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坎城電影節上，達內兄弟憑藉新片《年輕的阿邁德》又一次獲得「最佳導演獎」，而好朋友王恬翻譯的這本達內兄弟之一呂克·達內的《影像背後II》即將出版。閱讀之後，我們不難發現達內兄弟影像背後之謎在於法國哲學和左翼文化傳統。
達內兄弟獲獎無數，除了拍攝技術和手法等有自己的獨特性以外，從呂克·達內的日記中，我們還可以發現他的哲學功底為其電影的深刻性提供了根基。黑格爾曾經說過：「一個有文化的民族，如果沒有哲學，就像一座廟，其他方面都裝飾得富麗堂皇，卻沒有至聖的神那樣。」達內兄弟之弟弟呂克·達內哲學系畢業，他的哲學功底為他思考社會問題電影提供了理論高度。他在《影像背後II》中屢屢提及當代著名哲學家：列維納斯、德勒茲、本雅明、羅蘭·巴特等，他們都是當代世界具有影響力的人物。
達內兄弟受到法國哲學家列維納斯影響最為深遠。列維納斯作為薩特和梅洛·龐蒂的同時代人，胡塞爾和海德格爾的弟子，他把現象學帶到了法國，顛覆了西方哲學本體論傳統，重新思考了道德思想的方式。他認為道德既不是對個人完美的渴望，也不是笛卡爾知識樹中的最高分支，而是第一哲學。通過質疑存在的優先性，通過將對方的責任視為主體性的結構，列維納斯開始了對自由、逃遁、時間、死亡的重新理解，由此開啟了歐洲哲學倫理學的嶄新道路。列維納斯對西方哲學、倫理學、藝術等的影響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顯示出其重要性。
伊曼紐爾·列維納斯（Emmanuel Lévinas，1906—1995）
達內兄弟坦誠地說：「可以說，從《一諾千金》開始，我們所有的電影都是伊曼紐爾·列維納斯這句話的變奏：『無法逃遁，這就是我。』」這句話，精確地表達了達內兄弟電影創作的思想主旨。他常常說自己已經被列維納斯靈魂附體了。「靈魂是自己身上的他者。他者與自我的共生，可能成為魔怔和病態；靈魂已然是瘋狂的粒子。」遵循著列維納斯哲學倫理學的路徑，達內兄弟的電影作品走向了一個又一個的高峰。
《一諾千金》（1996）劇照
什麼是達內兄弟念念不忘的「我」的「逃遁」呢？列維納斯在《逃遁》中從名詞moi開始，解釋道：「『我』(moi)是資產階級精神及其哲學的本質標誌的自給自足概念之一」，「我」的發明，是資本主義企業必須具備的，只有人人為「我」，才可能有資本主義的未來。這個詞的發明以及在資本主義社會的重用，「其目的與其說是讓人與自己和解，不如說是讓他獲得時間和事物的未知」。在資本主義這個「大他」（The Other）之網中，任何人都無法逃遁。列維納斯從當代文學批評語言中借用了「逃遁」一詞，逃遁表達的不僅是一種話語「模式」，而且是一種對世界的厭惡，是藉以描繪我們時代的混亂。達內兄弟認為主流作家筆下現代生活中「他者」所表現出來的是生活的鶯歌燕舞，因為「人們不知道怎樣看，確實如此，人們只想看到他們希望看到的」，而「他者」的生活卻處於人生的邊緣，充滿苦難，卻無法逃遁。
列維納斯倫理學與薩特強調自由倫理學截然不同，他認為與個體的自由相比，對他人的責任才是第一位的。自我是一個道德存在，是比理性更深層次的感性存在。他認為每個人的自由都是有限的、不充分的。自由作為一種特權是由與他者的相遇和進入而賦予的，如果沒有他者，自由是無法建立或沒有意義的。因為在面對面的相遇中，一方面，「我」要面對的是他者的責任和義務，另一方面，要面對的是輕蔑、暴力、排斥和漠不關心。由此，面對他者才能為「我」的自由提供目標。什麼是面對面的接觸？列維納斯經常讓讀者想像那些無助之人的臉，讓讀者想像經過陌生人、寡婦、孤兒時的情景，他們正在祈求幫助，我們的心向他們伸出援助之手，「我們有義務從嘴裡撕下麵包滋養他人」。在《單車少年》中，薩曼塔對西裡爾第一次見面就撲向她懷抱中的舉動不得不回應，這一舉動按列維納斯的理論看，就是面對面的相遇，這種相遇，對薩曼塔構成一種不可讓與的責任。薩曼塔在成為西裡爾假日監護人之後，遇到一系列麻煩，西裡爾憤怒爆發後傷了薩曼塔，薩曼塔沒有拋棄西裡爾，繼續照顧他。電影讓觀眾感受到了人性的存在。電影這樣安排不得不說是列維納斯式的。
《單車少年》中西裡爾對父親的尋找，本質上遵循著列維納斯的「居家」（lademeure）。與海德格爾的「人生在世」根本不同，在列維納斯看來，人生在世，家是舒適的、放鬆的，可以抵禦外敵，可以抵禦惡劣天氣，家還是一種具象化的居住的、經濟的存在，當它成為一種回憶時，才能成為家。列維納斯認為「回憶」就是「永遠不能成為純粹事實的存在，它的存在就是生命，也就是說從某種事物中產生的生命」。回憶使建築具有了「家」的味道，有「家」就是對生活的一種認可。《單車少年》中西裡爾一直在尋找自己的單車，單車承載著西裡爾兒童時期所有的回憶，單車是西裡爾對家的具象化，是一種自我覺醒，是一種與自己同在的歸隱之所，在他喜愛的單車的回憶裡是一種「家」的親密。
《單車少年》（2011）劇照
列維納斯的家與女性具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他認為女人是家存在的內在性、居所變成家的條件。列維納斯贊同布伯（Buber）的自我與他者的關係不是對話者之間的關係，最本質關係是和女性的交替性關係，這種交替性關係超越語言，但包含了與另一種存在的所有可能性。「只有在充分發揮人的個性基礎上，才能發揮其內化功能，只有在女性身上才保留著這種個性，從而打開內化的維度。而在女性身上存在一種令人愉快的存在，是溫柔的源泉。」女性是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無聲的抗拒。西裡爾從小沒了母親，電影中薩曼塔成為西裡爾母親的替代，所有關於家和溫柔的想像都集中在薩曼塔身上。很難想像達內兄弟如果把薩曼塔換成一個成年男人結果會如何。
電影《兩天一夜》中女主人公桑德拉麵臨幾個工友投票決定她是在崗每人少拿一千歐元，還是她下崗每人多拿一千歐元的抉擇，也表現出列維納斯倫理學的印記。桑德拉最初知道自己被工友投票決定失業後十分失望，眼淚一直伴隨著她，這時的她是孤獨的存在，無所謂自由和不自由。但當她下定決心用周末時間找到每個投票工友，希望說服他們同意自己工作時，她所面對面的工友（他者）為桑德拉的自由提供了基石。結尾部分，桑德拉可以留下來，但是必須等幾個月，幾個月後有個工人的合同到期，不必續籤，桑德拉再回來上班。一切的安排看來很符合桑德拉的心願，但是電影最後，桑德拉拒絕了，她在給自己的丈夫打電話時，告訴了她自己的決定，然後說：「馬努!……你還在嗎？……我們盡力了……我很幸福……（她非常感動）……是的……我也是……她掛了電話，又開始走……她很幸福……」電影到這裡全方位展示出一個列維納斯的倫理觀。列維納斯認為人們的日常生活始終由他人塑造和賦予意義。我們很容易迷失在社會規則和我們自己個人生活的喜怒哀樂中，從而忘記了究竟什麼使之有意義。唯有面對面相遇的這一刻，才能打破籠罩在上面的面紗。面對面的時刻是生命的嚴肅和莊嚴變得清晰的時刻，正因為如此，列維納斯把人與人之間面對面接觸界定為：清醒。在劇本中，桑德拉在沒有面對面與每個工友談判前，是絕對的被動，只能每天哭泣，桑德拉和他者（工友）的相遇，清醒時刻來臨，喚醒了她的道德意識。在列維納斯倫理學中的桑德拉是一個被動地接受道德命令的人，他者對桑德拉的命令是絕對的，並不是桑德拉去選擇也不是她處於某種動機或先天道德去做出回應，而是她被呼喚去接受這個命令。最後的結局意味著桑德拉放棄了她的權利，成為他人的人質。而在成為他人人質的那一刻，她獲得了自由。
《兩天一夜》（2014）劇照
在《兩天一夜》這部電影裡，政治問題不可避免地闖入，通過桑德拉的兩天一夜經歷，達內兄弟不停地拷問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人的心理狀態之間以及人們的語言之間的距離到底是什麼。既然電影中每個人投桑德拉票或者不投桑德拉票的理由都是充分的，那麼列維納斯的責任如何顯現？「他者」怎樣定在才能激發出自我的主體性的責任？哲學的抽象思想如何通過形象化的電影表達？應該採用什麼樣的空間距離、什麼樣的時間表達？很少有導演像達內兄弟一樣懂得用如此感人、生動、具體的影像表達方式，去深刻地探尋：如何在社會中生存以及與他人共存。
達內兄弟的電影關注社會邊緣人的屬性，決定了他們屬於歐洲左翼導演的代表性人物。達內兄弟雖然是比利時電影導演，但屬於法語區，法國文化、哲學以及左翼思想對他們影響至深。他在筆記中明確地表達了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批判。他認為「自七十年代以來，我們的社會只是在不斷地增強個體之間的對立，在這種對立衝突中，對某些物品的佔有，便是一種暫時性的勝利。我們身處其中。我們的電影就想對抗這種社會現狀」。資本主義進入消費社會後，「佔有型」社會已經形成，成功的標準只有一個：那就是更加多地佔有物質財富。達內兄弟的思想和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弗洛姆所說的「人變成消費機器，變成徹底的消費者，他唯一的目標就是擁有更多的東西，使用更多的東西」如出一轍。
達內兄弟的電影屬於現實主義系列，他們的作品大多是關於社會底層命運的思考，有人稱他們的電影是「關於苦難的電影」、「悲觀主義的電影」。確實，歐洲的繁榮是表面上的，內裡的創傷無人窺探。按照列維納斯的觀點看，他性存在最終被資本主義同化為全面性的統一或整體，而達內兄弟撕下了歐洲社會和諧的面紗，他的電影呈現了一種經濟上的苦難與人的命運上的苦難的相依相附。他的筆記中想要展示的《單車少年》中的西裡爾，就是被其父親拋棄的孤獨存在，父親是其靈魂的引領。理髮師薩曼塔遇到西裡爾，成為那個可以引領他的靈魂的人，幫他化解部分戾氣、仇恨的人，可以令西裡爾不再因為被父親拋棄而仇恨整個世界。薩曼塔為什麼無私地幫助西裡爾？如果按照中國人的思維，答案就是一串故事：薩曼塔沒有孩子，或者曾經失去過孩子，這個西裡爾的出現恰好彌補了她空虛的心靈。或者按照大眾文化的套路，搞不好薩曼塔恰好是西裡爾的母親，只不過種種原因，兩人失之交臂，最終西裡爾認出自己母親，電影的結尾，故事皆大歡喜。但這是中國電影當下的套路，不是歐洲理性主義思維的產物。達內兄弟始終沒有闡明西裡爾和薩曼塔的根本關係，即是說沒有表露出薩曼塔幫助西裡爾的原因。也許列維納斯重複保羅·策蘭（Paul Celan）的「當我是你時，我才是我」，才可能使薩曼塔對西裡爾的愛成為可能的「人的烏託邦」，成為西裡爾苦難生活中唯一善的避難所。受到列維納斯深刻影響的達內兄弟希望觀眾自己思考，「愛觀眾，把觀眾帶進一個秘密裡，向觀眾開啟薩曼塔這一無私的行為，讓觀眾通過電影能感受到那種人性的存在」。
達內兄弟對流行的娛樂節目《有人得離開》（Someone’s Gotta Go）進行了鞭辟入裡的批判。這個節目是真人秀節目，節目把一個小公司的員工請上臺，他們與老闆達成一致，決定他們中的某個或某幾個要被開除。他們認為這樣的節目希望呈現的是置於競爭關係中的個體，人人都害怕成為那個被指認的「犧牲者」，但是必定有人現場被「犧牲」掉。達內兄弟認為這樣的節目的殘酷性不亞於古羅馬鬥獸場鮮血直流的野蠻。這些節目的組織者就是現世的混蛋。
達內兄弟
達內兄弟對社會的批判不僅在電影中展現，在筆記中也有大量顯現。當他們聽到某廉價航空公司要對超過一定重量的乘客加稅，以及在航行過程中對上廁所收費時，他生氣地說：「這兩個措施都已對我們生物性的機體下手了，以自然需求，或機能障礙為藉口。這就是對人的蔑視，它統治著我們當今這個唯利是圖的社會。這種對人的蔑視越來越以一種冷靜安然的方式確認，那是我們原以為只有劊子手才有的厚顏無恥。」
對自由資本主義的批判是西方左翼的最明顯特徵。達內兄弟站在弱勢群體一面，用電影鏡頭展現出社會邊緣人的生活狀況，雖然是小製作，但依然贏得了人心。
2019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