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載自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查爾斯·達爾文：維多利亞時代的神話創造者》將達爾文描繪成了一位直接影響了納粹優生學、不道德的自我吹捧者。
在達爾文傳記的結尾部分，作者A·N·威爾遜引用了哲學家卡爾·波普的名言：「如果想讓我們的文明繼續，我們必須打破尊重偉大人物的習慣。」——這句話被威爾遜全心全意接受了。他不會承受哪怕一丁點兒因為寫偶像化傳記而受到批評的危險，因為在這本書的超過400頁篇幅裡，他否認了達爾文和《物種起源》的合理性。結果有了這麼這一本書，少數人讀來感到憤怒，其他人還挺開心。
對於達爾文早年的生活，威爾遜草草帶過（真是讓人鬆了一口氣），他沉浸於研究小獵犬號航行之前達爾文在愛丁堡和劍橋大學時期的故事——達爾文的父親在此期間寫過一封措辭嚴厲的信指責兒子：「你除了打獵、獵犬和捕鼠以外，對其餘事情一概毫不關心，你將成為你自己和這個家族的恥辱。」
《查爾斯·達爾文：維多利亞時代的神話創造者》A·N·威爾遜 著
可憐的羅伯特·達爾文只是不明白，為什麼他的兒子先是放棄了醫學學位，而後也無意學習如何成為一位神職人員。查爾斯倒是寧願仔細研究海洋裡的無脊椎動物，或者收集甲蟲。他一心撲在植物學和地質學上，「年邁乾瘦、棕色皮膚」自然史教授羅伯特·詹姆森向他介紹了法國關於化石、物種滅絕和「物種轉化」的最新理論。
這一時期最著名的故事之一，是達爾文在自傳中回憶，有人就他祖父伊拉茲馬斯·達爾文於1794年發表的《動物法則》詢問他——《動物法則》一書包含了第一篇物種轉化論文全文——這位向全世界展現了進化論的男人說他讀過這本書，但「沒有對我產生任何影響」——這也成了一個長期困擾諸多學者的問題。
威爾遜利用這件事和其他許多事例，把達爾文描繪成了一個認為自己從未受他人影響、以好鬥姿態四處宣揚「達爾文」品牌的人。這似乎有失公允，因為在第三版《物種起源》中，達爾文列出了30位在他之前曾寫過進化觀點的人，該名單在下一版中增加到了38人。
在劍橋期間，達爾文讀到了亞歷山大·馮·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的自述，這位德國探險家在前往南美洲考察時寫了一本半遊記、半科學論文的書。達爾文說，正是這本書「讓他下定決心前往遙遠的國家旅行，並帶領他成為女王陛下小獵犬號上的志願博物學家」。正是他的航海之行，改變了他的思考方式和我們的科學。
在暈船的間隙，達爾文閱讀了《地質學原理》並被深深吸引。作者查爾斯·萊爾（Charles Lyell）在這本書中解釋說，在我們無法想像的漫長時間中，地球經歷了一系列緩慢的上升和下沉運動、劇烈的火山爆發和地震，才被塑造成了如今的面目。當達爾文考察遙遠島嶼和海岸的巖石和懸崖時，他親眼見證了萊爾的理論。正如威爾遜所說，《地質學原理》也向大眾介紹了「理解達爾文進化論的基本真理之一：世界比我們以前所認知的要老很多很多」。
小獵犬號的故事被人們反反覆覆講述，因為它使得達爾文成為了一名科學家以及《物種起源》作者。1836年10月，達爾文返回英格蘭，帶回了記憶中的超過1500個物種，以及將近4000份皮膚、骨頭和其他標本。在此之後，達爾文真正的工作才剛剛開始：他對這些素材進行排列、分類，繼而寫作和思考。他出版了《小獵犬號航海記》（惴惴不安將這本書寄給了他的偶像洪堡並最終得到稱讚），並開始提出他對於「物種理論」的理解和觀點。
達爾文孜孜不倦地工作再工作，如同「一個著了魔的人」，同時他也是一個病人，承受著頭痛、腹痛和嘔吐。他必須依賴妻子艾瑪的護理才能得以生存，他稱呼她「媽咪」，因為艾瑪就像他的母親一樣照顧著他。威爾遜如同小說家一般，描述了達爾文的疾病和他的家庭生活。
理察·錢伯斯（Richard Chambers）在1844年匿名發表了《自然史生物遺蹟》（Vestiges of the Natural History of Creation），這本書不像《物種起源》那樣有科學證據支撐，但也提出了相似的進化和物種轉化觀點。達爾文在看過此書後說：「耳邊縈繞著陣陣哀鳴……我急於在唐郡（County Down）掀開窗簾，知曉真理。」那些關於達爾文洗澡時發出咕嚕聲的描述，以及詳細講述了自己每一步治療細節的信件，讓讀者們不禁一邊發笑，一邊為他感到遺憾。
傳記作家A·N·威爾遜
威爾遜態度中立、如微風拂面般的敘事方式讓書中的人物變得更加鮮活。他同樣用簡練的筆法描繪了達爾文同時代那些出色的科學家和思想家，包括大衛·休謨、託馬斯·赫克斯利（達爾文的「鬥牛犬」），以及威廉·巴克蘭——巴克蘭在學術生涯中廣泛收集化石，幾乎吃遍了動物王國，從綠頭蒼蠅到美洲獅（顯然也包括路易十四的心臟）。此外，威爾遜還寫到了一位保姆，她曾經為小說家威廉·馬克佩斯·薩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工作過，以及一位相信如果達爾文像薩克雷一樣「有事可做」，那麼他絕對會感到更好更健康的人。
但達爾文的確「有事可做」，他在研究他的進化論。經過遲疑、收集更多證據、擔心以及思考，直到1857年9月27日他收到了一封阿爾弗雷德·拉塞爾·華萊士（Alfred Russel Wallace）的來信——在信中，華萊士闡述了一個和達爾文理論非常接近的觀點。威爾遜寫道：「達爾文就像一位還未完全掌握他所扮演的角色就被推上了舞臺的演員。」他將他的理論寫成論文，當《物種起源》於1859年11月出版時，首次印刷的1250份在第一天裡就賣完了。
當時，科學界對此一片譁然。達爾文理論得到的完整結論認為人類和其他生物體一樣，都是進化樹的一部分。在《物種起源》發表的7個月後，英國科學促進會在牛津舉辦了一場辯論會，期間塞繆爾·威爾伯福斯主教（Bishop Samuel Wilberforce）挑釁地詢問赫胥黎：如果他從祖父母處追尋先祖和血統，是否會是一隻猿猴。赫胥黎喃喃低語：「是上帝將他交到了我手中。」在隨後的嚴肅辯論中，他被人嘲弄，如果必須在猿猴和一個愚蠢的人之間做選擇，那他「將毫不遲疑地選擇猿猴」作為他的祖父。威爾遜關於這次會議的記錄豐富多彩，包括布魯斯特夫人昏了過去，菲茨羅伊海軍上校（曾經是小獵犬號的上尉）手抓《聖經》和達爾文的朋友、植物學家約瑟夫·道爾頓·胡克對觀眾們說：「新理論是研究未來的最佳武器！」
針對教會對達爾文理論大加批判這一點，威爾遜解釋道，因為許多著名科學家供職於老派大學，而這些學校裡的教職人員同時也是神職人員。他們是以科學家的身份，而不是基督徒的身份來攻擊達爾文。威爾遜寫道，所以這並不是神學的話題，而是一個「受到威脅的學術正統」的問題。
我（本文作者Andrea Wulf）進一步認為，在今天關於達爾文和進化論的爭論中，宗教和科學之間的對立比十九世紀時更為明顯。尤其是美國那些瘋狂的神創論者，更是向我們證明了這一點。從發現研究所（the Discovery Institute）及其推動的「智能設計」項目，到法院案件和立法聽證會，以及加州教育委員會試圖將智能設計引入學校課程的「堪薩斯進化論聽證會」，我們就可看出這一端倪。正如威爾遜所言，這一直是一場寸土必爭的肉搏，無論達爾文同時代者的原因是什麼。
威爾遜在書中指出，達爾文不願意承認他人的成就，比如愛德華·布萊斯（Edward Blyth）在1835年就已經發表了一篇關於自然選擇的文章（比達爾文開始嚴肅思考物種轉化問題還要早兩年）。但正如史蒂芬·傑·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所指出的那樣，布萊斯和當時其他科學家提出的自然選擇，只解釋了不合適的物種是如何消失的，而達爾文則將此理解為「進化的動力」。毫無疑問，達爾文對於他稱為「我的理論」的想法擁有所有權。他在《物種起源》中依然向布萊斯致以敬意：「布萊斯先生的觀點源於他豐富廣博的學識，我比任何人都更加尊敬他。」
這本傳記的第一句話就是「達爾文是錯誤的」，威爾遜以此為本書定下了基調。他試圖通過駁斥兩個中心論點，把達爾文從神壇上拉下來：第一，進化是漸進的，物種在非常緩慢地演化；第二，自然處於永恆的戰爭狀態。威爾遜的論點並不能說服我，因為我已經聽過足夠多的證據，例如「過渡期化石」的發現可以說明依然存在許多「缺失的聯繫」。但我不是進化生物學家或遺傳學家（A·N·威爾遜也不是），所以我會把這些問題留給科學家們來詳細分析。當然，達爾文也犯了一些錯誤，但這不正是科學探索中會發生也應該發生的事情嗎？
作為一位歷史學家，我對於威爾遜把達爾文和阿道夫·希特勒聯繫起來感到很非常不適。「達爾文造成了直接的、災難性的影響，」他如此寫道，「德國頒布了《帝國公民法》《血統保護法》《婚姻健康法》和《紐倫堡種族隔離法》，這些都是基於虛假的維多利亞科學，其中大部分正是由達爾文的研究所開啟的。」事實果真如此嗎？
達爾文與希特勒
2013年，歷史學家羅伯特·J·理查茲（Robert J Richards）對提出相似結論者進行了廣泛的譴責。他發表了論文《希特勒是一位達爾文主義者嗎？》，對於希特勒很多言論可追溯到達爾文身上的言論，理查茲說：「甚至還可以追溯到亞里斯多德或者基督身上呢。」——就好像我們只是玩了一場「查爾斯·達爾文六度人脈網絡的遊戲」。
理查茲還表示，希特勒拒絕接受物種轉化的概念，他種族鬥爭的思想來自於「非達爾文起源」。為了說明這一聯繫，威爾遜引用了希特勒的一句話——「個體可能會被這個要求所有生物相互吞食的自然法則所壓迫。蒼蠅本身被蜻蜓捕食，而蜻蜓則是鳥兒的食物，鳥兒又被更大的鳥兒吃掉。」——這非常類似於十八世紀瑞典植物學家卡爾·林奈（Carl Linnaeus）的觀點。哪怕希特勒真的聲稱自己受到了《物種起源》的啟發，也不會使達爾文的理論失去哪怕一丁點兒的有效性，也不是他道德觀念的反映。
為了將達爾文和他的工作置於維多利亞時期英國的背景之中，威爾遜著墨最多。1871年，達爾文在《人類的由來》中描述了從靈長類動物到所謂文明人類的過程，在威爾遜看來，這是「社會階層的攀登」，「為了提高地位，使他祖父的家族能從貿易的恐懼中擺脫出來」。威爾遜認為，達爾文給了雄心勃勃、力爭上遊的維多利亞人「安慰的神話」，因為他的進化理論將他們的貪婪和自私解釋為天性。作為《維多利亞時代》（以及關於這一主題其他幾本書）的作者，威爾遜對十九世紀的英國有著相當全面的了解。
本質上，威爾遜將達爾文描述成了兩個人：一個是天才的博物學家，從小獵犬號上航行歸來，帶回來了成千上萬的標本，花費十年時間研究甲殼動物；另一個則是撰寫了《物種起源》的理論學家。威爾遜顯然更偏向於博物學家這一人設。我猜想，部分讀者和我一樣並不同意威爾遜對達爾文的評價。閱讀《查爾斯·達爾文：維多利亞時代的神話創造者》這本書，有點兒像晚宴時你坐在了一個非常喜好爭論的人旁邊——很極端，有時甚至讓人厭煩，但也絕對發人深省。
本文作者Andrea Wulf也是《自然的發明：亞歷山大·馮·洪堡的冒險，科學界被忽視的英雄》（John Murray出版社）一書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