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曉楠：有人說，中國的知青呢，其實都一樣，他們青春期短，幼稚期長，也有人說，知青當中最先成熟起來的，是下到黃土地上的那一群人，他們最實際，最堅韌，他們的夢想也最早破滅，最先體味到了環境的惡劣，人生的艱辛，還有命運的嚴峻。
曾經的知青如今都已兩鬢斑白了，回憶當年的那些歲月，他們或者是淡然一笑，或者百感交集，記憶留下的痕跡也活深活淺，不過可能有一點是共同的，青春記憶是他們生命的一個底色，他們常常會拿它作為辨別真偽的一個參照系。幾十年過去了，歷史和現狀一旦讓他們迷惑，他們就會拿來比照一番，可能會得到有血有肉的印證。
解說：北京城裡擊中了中國數量最多，規模也最大幹部大院，在中國和農家子弟相比，城裡長大的孩子，似乎都有一種與生俱來的優越感，皇城根下那些大院裡長大的孩子，優越感尤其強烈，生活在這裡的孩子是幸運的。然而這種狀況文革時期發生了戲劇性變化，大院的主人多數受了衝擊，他們的孩子也在瞬間改變了身份。
他們離開了北京，離開了曾經熟悉又舒適的家，走進了這片貧窮落後的黃土地，大院裡的孩子王克明，在陝北的餘家溝村生活勞動了十年，如今他每年都要回一趟農村，2007年的7月，王克明又回到了他的村子。
王克明（北京知青）：我們剛來的時候，有幾個知識青年就到這個地方，這個村子，這是一個自然村落，我們來的時候，大概也就是六七戶人家，非常非常小的一個村莊，住在高山上，底下溝很深，吃水在溝底下用驢往上馱，來的時候沒有路，首先沒有汽車路這個不說了，也沒有拉拉車路，一米寬的路也沒有，只有小路就是一個人能走的，所有山上的東西全都是靠驢馱人背，吃水非常困難，出門的交通就是這個樣子，看不見寬闊的路。
解說：當年的知青被安排在，農民特地準備的窯洞裡，像一個疲憊已極的老母親，陝北哺育了中國革命後，奶水就一天天枯竭了，以至於當黑土地、紅土地，和內蒙古草原收容著千萬城鎮知青時，陝北只收養了兩萬多個孩子，並把他們分送給一個個村莊和貧苦人家。
王克明：我們剛插隊來第一天晚上就住在這，這還是原樣，還是原來的樣子。當時我們來的時候，這放著一個米櫃，毛娃家的米櫃，然後第一年秋天收穫自留地的豆角，給堆在這這樣地方，堆在這地方跳蚤特別多，在地上灑六六粉，女生給豆角堆上之後。然後再把豆角做熟了炒了菜，吃完了之後全體中毒，這當年做飯就在這兒，這都是以前的樣子，你看原生態的窯洞就是這樣，這是鍋臺在上面擀麵條，在這地方沒有電原來，就是點一個小油燈。然後想給家裡寫個信，油燈點了就蹲在這兒，把油燈放在這就在這寫信，寫信還寫日記什麼的。還有人好把日記寫成雷鋒日記什麼的，也都在這兒寫。
解說：當知青們進入那一孔孔窯洞之後，插隊的生活也就顯示它本來的樣子，知青們開始懂得，對他們來說，最重要的是學會生存。
龐沄（北京知青）：那次我們去打柴，也是中間下了大雪，滿山全白了，我們回不去了，就是那個雪滑，不敢下山哪，那山不敢下山哪，那種又天昏地暗的那種感覺。
我們在那大唱什麼呀，西伯利亞白茫茫，無邊無際，就那種唱，那種蒼涼感和歌聲就，我們就唱那個，哎喲，當時就那種感覺，我覺得到現在都難忘，就是我們剛去的時候，特別無助的那種感覺。
張路（北京知青）：上山幹活從早上去一直到晚上下山，而且幹的活很重，它叫掏地，開春刨地，咱們叫刨地它叫掏地，用那老钁，一天要不帶直的。
龐沄：一排人，拿著大钁頭，蹭上啦，就是意思是趕上啦，一排，譁！就吭哧吭哧，就好像一個跟一個比著那來。
鄧小虹（北京知青）：擔上一擔麥子等走到村子裡的時候，天已經漆黑有時候都伸手不見五指了，有時候再碰上下場雨，那黃土高坡就光溜溜的走一步就往下滑，那確實現在想起來，有時候都挺後怕的。
張路：累，腰疼，關鍵是渴，沒水喝，完了渴的就覺得回北京吃根冰棍，那簡直是到了天堂一樣。
解說：最初的日子轉瞬即逝，日復一日的簡單勞作，迅速改變著北京知青，當時對知青實行分散和小集體插隊兩種安置方式，國家只供應一年的口糧，並且要求他們一年後做到自食其力。
宋曉明（北京知青）：第一次上工吃飯的時候，這是給我一個震驚，所有的都是飯罐子，這很多人都有提過，一個扁擔要挑那麼，一邊大概少的七八個，多的上十個，兩邊加起來很重的，飯罐，就是瓦罐子五，然後上面拿一個布一蒙，然後這是這家給你送的飯，你的飯都在裡面。但當老鄉把飯罐子一打開之後，我一下子震住了，大概我記得十家得有七八家是糠。哎喲！我說這不是舊社會麼，吃糠咽菜。
張路：有一個老百姓拿一鐵腕，就是麻籽，當地吃的那個油，榨油那麻籽，麻籽榨完油剩下那麻渣，弄點辣椒那麼一蒸，蒸那麼一碗飯，擱點鹽蒸一碗，老百姓就罵，這婆姨我回去揍她，這是人吃的東西嗎？給我吃。我說你不吃給我吃，我這一碗全給吃了，吃了特香，老百姓說這娃餓著了，餓乍了，陝北話叫餓乍了，就是餓狠了，餓壞了，第一年就是非常餓。
宋小剛（北京知青）：確實餓，確實餓，一個月就真正四十六斤糧，根本不夠吃，長身體，十六七歲正長身體的時候，吃了上頓，吃了這個月，就買下個月，下個月再買下下個月，這樣積到後面，後面就有一個多月就沒有糧食了。
解說：下鄉一年後，國家規定的補貼取消，知青一切花消要靠自己的勞動所得。當時山西、陝西、延安地區70%的知青不能自給，多數生產隊勞動日工值只有一角錢左右，不少知青勞動一年，還倒欠隊裡的嫌，知青們不曾想到「再教育」的第一堂課竟是「飢餓」。
陳曉楠：近代以來，關於革命聖地的描述浩如煙海。但黃土地知青的感受似乎有些另類，從農村返回城市，再從北京回到延安，回到陝北，在飛機上腑瞰時候的感受非常真切，大片大片的坡地，恰如當年陝北鄉親衣服上的補丁，土黃色的山丘之上，那一圈一圈繞著的梯田，像極了農民紋理密布的手掌和手指。那是一種很獨特的人生體驗，是刻印在黃土地知青，心裏面的青春記憶。它讓知青們的心不再飄浮，讓他們再也忘不了，下面的那塊黃色的土地。
解說：很難有人相信，這是當年的知青在插隊時，拍下的照片，因為照片上農民的面孔引人深思，像是在告訴著人們，另一個真實的陝北。
俞沅：這些照片啊，可能是有一些。哦，這裡面的照片是當初拍陝北的，比較多的照片在這，對吧？這是用過的相機。
解說：俞沅從小喜歡攝影，下鄉時沒有忘記帶上他的照相機，那時候陝北討飯的人很多，山溝裡有，山坡上有，延安城裡更多，他們來自不同的地方，無數的乞討者在黃土地上，留下無數大大小小，深深淺淺的足跡，留下聲聲呼喚，甚至留下下跪的身影。俞沅用相機，凝固了那一瞬間的悲傷。
俞沅（北京知青）：一看他們就是說這個經歷和我們，就是看別人給他們那個感覺不一樣，比如別人到處有行乞在大街上走，他有什麼感受，他什麼目光我看不出來，但是呢，當時呢，把這饅頭啊，把什麼啊一給了他們以後，在屋子裡面，在門口，衝著裡面看，在裡面看裡面還有什麼東西，嘴上吃著，用瞪大了眼睛，渴望，就是說，就是說瞪大了眼睛的那種感覺給我特別深刻，他們特別真實，非常震撼的那種感覺。
另外呢，我當時還有一個是什麼呢？他裡面有一個歲數很小的小孩，那小孩很漂亮，你注意看那個照片，很漂亮，給我的感覺，如果家裡讓自己的，很小的女孩子出去了，去要飯了，那是這家子的一種悲哀，真是萬不得已了，他們肯定是窮困的，他不是裝的，就是那種真實感，那種真切。
張路：在北邊榆林地區那更窮，那經常一遇到荒年，整個公社逃荒，公社書記帶隊，生產隊長帶隊，集體逃荒，沒辦法，活不下去了，然後到延安地區，甚至再往南。
沈德山（北京知青）：我記得有一次，到了延安一個小的飯館，我們在那吃的是湯麵，三毛錢一碗，吃完飯準備走，看到有那麼幾個當地要飯的，當地人，我們就轟他們，去去去，走走，我們還不夠呢，他說我沒給我自己要，我給你們北京知青要呢，我說什麼？是北京的，我說你叫他過來，他叫過來了，叫過來以後一問，你是北京的？是。他說話一點力氣都沒有，說怎麼回事兒？怎麼上這要飯啊？他說「生產隊沒有糧食，我們沒有錢，我就在這要」，那旁邊要飯的人幫著說話，他不敢要，他臉皮薄，他餓呀，我們給他要點，他老去撿去。
解說：對初到陝北的知青來說，要飯意味著失去了生存的尊嚴，然而黃土地的貧瘠和極度乾旱，很快就讓他們陷入了生存的困境，在這片土地上，莊稼是沒有指望的指望，靠天吃飯，一畝地打不了多少糧食，眼看就要收穫，一場突如其來的暴雨，又可能把即將到手的收成衝個精光。貧困的環境，漸漸讓知青之間也出現了分裂，政治上的集體熱情，被生存的現實一點點擊垮了。
周秉和（北京知青）：大家到那以後呢，覺得勞動量大，生活太艱苦了，前途也不知道將來能幹什麼去，能不能出來也不知道，所以呢，思想也比較消沉。
俞沅：終於有一天爆發了，我記得，好像是五月，就是69年的五月的時候，爆發了一次是什麼呢？就是分灶，這個分灶啊，給我印象啊非常之深，非常之深，非常慘痛啊，分開以後，肯定是，就是當時我感到，集體的凝聚力這個是沒有了，沒有北京知青這麼熱血沸騰，有點像我們那個抗戰鬧革命，有這種熱血沸騰，沒有了。相當於自己摸，自己小家過日子。
解說：很多知青在回家時，將看到的這些情況傳到了北京，周秉和就是他們中間的一個，不過聽他匯報情況的，是國務院總理周恩來。
周秉和是周恩來的侄子，1969年到陝北延安插隊，在回北京探親時，他和當時周恩來的秘書的女兒，何立群一起向周匯報了，他們在延安的所見所聞。
周秉和（北京知青）：看見最多的就是要飯的比較多，我們原來在北京還沒怎麼見過要飯的，到延安一看到處都是要飯的，不管是城裡頭飯館裡邊，還是在住的村莊裡邊，都有人上門去要飯，這都是我們當時也沒有想像的，覺得挺驚訝，主要是我們覺得，延安當地對我們管理的不夠，所以呢，對於知識青年的思想，有很大的波動，大家都不安心在陝北待著，都想辦法往外跳。
何立群（北京知青）：伯伯跟我們聊天最高興得時候就是說，寶塔山，我們都爬過嗎，橋兒溝啦，「魯藝」的舊制啦，棗園啦，就是問這些的時候，就特別高興，因為山清水秀，就從他的話語裡很懷念這個延安，所以呢，我覺得最高興的就是這段，聽到這個延安的現狀的時候呢，當時伯伯很難受，我當時沒有感覺到啊，只知道伯伯挺認真的聽，後來我反覆回想我覺得，我確實是很刺痛伯伯的心。
解說：不久，北京盛傳，有人把延安的真實情況，報告給了中南海，周恩來親自過問了此事，並且當眾流淚，周恩來說陝北人民哺育了我們，全國解放二十多年了，一些群眾生活還這樣困難，我心裡非常難過，1970年3月，國務院在北京召開延安地區插隊青年工作座談會，周恩來接見與會代表時說，延安的問題這麼多，大人沒反映，孩子反映了，不能只建設西安，要考慮延安。
周恩來要北京派1600名幹部下鄉帶隊，給每個有知青的大隊安排一個，一再指示，一定要調好的，1970年5月24日下午，北京派出的1200名幹部抵達延安，他們的任務是，協助做好插隊知青的工作，和他們同吃、同住、同勞動，共同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培養他們成為紅色革命接班人。
解說：艱難的生活在一點點適應，可是生活中死亡的危機卻暗伏其中，由於知青缺乏基本的生存常識，各種意外事故頻頻發生，死亡不再僅僅是一種傳說。
張大力和張莉原本是一對讓人羨慕的兄妹，他們出身於北京的一個高級知識分子的家庭，張大力從小喜歡自然科學，立志長大後，成為像爸爸那樣的昆蟲學家，可是上山下鄉運動，改變了這個青年的命運。
為了照顧妹妹長大和張莉，一起被分到了延安延長縣安溝鄉的王靈溝村插隊，當時村裡只有5個男知青，張莉是唯一的一個女知青，知青們剛進村子不久，死亡就清晰的出現在他們眼前。
張莉（北京知青）：我們那個大隊有三個自然村，我們在王靈溝，我們對面是羅家山，有一天晚上就是羅家山山梁上那個人，就衝著我們王靈溝，我們窯洞那個院子就吶喊，吶喊我哥哥他們這些知青的名字，孩子抽風了，怎麼辦？他急了已經，但是從山上下來不可能了，山上下來大概得有三公裡地晚上了，然後我們就趕緊的回來，就著煤油燈就查，查完了以後就又過去，陝北人叫吶喊，站在院子裡頭就吶喊，你要怎麼樣怎麼樣，你先暫時這樣這樣，然後實在不成我們上去，結果這一宿，山上到底鬧騰成什麼樣我們不知道，我們整個的知青小組，大家基本上沒有怎麼好好睡，實際上那個孩子就這麼大，早上起來還沒吃早飯的時候，就看著從後溝，他們那個羅家山下來了，下來那個人呢，那個孩子呢，放在拿糞的一個殼簍裡頭，簸籮裡邊，咱們北京話叫簸籮，上邊這兒掛著一個繩子，他的爸爸大人，掛著繩子就這麼拖著下來了，一群人下來了，那個孩子也就是幾個月，我們從很遠的地方看到他了，然後我們所有的人都站在那兒，後來大家都情不自禁的，有的人就背著藥箱都下去了。當時就在村裡頭吃了點藥，後來其實完了，這個孩子就去世了。
解說：陝北農村缺醫少藥帶來的死亡，在知青中引起了強烈震動，他們討論決定，用自帶的藥箱，一邊學醫，一邊給老鄉看病，不久經過學習進修，張大力成了一名合格的赤腳醫生，在溝壑縱橫的山裡，張大力經常背著藥箱東奔西走。
1969年12月4日上午，張大力在出診途中墜崖遇難。當年只有16歲的村民魏富有，目睹了那瞬間發生的死亡。
魏富有（陝北老鄉）：這次看病特別在早上他剛起來，聽說這裡看病，飯還沒做熟呢，那時候我們搞農業學大寨是平地，就在那邊平地，他就把飯碗一撂從溝裡到這來了，我們從山上來的，他來他就看病，家裡人都去幹活去了，都去幹活去了，就他一個人在，這有一條狗，他在這以後，狗這一咬，他不小心一躲，就從這裡摔下去了，栽下來以後當時在上面是袁榮她母親，是在那看的比較清楚了是一老婆婆，看見了以後在那邊推了個小推車，聽見以後從那兒跑這兒，這兒窟窿當時很難下的，人急了以後就什麼都不怕，就從這跳下去了，我在那面的話，同樣聽見袁榮他母親在那喊，張大力栽了，他經常在一塊幹活，好多人都哭張大力，哭的人相當多，張大力平時給人看病，再一個張大力妹妹一哭，所以全村人都哭了。
解說：張莉從小沒有離開過哥哥，張大力也非常疼愛，這個比他小4歲的妹妹，兄妹倆一直相依為命，面對這突然襲來的死亡，張莉總覺得這一切不是真的。
張莉：當我拐過後溝最後一個彎的時候，我看到離大概三十米的地方，就站了一堆人，然後我一瞬間看到我哥哥躺在地上，那個擔架放在地上，他躺在擔架上。然後又看見別人把，彭士紅從地上拉起來，他是抹著眼淚站起來的，我看到這樣子，我知道不好了，我不知道我哥哥會死，我看到這個狀況我就趴，一下就趴到路邊上，那個腦子，沒有哭當時是沒有哭的，當時就手和腳，手就使勁抓那個地，腳就使勁的蹬，就是覺得，怎麼說呢，實在是沒有力量。
解說：張大力常常因為老鄉的一次感冒，就在山溝裡跑上跑下，老鄉們都非常喜歡這個北京娃，直到現在，他們還是不願意提起張大力的死。
王靈溝村民：就不敢提那個人，提了就是可憐，沒活人，再一個他妹妹，撂下他妹妹一個人，可可憐了，那天晚上就是沒法說了。
解說：當年張大力的父母都在幹校接受改造，聽到噩耗後，他們從各自的幹校趕到了陝北延安。
張莉：其實這件事對我媽媽的打擊，比對我的打擊要大的多得多，後來我媽媽因此十多年，不聽廣播不出去見人，連熟人都不見，她可能有點自閉，然後大病了一場，是她自己的親生兒子，她46歲的時候，我哥哥去世的時候是20歲，剛剛過他的生日，他11月24號的日，他12月號走的，他們來了。
解說：張大力死後，王靈溝村的知青們要求，追認張大力為優秀共青團員，鑑於張大力的父親，著名昆蟲學家張廣學，正因歷史問題接受審查，上面決定，小範圍開展追悼會，不追認，不宣傳，此後許多年裡，張莉與其他知青多方奔走，張大力的死終於有了說法。
1988年7月15日，中共安溝鄉委員會，追認張大力為中共正式黨員，黨齡從他死後的1970年算起。
陳曉楠：走出陵園，其實我們問過很多人，究竟在這塊黃土地上，掩埋了多少年輕的生命，好像沒有誰能說得清，對那些，把青春永遠地留在這塊黃土地上的年輕人來講，青春已經成為了他們生命的全部，青春也是他們人生的最後歸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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