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某種意義上講，生命是一場一開始就註定要失敗的戰鬥。我們生活在生命的競技場上，為了生存而斤斤計較，而最終死亡將奪去我們的生命。 不由自主地出生，滿懷希望地活著，最後又不由自主地從這個世界上消失，這就是每一個生命的三部曲。
死亡宣告了生命意義的虛無，而「虛無」正是哲學家思考的一個基本課題。在普通人的印象中，哲學家都是一些高深莫測和不切實際的人，他們提出的問題也像他們的長像一樣高深莫測、不切實際、枯燥乏味，最讓人受不了的是，他們中的一些人還時不時地來一點道德教訓。那些虛無縹緲的哲學智慧，只是哲學家們特權的象徵，我們肉眼凡胎的人是無福消受的，因為我們必須生活，而生活是非常實際而艱難的，來不得半點虛無縹緲。
從照片上看，薩特也是這樣一個高深莫測的哲學家：黑色寬邊眼鏡，叼著菸斗，一臉嚴肅沉思的表情，寬大的西服和考究的領帶顯示了他的法國知識分子的身份。至於他的研究工作，你只要看一眼他那本厚實沉重如磚頭的代表作就夠你敬而遠之了，光書名就夠你頭大，這本書的名字叫：《存在與虛無》。
然而，正是這樣一個貌似枯燥的人，徹底改變了古典哲學的呆板面貌，讓哲學走出了書齋，與千千萬萬普通人的生活聯在了一起。在７０歲的時候，薩特曾說，他只與年輕人交朋友，因為只有年輕人與他有「同樣的需要，同樣的無知，同樣的知識」。
▲satre's funeral 1980
仿佛是對薩特這句話的回答似的，在１９８０年薩特逝世的時候，在五萬多自發地參加他的葬禮的人潮中，絕大多數是青年人。人們簇擁著、追隨著蓋滿鮮花的靈車，有的人在悲痛地叩擊著車窗玻璃，互不相識的人們自發地手拉著手，形成一條手臂的鏈條，護衛著靈車和送靈的隊伍，巴黎自發參加送葬的市民，形成了長達三公裡的人流。薩特得到了世人的尊重，得到了許多人夢寐以求的成功，但薩特本人卻讓自己的榮譽和成功回歸於虛無。當他晚年回首往事的時候，他說：沒有任何東西曾使我感到失望，我寫過書，我生活過，我什麼也不遺憾。 但是，生活給了我想要的東西，同時它又讓我認識到這沒多大意思。 不過，你又有什麼辦法呢？面對人們存在背景上的虛無，薩特的對策是哈哈大笑，他對人們的忠告是：「應當保留笑的能力」，要讓生活「伴隨著笑聲」。
人類自從誕生的那一天起，就總是面臨著各種各樣的挑戰，但在現代社會，我們面臨的最大挑戰不是來自自然，而是來自人自己。真正對人類構成深刻威脅的，既不是經濟危機，也不是環境汙染或能源危機，而是人自己的精神危機。一種普遍的生命無意義感、空虛感像吸毒和愛滋病一樣蔓延，人們失去了生活的目標，不知道為什麼活著，或者越來越沉迷於酒、色、財、賭以逃避自我，或者是「睡也無聊，醒也無聊」，痛苦於「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
社會歷史的進步，人們在物質生活方面較之過去已經極大地豐富了，現代人享受著祖輩們難以想像的物質生活，同時也比祖輩們更多地抱怨生活的痛苦，不是由於生活的路上艱難險阻太多而痛苦，而是由於不知道該幹什麼而痛苦。「茫茫大地與天齊，無限行程望欲迷」，很多人甚至望都懶得望一下，更不知道自己究竟從何處來，要向何處去。世界失去了意義，生活失去了目標，仿佛突然掉進了虛無的空洞，無邊的虛無包圍著人們。根據德國心理學家維克多。弗蘭克於１９８５年提供的數據，在美國大學生中，自殺已成為第二大死因，位居交通事故之後。 同時，自殺未遂的人較過去增長了１５倍。 在愛達荷州立大學的調查結果表明，自殺未遂者自殺動機是：有８５％的學生是由於再也看不到任何意義，而其中有９３％的人在生理和心理上都是健康的。他們經濟狀況良好，家庭關係和睦，學習成績也令人滿意。顯然，是意義失落的空虛感迫使他們結束了自己年輕的生命。（弗蘭克《無意義生活之痛苦》第６頁，三聯書店）
我們生命的存在被虛無糾纏著，虛無感隨時都在造成人的痛苦，威脅著人的生命，那麼，你還能說「存在與虛無」是一個抽象的、不切實際的哲學問題嗎？你還能說虛無與你自己的實際生活無關嗎？
什麼是虛無呢？嚴格地說，虛無什麼也不是，因為虛無就是什麼也沒有。我們不能像思考實有的東西一樣來思考虛無，虛無是實有的對立面，其性質與任何「有」完全不同，但沒有「無」也就沒有「有」 ，沒有「虛無」也就沒有無所謂「存在」 ，邏輯上「有」就是靠「無」才能加以定義，虛無不在別處，就在存在內部。但在西方幾千年的哲學史上，長期佔統治地位的思想是一種物化的思維方式，這種思維一方面只局限於思考「有」，把「存在」只當成各種不同的「存在物」來看待，另一方面是見物不見人，把物當成與人無關的獨立客體來思考。 儘管在古希臘時代蘇格拉底就提出了「認識你自己」的口號，儘管西方思想中一直有與「科學主義」思想相抗衡的「人文主義」思想，但其對人的認識總的說來是只知其「有」未知其「無」、把人當成一種特殊的「物」來對待的物化思維佔了主導地位。 人們批判的文本形上學，其要害就是這種物化思維。物化思維的不斷發展，必然地導致了作為西方精神支柱和價值源泉的基督教信仰的解體，導致傳統價值體系的解體。「上帝死了」，尼採說，上帝是「我們自己殺死的」。
上帝死了，這意味著傳統價值規範不再有效，不再有區分善與惡的標準，人們什麼都可以做，因為不再有所謂「犯罪」。上帝死了，人們也可以什麼都不作，因為人們沒有必須做什麼的必要性。人生不再有目標，世界不再有意義。虛無統治了世界，只是因為人們從來不思考虛無。在薩特之前，海德格爾已經對虛無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 海德格爾從他的老師胡塞爾那裡接過了「現象學」的研究方法，這種方法打破了幾千年來慣常的物化思維方式，不再把人當成純粹的自然物看待，力圖建立一門與自然科學相對的研究活生生的人的嚴格科學，即「人文科學」。有人可能會認為，現象學既然研究事物的「現象」，而現象總是千變萬化的，它怎麼可能成為嚴格的科學呢？又怎麼可能由此研究人的本性呢？
這裡需要說明的是，現象學主張拋棄那種抽象、固定的「本質」概念，並不是主張對意識到的現象作單純的記錄，而是要關注現象的結構，並將人對現象的經驗按某種最基本的結構進行整理。比如，人是通過意識活動來與世界打交道的，而人的意識總是對某種意識對象的意識，這意味著沒有離開一定對象的「純」意識，無對象的意識本身就是一個空，就是一個虛無。
海德格爾通過「現象學」的「意向性結構」理論，人與世界的關係，包括個人與他人的關係，從過去的主體與客體的關係、認識與被認識、利用與被利用、徵服與被徵服的關係還原為「共存」關係，這是一種唇齒相依的活生生的生活關係。海德格爾看到，人是生活在世界之中的，沒有西方哲學所設想的那種離開世界的人，也沒有與人無關的純客觀的世界，人的生活就是建立他的世界，人與世界是同時存在的。
人的存在是一個過程，他不是天生成什麼樣就是什麼樣，而且他必然要走向死亡，所以人不可避免地要面對虛無的問題。在海德格爾看來，「存在」是萬物向人顯示出的一種意義，而「無」則是意義的失落。 世界只有對人才顯示其意義，如果沒有人的存在，萬物的存在便與人無關，因而不具備任何意義。海德格爾常把人叫作「能死者」，這一稱呼在中國人聽來，也許有點不順耳，不大吉利，但它卻以哲學的坦率點出了人的存在的本質特徵：是虛無之上存在起來的存在，是活著但又必然死去而重歸虛無的存在。 所以，沒有虛無，便沒有人的存在。
對薩特來講，一切哲學沉思，包括對虛無的體驗，都不應該像在海德格爾書中那樣，只是一種來自靈魂深處的漆黑夜晚的某種玄學構想或玄學感受，而更該是一個普通人在某個冬日清晨的意識甦醒，或迷朦午後獨對夕陽的一種感悟；而哲學方程式的解答也不該只是哲學超凡入聖和卓越智慧的一種表現，更應該是平常人、平常心對他們生活之謎的一種探索。所以在薩特這裡，虛無不僅是哲學家所謂的「存在」的否定，不僅是一種「非存在」 ，而且也是我們具體的存在過程中的一些小小的否定，我們不僅在存在無限的極端時候體驗到虛無，而且也在日常生活的細微瑣屑中感受到的一種挫折和空虛。
薩特問道：「如果只是為了隨後形成一個根據假說把虛無和任何具體的否定割裂開來的非存在的理論，才肯定虛無是否定的基礎，這種肯定有什麼用處呢？如果我在世界之外的虛無中顯露，這種物質世界之外的虛無如何能夠成為我們每時每刻在存在深處遇到的那些非存在的小湖泊的根據呢？「（《存在與虛無》第４９頁，三聯書店１９８７年）薩特認為，真正將虛無展現在我們面前的，不是那廣大普遍的關於「畏」、「煩」的體驗，虛無不需要如此輝煌，虛無就在日常的瑣細體驗中，就在我發現皮埃爾不在咖啡館的時候，在我發現我的錢包裡沒有足夠的錢的時候，就在我發現我等待的信件終於沒有到達的時候。這樣的虛無體驗雖然顯得沒有「畏」所體驗到的深刻，但由於它瀰漫於我們的生活中間，隨時與我們照面，所以反而更加令人感到虛無的迫人。 當消除了虛無令人敬畏的哲學專業化色彩之後，我們就能明白，甚至一個孩子也能感受到虛無，當他懂得了什麼是失望的時候，他就體驗到了什麼是虛無。薩特是個聰明早慧的孩子，與許許多多的孩子一樣，他很早就對虛無有了非常具體的感受。
許多人不敢正視死亡，他們總是把死亡看成一件十分遙遠的事，並由此而把它當成與己無關的事，似乎他的人生不是一種向著死亡的生存，似乎死亡註定要在很遠的生命盡頭等著他度過這漫長的一生，而不是與生命形影相隨、隨時都可能突然露面，將生命一口吞進虛無的深淵的東西。然而死亡事實上隨時隨地都在發生，它構成了我們生命的真實，就像飲食起居、工作、愛情構成了我們生命的真實一樣。
凡人必有一死，死亡揭示著人生的虛無，正視虛無就是正視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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