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亞故居：英倫隨想之三
莎士比亞於1616年離世，四百多年過去了，愛汶河畔那個叫斯特拉福的小鎮卻越來越熱鬧，那是他出生的地方，也是埋葬他的地方，來自世界各地的遊人說著不同的語言，在莎士比亞故居的書店裡挑選各種紀念品，特別是精裝本的英文《莎士比亞全集》和小開本的莎劇單行本。這是富有想像力的莎士比亞難以想像的。他生存的時日不過半個多世紀，留下的劇本卻為整個世界所熟，也大大地豐富了英語的表達力，成為文明人類共同的精神符號。
1793年8月5日，馬戛爾尼勳爵帶著龐大的船隊來華，登岸之初見到中國的普通男女，尤其男子多雄偉有力，四肢筋肉突起，無萎靡不振之相。他情不自禁地朗誦起莎士比亞《暴風雨》中的臺詞：
「神奇啊！這裡有多少好看的人！人類是多麼美麗！啊，新奇的世界，有這麼出色的人物！」
這是他在當天的日記中所記。
1970年2月3日，也就是英國哲學家羅素去世的次日，正在劍橋大學的陳之藩在三一學院的牛頓像前遇到一位學莎士比亞的女生，問她羅素去世前的心理狀態會是怎樣。她說莎士比亞的臺詞中有很多比喻形容過死亡：
枝頭的霜，把花凍落；
樹旁的斧，把根砍斷；
突然熄滅了的火把；
竟日奔忙後的睡眠……
她說羅素臨終的時候，也許想起了莎士比亞的任何一句臺詞。
卡萊爾的《論英雄與英雄崇拜》在論及莎士比亞時說，「在整個一生中，他胸中跳動著一顆英國人的心，鎮定而堅強；他沒有以吵吵嚷嚷來引人注目；比誰都更好。在他心中仿佛響著鋼鐵般的聲音。」他當然有一顆英國人的心，他筆下的人物卻屬於整個世界。在他創作的黃金時代，正是明帝國走向衰亡的時代，劇作家湯顯祖恰好與他同年離世，所以，在他故居的樓上就有對湯顯祖的介紹，我想，這大概是中國遊客日益增多所致吧。與莎氏一直是一個職業編劇不一樣，湯顯祖是個官員，寫劇本只是不得已而為之，農業帝國並沒有為他提供施展這方面才華的舞臺，能留下一部《牡丹亭》這樣的傳世之作已是萬幸。
四百多年來，斯特拉福小鎮的中心依然保持著中世紀柵欄格式的街道，愛汶河上的石橋也是莎士比亞所熟悉的，如果不是因為遊客的喧囂，小鎮是安靜的，一如他在世之日，時間之流在此仿佛突然減速，要我們靜下來體悟他曾在此消磨的那些歲月。在十六、十七世紀之交，工業化到來之前，從這裡去倫敦，路上也要耗費不少時間，對於倫敦來說，他也只能算是個鄉下人吧。
進入莎士比亞故居時，買到了一冊中文指南《莎士比亞：工作，生活與時代》，裡面引用了一些他的十四行詩，我讀莎士比亞，正是從他的十四行詩集開始的，那是1985年9月在故鄉縣城買的，他讚美愛情、友誼，他嘆息時間流逝，但他充滿自信，他的詩將屹立千古。我翻開詩集，看到了這樣的詩句：
真，善，美，就是我全部的主題，
真，善，美，變化成不同的辭章；
我的創造力就用在這種變化裡，
三題合一，產生瑰麗的景象。
真，善，美，過去是各不相關，
現在呢，三位同座，真是空前。
他知道自己的創造力、想像力，對世間真、善、美變化的把握，他的劇本可以說處處是詩，不要說那些廣為人知的臺詞，就是隨便掐出一段，也可讀出其中的妙處。木心說他是僅次於上帝的人。
莎士比亞故居的客廳、主廳、工作坊和臥室都是按1574年的式樣布置的，那一年，他十歲。那是一個平凡的中產家庭，從樓上的玻璃窗戶往外，就是街道。遊人一多，屋內就顯得擁擠，空氣也不好。我更願意在院子裡多呆一會。在去故居之前，我們就聽說了他家的院中有一棵無花果樹，上面結滿了果子。果然一進院子，就看見了，樹並不老，大約是莎士比亞身後種植的，如同院中其他的樹木花草，也是他所不熟悉的。但我寧願想像這一切與他是有關的，畢竟這裡有他的生活過的痕跡，空氣也是四百多年前他呼吸過的，那些今天能生長的植物那個時候也會有，是他的劇本中提到過的。當然，我關切的是他的思想，因為思想可以不受時間的拘禁，他透過劇中人物所說的往往是他想過的。
在斯特拉福小鎮停留了半天，不少時間浪費在飯店裡，沒有去戲院看看，真是一件憾事。1932年5月初，朱自清旅居英國時，正好小鎮上的新劇場落成，他和劉崇鋐、柳無忌等結伴趕去，連看了三天的戲，有《李爾王》、《凱撒大帝》、《第十二夜》與《皆大歡喜》，不僅戲好，劇場的優美造型，和外觀塗的刺眼紅色，劇場內部的裝潢、完全隱蔽的照明設備，都吸引了他。
在莎氏的故鄉看他的戲，該是多美的事。十一年後，朱自清在《倫敦雜記》自序中提起，還是津津有味：「那幾天看的，走的，吃的，住的，樣樣都有意思。莎翁的遺蹟觸目皆是，使人思古的幽情油然而生。而那安靜的城市，安靜的河水，親切的旅館主人，親切的旅館客人，也都使人樂於住下去。至於那新戲院，立體的作風，簡樸而精雅，不用說是值得盤桓的。」
2017年3月14日
2017年2月5日，我們從莎士比亞故居趕到牛津大學已是下午，與劍橋的清秀雅致不同，牛津顯得厚重古舊，從建築的色調上就可看出，雖然也有河、有嘆息橋，但沒有劍河的浪漫，那天也未見有人在撐篙。牛津最令我難忘的不是教堂、圖書館和那個圓形的閱覽室，而是學院裡的墓地，牛津的每個學院是個基本單位，每個學生都從屬於某個學院，方庭之內，自成天地，裡面有教授宿舍，有學生宿舍，有食堂，有圖書館，跨專業的學生住在一起，這是他們生活的地方，也是自修、學習、思考的地方，裡面甚至會有古老的墓地，一塊塊墓碑在草地上安安靜靜地立著，學生在墓地前來來去去，也不覺得陰森恐怖，生者與死者各不相擾，過去與現在彼此尊重。夕陽下，古老的牛津建築和充滿活力的年輕學子，構成了一幅超現代的畫面，我想起的卻是一百四十年前。
1877年11月28日，中國首任駐英公使郭嵩燾應邀訪問牛津，在這裡停留了兩天，那時牛津有二十一個學館【學院】，二千零九十一位住讀生，每個學生都有書房、臥房，兩房相連，極為清潔。牛津當時有近八百年的歷史。
他特別提及Balliol學院，圖書館的藏書已達到五十多萬冊，僅次於巴黎國家圖書館與大英圖書館，當然也有中國書。我們那天也到過這裡。閱覽室是個圓屋，堅實的石頭建造，他曾登上圓屋最上層，舉目遠眺，牛津全城盡在眼中。
第二天，他在Balliol學院看牛津給考試通過的學生頒發學位，順便看了最後一場口試和筆試，在他眼中，博士就是翰林，要經過三年才得以考翰林，博士的前三名，他也以中國殿試的鼎甲類比，不同的是所有考試只限於牛津學生，畢業生或留校任教，或出仕，或終身研究學問。他大為讚嘆：
「此實中國三代學校遺制，漢魏以後士大夫知此義者，鮮矣！」
牛津的學制之美，在他看來，只是像「中國三代學校遺制」，仿佛一切都是中國古已有之，「三代」幾乎成了歷代中國士大夫心目中的黃金時代，這種「向後看」的思維方式，自孔夫子「吾從周」以來，就一直紮根於他們的生命深處。就如徐繼畬1848年在《瀛環志略》中論及華盛頓開創美國民主的功績時，也是說：「幾於天下為公，駸駸乎三代之遺意。」其實，「三代」只是一個遙遠的想像中的古時，到底三代有哪些足令後人取法的「遺意」，又如何讓「三代」之制復活，沒有人能說清楚，長期以來，一代又一代讀先秦典籍出身的士大夫津津樂道的「三代」更近於是一種神話，而不是堅實可以依賴的傳統。
郭嵩燾在牛津發出的這一聲讚嘆，一百四十年後聽來未免讓人遺憾。至少，他對於歐洲大學的精神並沒有真正理解。不過，他意識到了那些眼花繚亂的技術發明背後，是英國人對學問的追求所致。他認為，二百多年來，歐洲各國日趨於富強，推其本源，「皆學問考核之功也。」
在英國的日子，他知道了亞當斯密、約翰密爾，也注意到了培根、牛頓，亞當斯密曾在牛津大學求學，飽覽牛津的藏書，約翰米爾出身於愛丁堡大學，培根和牛頓都是劍橋大學三一學院的。大學自中世紀誕生以來，幾乎重塑了歐洲的知識世界。他聽嚴復講起牛頓在蘋果樹下悟到萬有引力，將這個故事和牛頓有關學問如在海邊撿貝殼的名言，都大有興趣，一一記在日記裡。當時，嚴復在格林威治的皇家海軍學院留學，深受他的賞識。嚴復就跟他說過西洋學術的精深。
他在牛津也了解到學生們所學的學科有天文、地理、數學、律法和各門科學，那時，古老的中國還沒有大學，讀書人專攻的是四書五經之類的典籍，終日訓練的是八股文。要等到二十年後才有人向光緒帝建議創辦京師大學堂，他已去世多年矣。但他在英國的生活、觀察和思考，毫無疑問給沉浸在三代美夢中的國人帶來了新的精神資源，觸發了對未來的思考。即使他的《使西紀程》被毀版，他曾飽受輿論之攻擊，「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不容於堯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由這副諷刺他的對聯可以推想他的處境。只要想想，一百四十年後，在物質、技術上可以盡情地享受西方文明的成果，在精神、制度方面恐怕連「三代」之想也沒有了，向後看也只能回到嬴政崇拜，昨天聽說，法學院校使用的「外國法制史」教材中關於「古希臘民主制度」的部分，被舉報「過分渲染」。在這樣的時代，牛津那樣的獨立大學精神更無從說起。由此來看，1877年，拖著辮子的郭嵩燾當然是開風氣之先的中國人，即使在今天也還令人尊敬。
傅國湧，歷史學者，自由撰稿人。1967年生於浙江樂清，現居杭州。主要關注中國近代史，特別是百年言論史和知識分子問題等。人民網、共識網、天益思想庫均有專欄。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金庸傳》、《百年尋夢》、《葉公超傳》、《追尋失去的傳統》、《1949年：知識分子的私人記錄》、《發現廿八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