拳。他經常人不敷出——至少他在稅款申報表上是這麼寫的。他晚上兩時上床,早晨七時起床。他吃兩磅牛肉,抽哈瓦那雪茄,喝香按。他的血壓高得嚇人,他的醫生一再告誡他要注意心力衰竭。他六十四歲,精力仍很旺盛,他以「精力充沛的拉比」著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在一支軍隊中當隨軍拉比,他曾向赫爾曼誇口說,他那時候的軍銜是上校。赫爾曼一跨進辦公室的門口,電話鈴就響了。他拿起電話,電話線那頭立即傳來了拉比低沉有力的男低音,衝他直嚷嚷。「你到什麼鬼地方去了?今兒早晨你第一件事是該上這兒來!我要去大西洋城作的報告在哪裡?你忘了我除去那些非做不可的事情之外,還不得不仔細看一遍呢。你搬到一處沒有電話的房子裡,這是什麼意思?凡是為我工作的人,我都要能找到他,絕不允許他像一隻耗子似地呆在一個洞裡!「啊哈,你仍然是個新來的移民!這兒是紐約,不是齊甫凱夫!美國是個自由國家;你在這兒不必東躲西藏。除非你在於非法的勾當賺錢,或者鬼知道你在幹什麼!我今天最後一次告訴你——在你住的地方安個電話,否則你就別幹了。你等著,我這就過來。我有些事要跟你談。等著別走開!」赫爾曼迅速地用小寫字母寫起來。他在第一次見到拉比的時候,沒敢承認他和一個波蘭鄉下人結了婚。他說他是個鰥夫,在一位貧困的同鄉朋友——一個裁縫——那兒租了間狹小的屋子,裁縫家沒有電話。赫爾曼在布魯克林的電話戶名是雅德維林·普賴克茲。蘭拍特拉比經常問他能不能到裁縫家去拜訪他。駕著他的凱迪拉克,在一個貧民區的街上駛來駛去,這使他感到特別高興。他也很欣賞自己肥胖的身軀和漂亮的衣著給人留下的印象。他喜歡做好事——為貧困的人找工作,給慈善機構寫接納他們的推薦信。赫爾曼迄今為止總算沒讓拉比上他家。他解釋說,裁縫怕見生人,再說他曾在集中營關押過,神經有點兒不正常,也許不讓拉比進屋呢。有時,赫爾曼隨便說到裁縫的妻子是個瘸子,兩口於沒有孩子,以此打消拉比的興致。拉比喜歡有女兒的家庭。拉比一再對赫爾曼講他應該搬家。他甚至給赫爾曼介紹對象。他提出在他自己擁有的房屋中撥出一套公寓給赫爾曼。赫爾曼解釋說那個老裁縫在齊甫凱夫救過他的命,需要赫爾曼付給他的那幾塊房租錢。謊言一個接一個。拉比作演講、寫文章,反對不同的民族通婚。赫爾曼自己在為拉比寫文章中也不得不再三闡述這個問題,告誡不要和「以色列的敵人」攙和在一起。他的一些行為怎麼能解釋得通呢?他已經對猶太教、對美國法律和道德犯下了罪行。他不僅欺騙拉比,而且欺騙瑪莎。但是他不得不這麼做。雅德維咖的極端善良使他煩惱,跟她說話的時候,他好像不是人似的。瑪莎的性格複雜、固執而且神經質,赫爾曼也不能告訴她真相。他已使瑪莎相信,雅德維咖性冷淡,還賭咒發誓地說,等她和丈夫裡昂·託特希納一離婚,他馬上離開雅德維咖。赫爾曼聽到沉重的腳步聲,拉比打開門。他是個身材魁梧的大個子,正好穿過門洞子,他臉色紅潤,長著厚嘴唇、鷹鉤鼻、一雙鼓出的黑眼睛。他穿著一套淺色衣服,黃皮鞋,繫著金線縫的領帶,上面別著一枚珍珠別針。他的嘴裡叼著一支長雪茄。黑裡夾灰的頭髮從他戴著的巴拿馬帽子下突出來。手腕上,紅的寶石鏈扣閃閃發光,左手一枚刻著名字的鑽石戒指光彩奪目。他把雪茄從嘴裡拿出來,把菸灰彈在地上,大聲叫道:「現在你才開始寫。前幾天你就該準備好了!我可不能像這麼著等到最後一分鐘。你都胡亂寫了些什麼啊?稿子看起來已經大長了。這是一次拉比的會議,不是齊甫凱夫的長老會議!這兒是美國,不是波蘭。嗯,你那篇論述巴爾一希姆的文章寫得怎麼樣了?應該寄出去了。交稿期已經到了!如果你幹不了,請你告訴我,我會另外找個人——一或者我用錄音機把我的話錄下,讓裡加爾太太打出來。」「把你寫好的稿子給我,還有,你一定要把住址告訴我。你住在哪兒?——住在地獄裡?住在阿斯莫丟斯的城堡裡?我開始懷疑你在什麼地方有個老婆,而你瞞著不讓我知道。」「你如果想結婚,你可以要一個嘛。我給你介紹過一個漂亮女人,可你連面都不願見。你怕什麼呀?沒有人會硬把你拖到結婚的華蓋下的。好了,你的地址呢?」「你一定得把地址告訴我。我的通訊簿就在這兒。怎麼樣?」「普羅茨奇。一個少有的名字。怎麼寫?我會給他們安一架電話,告訴他們把帳單送到我這兒辦公室來。」「還有別的難民嘛,他們不都裝了電話。把電話安在你房間裡。這樣他就會覺得好多了。如果他有病,就能請醫生,或是請人幫忙。神經病!瘋子!我們每隔幾年要打一仗;希特勒的興起,這就是原因。我認為你每天一定得在辦公室呆六小時——那是我們都同意了的。我付房租,為了能少付一些稅款。如果一個辦公室老是鎖著,那就不叫辦公室了。沒有你,我的麻煩已經夠多了。」蘭用特拉比停了一下,然後又說:「我希望咱倆做個朋友,但是你的一些事情卻妨礙了這點。我可以給你很多幫助,而你卻像個牡蠣,把自己藏起來。你在心底到底隱藏了些什麼?」赫爾曼沒有立即回答。「凡是有過我這種經歷的人,已不再是這個世界的一分子了,」他最後說道。「胡說,蠢話。你跟我們其他人一樣是這個世界的一分子。你可能有過上幹次離死亡只差一步,但是只要你還活著,要吃飯、要走路,對不起,還要上廁所那麼你就像其他人一樣有血有肉。我認識幾百個集中營裡出來的人,其中有些人當初真的已在走向焚燒爐。他們現在就在這兒美國,他們開汽車、做生意。你或者是在另一個世界上,或者是在這個世界上。你不可能一隻腳站在地上,而另一隻腳站在天空中。你在扮演一個角色,就是這樣。但是為什麼呢?你特別應該對我開誠布公。」「可能你陽痿吧?那都是因為神經緊張,不是器質性的。」「那是怎麼啦?好吧,我不會把我的友情強加在你的身上。不過,今天我會打電話去,要他們給你安一架電話。」「為什麼?一架電話又不是一個納粹;它不會吃人。如果你神經過敏,找個醫生給看看。也許你需要一位精神分析醫生。你別怕,這不是說你瘋了。最健全的人也去找他們的。就是我,有一段時間也找過精神分析醫生。我有個朋友,叫貝爾霍夫斯基醫生,從華沙來的。如果我介紹你到他那兒去看病,他不會向你收大多的錢的。」「是啊,沒病。我妻子也堅持認為自己沒病,不過她仍然是個病人。她打開煤氣爐,自己就上街買東西去了。她在澡盆裡放水,把一條毛巾忘在澡盆裡,堵住了排水管。我坐在辦公桌旁,忽然看見地毯上有一攤水。我問她為什麼要幹出這些事情,她變得歇斯底裡起來,還咒罵我。這就是為什麼有精神病醫生的原因—一在我們病得太厲害,不得不送瘋人院以前幫助我們。」【第8輯諾貝爾文學《冤家,一個愛情故事》】
1作者自序與小說開端
2 赫爾曼與雅德維咖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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