鬱達夫逝世71周年：
1945年9月17日，鬱達夫被日軍殺害於蘇門答臘叢林。
富陽城裡清末民初的輪船碼頭是商業中心，附近有條滿舟弄，居住著鬱家三兄弟——曼陀（1884-1939）、養吾（1891-1971）、達夫（1896-1945）。他們的父親鬱企曾（1863-1898）早年亡故，全家的主心骨是母親陸氏（1866-1937）。陸氏深明大義，含辛茹苦奉養婆婆和3個兒子，又教育兒子刻苦攻讀。老大鬱曼陀從小品行端正，發奮努力，終於黃榜題名又獲得公費留學日本。民國期間，鬱曼陀擔任了法官和教授，得以賺錢養家。長兄代父，鬱曼陀還帶領兩個弟弟讀書，使三兄弟都成了富陽乃至省內外的名人。
拍攝於1935年前後的上海 鬱曼陀夫婦和他們2子4女，
(左起:幼女鬱曉民、次女鬱雋民、夫人陳碧岑、長女鬱風、
鬱曼陀、長子鬱興民、幼子鬱興治、三女鬱怡民）
鬱達夫，原名鬱文，字達夫，幼名阿鳳，1896年12月7日出生於浙江富陽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他是中國現代著名小說家、散文家、詩人。他七歲入私塾。九歲便能賦詩。幼年貧困的生活促使發憤讀書，成績斐然。1908就讀於富陽縣立高等小學，1910年考入杭州府中學堂，與徐志摩是同學，後又到嘉興府中學堂和美國教會學堂之江大學預科等校學習。1912年考入浙江大學預科，因參加學潮被校方開除。1914年7月入東京第一高等學校預科後開始嘗試小說創作。1919年入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部。1921年6月，與郭沫若、成仿吾、張資平、田漢、鄭伯奇等人在東京醞釀成立了新文學團體創造社。7月，第一部短篇小說集《沉淪》問世，在當時產生很大影響。
1922年3月，自東京帝國大學畢業後歸國。5月，主編的《創造季刊》創刊號出版。1923年至1926年間先後在北京大學、武昌師大、廣東大學任教。1926年底返滬後主持創造社出版部工作，主編《創造月刊》、《洪水》半月刊，發表了《小說論》、《戲劇論》等大量文藝論著。 1928年加入太陽社，並在魯迅支持下，主編《大眾文藝》。1930年3月，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為發起人之一。12月小說《遲桂花》發表。
鬱達夫懂得日、英、德、法、和馬來西亞五國語言，才華橫溢，任情適性。他的一生給文學愛好者留下了大量膾炙人口的名篇，包括小說、散文、詩詞。有人說作為有個性的作家，鬱達夫的小說驚世駭俗，而作為一個多情的男子，他的情愛也非同凡響，他在愛情和婚姻上的傳奇經歷，也往往為後人所注目，留下了不少風流韻聞。他與四個品貌各異的年輕女子的情感糾葛。其間有對日本少女隆子的痴情，有對原配夫人孫荃的憐惜，有對新加坡情人李小瑛的依戀，更有對王映霞的一見鍾情與狂熱追求……他也因此而遭受了分離之苦、嫉妒之傷、背叛之羞和毀家之痛，他的豐富複雜的內心世界也由此得到充分展現，並閃爍出獨特的人性光輝。
少年時期的鬱達夫就是個情種，在他的小說集《沉淪》裡就曾經因暴露青年性的苦悶，那時展示靈與肉的衝突而風行一時，文中那個飽受性壓抑苦悶的青年其真實生活中的影子正是鬱達夫自己。當他十三歲還在富陽高等小學堂讀書期間，性意識就開始萌動，與比鄰的「趙家少女」，有過一段「水樣的春愁」的初戀之情，這種同水一樣的淡淡的春愁，竟擾亂了他兩年的童心。及至後來趙家少女訂婚，他還深深懊喪自己失去了良機。同一時期，他還與倩兒等兩位姑娘有過類似的戀情。
鬱達夫的第一次婚姻是典型的舊式婚姻。孫荃原名蘭坡，1897年出生在富陽縣一個地主家庭，上過私塾，知書達理，能詩善文，在鬱達夫的家鄉浙江富陽名氣很大，當時是鄉間少有的才女。1917年8月30日，當鬱達夫從日本回國省親時，奉母命與孫蘭坡訂婚。鬱達夫四海漂泊，見識過無數的奇花異草，當他第一次見到孫蘭坡時，並未對她名動鄉裡的容貌產生多大的興趣，孫小姐的三寸金蓮和瘦小的身子令他非常失望，而獨對她超群不凡的學識和風趣談吐驚訝不己，她的知書達理讓他油生憐惜之情。鬱達夫對女性美的標準有3條：一是外貌，二是品德，三是才華。而孫荃是三者皆備，以至鬱達夫在致長兄的信中對她讚美不已。他在與孫荃初次見面到分別的一個月裡，經常書信來往，詩歌唱和，甚至還商量過結婚的具體事宜，很有感情。鬱達夫對孫荃的詩情向來讚賞，有一次回信點評曰：「文字清簡，已能壓倒前清老秀才矣！」他還曾試著把孫荃的兩首小詩夾在自己詩作內寄出發表，幾可亂真。
在日本留學期間，鬱達夫又曾經與後藤隆子、田梅野、玉兒等產生過戀情。後藤隆子被鬱達夫暱稱為「隆兒」，是鬱達夫住處附近的「小家女」。他每次從學校到市上去，都要從她的家旁經過，遂產生情愫，並為她寫下了四首詩。田梅野是名古屋旅館的侍者，鬱達夫與她交往數月，同樣也為她寫有詩詞。玉兒也是侍女，鬱達夫為她所寫的情詩：「玉兒看病胭脂淡，瘦損東風一夜花，鍾定月沉人不語，兩行清淚落琵琶。」至今為人稱道。
在東京第一高等學校。身體孱弱的鬱達夫在軍訓時由於反抗日本教官的侮辱，被關進了禁閉室，後被同學郭沫若和許昭然設法救出，三人遂結成好友。預科結業後，鬱達夫來到名古屋讀書，寄居在後藤家。後藤的女兒隆子對他頗有好感，殷勤地給他送飯鋪床，他表面上對她裝得很冷談，心底卻慢慢地燃起了愛火。一日解手時，隆子正在隔壁洗浴，他忍不住偷窺了她雪白的裸體……鬱達夫精神上的苦悶在隆子的關心和撫慰下慢慢地消除。他開始了自己的初戀，對隆子表達了自已的情感，送給她一柄扇子，隆子則題了一首情詩在扇子上回贈於他。
家人催鬱達夫回國成親。他勉強應承了婚姻之事。1920年7月24日，鬱達夫與孫荃舉行了婚禮。由於鬱達夫的堅持，沒有舉行什麼儀式，也沒有證婚人和媒人到場，更沒有點上一對蠟燭，放幾聲鞭炮，孫荃只是在夜色降臨的時候乘上一頂小轎到了鬱家。新婚之夜，孫荃送給了他一枚鑽石戒指，新婚妻子雖溫順體貼，可鬱達夫終是不能十分滿意，急著要回日本完成學業。臨別前夜，夫妻對坐達旦，竟無有話說。鬱達夫赴日留學，兩人多有鴻雁傳書。鬱達夫甚至決定給未婚妻改名，改名為「孫荃」，並且贈詩曰：「贈君名號報君知，兩字蘭荃出楚辭。別有傷心深意在，離人芳草最相思。」她在鬱達夫指導下，曾寫了不少好的古體詩。他對孫荃這位才女還是很依戀的。
鬱達夫忘不了隆子。一天去名古屋找她，但後藤家已毀於火災，沒人知道她的下落。鬱達夫到東京一酒館借酒澆愁，竟發現隆子和幾個男人在一起喝酒調笑。鬱達夫不忍相看，轉身就逃，隆子卻追上他，坦言為生活所迫，她已開始皮肉生涯。鬱達夫想將隆子贖出妓院，但他手頭十分拮据，無奈之下，將所帶的一幅古畫委託日本友人出賣，誰知卻是一件贗品。他一咬牙，將妻子贈送的鑽戒當了……但隆子不想連累他，再次消失了。
鬱達夫與孫荃結婚後，不斷爆出婚外戀，其中轟動一時的共有3次：一是在安慶時與妓女海棠的荒唐戀情，二是在北京與銀娣的交往，三是拋妻離子，追逐杭州名花王映霞。由於鬱達夫的放蕩不羈與風流任性，本來是一樁美滿的姻緣，最終以悲劇收場。
鬱達夫與髮妻孫荃
鬱達夫與郭沫若等人成立了創造社，回到上海，投入到繁忙的文學活動之中。他的成名作《沉淪》一經出版，便轟動了文化界。1921年，為養家餬口，鬱達夫告別了郭沫若等朋友，攜妻到安慶教書。鬱達夫風流倜儻，浪漫多情。在這裡，鬱達夫與孫荃時有矛盾發生。鬱達夫結識了一位妓女海棠姑娘，兩人過從甚密。他每日任教結束，必到位於城外的海棠姑娘處，而由於有早課，他又必須凌晨時分早早趕到城門洞裡，耐心地等城門打開。同期，鬱達夫創作小說《茫茫夜》，可以認為是真實地記錄下他的這一段感情生活。其中女主人公海棠，正是鬱達夫過從甚密的海棠姑娘。他給了她許多同情與幫助，他的善舉卻遭受了同事的嘲笑與奚落。在外受氣的他只好回家中發洩一通，孫荃總是默默地忍受。憂患中他們有了第一個孩子龍兒。不久鬱達夫辭去教職，成了一個失業者，只好送妻兒回老家。為生活所迫，鬱達夫只好去北京教書。到了北京，鬱達夫結識了魯迅。魯迅的舊式婚姻令鬱達夫有同病相憐之感。他遇到了饑寒交迫的文學青年沈從文，他則傾其所有給予幫助，並寫了著名的《給一個文學青年的公開狀》。而在富陽，孫荃與鬱母之間的矛盾愈演愈烈，終於導致她帶著龍兒回娘家去住了，鬱達夫不得不遠赴富陽，將妻兒接到北京。孫荃度過了她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在北京時，他又與妓女銀娣的交往過密。
1927年鬱達夫與王映霞在上海同居，這對孫荃的打擊不可想像。「在長夜漫漫中，她只得斷葷茹素，成了虔誠的佛教徒。」孫荃遂告與鬱達夫分居，此後，孫荃攜子女回富陽鬱家與鬱母同住，與兒女們相依為命，守齋吃素，誦佛念經。1931年3月，鬱達夫與王映霞之間的矛盾升級，回到了富陽老家。見到久別的妻兒，他分外激動。但孫荃不肯原諒，她把鬱達夫安頓在樓下的西廂房，在自己和孩子們同住的臥房門上貼出「臥室重地，閒人莫入」的告示。不過在飲食上還是按照鬱達夫過去的愛好細心烹製。
半個月過去了，鬱達夫要趕回上海，孫荃帶著鬱天民到渡口送別。回家時，她發現鬱達夫留下一張字條，上面寫道：「錢牧齋受人之勸，應死而不死，我受人之害，不應死而死，使我得逢楊愛則忠節兩全矣！」孫荃想起楊愛就是錢牧齋之妾、吳江名妓柳如是的本名，頓時痛哭流涕，不知道是憐還是恨。
長女鬱黎民完全由母親撫養成人，在感情上自然更傾向於母親孫荃。鬱黎民覺得母親起初對父親有所怨恨，但是隨著時間流逝，「她由怨恨轉為理解，最後轉為同情，等到得知父親殉難印尼蘇門答臘的消息後，更變成了深深的悼念了」。鬱達夫的侄女鬱風也提到後來三嬸慢慢拋棄了對三叔的怨恨，「而是饒有興味地像談起老朋友似的沉浸在她一生中最美好的回憶裡。」
「文革」期間，鬱黎民從湖南逃到母親身邊，母女倆經常徹夜長談。一次，母親說起她有一樁未了的心事，就是當時鬱達夫的作品還沒有整理出版。她對女兒說，等到政治清明的那一天，總會有人來從事鬱達夫研究，讓他在中國文學史上有一個公正的地位。1978年3年29日，孫荃患心力衰竭逝世，享年82歲。
鬱達夫與孫荃育有兩女一男，長女鬱黎民，1925年生，現在湖南省桂陽一中當老師，她還是湖南省政協委員。兒子鬱天民，生於1926年，幼名阿熊。他本住在杭州，後來攜妻兒回富陽縣鄉下與母親同住。在縣文化館工作。天民和他父親一樣，愛喝酒，最喜邊喝酒邊談天。他曾是富陽縣政協主席，1987年底病逝。小女兒鬱正民，1927年生，幼名胖妞。她生前是河南師範大學生物系教授，去世2004年去世。
1926年12月15日，由於上海創造社出版部出現混亂，鬱達夫自廣州上船，趕往上海。次年1月14日，便在留日同窗孫百剛家邂逅了杭州美女王映霞，對她立刻墜入情網，不能自拔。王映霞面如銀盤，眼似秋水，長身玉立，肌膚白皙。她鼻梁是希臘式的，挺而直，嬌軀略現豐滿，曲線窈窕，骨肉停勻，在杭州女中和浙江省立杭州女子師範就讀時，一向都有「校花」 之譽，及笄而後，更居當時杭州四大美人之首。難怪鬱達夫會一見傾心，遂求再見、三見，於是上演了現代文壇一段轟轟烈烈的戀愛傳奇。
王映霞
王映霞(1908—2000)本不姓王。她本姓金，小名金鎖。「鎖」，由金、小、貝三個字組成，意為金家的小寶貝，學名金寶琴，生於杭州。童稚時過繼給外祖父王二南做孫女，易名為王旭，號映霞。王二南先生系南社社員，琴棋書畫俱精，滿腹經綸。王映霞自幼承歡在王二南先生膝下，春雨潤物，受到良好的傳統文化的薰陶。她先在外祖父開的蒙館讀《三字經》，後入教會學校弘道女校，1923年考入浙江女子師範學校。杭州女師人才輩出，王映霞是她們中的一位佼佼者。是時，班主任老師是位剛從北大畢業的文科生，他把五四新文學的清風帶進校園。王映霞始知魯迅、郭沫若，後來才知道鬱達夫，對鬱的文才十分傾倒。在拜讀其《沉淪》時，她對文中的大膽描寫，覺得頗「有些難為情」。令她做夢也想不到的是幾年後的一個偶然，竟在世伯孫百剛先生的寓所邂逅鬱達夫。
這時，鬱達夫收到妻子孫荃寄來的皮袍子，囑鬱達夫謹慎為人，他心中十分感激，還盤算著要寫一篇小說，賣幾個錢寄回家中。當然，王映霞長得很漂亮，比較符合鬱達夫心目當中理想的女性。王映霞是一個新式女性，受過新式教育，思想比較開放，比較開明，鬱達夫看了以後覺得這個女孩子很特別。陷入熱戀的鬱達夫，這時突然燃燒起了對現實生活的熱情。他感到，如果能得到王映霞的愛，此後的創作力恐怕要更強。
他終日徘徊在王映霞的窗下，一向生活拮据的他突然變得揮金如土，他與王映霞的戀愛方式不是花前月下的清幽境界，而是上高級飯館，看好萊塢電影，盡情地追趕著摩登都市的時尚。但是年輕美麗而又受過新式教育的王映霞面對這位比自己大十幾歲家有妻兒的著名作家始終處於矛盾彷徨之中。
達夫的同學許紹棣此時已當上了浙江省教育廳長，也暗戀著王映霞。鬱達夫幾乎天天去找王映霞，並不斷地給她寫情書。王映霞開始並不動心，還將他的情書公開。相識之初，王映霞在「猶豫、困惑、煩惱、興奮」中舉棋不定，後終於敵不住「欲撰西泠才女傳」的鬱達夫的苦心孤詣的追求。說鬱達夫的苦勸起了作用，不如說王映霞對他的愛，讓她相信了達夫向她說的許多善意的假話。只是，當鬱達夫求孫大可代向她求得一個答覆時，她則要求鬱達夫必是一個「清清爽爽的身子」。這便使鬱達夫陷入兩難境地，他可憐他的妻，但更舍不下美麗的王映霞。達夫雖然在散文中傷感得無以復加，但他也並沒有放棄對理想的追求，無論是傷感壓迫得他喘不過氣來的時候，還是幾乎墜入頹唐境地的時光，他的心中總有一個誘惑著他的理想。這個理想談不上崇高，也不具備多麼深刻的內涵，但對鬱達夫來說，卻具有巨大的人生魅力，是推動他奮鬥，創造的動力，這就是女人的愛。1927年鬱達夫曾在日記中寫道：「我若能得到王女士的愛，那麼此後的創作力更要強些。啊！人生還是值得的，還是可以得到一點意義的。」關於愛情，鬱達夫說過：「得之，我幸；不得，我命！」鬱達夫在絕望之中給王映霞寫了一封絕交信，豈知第二天王映霞拿著信來找他了，並表明了心跡：願意和他一起走下去……
王映霞
鬱達夫整日捕捉王映霞的蹤跡，為此遭受了同事不少的捉弄。在雍容華貴的王映霞面前，他既自尊，又自卑；他一心想早日摘取愛的果實，王映霞關注的卻是要他早點離婚。在鬱達夫的窮追之下，王映霞終於和他單處雙宿了，但他沒有突破最後的防線……愛情的煩惱折磨著鬱達夫，同時也激發了他的戀火。此時，遠在北京的孫荃面臨生產，生活窘迫，鬱達夫自責不已，想法籌措了錢給妻兒寄去。儘管家人百般反對，鬱達夫對王映霞的愛卻不可逆轉，他得到了王映霞的祖父和母親的首肯，1927年6月5日，鬱達夫和王映霞在杭州聚豐園餐廳舉行了訂婚宴，向世人公開了他們的關係。
鬱達夫與王映霞
1928年2月，她與鬱達夫在杭州西子湖畔大旅社舉行婚禮，才子佳人，名動全城。那一年，她20歲，鬱達夫32歲。當時柳亞子贈詩鬱達夫，其中「富春江上神仙侶」一句傳誦一時。落花有意隨流水，近代文壇上從而演繹出一闋「風雨茅廬」的趣話。3月他倆遷入上海赫德路（今常德路）嘉禾裡居住，算是正式組建了小家庭。婚後鬱達夫和王映霞過著雖然清貧但卻平靜充實的生活，據鬱達夫1936年日記，「晚上獨坐無聊，更作霞信，對她的思慕，如在初戀時期，真也不知什麼原因。」說明即便結婚十年之久，他們之間的感情生活依然濃烈。王映霞對鬱達夫也無盡地滿意，甚至還在自傳裡寫：每月開支為銀洋200元，折合白米二十多石，可說是中等以上家庭了。其中100元用之於吃。物價便宜，銀洋1元可以買一隻大甲魚，也可以買60個雞蛋，我家比魯迅家吃得好。3-40年代王映霞便活躍在上海灘，見過大人物，應酬過大場面，但她卻沒有交際場上人的嗜好。她不抽菸、不喝酒，不看戲、不打牌，也不跳舞，連茶也屬可有可無，暮年更是如此，唯一有興趣的是看看報紙翻翻書。
鬱達夫與王映霞
然而這場轟轟烈烈的愛情並沒有經得起時間的推敲，由於年齡、性格等諸多方面的原因，鬱、王之間漸生裂隙
。溫飽之後，欲望便過盛起來，他們的情變也是因為這個。婚後一年，鬱達夫與王映霞有了愛的結晶，王映霞嫌鬱達夫「不事生產」，好酒貪杯。鬱達夫與魯迅過從甚密，並加入了「左聯」，又由於不願上街遊行，被說成只是作家，不是戰士而主動退出了「左聯」。許紹棣表面上是鬱達夫的好朋友，但一直嫉恨他，以至暗中向國民黨中央呈請通緝魯迅、鬱達夫等文化名人。危急之中，鬱達夫匆忙離滬避居富陽。在老家見到孫荃，鬱達夫羞愧有加，憐憫之下，欲與孫荃同居，卻發覺孫荃房門上貼著四個字：「閒人免入」。
八·一三事變後，在王映霞的堅持下，舉家從上海遷到杭州，並在杭州修建了寓舍，鬱達夫將它命名為「風雨茅廬」。王映霞還為鬱達夫生下兩個兒子，但雙方的性格矛盾日益激化，家庭爭吵越來越多。移居杭州後，愛慕虛榮的王映霞盡與達官貴人交往，並與許紹棣關係曖昧。許紹棣此時剛剛喪偶，也正攜三個女兒在麗水，與王映霞朝夕相處。許紹棣將鬱達夫逃回富陽的消息告訴了王映霞，暗示鬱達夫與原配情絲未斷。於是王與鬱間的溫柔親密全然不見。兩人糾紛不斷。
1936年，鬱達夫為參加抗戰活動南下福州，留下王映霞獨自帶著孩子和老母在富陽、麗水、漢口的漫天烽火中逃難。兵荒馬亂的戰爭歲月，正是妻子最需要丈夫在身邊共渡難關的時刻，而鬱達夫的遠走，使王映霞感到鬱達夫是一個不負責任的丈夫。鬱達夫遠在福州任職，風聞好友許紹棣「新近借得一夫人」，卻不知竟是指王映霞。王與許打得火熱，鬱達夫蒙在鼓裡。鬱達夫應國民政府的要求，東渡日本，邀老友郭沫若回國參加抗戰工作。在日本友人家，鬱發現了隆子，原來日本友人感念鬱達夫對隆子的深情，特意將其贖出為妻。
局勢惡化，杭州危在旦夕，王映霞攜子女躲避至富陽，不得已與孫荃相處，兩人面面相覷，處境尷尬……然日軍壓境，富陽也非久留之地，王映霞和孫荃各帶子女匆忙外逃。鬱母孤守祖宅，日軍攻佔富陽後，閉門不出，竟凍餓而死……噩耗傳到福州，鬱達夫悲痛萬分，設堂拜祭，書對聯：「無母可依，此仇必報。」決意趕赴武漢，參加郭沫若領導下的抗日宣傳工作。
1938年7月，鬱達夫從浙東前線返回武漢，王映霞與鬱達夫矛盾日深，爭吵成了家常便飯。汪靜之前去探望卻碰上王映霞與鬱達夫因小事正吵得不可開交。當天晚上，王映霞離家出走。鬱達夫找不到她，便回到家裡喝酒消氣。無意之中，鬱達夫發現了許紹棣寫來的三封信，便誤以為是許寫給王映霞的情書，立即氣急敗壞地在王映霞的一件旗袍上寫下「下堂妾王映霞改嫁之遺物。」幾個大字。年7月5日，鬱達夫在漢口《大公報》第四版刊登《啟事》，全文如下： 「王映霞女士鑑：亂世男女離合，本屬尋常，汝與某君之關係，及搬去之細軟衣飾、現銀、款項、契據等，都不成問題，惟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一地址。鬱達夫謹啟。」 他還將許氏情書照相翻印寄給各路名人，使難言家醜大白於天下。
王映霞躲在好友家，鬱達夫尋到此，求她回去，因他還愛著她。王映霞卻不肯原諒他的所為。經朋友努力撮合，鬱達夫登了一則道歉啟事，把一切責任攬在自己身上。而此時，為擺脫亂局，許紹棣也迅速地與人結了婚。鬱王二人兩人勉強複合，還訂下協議，決心「讓過去埋入墳墓，從今後各自改過，各自奮發，再重來一次靈魂與靈魂的新婚。」但彼此心中都留下傷口。
詩人汪靜之說：「鬱、王離婚的主要原因是王映霞與戴笠關係曖昧。」總之是王映霞那邊出現火燒雲，鬱達夫不撲火，還拚命扇火，讓王映霞下不了臺。從鬱達夫的性格看，他明顯帶有頹廢文人的氣質，其處世為人，也頗有歇斯底裡的傾向。這一點，在他處理與王映霞的婚姻關係中表露無遺。
1938年，鬱達夫應《星洲日報》的邀請來到新加坡參加抗日宣傳工作，王映霞帶著他們的長子鬱飛也一同來到新加坡。此時夫妻已是貌合神離，即使在外人面前，也免不了冷言相譏。1939年，鬱達夫在香港《大風旬刊》上發表著名的《毀家詩記》，自暴家醜，包括談及王映霞的紅杏出牆，公開披露了他與王映霞之間的情感恩怨，並且痛心疾首地指出王映霞在情感上對他的背叛，是導致「毀家」的重要原因。而王映霞也以《一封長信的開始》和《請看事實》予以反擊，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毀家並非鬱達夫本意，他認為向世人傾吐煩惱無損於他對王的感情。鬱達夫將王映霞護照鎖在辦公室保險柜裡，使她無法離開。王映霞本不想放棄這段婚姻的，她也嘗試過努力去維繫，跑到印尼的荒島上執教，終無法忍受那裡的貧瘠，只待了一個學期。王映霞再難容忍，逼著鬱達夫在離婚協議上簽了字，他倆在新加坡協議離婚。這對曾被喻為「富春江上神仙侶」的才子佳人，就這樣以彼此怨恨的方式分手了。1940年8月，王映霞離開新加坡隻身返國，尋覓自己歸宿去了；而鬱達夫則攜帶兒子鬱飛繼續在南洋風雨飄萍。
鬱達夫與王映霞育有三個孩子，鬱飛、鬱雲和鬱荀。鬱飛跟鬱達夫在新加坡住了三年，因戰亂達夫決定把鬱飛送回國。本來是想託付給當時在昆明西南聯大任教的沈從文教授，但那時後方公教人員生活極清貧，怕以後接濟中斷，給沈從文造成困雄，最後交給已在重慶任行政院秘書長的陳儀。陳儀不負故友的託孤，在音訊始終不通的情況下，將鬱飛撫養成人。1949年，鬱飛畢業於浙江大學外文系，被分配到新疆當記者和編輯，1957年被打成右派，關押勞改長達20年之久。原來在廣抪電臺擔任抪音員的妻子也被迫離婚。平反後，鬱飛進入浙江文藝出版社工作。1992年移居紐紐，夫妻相濡以沫，晚年生活幸福。鬱雲，1931年出生。王映霞和鬱飛去新加坡時，鬱雲和鬱荀使寄居在福建的外婆金氏家中。嗣後又寄居在父親的朋友家中，再三轉居。鬱雲先在東吳大學讀法律，後又讀企業管理。較長時間在上海紅星軸承廠工作，現已退休。鬱荀，1936年生，畢業於華東水利學院，在昆明大學任教。
映霞在新加坡與鬱達夫離婚後，由香港轉道至重慶。經親朋故舊介紹，曾先後在保育院當過保育員、軍委會特檢處做過秘書，後到外交部文書科當過科員。這時王映霞已34歲，最好的年華都給了鬱達夫，如今又不願以「鬱達夫棄婦」的形象示眾，只好用力打扮自己。她美麗如初，再交際場上左右逢源，出盡風頭。有戴笠撐腰，王映霞是沒人敢招惹的。她像是回到另一個自由王國，成為自己的主人。那邊的鬱達夫還是想念她的，後悔過，心疼過，給她寫信，「愁聽燈前兒輩語，阿娘真箇幾時歸。」但這回這個阿娘是鐵定心思不會回頭了，就是孩子的呼喚也不能令其動心。她想結婚，在戴笠死後，這個想法尤為強烈。
1942年4月，由國民政府前外交部部長王正廷牽線搭橋，與他的學生、時任重慶華中航運局的經理鍾賢道結成連理。新郎鍾賢道是江蘇常州人，畢業於北京中國大學，是王正廷的得意門生，擁有不錯的地位與權力。王映霞與鍾賢道的婚禮極為排場，賀客盈門，宴賓三日，震動了整個山城。王瑩、胡蝶、金山這些當時的大明星也前去赴宴。鬱達夫的朋友、專欄作家章克標在《文苑草木》中說：「他們的婚禮是十分體面富麗的。據說重慶的中央電影製片廠還為他們拍攝了新聞記錄片。他們在上海、杭州各報上登載了大幅的結婚廣告，而且介紹人還是著名外交界名人王正廷，可見這個結婚的規格之高，怎樣闊綽。」有說法稱「鍾賢道拐了個大美人!」 著名作家施蟄存還專門為王映霞賦詩一首：「朱唇憔悴玉容曜，說到平生淚跡濡。早歲延明真快婿，於今方朔是狂夫。謗書欲玷荊和壁，歸妹難為和浦珠。蹀蹀御溝歌決絕，山中無意採蘼蕪。」對於這次隆重的婚禮，王映霞本人也是念念不忘，她回憶說：「我始終覺得，結婚儀式的隆重與否，關係到婚後的精神面貌至巨。」
婚前，鍾賢道許諾：「我懂得怎樣把你已經失去的年華找回來。請你相信我。」鍾賢道是努力實踐他的諾言的。他讓王映霞辭去外交部的工作，專事家政。王映霞「三日入廚房，洗手作羹湯」。他們共育一子一女：嘉陵、嘉利。1948年，鍾賢道率家人回上海定居。在國民黨敗局已定的前夕，達官顯貴紛紛逃往臺灣，鍾賢道卻退了預定的機票，留了下來。解放後，他參加中國航運公司辦的學習班，後任上海航聯保險公司副處長，月入幾百元，生活富裕，後雖然多次減薪，生活仍較安定。
王映霞與鍾賢道
「三反」運動中，鍾賢道被懷疑貪汙，受到審查；後查實為冤案，平反恢復名譽繼續工作。1952年，王映霞突然被拘留，因她在重慶外交部工作時參加過國民黨，幸只口頭參加，沒有黨證，也沒繳過黨費，在向組織說清楚這段歷史後，即被解禁。前後僅二十天。關押期間，鍾賢道心急如焚，探視、送物，竭盡所能，關懷備至。回家後，鍾賢道為了給王映霞「壓驚」，在錦江飯店開了個房間，讓她休養，又帶她到蘇、錫、常各地旅遊散心，「真像是一次蜜月旅行」。在王映霞身上用錢，鍾賢道慷慨瀟灑，而對自己卻相當刻薄。他不吃煙不喝酒，穿的衣服是家裡最舊的。他給自己買的帽子也僅是五毛錢的便宜貨。王映霞說：「他是個厚道人，正派人。我們共同生活了三十八年，他給了我許多溫暖安慰和幸福。對家庭來說，他實在是一位好丈夫、好父親、好祖父、好外公。」
1956年，周恩來發表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王映霞曾與周恩來有一面之交，那是1938年在武昌，鬱達夫和她曾請周恩來、鄧穎超吃過飯。王映霞便給周恩來寫了封長信，表達了想參加工作的願望。數月後，她便接到通知，參加市裡的師資培訓班。學了一年，五十歲的王映霞被分配到上海六合路的一所小學做了小學教師。她與鍾賢道撫育的兩個兒女，已逐漸長大成人。「文革」之前，他們已經是北大、復旦的學子。
1966年「文革」期間，鍾賢道、王映霞自無法倖免災難的浩劫，紅衛兵對王映霞進行連續3次抄家，把家中的藏書、字畫、相冊都作為「四舊」抄走。在裡弄批判會上，王映霞被抓到臺上，當著那些連「作家」為何物都不懂的大媽、大姐面前去批判「鬱達夫的罪行」。接著又被命令一日兩次到裡弄去掃地、洗曬棉被、當油漆工，漆門窗和桌球臺。當時，社會上被審查的對象自殺成風。兒子嘉陵和女兒嘉利，生怕父母想不開，常常回家或寫信懇求父母千萬別自尋短見。他們終於挺了過來。「文革」後期，兒女分別先到農場接受「再教育」，爾後再分配到農村工作，她也告老退休。
王映霞晚年回憶稱：「如果沒有前一個他(鬱達夫)，也許沒有人知道我的名字，沒有人會對我的生活感興趣；如果沒有後一個他(鍾賢道)，我的後半生也許仍漂泊不定。歷史長河的流逝，淌平了我心頭的愛和恨，留下的只是深深的懷念。」
1986年11月，上海市長江澤民聘王映霞為上海市文史館館員，並發了聘書。她參加了館內的春潮詩社，忙於撰寫回憶錄，整理鬱達夫書信。她平生有一大願望，就是要把和鬱達夫在一起的第一手資料留下來供文學史家研究參考。已出版的有《半生自述》《王映霞自傳》和《鬱達夫書簡》。在老朋友的勸說、鼓勵下，她為報刊匡正一些關於鬱達夫往事的誤記，兼寫一些與魯迅、許廣平、陸小曼、丁玲和廬隱等交往的文字在大陸、臺灣出版。另編就她與鬱達夫的散文合集《歲月留痕》等。1980年，與王映霞過了38年平靜婚姻生活後，鍾賢道病逝於上海，終年72歲。2000年，王映霞病逝於杭州，終年92歲。與鍾賢道合葬於杭州南山公墓。
王映霞離開星洲之後，鬱達夫的心境極其孤寂和頹唐。這時，一位國色天香的女播音員李小瑛出現在他的面前，使他已是一潭秋水的心池，又波動起一層層漣漪。一次演講時遭遇空襲，鬱達夫將一漂亮女士掩在身下，但女士立即反過來掩護他，笑言鬱比她重要。就這樣，鬱達夫結識了英國情報部的華籍職員李小瑛。一個是文壇名人，一個是軍中美女，兩人互相傾慕。
李小瑛
李小瑛，26歲，福州人，在上海長大，暨南大學文科畢業。中英文均佳，具有非凡的語言天才，銀鈴般的聲音令人著迷。那時李小英是守活寡的怨婦、鬱達夫是離了婚的鰥夫，同病相憐，也不怕人言可畏。她十分崇拜鬱達夫的文學才華，並主動向鬱達夫示愛。鬱達夫此時焉有不回應的道理，兩人居然一拍即合。
李小瑛介紹鬱達夫到英國情報部辦的《華僑周報》當了主編，使他多了一份收入。李小瑛租房困難，鬱達夫不顧外人非議，讓她住進自己的書房，不久，二人即賦同居之愛。時局艱難，鬱達夫和李小瑛都沒有結婚成家的念頭，但他們真誠相愛著。可是鬱達夫的兒子鬱飛卻強烈反對父親和李小瑛的結合，而鬱達夫也不便和李小瑛正式結婚。
新加坡危在旦夕，英軍開始撤退，鬱達夫託人將鬱飛帶回國內。1941年12月，李小瑛痛苦地搬出了鬱家。鬱達夫與李小瑛依依告別，淚水淌過他清瘦的臉……此時在重慶，王映霞與鍾賢道已結婚。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李小瑛退到爪哇島，鬱達夫逃亡到蘇門答臘。他在這時創作了著名的《亂離雜詩》，其中前7首就是為思念李小瑛而作。
1942年，日軍進逼新加坡，45歲的鬱達夫為躲避日本人迫害，化名趙廉與胡愈之、王任叔等人撤退至蘇門答臘的巴爺公務，與朋友經營趙豫記酒廠。在這裡，鬱達夫時常到小鎮上去找收音機聽。因為李小瑛是英軍電臺的播音員，負責向民眾播送戰況，漫漫長空裡可聽到她的玉音……後來，他碰到年僅20歲的何麗有。
何麗有與長子鬱大雅
何麗有原籍廣東，年僅20歲，生父姓何，幼時為一陳姓人家收養，所以原名叫陳蓮有。她相貌平庸，鬱達夫跟她開玩笑，改名何麗有，即何麗之有。因她沒有受過教育，不懂華文，欣然接受這個名字。9月經朋友介紹，和華僑姑娘何麗有結婚。何麗有那時並不知道鬱達夫是中國文化界的名人，只是一名尋常的酒廠老闆。
當日本憲兵與一華僑因語言不通起了爭執時，鬱達夫出面解了圍，但也因此暴露了他精通日語的事實，不久就被強行徵去日本憲兵司令部當了翻譯，接觸到了許多機密。鬱達夫設法辭去翻譯一職後，當起了小酒廠的老闆。為掩人耳目，他與當地華僑小姐何麗又成了家。但是，他還是被一個漢奸告了密，為防不測，鬱達夫提早立下了遺囑……
1945年的8月29日，也就是在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後的兩周，鬱達夫欣喜若狂，準備組織人迎接盟軍。那晚8時許，鬱達夫正在家中與幾位朋友聊天，忽然有一個土著青年把鬱達夫叫出去講了幾句話，鬱達夫隨即回到客廳，與朋友打個招呼就出去了，衣服都未來得及換，穿著睡衣和木屐消失在茫茫夜幕中，從此便再也沒有回來。此時，何麗有在產床上痛苦呻吟，突然，一聲嬰啼劃破了黑夜，鬱達夫的女兒來到了世間；而在富陽老家，孫荃正閉眼念經，仿佛為他超度靈魂……
1945年9月17日，因怕他在戰後審判庭上作證，日本憲兵殘忍地將他掐殺於荒野，終年49歲。
何麗有和鬱達夫生了二子一女。兒子取名鬱大雅(亞)，鬱達夫的用意是含有諷刺日本軍國主義推行的"大東亞共榮圈"之意；次女美蘭在鬱達夫被日本人殺害翌日誕生。1949年，何麗有在印尼再婚，嫁給一個商人，並生了兩個女兒，生活還不錯。1960年印尼排華，何麗有全家因沒有加入印尼籍，只好坐船回國，被中國政府安排去海南島華僑農場做工。不久丈夫逝世，何麗有靠30多元人民幣來維持一家5人的生活費用，生活艱苦。後來大兒子參加工作，大女兒到北京上大學，生活才得到改善。1976年，何麗有帶一個小女兒到香港定居，不久鬱大雅和另一個女兒也先後到香港。初到香港，何麗有一家都到工廠做工，她在製衣廠做剪線頭工作，收入僅夠餬口，住在九龍灣木屋區。不幸木屋區發生火災，他們被安置在新界大埔安置區居住。鬱大雅，1944年生，現住九龍牛頭角東華南村。他初到香港是在燒臘店做工，現在當司機。鬱美蘭，1945年生，1970年畢業於北京石油學院，以後分配去南京市南開中學教書，現專職在南京搞僑聯工作。丈夫胡序建是胡愈之的侄兒，南京市委書記。
鬱達夫在文學創作上主張「文學作品，都是作家的自敘傳」，因此，他常常把個人的生活經歷作為小說和散文的創作的素材，在作品中毫不掩飾地勾勒出自己的思想感情、個性和人生際遇，鬱達夫的自傳體小說代表作品是《沉淪》，鬱達夫在《沉淪》中大膽地描寫了男女性愛、性心理，同時也發出了「祖國呀祖國！我的死都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來吧！強起來吧！」「你還有許多兒女在那裡受苦呢」的悲號。這篇自傳體小說一出版，立即在中國文壇引起了軒然大波，受「五四」運動洗禮後的青年一代，從他的小說中找到了與自己心靈相撞的東西，那些不敢與封建道德決裂的文人，也把矛頭直接指向了鬱達夫。鬱達夫在自傳體小說中，除了反映下層知識分子失意、苦悶外，還有一些作品通過知識分子的視角反映處於社會底層民眾的疾苦，表現了對勞苦大眾的同情和關懷，如《春風沉醉的晚上》、《薄奠》等。
胡愈之說:「在中國文學史上，將永遠銘刻著鬱達夫的名字，在中國人民反法西斯戰爭的紀念碑上，也將永遠銘刻著鬱達夫烈士的名字。」夏衍先生說「達夫是一個偉大的愛國者，愛國是他畢生的精神支柱。」鬱達夫在文學創作的同時，積極參加各種反帝抗日組織，先後在上海、武漢、福州等地從事抗日救國宣傳活動，並曾赴臺兒莊勞軍。1936年任福建省府參議。1938年，赴武漢參加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的抗日宣傳工作，並在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成立大會上當選為常務理事。1938年12月，鬱達夫應邀赴新加坡辦報並從事宣傳抗日救國。星洲淪陷後流亡至蘇門答臘，因精通日語被迫做過日軍翻譯，其間利用職務之便暗暗救助、保護了大量文化界流亡難友、愛國僑領和當地居民。至新加坡，主編《星洲日報》等報刊副刊，寫了大量政論、短評和詩詞。
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追認鬱達夫為「民族解放殉難烈士」，並在其家鄉浙江富陽建亭紀念，鬱達夫的故居也修膳後作為紀念館供後人參覌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