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雜誌 | 從著名歷史學家顧頡剛日記中的理髮價格看當時收入和物價

世紀  CENTURY 

鄭會欣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

顧頡剛先生是中國著名的歷史學家，年輕時即開始記日記，長達60多年幾乎從未中斷。他對他的這部日記極為珍視，將其視為「生命史中最寶貴之材料」。晚年他曾計劃自撰年譜及回憶錄，當然日記就是其中最重要的數據。顧頡剛的日記可以說是他暢所欲言、吐露心跡最理想的場所，他不但將自己一生追求、摸索，並為之貢獻的史學方法及理論悉數予以記錄，對於個人的心態感受、與學人的應酬交往及其評價，還有他與政界人物的關係、對國家與國際局勢的認識，以及他個人的生活瑣事，譬如婚姻、家庭、子女等等內容，不分巨細，都真實地加以記錄。

圖 | 顧頡剛

餘英時先生閱讀了顧先生日記後說有兩大意外發現：一是他的「事業心」遠在「求知慾」之上，至少從上世紀30年代開始，他的生命形態就越來越接近一位社會活動家，活躍於學、政、商三界之間；另一個讓餘先生吃驚的發現，就是他在日記中看到顧先生的內心所擁有的那種極其激蕩乃至浪漫的情感，他對譚慕愚女士的「纏綿悱惻」的愛情，前後竟綿延了半個世紀的時間！而我在閱讀顧先生的日記時則特別注意他對日常生活中各種瑣事的記載，譬如與朋友吃飯、購物乃至於各類服務的記載。也許顧先生不僅是一位學者，還是一位出版業的經營者，因此他與一般學者的關注點或許有些不同，特別是抗戰爆發後他對於各種物價變動的記載格外詳細(戰前雖然偶有所記，但並不重要)。這主要是因為抗戰爆發後物資供應緊張，貨幣發行過多，通貨膨脹嚴重，導致原本生活優渥的知識分子日益貧困化。前不久我寫了一篇論文描述戰時後方高級知識分子的生活狀況，主要依據的史料就是顧頡剛、竺可楨、吳宓、鄭天挺、梅貽琦、朱自清、聞一多等著名教授的戰時日記和書信。抗戰爆發後，大批民眾隨政府遷往西南地區，物價不斷上漲，而公教人員的工資上升的幅度卻遠遠趕不上通貨膨脹的速度，也比不上其他行業、特別是那些服務性行業薪酬的增長。在這個問題上，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王子壯就有切身的感受。他認為，由於商人和普通勞動者的收入可以隨物價上升而增加，雖然生活水平高漲，但因收入增加幅度較大，所以還不致過於痛苦，但是靠薪水而生活的公教人員(特別是高級公務員與高級知識分子)，他們的收入不增反減，生活當然極感困難。王子壯以自己為例，戰前他的薪俸加辦公費每月有1300餘元，可謂高薪，但戰爭的爆發導致生活水平急劇下降，不僅工資扣發三成，還要繳納各種捐稅及認購公債。他在日記中寫道：「抗戰以前日用必需品之價格一向不知，無則往購，亦無注意其價格之必要。近年以抗戰艱苦，多少東西日用所需，而以其價高不能購取，始日增其對於價值之注意。但注意之範圍日益小，多少東西已超過購買力，再增高減低均不能買，亦無注意之必要也。」譬如說「萬金油戰前值幾何，幾全忘，大約不過一角左右而已，今日每盒則漲至一百四十元，如此物價，真真嚇人」。他回憶當初剛到四川時正值插秧季節，那時的僱工每天工資不到一元，管飯、酒、肉等。如今供應如故，但每日薪金增至50元，與物價上升指數大致相符。而他本人堂堂一位銓敘部政務次長、簡任一級官員，然「若與農人比較，彼有酒肉之享，月可得一千五百元」，比他的薪金還高！也就是說農民的工資上升了50倍，公務員的工資則只增加了一倍，難怪生活日益貧困。

圖 | 1953年顧頡剛和夫人張靜秋及子女合影

服務行業也是如此，1942年3月，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到重慶開會，其間去上清寺的一個理髮店理髮，閒聊之下得知理髮師來自南京「一樂也」。理髮師告訴他說現在剃個頭每次8元，每天若給16個人剃頭，收入128元，四六分帳，理髮師拿四分，股東得六分。因為這位理髮師也是股東之一，所以每月淨收入高達一千五六百元，要比公務員的收入好多了。

類似這樣的記錄還有很多，我們就以顧頡剛日記中的理髮說起。顧頡剛的日記記錄了許多生活瑣事，其中一個細節就是理髮。從日記中可以了解，他大約半個月到20天左右就會理一次髮，因為價格太低，而且長年並無甚麼波動，所以戰前的日記中至多只是簡單地寫上一筆，卻對價格並無甚麼記錄。然而從抗戰爆發後一直到解放初期的近10年間，他對理髮價格的記載卻相當詳細，而其間的價格變動即可以生動地反映出戰時與戰後物價高漲的情形。最早出現理髮價格的記錄可能是1942年1月9日，「今晨剃頭，價五元」；當天晚上4個人吃西餐，花了100元。顧頡剛在日記中感嘆曰：「這種日子如何可以過下」？而一年之後的1943年1月10日，「現在剃頭要十一元八角了」，上漲了一倍有餘。2月8日，「物價愈來愈貴，剃頭須十二元，吃一頓飯花二十元還不飽，奈何」！到了5月，理髮、洗頭帶塗油，一共要18元；而「越兩月，便增至二十五元」。   抗戰後期，大後方物價上漲的速度更加猛烈。為了招待來客，1944年4月3日顧頡剛特地上街購物，在當天的日記中記錄了各種小吃的價格：糖果一斤半，240元，花生米一斤，80元，香菸四包，140元，「即此起碼招待，已四百六十元矣」。他還順便去理了個發，價格則為60元。到了第二年的3月初，「剃一回頭，二百元了」。再過50天，「剃一回頭，四百元了。現在十元錢還抵不上從前一個小錢，配手電筒之電池，亦四百元」。抗戰勝利後物價雖然一度時間有所下降，但很快又開始上漲，而且速度越來越快。1946年以後顧頡剛長期在上海居住，然而此時的物價已瘋狂上漲，以理髮為例，1946年9月11日，「剃一個頭，二千三百元，然而此價在上海還是便宜的，到南京路剃頭要一萬元呢」！1947年1月14日，「理髮，四千元矣」。1948年3月4日，「上海理髮價已至七萬元，不改幣制，如何生活」？僅僅過了兩個星期，「理髮價已至十萬」。同日與妻子二人在外面簡單地吃碗麵，「亦廿一萬元，從前只五六角耳」。4月19日，「上海剃頭價至十五萬矣，一萬元不過合兩分錢，物價已五十萬倍，奈何」！就像顧頡剛日記中所說的那樣，通貨膨脹如此嚴重，「不改幣制，如何生活」！1948年8月19日，國民政府突然發布《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除了限期收兌民眾手中的黃金、白銀和外匯之外，還發行金圓券，每元等於法幣300萬元。然而此舉不但未能阻止通貨膨脹，其後物價更如同脫韁野馬，一路狂升。此時顧頡剛應邀在蘭州大學授課，8月25日他去理髮，價格為金圓券3角，折合法幣的兌換率就是90萬；然而不到一個月，理髮價已升到5角，「可見新幣雖行，物價仍漲，且一個月間漲至三分之二，此可畏也」！兩個月後，「理髮價三元四角，合法幣一千二百萬矣。物價如直線之升，如何活得」！這年年底顧先生回到上海，金圓券改革已經徹底失敗，物價更是突飛猛漲，「剃一個頭，金圓二十，想八月中在蘭，僅三角耳。四個月中，遂漲六十餘倍」。進入1949年，物價上漲的速度簡直是一日數變，還是以顧頡剛先生的理髮為例：1月16日，「理一次髮，五十五金圓矣，較上月廿九日貴至三十五圓」。有人告訴他這算便宜的，「還有貴至七十圓者」。2月2日，「今日理髮，金圓二百，合以法幣，則六億矣。嗚乎，何其闊也！」3月11日，「今日理髮價一千二百六十元，吃一排骨麵七百元，『士別三日，便當刮目相看』，今則無物非士矣。大約清代一制錢，合今金圓卅元，然彼時一銀圓可兌千餘文，今則銀元價四千，只合百餘文耳，此家之所以難支持也。自今日起，郵電又漲價一倍，寄一平信須五十元，掛號二百元，快信三百元。鐵路票價加百分之一百八十六，到蘇州三等車一千八百元，特快則二千一百六十元，臥鋪三萬元」。4月15日，「今天發表指數，為一五一四○倍，理髮價一萬七千元」。5月3日，「理髮價一百廿萬元，十餘日間，竟至百倍！來回大中國一次，五十萬元，擦皮鞋廿萬元」。

圖 | 《顧頡剛日記》十二冊

5月27日，上海解放，金圓券不準在市面流通，而改用人民幣。然而此刻大陸尚未全部解放，戰爭仍在繼續，人民幣的發行數量在短期內亦大幅增加。據中央財經委統計，自1948年底至1949年8月底止，關內貨幣發行數額已經從185億元增加到4,851億元；新中國成立後，人民幣的發行數量仍不斷擴大，11月底，發行總額近2萬億元，12月又增發了1萬億元，到了1950年1月下旬，人民幣的發行額已高達41,000億元。貨幣增發所帶來的問題就是物資緊缺，物價仍高居不下，上海解放後全國先後出現多次物價漲風，一般民眾早已風聲鶴唳，聞「漲」喪膽，再加上投機商人囤積商品與倒賣銀圓、外幣，上海的物價更是急劇上漲。我們還是看看顧先生理髮的價格：6月12日，「理髮價人民幣三百六十元，即金圓券三千六百萬也，又高矣」。6月30日，「理髮價四百元，一雙布鞋，一千七百五十元」。7月18日，「理髮價六百元矣」。8月6日，「理髮價一千三百元矣！薪水打折扣，而物價激增，怎不叫人短氣」！為了解決物資供應緊張與物價上漲的問題，新中國政府決定成立中央財經委員會，採取嚴厲打擊投機分子、增調物資投放市場、發行折實公債等各種手段來穩定物價，並取得一定效果。8月下旬，顧頡剛北上約一個月後於9月23日回到上海，發現物價基本穩定，「此不能不服政府之措置得宜也」。譬如10月7日，「今日剃頭六百元，上海物價漸平矣」。然而「上海吃的東西雖日賤，而用的東西價日高，如布匹，如藥物，皆其著者。然折實單位則偏重實物，故賴薪給者逐月減少，而一家之需則不僅食也，故大家弄得束手無策」。一個多月後，漲價之風再次發生，11月20日，「物價雖經政府壓得稍平，但仍高，折實單位已至二三九三元，在一個月前乃七百餘元耳。報紙一份，前一百元，今三百元，我們一家，如何活下去？今日做父母，才真是兒女的奴隸」。這一天「理髮價二千三百元」。12月12日，「理髮價三千五百元」。到了1950年2月8日，「理髮價七千元」。3月21日，「現在一碗麵即五千元，憶抗戰前則一毛耳，知物價提高五萬倍矣。理髮價八千元」。就在通貨膨脹肆虐之際，1950年3月，中央政府作出統一全國財政經濟工作的決定，建立「統收統支」的財政管理體制，由中央政府管理絕大部分的財政收入。在這之後，困擾中國人民十多年的通貨膨脹終告解決，而顧頡剛先生的日記中之後也就沒有出現理髮價格上落的記載了。理髮本是一個人生活中的一件小事，然而顧頡剛日記中記錄的歷年理髮價格的漲落，卻可以為我們提供這一時期中國社會生活變動的實際情況，這也是我閱讀日記中的一個收穫。

原標題《從顧頡剛日記中的理髮說起》載於《世紀》雜誌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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