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左至右：曹孟君、曾憲植、李德全、鄧穎超、譚慕愚合影（攝於50年代）。
原載《未盡的才情——從<顧頡剛日記>看顧頡剛的內心世界》，臺灣聯經出版公司2007年版。
引言有雲「這次讀《日記》，我才意外地發現：他的「事業心」竟在「求知慾」之上，而且從1930年代開始，他的生命形態也愈來愈接近一位事業取向的社會活動家，流轉於學、政、商三界。另一個更意外的發現是，與我過去的認識截然不同，他並不僅僅是一位謹厚寧靜的恂恂君子。在謹厚寧靜的後面，他還擁有激蕩以至浪漫的情感。他對譚慕愚女士「纏綿悱惻」的愛情，前後綿延了半個世紀以上，從1924年初識到1978年題詩日記，讀來極為動人。更難得的是譚完全當得起他的「超群軼倫之材」的評語：1926年聞一多稱她為「Chinese Jeanne d』Arc」（「中國的聖女貞德」）；1958年她已被打成「右派」，但面對巨大威勢「仍強硬不服罪」。顧頡剛生命中這件大事，是我在讀《日記》前完全不知道的。這兩大意外的發現，使我感到必須深入他的內心世界，才能真正懂得他的志業、為學與為人。不用說，1949年以後他走進了一個到處是荊棘的世界，精神上一直掙扎在極度痛苦之中，始終擺脫不掉「被徵服者」的屈辱感。這些內心的活動也必須通過對日記作字裡行間的細密解讀才能呈現出來。……最後一節專論他和譚慕愚的一段情緣，貫穿了全部日記，上起1924年，下迄1979年。由於兩人交往散布在數十年之中，非聚攏在一處，便不能見其全貌。現代傳記未有不重視傳主的情感生活者。這不是發人隱私，而是因為非在這一方面有所深入，便不能把一個活生生的人如實地呈現出來。」
五、顧頡剛與譚慕愚
我讀顧的《日記》，從一九二四年開始，便為這個偉大的故事所吸引，以後《日記》中幾乎隨時隨地都是譚的身影。顧為她寫了無數的詩，也做了各式各樣的夢，其情感之濃烈，可想而知。遺憾的是，我所能看到的都是顧在《日記》中所提供的片面記載，對於譚的一方面，我幾乎毫無所知；後來雖找到了一兩條《日記》以外的資料，但都是關於譚在北大讀書時期的政治活動。至於譚對顧得感情究竟是怎樣回應的，她的內心又是如何感受的，我仍然是茫無所知。但僅從《日記》所見，譚已不失為一位出類拔萃的現代女性，而終日在故紙堆中出入又復謹言慎行的顧頡剛竟是一位浪漫的情種，更使我為之撟舌不下。如果不將這一段情緣揭示出來，我們便不可能看清他作為一個有血有肉的人的本來面目了。
一九二四年四月十三日的《日記》載：
與介泉夫婦、緝熙及北大女生黃孝徵、彭道真、陶桓連、謝祚茝、劉尊一、譚慕愚遊頤和園、玉泉山，由彭君之兄及其同鄉何君領導。上午八點一刻出門，下午八點一刻歸，遊甚暢。頤和園最佳處為諧趣園，前數次所未到也。竹影泉聲，清人心骨。予不到頤和園，已十年矣。今日與女子同遊，頗感樂趣。必像我輩無玩女子之心者，社交公開始無可弊。否則但以女子為犧牲耳。這是他和譚慕愚初逢之一日。五十四年之後他在此條之末題詩並跋云：
無端相遇碧湖湄，柳拂長廊疑夢迷。五十年來千斛淚，可憐隔巷即天涯。一九七八年九月六日，偶展此冊，不覺悲懷之突發也。因題詩於上，以志一生之痛。為詩及跋語時他已八十五歲高齡，再過兩年便下世了；他自敘五十餘年中為她留下了「千斛淚」，而兩人愛情終無結果則是他的「一生之痛」。持續了這樣長久的情感在二十世紀中國不能不說是一個極少見的奇蹟。一九七八年九月譚的「右派」帽子還沒有摘掉，兩人雖同在北京，卻不能相見，這是最後一句詩之所指。
顧、譚往來最多的日子在一九二四年四月到一九二六年六月這兩年之內，以後便會少離多，主要靠通信來維持關係。下面我將就他們交往最密切的三個階段——即一九二〇年代、一九三〇年代和一九四〇年代——分別點出他們情感發展的高潮。由於我的基本資料是這部《日記》，事實上真正呈現出來的只是顧對譚的一往情深。顧先生在一九四三年曾自編一張《與健常往來年月表》，起一九二四，迄一九四二，頗便檢查（見《日記》一九四三年六月三十日條末），因此下文將略「事」而詳「情」。順便說明一下一九三〇年代後譚慕愚的正式的姓名是「譚惕吾」，而《日記》則往往稱她為「健常」，也許是她的字或號。
顧對譚似乎是一見鍾情，交往十幾天之後他在《日記》上寫道：
以譚女士之疾，心甚不定。吾對她以性情上之相合，發生愛敬之心，今一聞其病，我之心攪亂乃如此，吾真不能交女友矣。（一九二四年月五月一日條）同年六月二十一日條又記：
予與介泉言，如予者無資格入情場，而此心終不能已，纏綿悱惻，殆不可堪。思之良愧！自遊頤和園至今日，才六十九日耳，乃覺有半年之久，時間之主觀如此。很顯然的，一縷情絲已把他牢牢地縛住了。這種一見鍾情之感是怎樣觸發的呢？他自己有一段描寫：
予於同遊諸人中，最敬愛譚女士，以其落落寡合，矯矯不群，有如幽壑絕澗中一樹寒梅，使人眼目清爽。（同年四月二九日條）「落落寡合，矯矯不群」是一種孤高的風骨，顧自己也是如此，也就是所謂「性情之相合」。一年以後，相知更深，他又有進一步的分析：
予性有兩個傾向，一愛好天趣，二勇猛精進。好天趣者，友人中如（俞）平伯、（葉）聖陶、介泉皆是，故甚契合。惟勇猛精進者乃絕少，而不期於譚女士得之。同年十二月九日日記云：
得譚女士覆書，知其肯納我言，極慰。她極勇猛，眼光又甚銳利，如得專心為學，定可出人頭地。予交友多矣，如我之勇猛而肫篤者極少見，而不期於女友中得此同調。特其稜角太露，到處生荊棘，更使我悲傷耳。可知他最心折於譚慕愚的地方是她的「勇猛精進」的氣概。事實上細讀一九二四至二六年的《日記》，我們發現：這兩年中顧、譚兩人同在生命裡最旺盛、創造力最輝煌的時期，不過前者的領域是學術，後者則是政治而已。顧的「古史辨」運動即在此時躍起，他那篇著名的《自序》是在譚離京前寫成的，她並且預讀過原稿（見《日記》一九二六年三月六日及十月八日條）。她的國學基礎很好（見《日記》一九二四年七月三日及二十一日條），最後入北大史學系也是接受顧的鼓勵（《日記》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六日）。上引日記中「肯納我言」，即指此，所以譚後來也一直把顧當作老師。但譚的志業在政治，是當時一位熱血沸騰的愛國學生，下文將做交待。總之，他們兩人都進入了「勇猛精進」的人生階段，彼此深相契合，是很自然的。
他們最初交遊時，顧尚獨居北京，但同年九月十八日他的續弦夫人殷履安女士入都定居後，他的內心衝突便愈來愈掩蓋不住了。他們是舊式婚姻，履安雖只有小學畢業的程度，但特以賢德著稱，內而持家，外而待客，無不情禮周到，是一位典型的賢妻良母，所以顧在《日記》中也常常自誓決不背負履安。下面兩個夢最能說明他內心的天人交戰。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夢中見一人，昏夜中可近而卒不近，予謂之曰：「我沒有法子和你好，你也不值得和我好，我們還是永遠留著這一點悵惘之情罷。」醒來思之，不覺淚下。時天未曉也。夢中人當然是譚慕愚了。一個半月之後，同樣的夢又來侵擾他了：
拂曉得一夢，去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所感略同。履安外出，其人過來，遂與共候門。迄深夜而履安不至，二人相對，極溫存，又極無奈。她道：「你感到興味嗎？」答之曰：「妹，我不敢以自己的快樂而把你犧牲了。」覺後思之，情意無盡。不期臥病之中，乃有如許閒情。（一九二五年二月十一日條）所以在整個第一階段，他們並沒有「談戀愛」，而且表面上還保持著相當的距離，女方尤其如此。一九二六年五月十八日，他寫道：
慕愚來書，過於敷衍，使我不快。案頭文竹，漸漸枯矣，交遊之緣其將盡耶？三月十八日相對默坐兩小時許，其最後之溫存耶？思之惘然。可知他們的感情表現僅止於相對默坐，彼此心中都蕩漾著一絲溫存的滋味而已。這無疑是一種純精神的交流，也許接近所謂柏拉圖式愛情吧。
譚慕愚至遲在一九二五年已成為國家主義派（青年黨），在「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的口號下，她參加了許多反帝國主義活動，表現了大無畏的勇猛精神。顧先生在一九二五年六月七日的日記說：
《晨報》載三日YX隊（按：即「五卅運動」）至東交民巷時，前隊（北大）遲滯不進，有女士二人徑前奪旗，曰，「時已至此，還怕死嗎！」大隊遂隨之而進。至柵門，門緊閉，乃高呼而返。彭女士言譚女士當YX至東交民巷時極激昂，《晨報》所言，或即是她。十一日，譚女士來，詢之，謂即彼一人。顧對譚的「勇猛」氣魄知之甚深，故讀報即認定奪旗而進者必有譚慕愚在內。他為譚的愛國熱忱所感，竟也拋下文字，參加救國運動。同年六月九日的日記說：
今晚譚女士來，面容憔悴，嗓音幹啞，聞自滬案起後，每夜至二三時始得睡，早五六時即起，在救國團日夜操勞。她身體本弱，向不能遲眠，今因國事如此，令人淚下。我為文字所迫，無時間作救國運動，明日教職員本擬不去，今日她來，使我不忍不去。這並不是顧因情有獨鍾之故，刻意誇張她的勇敢與勞績。試讀聞一多在一九二六年的一段生動描寫：
前者國家主義團體聯合會發起反日俄進兵東省大會，開會時有多數赤魔溷入，大肆其搗亂之伎倆，提議案件竟無一成立者。結果國家主義者與偽共產主義者隔案相罵，如兩軍之對壘然。罵至深夜，遂椅凳交加，短兵相接。有女同志者排眾高呼，痛口大罵，有如項王之叱吒一聲而萬眾皆喑。於是兵荒馬亂之際，一椅飛來，運斤成風，僅斫鼻端而已。女士嘗於五卅運動YX時，揭旗衝鋒，直搗東交民巷，故京中傳為Chinese Jeanned』 Arc焉。此亦趣聞，不能不與同志言之浮一大白也。聞一多當時屬於「大江社」，也是國家主義團體之一。信中所言「女同志」即譚慕愚，可知她自上一年五卅YX一役已贏得「中國的聖女貞德」的尊號，何以知此女即譚，李璜記述一九二六年三月十日去北大三院大禮堂召開的「反俄援僑大會」云：
主席臺系從後面上臺，因之主席臺後門必須把守，最為重要。於是我派臺灣籍北大同學團員林炳坤與譚慕愚守主席臺後門，因林身高力大，而譚系北大女生，當時風氣，對於女子，尚不敢亂下拳頭。我兩次參加YX，察知軍警也不敢捉女學生，而首次聞一多主席之反日俄進兵東省大會籌備會，亦譚女士大呼幾聲便嚇退共黨也。與聞函相對照，即是同一人，絕無可疑。這次大會主席李璜最後也是靠「譚慕愚女同志以身護之」，才沒有被……打傷。
合讀以上三種來源不同的資料，則譚慕愚在當時北京救國運動中為一叱吒風雲的人物，已清晰地呈現在我們的眼前。難怪顧先生對她如此傾倒了。
第二階段的交往在一九三〇年代，顧任教北平燕京大學，譚則供職南京政府內政部，南北互訪，時復一遭，彼此之間的情感深化了。《與健常往來年月表》一九二八年條云：
予在廣州，暑假中得高君珊女士信，悉健常在大學院作科員，不幸以黨案被捕入獄，囑予營救，予因致長信與蔡孑民、戴季陶先生，並發電，請其營救。與健常一函，託君珊轉交，彼得此大哭，來書有「最知我者惟先生」之語。出獄後，東渡日本，學於東京高等女子師範。（是年未見面）經過這一次患難，譚對他的「知己」之感自然加深了。當時國民黨實行「一黨專政」，不僅共產黨已成非法組織，反共的青年黨也同樣在取締之列。所以譚被捕入獄。此案消解後譚才能正式進入內政部工作。
一九三一年一月顧先生到南京訪譚，這是久別後很重要的一次晤面。頭一天在火車上適逢大雪，他已心中忐忑不安，賦詩曰：
一天風雪冷難支，為約伊人不改期。我願見時便慟絕，勝留餘命更生離。（一月九日條）第二天會晤後記：
不見慕愚，一年半矣。情思鬱結，日益以深。今日相見，自惴將不止隕涕，直當暈絕。乃覿面之下，塵心盡滌，惟留敬念。其丰儀嚴整，消人鄙吝可知。今日天寒，南方詫為數十年所未有。彼為我買炭，手撥爐灰，竟六小時，我二人在一室中未曾移席。嗚呼，發乎情，止乎禮，如我二人者殆造其極矣。（一月十日條）可知譚慕愚自有一種高華的品質，使顧得兒女情懷升華為「敬念」，孔子所謂「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也許便是指這種精神境界。一個多月後他去北平整理譚慕愚歷年寫給他的信，對於她發出了高度的禮讚。
民十三（一九二四）迄今，慕愚寄我函件得九十三通，有許多未填寫日期者，須考定其事實及所用函信箋，頗費事也。將慕愚寄我的信通看一遍，其人格直如晶瑩之寶石，有良心，有志氣，有魄力，洵為超群秩倫之材，而頻遭夜行者之按劍，世無真知，我自喜為九方皋矣。慕愚性格，備具男性的勇敢與女性的溫存。故有堅決的意志與濃厚的同情心。上月我與之談，謂我欲造成人才而別人詆我利用青年，我欲提倡學術而別人詆我好出風頭。彼云：「假性情人是必不能了解真性情人的。」她所以知我為真性情，正因為她自己是真性情耳。（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日條。按：關於他們兩人性情的異同，他後來做了一個詳細的比較表，見一九三五年四月十日條）由於顧先生對譚的愛情在無可奈何的現實中提升到了純精神的層次，他在這次六小時的撥灰長談後，想出了一個「精神之結合」的方式，一九三一年二月四日他記道：
久欲寫慕愚信，今日忍不住了。信中勸其向世界史及中國國民生活兩方面著力，將來好於我共作一部中國通史，我任上古至清，她任鴉片戰爭以後至現在。要是這個工作真能作成，我二人精神之結合將歷千古而長存。不勝於百年之伉儷乎！只要她能答應，我的不安靜的心就可安靜了。這是一封二千餘言的長信（見二月五日條），竟很快收到積極的反應。二月十七日：
得慕愚書，承受了我的要求，自接信日期，每日抽出三四個小時讀書，並作筆記，先從滿蒙新疆西藏等問題做起。俟見解成熟，再作論文以鍛鍊發表能力。為之大慰。只要她的學問有成就，我的生命也就有意義了。這裡值得注意的是：譚慕愚對邊疆問題的興趣此時已開始，後來更親往綏遠考察，並代內政部長寫《內蒙之今昔》。這些活動直接影響到顧先生的研究方向。他告訴我們：
廿二年（一九三三）秋間健常隨黃紹竑到北平，旋赴綏遠，商議內蒙自治問題。過平時，健常曾至燕大我家一宿。自綏遠歸，又至燕大講演，予受感動，遂有研究邊疆問題之志。（《與健常往來年月表》）甚至他最後決定到北京大學兼上古史課也是因為譚慕愚的關係。一九三一年五月九日條記：
張西山君轉到健常信，悉健常以到內政部逾半年，例須由銓敘部審查資格，而渠已改名，恐北大預科畢業證書無效，囑我向蔣、胡二先生言之。然我以耽瀏覽，來濟（南）已逾期，審查期亦已過，悵甚。即寫夢麟先生信，答應下學年在北大兼課事，請其即速證明健常資格。為了代譚慕愚取得證明書，他不惜改變初衷，進入北大這塊「是非之場」。胡適和傅斯年大概萬萬想不到，他最後答應來北大歷史系兼任是出於這樣的動機吧。所以僅就譚對他的學術生涯所發揮的作用而言，研究顧的生平而不涉及譚，幾乎是不可想像的。
在第二階段中，顧、譚交往的事跡很多，不能在此一一涉及。下面只談兩次比較有趣的聚會：第一是一九三二年顧先生面臨失戀危機的情感波動；第二是一九三四年他們在西湖的唱和。
一九三二年一月下旬顧從北平回蘇州省親，先在南京下車訪譚。和一年前一樣，他又忍不住心潮起伏，不知道應該怎樣向戀人傾吐滿腹離恨與相思。他在車中賦詩兩首：
是樂是哀渾莫知，別期似暫又似遲。百千量度都須廢，只此愁心不可移。只緣思極心翻木，更以情多見總羞。拼把吾生千斛淚，年年倒向腹中流。（一月二十二日）第二天上午他興衝衝地去探望譚慕愚。日記說：
十一時，到政部訪健常，與之同歸其家，吃午飯，見其父母、妹及黃一中。……他在日記之末寫下對此聚的感想：
黃厚端，字一中，黃克強先生之次子，日本留學生，在內政部參事室任事。健常與之同事，且同鄉，甚相契合。今日同在譚家吃飯，覺其人非浮誇之流，深喜健常之有託。予極愛健常，顧我義不當與之接近，且不願彼為我而有痛苦，八年來之交誼率在躲躲閃閃中，未嘗一自表白。予既不能施愛，復不望彼之受愛，故今日之聚，一方因以自悲，但一方亦甚為彼幸。且彼之得有安慰，即足使愛彼者亦得安慰，復何恨焉。所惘悵者，彼此友誼不得繼續，即此躲躲閃閃之機會亦不易得耳。（一月二十三日條）原來他乘興來訪，忽然發現所歡已為同鄉而兼同事的黃一中橫刀奪走，他此時心中滋味，可想而知。日記上的感想寫得理情俱到，但其實不過是一種理智層面的自解（rationalization）而已，情感上則完全是另一回事。十一年後（一九四三）他回憶此會，餘恨猶在。他說：
一月，予南旋，訪健常，承邀至家吃麵，時黃一中君在座，頗相諷刺，予怫鬱歸。廿七日抵杭，翌日而滬作戰（按：「一二八抗戰」），予遂留杭。以此芥蒂，夏間此行時遂未往訪。（《與健常往來年月表》）當時座上受黃一中冷言冷語的譏嘲，一定深深刺痛了他。日記上不寫，正見其情感上創傷之重，故避之唯恐不及。第二天他痛定思痛，找到了更多的蛛絲馬跡，證明伊人的心已變了。他說：
昨在內政部時，健常云：「下午要不要找謝祚茝去？」予聆此言，即覺空氣突變。及至譚宅見黃君，始恍然。今日果與祚茝同遊矣。白門兩度新年，竟是兩種景色，令我長喚奈何。今晚歸寓，館役以健常及其父所贈蘋果一簍、橘子一簍、荔枝一匣、桂圓一匣進，謂於下午二時送來，以我不在，約晚間再來。予在寓待之，終不至，益知其情矣。對此贈物，只是呆視。噫，橘其決耶？荔其離耶？然有桂圓，似猶有望也。予之希望築在迷信上，亦無聊甚矣。然情之所驅，固不容不爾。且讖語實有奇應。予去歲住交通旅館，門外有「別苑」一額。予默禱而卜之於《易》，得「黃離元吉」一爻，兩佔皆然。今彼果有黃君之麗矣。予亦果與之別矣。繼今以往，不知天之安排我與顛倒我者將如何也？他仍不死心，以至在讖語中找希望，這是顯然可見的。但他最後分析譚何以終於棄他而去，則歸結到他不能決斷，不肯離婚：
予與健常交凡八年，可括以二語曰：「行乎情之所不得不行，止乎義之所不得不止。」此所謂義，當然是時代的。若社會組織既變更，彼不致因此而情感痛苦，且不致傷害別人，使別人為我而受痛苦者，我又何所畏乎！廿三日，圍爐討論國事，健常曰：「若處處審慎，顧忌太多，必不能成事。」此固論政府之不敢主戰，或亦用以譏予。噫，予心之苦，健常安得知之乎！（我僅能打破舊道德，但終不能打破我的同情心）（一月二十四日條）這段文字中的「害別人」、「同情心」等都是指他的夫人殷履安女士而言。他的愛情已奉獻給譚了，但對教育程度不高而忠心不二的妻子他卻割捨不下。其實這段分析很可能是他疑心生暗鬼，與譚的真實想法未必合得上。無論如何，他這次嘗到了很深的失戀的痛苦，然而他還在繼續掙扎，不甘全軍盡墨。一月二十五日回到蘇州之後，日記上說：
今夜寫健常信，謝其贈物，且試探其此後是否不再與我通信。如其不來，我亦決不做討厭人，擾亂他們的和平空氣，惟默為祝福而已。但是最後譚並沒有嫁給黃一中，甚至譚、黃之間是否有過一段情緣，現在也找不到任何證據。所以這一不愉快的經驗很可能是顧先生因愛生妒而作繭自縛。一九三三年以後他和譚又回到了原來的情感軌道。
一九三四年八月顧先生的繼母在杭州逝世，全家南下奔喪，在杭州陪伴父親住到十一月底。恰好在同一時期，譚慕愚也奉內政部之命到杭州考察浙江經濟和行政，並為部長黃紹竑起草《內蒙巡視記》，在西湖住了一個月左右。譚因為時間匆迫，恐趕不及完成寫作，再三求顧相助，因此他也參加了這一工作。這一段時間他們的來往是異常密切的。但無論是遊湖或工作，都有其他人參與其間，似少單獨相處的機會，這樣的聚會對他反而是痛苦多於歡樂。十月四日的日記說：
與起潛叔（按：顧廷龍）、自明同到第一公園，僱車到俞樓，邀健常同遊，到嚴莊、放鶴亭、平湖秋月、三潭印月、汪莊，到高莊吃飯。……與健常別，抵家已七時矣。今日得與健常痛快遊覽一天，心神愉樂，一暢數月之愁鬱。但分手之後，即覺百無聊賴，轉較彼未來之時愁鬱為甚。噫，既已有情，便當非離即合，今乃介於非離非合之間，此痛苦殆未易道也。他把這種受壓抑的情感比之於「相見怎如不見，有情還是無情」（十月九日條）。他有時甚至硬起心腸暗暗喊道：
唉，健常，你歸去罷，我的感情已不能勝這痛苦了！（十月八日條）但另方面，他看到譚慕愚憂慮日本對於內蒙古的野心，日以繼夜地努力工作，又十分受到感動。他對譚的敬仰又加深了。日記中說：
健常真是一個人才，有眼光，有志氣，有魄力，有膽量。予交遊彌廣，而可以與謀大事者甚寡。得此一人，又受性（別）的阻隔，其當捶胸一慟。（十月七日條）這時他竟恨不得譚是男性，可以和自己「與謀大事」；他的「事業心」被激起了。與譚同來西湖的還有一位夏葵如，《日記》介紹他：
夏葵如君，北大同學，十四年救國團中，與健常同任文書，為共產黨分子所攻擊。日前與健常同來，住俞樓中層，助健常編纂《內蒙巡視記》。（十月十九日條）夏葵如即夏濤聲（見《與健常往來年月表》一九三四年條），他此時是否也在內政部工作，尚待考；但他已成為青年黨第二代的重要幹部，一九三三年即已具有該黨中央委員的身份。從譚、夏合作的事來判斷，則譚的國家主義信仰依然如故。《內蒙巡視記》便是譚、夏、顧三人共同撰成的。《日記》又說：
健常心底悲哀，時流露於篇什，慰之無從，使我更增鬱抑。彼幸有事業心耳，否則體必不任。彼作事太刻苦，不要休息。而為我去，又欲伴我遊，真使我抱愧。（十一月二日條）所謂「流露於篇什」即指詩而言。可知顧在西湖作詩特多是由譚引出來的，所以西湖唱和成為他們心靈交流的主要方式。十月二十日的日記：
健常示近作云：「人事紛紜苦不休，暫停徵馬島俞樓。此心已為飄零碎，怕看西湖處處秋。」嫌其蕭瑟，和之云：「一天風露且歸休，莫以傷時怕上樓，度盡寒冬花即發，何須重淚對清秋。」又十月二十三日：
今日健常誦昨作一詩，其末二句云：「明知花事隨秋盡，猶吊嫣紅奼紫來。」葵如說：「這太消極了。」我說，「『吊』字換了『待』字吧，這一來便變得消極了。」歸後因成一詩云，「莫將閒淚付秋思，大地春回已有期，試上逋翁亭子望，梅林待發萬千枝」。又作一詩云：「夜夜西泠對玉盤，莫將圓缺定悲歡。勸君煉得女媧石，便補天傾也不離。」題為「莫將」，以表規諷之意。實在說來，健常之生活實為可悲，惟這一方面我決不能加以安慰，故唯有作壯語以激勵之耳。十月二十四日：
晨在車上得一詩贈健常，云：「朝朝祖逖聲鳴雞，羞說回文蘇蕙機。取法英賢原不遠，嶽王墓在俞樓西」。蓋彼患早醒，恆早四時即無眠也。這是勉勵她效法嶽飛，期待之高可見。十月二十五日：
又續作《莫將》二首。一云：「漫漫平原漸漸津，莫將琴劍怨飄零。天涯須是飄零夠，始把人生識得真」。一雲，「同聽邊關笳鼓聲，莫將痛淚灑新亭。肩頭自覺豎如鐵，要把河山一擔盛」。顧作《莫將》四首及車中一首都針對慕愚「明知花事隨秋盡，猶吊嫣紅奼紫來」兩句而發，故作壯語以慰其懷。可知原詩決不是悲秋之作：「花事盡」乃傷中國或將亡於強鄰也。譚救國心切，仍與十年前之「聖女貞德」無異，惟壯懷激烈已轉化為中年的沉憂而已。
曲終人散之際，離愁終於爬上心頭。十一月三日記：
前日健常作詩曰，「北風怒發厲於刀，萬壑千峰盡痛號。可惜離人心底恨，不曾削得一分毫」。自稱「離人」自然有惜別之情，但是她的「心底恨」恐怕還是以「國恨」為多。此譚慕愚之所以為譚慕愚也。對照之下，顧先生則流露出更多的兒女情長。十一月七日記：
秋到人間且莫嗔，初涼景物勝於春。乍將夕照凝紅樹，忽有金鳳舞白蘋。奼紫嫣紅垂盡時，青楓正是轉丹期，似憐漂泊悲秋客，故故招邀去折枝。摘來紅葉納書囊，如此深妍好久藏。過卻十年重檢視，依然顏色壓群芳。「看楓」事的背景如下：
湖上中山公園門內有楓樹兩枝，紅葉之豔，所未經見，健常極賞之，徘徊而不忍去。（十一月二日條）這大概是譚、夏、顧三人在工作之餘常常結伴遊賞的地方。第一首是勸她不要「悲秋」，第二首仍回到慕愚「花事盡」之句，「青楓轉丹」既可代「嫣紅奼紫」，則秋亦復可賞，末句可有兩解：丹葉「似憐」慕愚這位「悲秋客」而「招邀」之，一也；顧參加寫作為譚再三「招邀」所致，則受「招邀」者即詩人顧頡剛本人，二也。這是故弄狡猾，利用詩的「曖昧語義」（ambiguity）而作模稜兩可之辭。若依第二解，則「折枝」更有深意，即所謂「有花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矣。第三首以「久藏」之「紅葉」喻慕愚尤為明顯，自一九二四年初識至此整整十年，而詩人心中更無他人。此詩必須與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日一條日記合讀，其涵義始得全幅展露：
車中追憶一月中晤健常時，渠問曰：「近年有好的女弟子嗎？」因成一詩記之：「樽前溫語叩從遊，欲吐衷情又咽休。舊恨苦多心苦窄，更無餘隙種新愁。」……其實，我心頭要說的話，是「除了你外更無別人」。所謂「美者自美，予不知其美也」。所以能「壓群芳」者，正以不知群芳之美也。
十一月九日已至曲終人散的前夕，顧先生寫了六首詩為此次西湖聚會的紀念。茲分寫於下，略加解說，作一結束：
黌宮燈火景山煙，往事依稀已八年。別後悲歡何可說，忽然相遇合相憐。第一首從顧、譚北大訂交始，回憶故都舊遊。譚慕愚應青年黨之召，於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八日離北京，赴重慶任第二女子師範學校教務長。行前一夕與顧先生全家同遊北海，至此已整整八年。
黑水白山劫一空，憂心無日不忡忡。北疆又報蕃王變，為發軺車破朔風。此詩前半指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瀋陽事件，日本侵佔東北，國難開始。下半指一九三三年日人籌劃在多倫召開蒙古回憶，邀請蒙古王公參加。同時蒙古德王等也要求自治。危機緊迫，譚慕愚隨內政部長黃紹竑等同往內蒙巡視。
制就長編十萬言，要從筆底固邊藩。幾回寫到傷心處，仿佛遙聞啼峽猿。此首專敘《內蒙巡視記》的撰述過程，譚慕愚亦曾數度哭泣也。
四鄰虎視久耽耽，國力空虛只自慚。斫地長歌悲塞北，禱天莫賦哀江南。「四鄰」實指日本與蘇聯。前者既佔東北，又滲入內蒙，後者則既已控制外蒙，又復覬覦新疆。此時唯有希望南方不致遽臨危境而已。
宋家宮闕久成塵，獨有嶽王廟貌新。聯袂同來松柏下，正為識得古人心。杭州即南宋之臨安，亡於蒙元；嶽墳離俞樓不遠，他們當天便在嶽墳附近吃飯，詩或即作於其地，故相勉以嶽飛之心為心。
今日三人步履隨，明朝三道便分馳。臨岐相顧無他語，砥柱橫流責勿辭。「三人」者，共撰《內蒙巡視記》之譚、夏、顧也。這是最後一首詩，歸結到「砥柱橫流」，足見在這次合作中他的愛國豪情完全被激發出來了。這一天日記之末，他又說：
予本有一詩云：「媚人碧玉西湖水，落日黃沙大漠風。並落俞樓几案上，只緣我輩忽相逢」，欲以題照，因健常有「西湖朔漠兩般秋，盡向俞樓硯裡收」句，較此佳，即棄之。譚詩兩句極為凝鍊，還非顧詩之鬆散可比。珠玉在前，顧先生自甘斂手，良有以也。《日記》中引譚詩太少，是一憾事。然僅就此寥寥數首已可見其才情功力之一斑。
縱觀西湖一月之聚，顧先生心態有一顯著的變化：最初六七日共遊，他為私情所困，苦惱之至；但最後兩三星期共同撰寫《內蒙巡視記》，他的心態轉換了，私情已退居次席，救國之念主導了他的情感。像一九三一年一樣，譚慕愚再一次發揮了「消人鄙吝」的精神力量。
一九二三年夏天，胡適在西湖煙霞洞養病，住了三個多月，和他的表妹曹珮聲之間發生了一段感人的戀情：胡寫了許多詩，題作《山月集》，後來沒有正式印出，詩多散佚了。十一年後顧頡剛和譚慕愚也在西湖俞樓有此一番唱和的因緣，真是先後輝映。我覺得顧、譚聚首為西湖增添了一段佳話，故略記其始末於上。
前面已指出，顧、譚的情感在第二階段中深化了。但是從另一方面看，雖在這一深化階段顧也未曾與譚真正「談」過戀愛。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四日他在《日記》中說：
予與慕愚一段情懷，從未道破，近日頗有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之勢。今晨醒來，天尚未明，思欲作書致之，以極簡單之詞約之曰，「我二人相逢已晚，無可奈何。然此世俗之常情，萬流所共趨。以吾輩個性之強，自當超出恆蹊，別求慰藉。」終慮擾亂其心，不敢書也。這已在他和譚南京重會晤的兩個星期之後。當時他們兩人「在一室中未嘗移席」至六小時之久；然而仍「未道破」，所以他極以「發乎情，止乎禮」自豪。在整個第二階段，顧對譚的「情懷」都是通過一種「心照不宣」，或「相視而笑，莫逆於心」的委婉方式表達出來的，詩也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媒介。如果借用《蘭亭序》的語言，我們可以說，他和譚詩中都自限在「晤言一室之內」的範圍，卻從不敢「放浪形骸之外」。這位「五四」健將受傳統禮教的約束之深，實出人意表。這又再一次證實了傅斯年的反思：「我們的思想新、信仰心……但在安身立命之處，我們仍舊是傳統的中國人。」
但是「發乎情，止乎禮」含著高度的壓制性。禮數構成「超我」（superego）的一部分，在顯意識中發揮檢察功能，使「自我」不敢輕越雷池半步。然而睡夢中的潛意識則往往不是「超我」的檢查所能遍及的。「夢魂慣得無拘檢，又踏楊花過謝橋」，「發乎情」便未必能「止乎禮」了。下面讓我們看看他在第二階段的三個夢。一九三二年四月二日：
晨五時許，夢見慕愚全家避難至予蘇州家，予留之。設三榻，其父東，其母西，慕愚中。予乃與慕愚同臥，然不及於亂。時慕愚正作中西交通史畢業論文，予助其集材，篇中稱「顧師」雲。此夢甚長，幾歷一小時。嗚呼，僅夢中許作此溫存乎！夢中又見燈甚多，鏡甚多，不知主何識。將謂如鏡中花、燈中焰之易滅乎，然此心此志則不易滅也。將謂明鏡反映燈光，使其俞昭明乎，是固予之願也。這場夢做在他的「失戀」期。一月二十三日他在譚家午餐，第一次見到慕愚的父母，同時也遭受到黃一中的「諷刺」。這當然是他忘不了的日子。夢中父母同來也許是下意識裡她希望得到他們的偏愛，因而攜女來訪？但「與慕愚同臥」則是首次在夢中出現，初步突破了禮教的防線。另外兩場夢則發生在一九三四年，一在西湖唱和之前，一在其後。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四日：
昨晨夢與健常同遊西北，予與同室，睨其睡，彼一笑，予亦一笑，心大動。忽念予堅苦自持十一年矣，不能敗壞於今日，遂就別榻。繼聞他人皆舍我等而先行矣，一怒而醒。予久不夢健常矣，今猶如此，足知情之牽纏，至今未滅也。此夢已比前一次大大地跨前一步，徒「不及於亂」躍進到「心大動」的境地了。但「超我」尚有些微約制力，終於在夢中懸崖勒馬。
最後一夢則在西湖別後兩星期之後，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晨三時，夢見健常與予同床，彼起溺，旋就睡，呼予曰，「盍捫予乎？」予如其言，告之曰：「我一向以理智壓制感情。」語未畢，彼怒曰：「弗爾，若然，我不將為娼妓乎！」予急謝之曰：「予雖一向以理智壓感情，但至今日而已失敗矣！」言至此，瞿然而醒。時涼月半床，旬又八日之夜也。回味夢境，惆悵不已。十一年來，此是第一回夢中定情。第一次「夢中定情」，禮教的堤防終於完全崩潰了。由此也可見西湖一個多月相聚，雖然共同的關懷是國家的危難，但至少從顧這一方面說，他對譚的感情已發展到毫無保留的地步。夢中違禮的尺度恰好可以測量醒時情感的進度，所以從「不及於亂」到「心大動」，最後歸宿於「定情」，層次井然。如果再以第二階段的三夢與第一階段的二夢互相對照，其階段性的差異便更不可掩了。最後我必須鄭重指出，以上的分析完全以顧的《日記》為根據，其片面性是無可避免的。至於譚的一方面是否在情感上也有相應的進展，由於全無資料可依，則只能存而不論了。
第三階段只有一件大事可說，即顧於殷履安女士死後，正式向譚慕愚求婚，最後竟遭到拒絕。這件事必須從履安逝世說起。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日的日記寫道：
今日一到家便見履安暈厥，然打強心針後轉醒，神智甚清，問予是否今日歸，並囑自珍（按：顧之次女）為予理床蓆於其室。並謂予已要開會（六月一日邊疆學會），何遽回來。自珍欲為量熱，又謂身正發冷，量亦無用。方喜轉機，孰意一轉瞬間竟撒手而逝哉！履安與予結縭整整二十四年，今日乃永隔幽明，忍之痛絕。殷履安自嫁到顧家之後，為顧先生先後侍奉祖母與父親，撫育前妻遺下的兩位女兒（自明、自珍），對顧本人的生活更是照顧得無微不至。試看當此彌留之際，她對丈夫外面的事業和家中的起居仍然想得十分周到。顧先生在她死後編了一個《予與履安同居年月表》（見同年五月三十一日條末），稍一檢查，即可知她在這二十四年的婚姻生活中是多麼任勞任怨。所以顧先生對她的死是非常悲痛的。六月十九日記：
得肖甫（按：趙貞信）信，謂崇義橋所中諸人聞履安耗皆唏噓不置，蓋履安之賢德有以深入人心也。予覽此亦為一哭。崇義橋即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之所在。七月二十七日：
徵蘭（按：他的第一任妻子，姓吳）之歿，予僅哭兩次，一氣絕，一入殮耳。獨至履安，則一思念輒淚下，今日又哭出，她對我實在太忠心了，叫我如何不想她！今日與伯稼談履安事，又出涕，看《浮生六記》中記逝一章，又泣不可仰。噫，我心真碎矣。八月一日記：
憶祖母死後雖有家庭之變，而有履安輔相，精神上尚不大難堪。今履安死，則「臣無以為質矣。」有生以來，從未有如此之傷心者也。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九日是履安逝世的陰曆周年，請高僧來為她作超薦道場。日記中又說：
今日作法事時，二十六年中一幕幕之家庭情況映現予腦，履安克勤克儉及待餘敦篤之情活躍幕上，使予又淚下不止，靜秋以巾授予，為之溼透。噫，予何能對不起她，而煩兩女之懸慮乎！我詳引顧先生對履安德深切悼念是要他向譚慕愚求婚提供一種理解的背景。他在履安死後十六天便寫信給譚求婚，無論就人情或習俗說，都未免來得太快，好像對死者過於無情。然而事實具在，他對履安的情感是十分真誠的。但是另一方面他和譚慕愚的精神契合也已二十年，發生了另一種情感。這兩種情感之間當然存在著衝突，因而在他心中造成了長期的痛苦。一九三二年一月，他因疑心譚將棄他而去，曾感慨萬千地說：「予心之苦，健常安得知之乎！」這句話便是情感衝突的明證。試問：如果不是他對履安也懷著深厚的情感，此「苦」又從何而來？所以自一九二四年以來，他一直在這兩股情感中掙扎。但這並不是所謂「傳統婚姻」與「現代愛情」之間的衝突。事實上，在這一「安身立命」的緊要所在，他仍然沒有跳出中國傳統的樊籬。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八日他寫信給新婚不久的殷履安，鼓勵她自修，將來可以和他站在同一層面上進行學問上的交流。他說，這是他一向羨慕的「以伉儷而兼朋友」的樂趣（《顧頡剛年譜》）。他所引的這句話，出於章學誠的《婦學篇》。章氏指出，最理想的男女結合是「以夫婦而兼朋友」，但在歷史上，這樣的例子很少，因此士大夫往往在伉儷之外別尋所謂「紅粉知己」，即精神上契合的女友。在顧先生的理想尚未實現之前，譚慕愚已闖入了他的生命，「伉儷」與「朋友」終成二水分流。前面已引過他提議與慕愚同寫《中國通史》的信（一九三一年二月四日），他當時說：
要是這個工作真能作成，我二人精神之結合將歷千古而長存，不勝於百年之伉儷乎！很清楚地，他和履安是「伉儷」，和慕愚則是「精神之結合」，二者之間雖然極其緊張，但可以並存。通過章學誠，他在中國文人的傳統中，找到了精神的根據。下面是他求婚失敗的過程。
一九四三年六月一三日：
今日到江邊送文珊，而遇健常，太巧了。健常將於下月初到甘、青、寧、綏四省視察新縣制及戶政，獨身行，往返期五個月，勇敢可佩。渠於端節返北碚，聞銜晉言，乃知履安逝世。今日來吊，系由陳家橋乘汽車至歌樂山，坐滑竿至磁器口，乘輪船到柏溪，往返二百裡，使我不安，然亦藉此得知彼對我無異於前也。年來少通音問，更鮮見面機會，今日得聚，使予又以興奮而致失眠。慕愚次日去後，他第二天（六月十五日）便開始寫長信求婚。他說：
予與健常鍾情二十載，徒以履安在，自謹於禮義，此心之苦非他人所喻。今履安歿矣，此一副心腸自可揭曉，因作長函寄之，不知被覽我書，將有若何表示也。（此事本當少遲，以彼將有遠行，不得不速）這封信一直寫到六月二十日才完畢。日記中說：
致健常信抄畢，共計十長頁，每頁四十餘行，行二十餘字，約共九千四百字，算是我近年的一封長信，把我三十年來不能揭開之生活小史都揭開了。此函共寫六天，如無自珍之病則四天便夠了。他自己也感到這封信寫得太早，但因慕愚即將遠行，不得不爾。在這封萬言書中，他大概把累積了二十年而「從未道破」的「情懷」都傾吐出來了，所以信才寫得這樣長。但二十六日譚的回信到了，反應卻完全出乎他的意外。日記上說：
今日上午十時得健常信，態度甚冷，使我幾暈。彼如何如此忍心？無意耶？弄狡獪耶？在柏溪時，摺紙作兩鬮，一書譚，一書他姓，置於掌，祝而搖之，三次皆得譚。今夜復作兩鬮，一書成，一書不成，則三次皆得成。果爾，則健常此函特試我耳。顧先生不僅一往情深而且一廂情願，回信明明「甚冷」，他卻寧肯相信拈鬮，最後竟得到「特試我耳」的結論。因此一連兩天他再接再厲，繼續寫信。六月二十七日的日記說：
晨三時半醒，想健常事，意不能自遏，天明即起寫信。看今明兩書達到後，彼將作何答覆。大概是由於思念太切的緣故，意中人竟入夢來。六月二十九日：
未睡，夢健常來，予臂挾《辭源》一冊，與之偕出。何以挾《辭源》？殆為予與彼有講不盡之話乎？夜作四鬮，一書譚，一書非譚，一書成，一書不成，而三得「譚不成」與「非譚成」，疑此事了矣，天乎天乎！這次拈鬮倒是應驗了，但由於過於一廂情願，他釋夢卻離題萬裡。如果他的頭腦靈活一點，他應該可以立刻想到：《辭源》者，譚來告「辭」也：此是「辭別」之「辭」，非「言辭」之「辭」。第二天譚果來「辭別」了。六月三十日記道：
午間健常之來大出予意外，渠雲，為我想，須有子。為彼想，彼是一活動之人，不能管理家務。把她心中問題直接說出，反使予放心。予必設法，使彼此間相成而不相妨。
顧先生真是情痴，硬是不到黃河心不死。在譚七月二十七日曰去西北之前，他又趕著做出一次巨大的努力。七月二十五日記：
這是比上次萬言更長的一封信，所費心血和時間可想而知。七月二十六日：
將致健常書復看一遍，出，打長途電話與健常，則已行矣。今日欲將致健常信寄出，而不知其何在，因打電話到內政部，則渠於今早進城矣。及晤鏡吾，知數日前渠自城回部，車經歌樂山，僅下車與彼一談，謂「事太忙，顧先生處不能去，以後通信罷！」鏡吾知其飛機期為二十七，則今日進城便徑赴西北矣。渠事固忙，然三次經歌樂山而不一來，又不寄一信，其有取瑟而歌之意耶？若然，則予既喪賢妻，復失良友，倒黴透頂矣！為此，下午及晚間均不能眠。
七月三十一日才得到關於慕愚出行的確切消息：
鏡吾告我，渠前日進城，至曹孟君處，知健常飛機票都未買得，公司中囑其於廿七日至站上待，是日孟君未送而彼亦未歸，則即於彼日行矣。渠此行絕不告我，一個人倒黴時真無處不倒黴也。這樣看來，他那一萬三千字的長信連寄出去的機會也沒有。日記中連呼「倒黴」，即是承認「伉儷」與「朋友」已兩俱失矣。
譚慕愚此行為期數月，蹤跡不定，但顧先生仍未能忘情，還是隨時注意她的動向，十月九日：
十月十日：
本日《大公報》載健常本月四日偕高一涵到西寧，九日回蘭州，想見此行匆匆之狀。甘、青、寧三省既俱到，諒本月內即回渝矣。但他此時已從幻夢中醒來，再過三天（十月十三日）他便接受朋友的介紹，開始和張靜秋女士交遊了。一九四四年五月九日，與張靜秋訂婚一個月以後，顧先生寫了下面一段日記：
與靜秋同到宿舍整理衣服。出前數年日記及去年致健常書與同讀，並談論其事，直至五時。靜秋觀予向健常求婚書，頗指摘其無情，又謂如此用情純厚者能有幾人。晚銜晉來，謂健常慫恿其妹打胎，且屢函其妹罵銜晉，挑撥其夫妻感情，前年內政部出一科員缺，又強迫銜晉往任之，天天寄快信。此等事皆不合情理，而出之於我摯愛之健常，真刺傷我心。因太興奮，晚遂失眠，以無水，未服藥。這是第三階段有關譚慕愚的最後一條日記，大概是向未婚妻詳細交待他和譚的關係，所以談得這樣久。譚的拒婚無疑是顧先生一生在感情上受到的最大創傷，短期內很難平復。正是在這一心理狀態之下，譚的妹夫（銜晉）對她的種種指摘，他才會照單全收。日記中「真刺傷我心」五個字其實只有用在拒婚事上才銖兩悉稱。
顧、譚的故事在這部《日記》中佔有很中心的位置，故事本身的發展也使讀者不斷發生新的期待，然而它竟戛然而止，結束得教人洩氣。這時一個典型的反高潮（anticlimax）。
在譚慕愚方面的資料完全缺席的情況下，故事只能就此落幕。故事結束了，然而還有餘波蕩漾，這是中國大陸天翻地覆以後的事，仍值得一記。
《日記》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九日：
覽報悉健常在京為中蘇友好協會理事，此次被派赴蘇，為五一節觀禮團員，長風萬裡，殊可羨。念五卅慘案時，渠為國家主義派，反共最烈，劉尊一為共產黨，常與齕。其後劉被潘宜之逼為妾媵，墮落為富家婦，而渠一意奮鬥，乃有今日之長徵。世事變幻，宛然一夢也！顧先生偶然在報上發現譚被派赴蘇聯的新聞，不勝驚訝和感慨，因此留下了這條日記。他驚訝的是當年「反共最烈」的人竟能獲此殊榮，而同時與譚正面鬥爭的共產黨員劉尊一卻已沒落無聞了。譚、劉是一九二四年四月十三日與顧初次同遊頤和園的北大女生中之二人，在學生運動中分別是右派與左派的領軍人物。但一九五一年時兩人的升沉榮辱卻與當年的政治立場完全顛倒了。難怪他要發出「世事變幻，宛然一夢」的感慨了。
其實在顧先生寫這條日記的時候，劉尊一（一九〇四—一九七九）已不再是「富家婦」，她在西南師範學院擔任教育系主任的職位，與吳宓同事。吳宓對她作了一個簡要的介紹：
年四十七歲，初嫁何，生一子。先在北大從李大釗遊，遂入共黨，同任要職。一九二七夫婦在滬被捕，何死；再嫁桂人潘宜之，生二子二女。約八年前，潘遇刺死。近其仇每以「雙失節」譏之雲。《吳宓日記續編》有關劉的記述不少，因與此處的討論無關，從略。無論如何，劉已邊緣化，與譚之顯赫不同，確是無可否認的。譚在此時何以能取得這樣高的政治待遇，必須另作研究，不過我願意提供一個可能的推測。我記得一九四九年秋黃紹竑是國民黨的和平代表之一；他在北平還寫了一首膾炙人口的小詞。開首是「北國正花開，已是江南花落」。譚慕愚追隨黃二十年，或即是當時隨員之一。……派譚去莫斯科恰好可以昭示國民黨及其他反共的團體和個人：像譚慕愚這樣當年「反共最烈」的人都可以受到重用，你們還怕什麼呢？姑至於此，以待將來驗證。
一九五四年顧北行以後，與譚仍免不了在公共場合會面。這是因為顧的政治單位是「民主促進會」，譚則屬於「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革」），而兩人分別在政協與人大。我在《日記》中只發現一條譚請顧午飯的記錄。一九五五年一月一日：
今午同席：曾萍、王偉、黃鏡吾、譚家昆及其子女（以上客）。譚惕吾及其子利民、女靜（以上主）。惕吾之母已於去年在京逝世。其子女二人則所撫孤兒也。這時拜年而留下午飯並作長談，距一九四三年六月三十日拒婚之會已十二年了。譚始終不結婚，撫孤以代子女，可知她或早已抱獨身主義。兩人這次談些什麼，日記一字未提，甚為可惜。但這次相見之後，顧的舊情又有復發的跡象。一九五五年五月八日：
靜秋加入婦女聯誼會，今日會中同人到北海遊玩，因邀同去。在北海休樹下，楊花撲面，忽起感傷，因改前人詩數字以抒予懷：
風光漸老見春羞，到處凝情感舊遊。多謝長條似相識，亂飛煙絮上人頭。輕紅橋上立逡巡，淥水微波漸作鱗，手拈柳絲無一語，卅年春恨細如塵。三十年前是一九二五年，正是他和譚慕愚常常同遊北海的歲月。放翁「傷心橋下春波綠，曾是驚鴻照影來」之句此時亦必往來胸中，不能自已。若更推之二十三年後（一九七八）題《日記》所寫「五十年來千斛淚，可憐隔巷即天涯」之詩，那就和放翁「夢斷香消四十年，沈園柳老不飛棉」的心境完全合一了。
顧先生自初識譚慕愚，便為她的「勇猛精進」所折服，後來又一再稱許她「有良心、有志氣、有魄力、有眼光、有膽量」等等。他又說她「頻遭夜行者之按劍，世無真知，我自喜為九方皋矣」。就此點而言，他確不愧為譚慕愚的知己。這些難能可貴的品質，在譚的晚年又有了一次最痛快淋漓的發揮。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九日顧先生在《日記》中告訴我們：
報載人民大學法律系四年級女生林希翎（亦名程海果）大發反社會主義謬論，渠曾住譚惕吾家，與黃紹竑亦有往還。予前覽報，覺民盟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等有組織，有陰謀，而民革若龍雲、黃紹竑、陳銘樞、譚惕吾等不過說話隨便，似不當同等看待。今觀人大揭發，殆不其然。論世知人，戛戛乎難哉！譚惕吾變成「右派」足證她仍然堅持著早年的某些理想，不可與隨波逐流的「靠攏分子」相提並論。林希翎既曾在她家中住過一段時期，思想上的影響大概也不能完全避免，具體的情況，希望將來有人能發掘出來。我寫這篇文字時，沒有時間去追蹤譚一方面的資料，是一憾事，但是由於偶然的機緣，我發現沈從文先生有一段對她的描述，恰好發生在她打成「右派」之後，姑且引在這裡作為參考。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六日沈在青島《致張兆和》中說：
耀平的上司林XX果然已露頭角。這人和我在上海一處視察，樣子就張揚不本分，不像個有學問的人，相反和個上海商人差不多。正如譚惕吾，給我印象即不好，一看就像個只想興風作浪小政客，又沒有什麼知識本領，我還奇怪怎麼這些人都是人民代表？信中提到的林某一定也是「右派」，故稱之為「已露頭角」。沈先生是一位謹慎本分的人，一生不沾政治，因此與林、譚兩人都氣味不相投，對他們印象很不好。但他用「興風作浪」四字形容譚惕吾，卻值得注意。這就表示譚對當時政治很不滿意，平時一定流露出不少批評的意見。最使我動容的是顧先生一九五八年四月尾的一條日記：
本月（按：四月）十八日到社會主義學院參觀大字報，諸大右派分子章伯鈞、羅隆基、陳銘樞、李健生、黃紹竑、儲安平、費孝通、錢端升、浦熙修、陳銘德、鄧季惺、葉恭綽鹹有，獨不見龍雲、章乃器、譚惕吾三人，蓋彼輩不肯學習也。與伯昕談，我輩要否去勸一勸。渠雲不必，統戰部曾召集右派分子開會勸導，譚惕吾發言仍強硬不服罪，毛主席說，讓他們待著看罷。聞之殊為憂慮，今日何日，乃猶作死硬派耶！龍雲年老不必說，章乃器、譚惕吾年均五十餘，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大可作為，乃將以死硬派終耶？……聞章乃器之妻楊美貞雖亦劃為右派分子，但已與其夫分居，臨別之際，章乃器斥之為「賣夫求榮」。打成「右派」一年之後仍然不肯屈服、拒絕「學習」的只剩下三個人，譚即其中之一，她的志氣、良心、氣魄……已顯露無遺。更出人意表的是，在統戰部集會勸導的場合，譚慕愚發言「仍強硬不服罪」，……這已不是「勇猛」、「膽量」所能形容其萬一。孟子所為「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和莊子所謂「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庶幾近之。
顧先生相去勸她，可見關懷之情不減往昔。但是他們兩人此時的思想距離，相去已甚遠。譚負隅頑抗之際正值顧「向黨交心」之時。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央整風辦公室編印的《自我改造大躍進快報》（一九五八年四月十八日出版）上登出了下面的記載：
不少領導同志在競賽中一再挑戰加碼。中委顧頡剛同志原交二百條，但他在翻閱自己解放頭兩年的日記後，感到要說的心裡話很多，就主動提出增加指標到五百七十條，向楊東蓴、嚴景耀同志和原來指標最高的陳慧同志挑戰，陳慧同志以二百八十條應戰。不僅比數量，還要比深、比透。（見《日記》一九五八年四月三十日條末）……《日記》後來還有兩次提到譚：
予打電話與健常，未通，豈真有憾於我耶，抑他遷耶，今生尚得相見耶？思之悵然。今日報載人大常委會中設立法制委員會，費孝通、譚惕吾皆在，知一九五七年之冤獄一洗而空矣。為之喜慰。顧先生情有獨鍾，終身不忘，古今少見。但是從一九五八年起，他和譚慕愚已各自在人生道路上作出了明確的選擇，「君向瀟湘我向秦」，這是無可奈何的人間恨事，然而這應該怪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