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追求速成的當代社會裡，即使是象牙塔中人，也不免心浮氣躁， 願以十年光陰磨成一劍者已不可多得，而本書作者張寧教授卻花了比十年又多了十年的時間，來打造這部將近 500 頁的巨著，如今大功終於告成。
外國事物的傳入是中國近現代史研究中一個歷久不衰的課題，本書以近代上海的跑馬、跑狗和回力球賽為主題，不只為這類研究提供了新的事例，更透過反省學界慣用的預設與視角，將研究提升到新的高度。過去數十年來，學界對「西風東漸」這一課題的研究，已從堅船利炮、制度典章、思想觀念，擴及日用器物，乃至各種活動與社會組織。在研究取徑上，則從將「西方」視為「現代化」(modernization) 的標竿，到強調「現代性」(modernity) 的多元性。外國事物在傳入過程中所遭遇的阻礙、所發生的變形，因此不再只是被簡單地視為「現代化的挫折」，而越來越常被看作歷史行動者們基於各自對現代性的理解進行揀擇、彼此競爭、相互妥協的結果。學界對中國如何接受外國事物的考察雖已大幅拓寬加深，但張寧教授指出，絕大多數的研究者還是常假設外國事物在傳入前已然定型，不太注意它們在傳入前、傳入過程中與傳入後的變化，以致無法察覺中國可能會在外國事物尚未定型的時期，獲得更大的詮釋與轉化空間，或在外國事物發展的不同階段取得新的詮釋與轉化資源。基於這樣的反省，本書雖以近代上海跑馬、跑狗和回力球賽為主題，其視界卻不局限於上海，而同時關注這些運動在其發源地、盛行區的發展動向。
研究者要能同時掌握文化輸入方與輸出方的發展樣態，必須具備理解雙方歷史文化的能力。張寧教授早歲主修西洋史，負笈英國劍橋大學時，轉而研治中英經貿關係史。至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任職以後，研究觸角更進一步擴及與中外交流密切相關的企業史、城市史與文化史。長期積累下來，她對那些在中國與外國（特別是英國）之間穿梭的人、事、物，可謂如數家珍。這使她在本書中，每當提及人名、事件或組織時，都能夠扼要地為讀者提供一些背景信息，方便讀者走進已然形同異國的歷史世界。
張寧教授認為學界習用的許多二元對立觀念，遮蔽了我們對歷史發展複雜性的觀察。她捨棄立基於二元對立觀念的「外國」與「西方」二詞，而以「異國」這樣一個具有多元指涉能力的詞彙來界定她的研究對象。跑馬、跑狗與回力球賽分別代表了三種不同層次的「異國」。英式賽馬是中國人眼中的異國事物。由美國人從英國的獵犬逐兔賽中獲得靈感而創造出來的跑狗比賽，在傳入中國時已在倫敦大行其道， 上海的英國人一方面可能和中國人一樣覺得它是一項新鮮的異國事物，另一方面還是可以找到它與母國之間的連結。至於回力球賽則是與中、英兩國都沒有歷史淵源的異國事物。這三種不同層次的異國事物在上海的際遇大相逕庭。
1932 年11月上海秋賽最後衝刺
張寧教授指出，人們在異國引進本國事物，或在面對異國事物時， 並不只有完全複製與在地化兩種選擇，她因此使用「轉譯」(translation) 這一概念來總括各種可能的變化。張寧教授將轉譯分成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將本國事物帶至異地者，對本國事物既有樣態所做的取捨、轉化甚至創發。第二個層次是在地人士在接納異國事物的過程中，對異國事物既有樣態的理解與詮釋。第三個層次則是完全忽略異國事物本有脈絡的創造性轉化。
關於第一個層次，張寧教授所討論的具體個案，是十九世紀中晚期的在華英人如何在上海設置馬場、成立馬會和舉行賽馬。張教授的研究發現，即使上海跑馬總會自成立以降，一直是由在華英人主導， 但為了克服馬匹補給的困難，他們選擇不再依循英國慣例，從倫敦進口血統純正的高頭大馬出賽，而改以個頭嬌小的蒙古馬為標準賽馬， 這使上海及其他通商口岸的賽馬活動，展現出與英國本土截然不同的風貌。流風所及，就連英國殖民地、原本在高頭大馬的進口路線中佔有地利之便的香港，也不得不改弦易轍。另一方面，為了增加馬會的收益，上海跑馬總會自 1888 年起便採行法國人發明的「贏家分成法」來吸收與計算賭資。此一橫掃各國賽馬界的賭法，當時尚未在英國和愛爾蘭普及。上海跑馬總會的這項決策，使上海的英式賽馬活動進一步與英國本土分道揚鑣。
張寧教授對第二個層次的觀察，主要以華人對馬會的參與為例。張教授指出，上海跑馬總會成立之初，便承擔了在租界社會中形塑階級身份的重任，上海跑馬總會的董事和主席，經常身兼公共租界的重要領導人，取得總會會員身份則是躋身租界上流社會的敲門磚。久而久之，十裡洋場上深受外來文化影響的殷實華商也心嚮往之，卻不得其門而入。透過比較萬國體育會與上海中國賽馬會這兩個由中國人發起的馬會，張寧教授指出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接納方式。萬國體育會的華人會員大都身世顯赫，父兄或因擔任買辦而富，或因籌辦洋務而貴。他們大都對英國語文和文化有相當好的掌握，且與在華外人社群往來密切，所以能夠欣賞也願意擁抱英式馬會的菁英價值與低調文化。該會不僅歡迎外國人加入，甚至遠赴英國本土尋求認證，以求比由在華英人主導的上海跑馬總會更加正宗，只是這樣一來也使該會的發展受到在華外人社群與英國文化更多的制約。儘管如此，萬國體育會中的華人成員，還是不免會在為馬廄、馬匹命名，乃至選擇騎師衣帽顏色時，加入一些中國色彩與元素。相對於由熱愛賽馬運動者籌組的萬國體育會，由覬覦土地開發與娛樂業收益的商人發起的上海中國賽馬會，則大力對新興的中間階級招手，甚至吸引大批社會底層出身的白相人，加入馬主的行列。上海英式馬會所形塑的身份階序，至此趨於模糊。隨著參與者的流品越來越紛雜，上海中國賽馬會的文化風貌也從低調轉為張揚，無論是騎師或馬主，都企望獲得金尊大賞，享受萬眾矚目的榮耀。
在討論第三個層次時，張寧教授將焦點從運動參賽者轉移到賽事的觀眾。張教授指出，跑馬、跑狗、回力球都是「觀眾性運動」，也就是說，絕大多數參與者都未下場比賽，而是以觀賽為樂。從最早傳入的跑馬開始，觀賽者就不只是從場內的賽事獲得樂趣，場邊的賭攤、酒肆，乃至盛裝觀賽的男男女女，都是觀眾的樂趣來源。後起的跑狗與回力球，更以富麗堂皇的建築、輝煌奪目的燈光，以及賽事所展現的速度感，為觀眾帶來高度的視覺享受。只是這些感官刺激對華人觀眾的吸引力，終究不敵賭博。在爭論這些活動究竟是運動還是賭博的過程中，跑馬因為與上海殖民社會緊密相系，並可與中國的騎射、尚武精神相連結，其運動性質得到中、英雙方的肯定；與英國文化有歷史淵源的跑狗，即使遭公共租界工部局禁絕，其運動性質仍受到部分人士肯定；反倒是運動性質最為明顯的回力球，因為和中、英兩國毫無淵源，而被華人詮釋為「是運動更是賭博」。
去看德比大賽的上海
透過如此清晰的架構，張寧教授展現了跑馬、跑狗、回力球傳入中國以後，在賽制、組織、形象、意涵各方面所發生的各種變化。在她看來，有些變化著實令人意想不到，但這類背離異國事物既有脈絡的轉譯並非「錯誤」，而是異文化接受者創造力的展現。張寧教授不只對轉譯現象與轉譯結果抱持中立的評價，她對啟動轉譯現象的帝國主義和影響轉譯過程的殖民主義，同樣保持中立態度。跑馬、跑狗與回力球賽對歐美研究者而言，三者則是帝國美好文化的輸出。面對這些互相衝突的論述，張寧教授冷靜地指出，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的發展，在上海闢建了一塊讓華人與洋人都有機會跳脫既有秩序的化外之地。殖民者為了營造自身特殊地位所建立的組織與從事的活動，引起被殖民者的欣羨與仿效。儘管殖民者努力維持既有的運作規範，但在上海這個並非殖民地的通商口岸，殖民者的控制力其實相當有限，被殖民者因此具有更高的能動性。被殖民者接受殖民者文化的動機各自不同，在接受過程中更常進行各種創造性轉化，但張寧教授確實從史料中看到，在1949年以前的上海，有一批華人真的是被運動本身的樂趣所吸引，從而擁抱運動背後的規範與價值。這樣的結果，或許只有像張寧教授這樣，力求擺脫後殖民主義與民族主義影響，本身又熱愛運動的研究者才能體會與言傳。
本書不僅是一部紮實、嚴謹的學術專著，而且還具有甚高的可讀性。即便跑馬、跑狗與回力球賽本身是充滿趣味的話題，但要運用豐富的資料，仔細地向讀者說明這些昨日黃花的發展歷程，稍不注意， 就會流於蕪雜而枯燥。張寧教授的敘事細膩而條理分明，且能兼顧前景與背景，就算是對上海、跑馬、跑狗與回力球賽都一無所知的讀者， 也可毫無困難地吸收書中的內容。而她洗鍊、生動的文字，再配上費心搜羅的圖片，恰似紅花綠葉、相得益彰。舉例來說，她用以下的文字， 說明在華英人如何將其貌不揚的蒙古馬打造成英俊挺拔的英式賽馬。
1927 年天津的冠軍馬 Diana 初入關時，全身毛茸茸的，看起【來】有點像熊而非馬，身上還有些皮膚病；但開春後，經過剃毛梳洗、休養治療，尾巴再編織一下，便英俊挺拔，與大馬相比，毫不遜色。（頁 65）這段文字本身已充滿既視感，而當讀者在次頁看到 Diana 改造前後的對比照片時，便更能對張教授所要表達的意思心領神會。此外，在一部常須引用外語文獻的中文著作裡，如何保持前後文氣的流暢，也是一大問題。且看張教授如何引述英國《每日郵報》的報導：「暮色漸深，強光襯得跑道上的草皮光彩奪目，有如一條綠油油的絲帶，眾獵犬便在這條絲帶上，輪廓鮮明地出場。」（頁 325），若不特別標明， 讀者幾乎不會察覺這是一段翻譯文字。高度的可讀性，不僅方便讀者理解，也讓讀者獲得更多的閱讀樂趣。
靈緹犬身型瘦長，輕輕一躍就優雅地跳過障礙
作為書評作者，免不了還是要對本書提出一些求全之見。首先， 本書書名標舉「近代上海的跑馬、跑狗和回力球賽」，實際上則偏重跑馬，一共佔了四章的篇幅，跑狗與回力球賽僅各佔一章，比重甚不平均。就三者的關聯性而言，跑狗雖是美國人創造的運動，卻有英國的淵源，加上在傳入後仿效跑馬設立總會，確實有許多可與跑馬相互比較之處。回力球與跑馬之間，則缺乏類似的聯繫，這使作者無法將殖民社會與階級形塑這兩個可以用來貫串跑馬與跑狗的要素，沿用到回力球上。其次，即使本書主要關心的是中國與大英帝國在上海的文化對壘，但仍不宜忽略法租界的角色。當公共租界全面禁止跑狗活動以後，法租界還是對狗主、觀眾和賭客敞開大門；回力球場則不但設在法租界，且從籌備時期就吸引了一些在滬法人參與。上海法租界的存在，如何影響英國文化在上海的轉譯，應是一個值得繼續思考的問題。再者，張寧教授雖對文化上的「看似相同、實則相異」保持高度的警覺，但對人的屬性區分，則稍嫌不夠細緻。舉例來說，張教授認為，青幫大亨與白相人對跑馬運動的參與，對上海跑馬總會力求維持的身份階序所做的挑戰，遠大於新興中間階級（主要是企業經理人）。如果我們考慮到，幫會背景只是這些人物的一個面向，而在新興中間階級裡，「拜老頭子」的所在多有，那麼這樣的說法就有商榷的餘地了。最後，筆者將指出一個小錯誤，即第148頁（繁體版）中提到「清季名宦盛公保家族，如盛宣懷四子盛恩頤、七子盛升頤、長孫盛毓常等」，其中「盛公保」當作「盛宮保」，這是晚清民初時人對盛宣懷的敬稱。
大醇不免小疵，這部精心打造的論著，值得讀者細細品味。
視覺 石石 審核 李麗麗 宋榮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