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有位留日歸來的才子，精通多國語言，學貫中西文化。就在他滿懷激情參加外交官考試時，卻出人意料地落了榜。
一問方知，那些榜上有名之人事先都打點好了關係。才子很氣憤，但還是抱著期待參加了隨後的文官考試。考場上，他文思泉湧，妙筆生花，興致勃勃，成竹在胸。
命運卻又跟他開了個玩笑，上榜名額又一次內定給了那些有財有勢的考生。才子怒不可遏，一甩袖子，轉身走了。
這一轉身，政治隊伍裡失去了一個好官，文學歷史上卻迎來了一位巨人。他就是鬱達夫。
鬱達夫（1896-1945），名文，字達夫，以字行，1896年12月7日生於浙江富陽。祖父鬱聖山是當地名醫。鬱達夫三歲喪父，一家祖孫6口的生計，全仗寡母以縫補洗衣的微薄收入維持。自幼所經歷的貧寒生活，使鬱達夫深感人間的世態炎涼，形成了沉默、孤獨的性格。這種經歷，為他以後走上文學創作道路打下了堅實的生活基礎。
鬱達夫7歲入私塾，11歲進學堂。1910年，他從富陽縣立高等小學堂畢業後，考入杭州府中學。隨後又到美國教會主辦的之江大學預科、蕙蘭中學等校念書。從小學起，他就對文學產生了極大的興趣，利用課餘和假期，閱讀了唐詩、《史記》、《紅樓夢》、《吳梅村詩集》、《白香詞譜》、《桃花扇》、《西廂記》、《花月痕》等書籍，並在課餘經常寫些舊詩詞，投寄當時的《全浙公報》、《之江日報》和《神州日報》。後來，鬱達夫因對教會學校的奴化教育不滿，決心回鄉獨居苦學。1911年、1912年兩年，他是在故鄉家裡度過的。
1913年9月，鬱達夫隨長兄鬱華赴日留學，開始了長達十年的留學生活。鬱達夫在東京第一高等學校預科班就讀時，除了時常為祖國的國際地位落後而深感悲哀苦惱外，還經常陷入男女兩性間的煩惱之中。當時，兩性解放的潮流早已在東京上流社會、尤其是知識階層和學生群眾中盛行開來了。名女優妖豔的照相，婦女畫報上的淑女名姝的記載，東京名人的姬妾的豔聞等等。凡是足以挑動青年心理的一切對象與事件，在這一個世紀末的過渡時代裡，來得特別的多，特別的雜。而日本女性大都長得肥白柔美，所受的又都是順從男子的教育，再加上歷來日本國人口不繁，衣飾起居簡陋，一般女子對於守身的貞節觀念較淡薄。此外，當時日本的城市中淫業是公開化合法化的，妓館很多。這一切，都給當時正處於青春期的鬱達夫以很大的刺激與誘惑。但是，每當他跟日本女孩子稍有接近時，又常常受到奚落，甚至侮辱。於是，他常常陷入性的苦悶中，甚至亢奮到不可抑制的地步。
1915年9月11日夜間，鬱達夫離開東京，坐火車去名古屋進第八高等學校就讀。進入該校之初，他繼續在第三部(醫科)學習，不久即改入第一部，住在學校附近御器麗村專供學生寄宿的旅舍內，每日領取32元的官費維持生活。當這一年的寒假考完試以後，接連下了兩天大雪。鬱達夫一個人住在被厚雪封鎖住的鄉間，覺得怎麼也忍耐不住了，就在一天雪片還在飛舞著的午後，踏上了東海道線開往東京去的客車。在孤冷的客車裡，喝了幾瓶熱酒，看看四面並沒有認識的人，膽子忽而放大了。於是，到了夜半停車的一個小站上、鬱達夫忽然飄飄然跳下了車廂。日本的妓館，本來是到處都有的，但一則因為怕被熟人看見，再則考慮有梅毒的糾纏，所以鬱達夫過去只是胡亂想過，卻不敢輕易的去試一試。這次卻不同了，人地既極生疏，時間又是夜半，再加上喝了幾瓶酒後異常興奮，走出車站，跳上了人力車，把圍巾向臉上一包，就放大了喉嚨叫車夫直接拉他到妓廊的高樓去。
受了龜兒鴇母的一陣歡迎後，鬱達夫便選定了一個肥白高壯的花魁妓女。這一晚，他直坐到深夜，且歌且飲之後，便把童貞破了。第二天中午醒來，在錦被裡伸手觸著了那一個溫軟的肉體，便迷迷糊糊地想起了昨夜的痴亂的狂態，頓時覺得像在大熱天裡，當頭被潑上了一身涼水。他情不自禁地流下了兩行熱淚，狠狠地自責說：「太不值得了！太不值得了！我的理想，我的遠志，我的對國家所抱負的熱情，現在還有些什麼？還有些什麼呢？」這表明鬱達夫內心多麼矛盾，而靈魂又是多麼苦痛啊！
自此之後，鬱達夫每當陷入性苦悶之時便跑去妓館裡尋求刺激和解脫。據鬱達夫在八高時的同窗錢潮回憶說：「達夫在名古屋時生活很浪漫，常去妓院，有時回來還向我介紹他的見聞，如日本妓女都坐在哪裡，頭上掛有介紹姓名、年齡的牌子，供來客挑選等等。達夫早期的小說大都以妓女生活為題材，恐怕與此不無關係。」
1916年秋，鬱達夫轉回文科。1919年，他從名古屋第八高等學校文科法學部畢業後，考入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部。
這一時期，鬱達夫閱讀了大量世界文學名著，並開始嘗試小說創作，先後創作《沉淪》、《銀灰色的死》、《南遷》等短篇小說。
鬱達夫的成名小說集《沉淪》，曾經因暴露青年性的苦悶，展示靈與肉的衝突而風行一時。文中飽受性壓抑苦悶的青年其真實生活中的影子正是作者——鬱達夫自己。據鬱達夫的《水樣的春愁——自傳之四》和《自述詩》，當他十三歲還在富陽高等小學堂讀書期間，性意識就開始萌動，與比鄰的「趙家少女」，有過一段「水樣的春愁」的初戀之情，這種同水一樣的淡淡的春愁，竟擾亂了他兩年的童心。及至後來趙家少女訂婚，他還深深懊喪自己失去了良機。大約在同一時期，他還與倩兒等兩位姑娘有過類似的戀情。後來鬱達夫去日本，在日本留學期間，又曾經與後藤隆子、田梅野、玉兒等產生過戀情。後藤隆子被鬱達夫暱稱為「隆兒」，是鬱達夫下宿處附近的「小家女」。鬱達夫每次從學校到市上去，都要從她的家旁經過，遂產生情愫，並為她寫下了四首詩。田梅野是名古屋旅館的侍者，鬱達夫與她交往數月，同樣也為她寫有詩詞。玉兒也是侍女，鬱達夫為她所寫的情詩「玉兒看病胭脂淡，瘦損東風一夜花，鍾定月沉人不語，兩行清淚落琵琶」至今為人稱道。
鬱達夫風流倜儻，浪漫多情。1921年他赴安慶的安徽法政專門學校執教時，又結識了一位妓女海棠姑娘，兩人過從甚密。他每日任教結束，必到位於城外的海棠姑娘處，而由於有早課，他又必須凌晨時分早早趕到城門洞裡，耐心地等城門打開。同期，鬱達夫創作小說《茫茫夜》，可以認為是真實地記錄下他的這一段感情生活。其中女主人公海棠，正是鬱達夫過從甚密的海棠姑娘，而男主人公「於質夫」，當是鬱達夫「夫子自道」了。
鬱達夫的第一次婚姻是典型的舊式婚姻，是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下的結合。1917年，當鬱達夫從日本回國省親時，奉母命與同鄉富陽宵井女子孫荃訂婚。從鬱達夫當時的詩詞來看，他雖然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訂的婚姻並不滿意，但對孫荃這位「裙布衣釵，貌頗不揚，然吐屬風流，亦有可取處」的女子還是很有些依戀的。1920年兩人正式結婚，由於鬱達夫的堅持，沒有舉行什麼儀式，也沒有證婚人和媒人到場，更沒有點上一對蠟燭，放幾聲鞭炮，孫荃只是在夜色降臨的時候乘上一頂小轎到了鬱家，簡單的晚飯後即獨自摸到樓上上床就寢。1921年以後，孫荃隨鬱達夫到他所供職的安慶、上海、北平等地居住，度過了她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本書中鬱達夫初遇王映霞時，正是身穿了孫荃從北平寄來的羊皮袍子，而孫荃，此時也正在北平呻吟於產褥之上。1927年6月5日，鬱達夫與王映霞訂婚，孫荃遂告與鬱達夫分居。此後，孫荃攜子女回富陽鬱家與鬱母同居，與兒女們相依為命，守齋吃素，誦佛念經，直到1978年去世。
1921年7月，鬱達夫與郭沫若、成仿吾、張資平等人在日本東京成立創造社，開始了以文學活動為生的作家生涯。不久，尚未結束學業的鬱達夫回到上海，主持創造社出版事務，編輯出版「創造社叢書」，並將自己的《沉淪》等3篇短篇小說合編成集，以《沉淪》為書名，列入「創造社叢書」第三種。《沉淪》的出版，向全國喊出了他的「救救祖國」的第一聲，立即轟動了當時文壇，產生了很大的社會影響。《沉淪》既是鬱達夫的處女作，也是他的成名作，代表了他一生總的創作傾向。為了維持生活，鬱達夫曾到安慶公立法政專門學校任教。1922年3月，他編完《創造季刊》創刊號，回日本參加東京帝國大學畢業考試，獲得經濟學學士學位。7月回國，結束了在日本的將近十年的留學生活。
1923年秋，鬱達夫應聘赴北京大學任經濟系講師，開始與魯迅交往。
在此期間，他除為了維持生活而擔任教職外，主要精力都用於文學事業上，先後參加了《創造季刊》、《創造周刊》、《中華新報·創造日》的編輯工作，並創作了一批小說和散文，輯成《蔦蘿集》出版。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早表現工人形象的小說《春風沉醉的晚上》，就是鬱達夫在這期間創作的。
1925年初，鬱達夫離開北京赴湖北武昌，應聘任國立武昌大學文科教授。
1926年3月，他與郭沫若同赴廣州，任廣東大學文科教授。同年12月15日，由於上海創造社出版部出現混亂，鬱達夫自廣州上船，趕往上海。孰料不到一個月，1927年1月14日，便在留日同學孫百剛家邂逅了王映霞，一見傾心，立刻墜入情網，不能自拔。王映霞長身玉立，肌膚白皙，從小就有「荸薺白」的雅號。她面如銀盤，眼似秋水，鼻梁是希臘式的，挺而直，嬌軀略現豐滿，曲線窈窕，骨肉停勻，在杭州女中和浙江省立杭州女子師範就讀時，一向都有「校花」之譽，及笄而後，更居當時杭州四大美人之首。鬱達夫一見傾心，遂求再見、三見，於是上演了現代文壇一段轟轟烈烈的戀愛傳奇。
鬱達夫追求王映霞時的喜悅和熱戀，憂鬱和彷徨，其放浪和坦白，都已盡收在本書之中，讀者自可以用心去體會。1927年6月5日，鬱達夫和王映霞在杭州聚豐園餐廳正式宴客訂婚，次年2月在上海結婚，3月遷入上海赫德路（今常德路）嘉禾裡居住，算是正式組建了小家庭。婚後鬱達夫和王映霞過著雖然清貧但卻平靜充實的生活，據鬱達夫1936年日記，「晚上獨坐無聊，更作霞信，對她的思慕，如在初戀時期，真也不知什麼原因。」說明即便結婚十年之久，他們之間的感情生活依然濃烈。
1927年10月，魯迅由廣州到上海定居，鬱達夫與魯迅的合作關係日益密切。鬱達夫先為魯迅主編的《語絲》撰稿，次年又與魯迅合編《奔流》月刊，並在魯迅支持下主編《大眾文藝》。此外，鬱達夫還與阿英合作，主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濟難會」主辦的《白華》半月刊。
鬱達夫雖然沒有像創造社同仁郭沫若、成仿吾那樣投身到實際的革命鬥爭中去，但對反革命勢力卻是深惡痛絕的。這個時期他的《日記九種》，雖然沉溺於個人的戀愛糾紛，但對國民黨右派代表蔣介石的揭露和抨擊，還是十分激烈的。1928年春，經阿英介紹，鬱達夫秘密加入太陽社。1930年2月，鬱達夫和魯迅、柔石、馮雪峰等發起組織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後，鬱達夫被列為發起人之一。1932年2月，他和魯迅、茅盾等聯名發表譴責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一·二八」戰爭的《上海文化界告世界書》。是年冬，鬱達夫又和魯迅、柳亞子等聯名發表《中國作家為中蘇復交致蘇聯政府電》，祝賀中蘇兩國恢復外交關係。
1933年1月，鬱達夫和魯迅一起加入由宋慶齡、蔡元培、楊杏佛等人發起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並被選為上海分會執行委員。隨後，他與魯迅、茅盾等人聯名發表《為橫死之小林遺族募捐啟》，強烈抗議和控訴日本法西斯殺害日本共產黨員作家小林多喜二。5月，他與蔡元培等聯名致電南京國民政府，抗議逮捕左翼作家丁玲。8月，他與魯迅等聯名撰文歡迎參加國際反戰會議代表團。這些活動，都表明了鬱達夫追求光明、進步的一面。
但另一方面，由於鬱達夫思想一直處於極為矛盾的錯綜複雜狀態中，不時表現出消沉、頹廢的情緒，對革命前途悲觀失望；同時，由於他一味迷戀於醇酒美人和湖光山色，工作也十分疏懶。1933年4月，鬱達夫不聽魯迅的勸阻，舉家離開上海移居杭州，過著「隱士」生活。在這種環境中，鬱達夫寫下的不少遊記小品之類的作品，表現出樂於天命的思想和悠遊閒適的情趣。1927年至1936年的十年間，是鬱達夫創作生活的全盛時期。其重要的小說、散文和評論，都是這一時期寫作的，《達夫全集》也是這個時期出版的。
1936年2月，鬱達夫接受福建省政府主席陳儀的招聘，擔任福建省政府參議，一度由「隱士」而步入政界。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後，郭沫若在武漢主持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工作。1938年春，鬱達夫應郭沫若之邀，赴武漢任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設計委員，並被選為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理事、研究部主任，負責編輯《抗戰文藝》。鬱達夫到山東、江蘇、河南及浙東、皖南前線慰問、採訪，寫出了許多激動人心的戰地報告。
1938年10月武漢失陷後，鬱達夫應《星洲日報》之聘，攜妻王映霞及長子鬱費赴新加坡。鬱達夫和王映霞這一對被柳亞子贊為「富春江上神仙侶」的才子佳人，沾染了世俗的煙火氣，難免也要為雞毛蒜皮的小事鬧得不可開交。鬱達夫沒有正式和孫荃離婚，而且還經常拿錢給孫荃用，這一點一直讓王映霞氣不過，覺得他沒有信守承諾；鬱達夫文人脾氣、生活散漫，喜歡喝酒，一喝要喝得爛醉如泥，吵了架他還要離家出走，幾天不回家，也讓王映霞覺得鬱達夫沒責任心。王映霞感到沒有安全感，找來家人，逼鬱達夫把很多著作的版權贈給她，鬱達夫也因此心如死灰，愛情理想幻滅，覺得王映霞終究也是個俗氣的女人，把金錢、物質看得比感情重要。兩人婚姻中的裂痕，就此埋下。後來，鬱達夫外出工作。而王映霞獨守家中，和許多達官貴人交往頻繁密切，成了萬眾矚目的社交界明星。久而久之，就有了很多風言風語的傳聞，說王映霞和浙江省教育廳長許紹棣有染。
有一天，他外返歸家，發現王映霞不在家，已離家多時，還在家中找到了王映霞給許紹棣的書信，覺得坐實了王映霞出軌的傳聞，一怒之下在報紙上登出「尋妻啟事」，鬧得他家裡這點破事，全世界都知道了。鬱達夫甚至想到了特別的報仇手段，就是一定要比老婆情夫有名：「現在他比我有名，再過五十年，我們兩個齊名，再過一百年，我比他有名。」但給鬱達夫戴綠帽子的，其實可能不是許紹棣，而是軍統的特務頭子戴笠。
據汪靜之回憶，鬱達夫當時在前線勞軍時，王映霞曾跑來找他冒充她丈夫，陪她去醫院打胎。汪靜之分析來分析去，覺得這孩子只有可能是戴笠的。汪靜之本來打算告訴鬱達夫，「但又怕達夫一氣之下，聲張出去。戴笠是國民黨的特務頭子，人稱為殺人魔王。如果達夫聲張出去，戴笠決不饒他的命。太危險了！」但從現有材料來看，鬱達夫可能未必不清楚王映霞和戴笠之間的姦情，只不過畏於戴笠的權勢，未必敢明說。
後來，他帶著王映霞去了南洋，恐怕也有遠走避禍的考慮。但當時，鬱達夫不顧顏面，衝動起來，將家醜外揚，鬧得滿城風雨，把家庭矛盾更加激化了。到了南洋，他還是不知悔改，竟然把詳曝王映霞紅杏出牆事跡的《毀家詩紀》發表出來，讓王映霞大感惱火，鬧到雙方互相在報紙上攻擊揭醜，一個罵對方是「淫婦」、一個罵對方是「瘋子」，最後這一段人人稱羨的美好姻緣，不歡而散、以潦草離婚收場。兒子鬱飛後來評價他：「他做人處世過於衝動，以至家庭與生活都搞得很不愉快。」原本美好的婚姻，最終走到這一步，鬱達夫自己恐怕也難辭其咎。
王映霞離開星洲之後，鬱達夫的心境極其孤寂和頹唐，這時，一位國色天香的女播音員李小瑛（筱瑛、曉瑛、曉音）出現在他的面前，使他已是一潭秋水的心池，又波動起一片漣漪。李小瑛此時正26歲，她十分崇拜鬱達夫的文學才華，並主動向鬱達夫示愛。鬱達夫此時焉有不回應的道理，兩人居然一拍即合，不久，李小瑛就以鬱達夫「契女」的名義搬到鬱達夫家中居住，鬱達夫也不避嫌疑，把自己的書房讓給李小瑛，暗中則已實行同居之好。為了表示親暱，鬱達夫甚至用羅馬史家Livius的英文名字Livy作為對李小瑛的暱稱，還常用德語IchLiebe dich（我愛你）來表示愛意。可是鬱達夫的兒子鬱飛卻強烈反對父親和李小瑛的結合，而鬱達夫也不便和李小瑛正式結婚。1941年12月，李小瑛痛苦地搬出了鬱家。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李小瑛退到爪哇島，鬱達夫逃亡到蘇門答臘。他在這時創作了著名的《亂離雜詩》，其中前7首就是為思念李小瑛而作。
為隱蔽身份和維持生活，在胡愈之等人的資助下，鬱達夫化名趙廉，開辦了一家趙豫記酒廠。當日軍得知鬱達夫精通日語後，迫使他到武吉丁宜憲兵部當翻譯。在這期間，鬱達夫曾暗中掩護和解救過不少抗日華僑和印尼居民，但也因此暴露了自己的身份，受到日本憲兵的監視。
鬱達夫的第三任夫人是何麗有。這位新夫人原籍廣東，年僅20歲，生父姓何，幼時為一陳姓人家收養，所以原名叫陳蓮有。她相貌平常，沒有什麼文化，而且不懂中國話。鬱達夫取「何麗之有」之意給她取名為何麗有。一直到鬱達夫遇難，何麗有才知道鬱達夫是中國文化界的名人，而不只是一名尋常的酒廠老闆。
1945年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後，鬱達夫非常高興，特意召集當地華僑組織了一個歡迎聯軍凱旋籌備委員會。不幸的是，在日本投降後的兩周，因鬱達夫知道日軍的一些秘密情報，9月17日夜被日本憲兵秘密殺害於武吉丁宜附近的丹戎革岱，時年50歲。遺憾的是，他的屍骸，至今下落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