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謝暉
今年5月3日，敬愛的老師吳家麟先生，在距他6月1日91周歲生日不到一個月的時候，永遠離他的親人、朋友、學生們而去。一時間，微信圈裡，門戶網站，報章雜誌悼念先生的文字紛至沓來。其中著名刊物《財經》和陝西一家報紙也約我撰寫悼念文章，但考慮我要寫先生，首先是寫我和先生的特殊交誼，同時，也要寫先生特立獨行的思想、文字、行止和品格，估計報刊未必能夠承受，而我又很不情願別人捉刀，對拙作斧劈刀砍，因此，也就只有他們的要約，沒有我的承諾。後來，湯老師來信說在先生周年祭日前，要組織一些悼念先生的稿件。這於我而言是責無旁貸的。因此，儘管冗務纏身，但還是一直在腦中盤算著如何把我對先生的思念付諸文字。回憶我與先生的的交往，可寫的雖然很多，但能寫的從何入手，需要考量。思忖再三，我選擇把切入點放在我與先生的交際及在交際中我的一些感受上。
大概在1985年3、4月間，吳先生再次赴西安西北政法學院給該校師生做講座，地點在西北政法學院的標誌性建築大禮堂裡。在這個大禮堂，我曾聽過多位著名學者的講座，如經濟學家熊映梧、何煉成、朱嘉明、黃江南的講座，科學家、改革家溫元凱的講座，指揮家李德倫的講座，法學家吳大英、喬偉、吳世宦的講座等等。在這其中，吳家麟先生曾多次在這個禮堂講過學。而他的這次講座，在一定意義上也決定了之後我的命運。吳先生的講座結束後，和如今的講座一樣，安排了聽眾和先生的互動環節。但由於禮堂太大，坐在後面的學生要給先生提問，很是困難。於是，大家都用接龍遞紙條的方式提問。提問結束，因先生收到的紙條太多，不可能一一做回答。我提的問題先生也未當場回答。但先生回到宿處，對這些當場並未回答的紙條卻一一翻看過。
我在提問紙上不但寫上了問題，而且寫上了我的名字。或許是如此，先生注意到了我。是時，同班同學關則富專赴先生下榻處拜訪先生，並表達了願意選擇到寧夏大學從教的願望。他們交談其間，先生提到了我，並問關則富同學是否認識我。當關同學告知先生，謝暉就是我班同學，就住其隔壁時，先生委託關則富告訴我，讓我到他下榻處去一趟。得到關同學轉告先生之雅意，我即刻去到位於開水房和校醫院中間先生下榻的一幢二層小樓。多次敲先生的門，先生都不在。每次敲門發現先生不在宿處後，就在或在樓下小園子裡、或在學校主樓連接兩幢裙樓的天橋上轉悠轉悠。直到晚間，我在樓下發現吳先生房間的燈亮了，再次去敲門時，先生開了門。我向先生自我介紹過，先生把我讓到房間。落座，先生先是談我給他提出的問題，並和我做了簡短的交流。
接著他高聲大嗓、單刀直入地問我：「謝暉想不想當個老師啊？如果想當老師，可以考慮到寧夏大學嘛。寧夏大學現在沒有法律系，將來會成立法律系的。」先生的這一番話，既讓我喜出望外，也讓我措手不及。我未加更多思考，當場回復先生：如果能追隨先生做學問，那是我求之不得的事。本來能夠做一位大學老師，和能擁有自己的律師事務所一樣，一直是我的兩個夢想。如今，第一個夢想就這樣輕易地有所著落，彼時我內心之喜悅，不難想見。自從吳先生找我並有了這次談話和鼓勵之後，當其他的同學都為畢業分配問題而愁眉不展、甚至和年級辦的老師們鬧得頗不愉快時，我則從容地把裕如的時間花在所代理的一起案件——長安一家磚瓦企業和村委會的糾紛上，間或展開我一直鍾情的一項課題——「經濟發展與民法」的研究——因為我提前知道了我的就業單位。
就這樣，大學畢業後，我在先生的建議和感召下，在寧夏大學整整工作了八年。這八年，既是我邁向社會，真正展開自己人生履歷的開始，也是追隨先生，學習其學術思想、思維方式，接受其言傳身教、耳提面命的八年。人的一生，每每因偶然性而決定其必然性。回想在西北政法學院讀書期間，著名經濟學家，培養了目前我國多位經濟學學術帶頭人的何煉成先生，因為西北政法學院經濟法學社邀請其演講，我在接送先生途中順便和先生有過經濟學和經濟學界的對話。他知悉我一位法科生，對理論經濟學如此感興趣，熱情地期望我能考他的研究生。但因為有吳先生在先的建議，更兼之我向來對繼續深造缺乏興致，也便作罷。試想，如果當時我決定報考了何先生的研究生，如今或許我走的是另一條學術之路。但因為敬愛的吳先生，我就走上了現在這樣的學術之路！
到寧夏大學工作後，有一年去蹭在銀川召開的全國民法/經濟法年會，會上，因為我的發言，金平、寇志新、劉書琦、陳友遵等先生在組織主編《民法學教程》時，也邀請我赴西安參加會議。在這次小型會議上，我更加系統地表達了對民法學的看法。年輕人的狂妄之言，在一位熱衷於學術的學者看來，正是其真正欣賞的所在。不久，大概是那年放暑假之際，當時正在西南政法大學攻讀碩士學位的銀川籍同學薛寧蘭，居然給我捎來了金平先生的問候。更讓我沒想到的是，他在信中還熱情動員我能考西南政法大學的民法學研究生。儘管我一向對民法學興趣有加，但猶豫之後，特別是考慮到我還需要吳先生學術思想的滋養，兼之我在寧夏大學主講《法學概論》中的法理學、行政法學和訴訟法學部分（反倒在寧夏大學夜大學、自考進修班或學院，才系統地、正兒八經地講授法理學、行政法學、中國法制史等課程），因此，拂了金平先生的好意。試想，如果當時我跟了金先生攻讀民法學碩士學位，我如今又在走一條何等樣的學術之路？但因為敬愛的吳先生，我就走上了現在這樣的學術之路！
上世紀八十年代，因為改革開放初起，各行各業百廢待興，學術思想格外活躍。這對一位喜歡學術探討的學子而言，其吸引力不容分說。1985年，寧夏大學從全國各高校引進或在本校留校94位本科生充實師資隊伍，據說這是寧大歷史上進入本科畢業生最多的一年。期間，除我之外，其他所有新進老師都被派往全國各著名大學進修，而我則甫一到來，就直接登上本科生講臺，迄今為止，再未做過任何「進修」。我一直為此有點自豪——沒花學校的錢，照樣勝任愉快地給學生講課。受前述全國思想活躍情形的影響，彼時我不知天高地厚，在學校還組織了青年教師的系列人文—社科學術講座，同時，也邀請寧夏區委黨校以及路過寧夏的知名人文—社科學者到寧大講座。其中楊曉峰（現在燕山大學工作）、方路（現在銀川市委工作）、毛洪峰（現在寧夏總工會工作）、王桂生（現在《寧夏日報》社工作）等都是積極參與者和支持者。記得該系列講座總共講了十二次，其中我講過兩次。但恰恰因為我的講座，使其胎死腹中。彼時，講座也有簡易海報，我第二次講座的那天，一位剛從外地調到寧夏某領導機構任高級領導的先生，餐罷閒來無事，在校園散步時看到我的講座海報，居然在秘書陪同下來到我的課堂。演講時，我發現後排有位老人就坐，還一陣竊喜呢！除了這種情感上的漣漪，也沒有在意其他，就自顧自講我的課了。不成想他聽罷講座，竟然一紙「狀紙」把我告到自治區黨委宣傳部（那時，據說不同人等告到該部門的還有吳先生和張賢亮先生，所以，我聞之還多少有些欣欣然呢）和寧夏大學校黨委。據說「狀紙」上有這樣的話：「像寧夏大學謝暉那樣的教師，講那樣的課，在我的母校（該先生畢業於人民大學）早就被趕下講臺了」。這事寧夏區黨委宣傳部倒沒做任何處理，可是寧夏大學某位校領導，聞此卻像傳說中打了雞血一樣興奮！恰遇1986年底的學潮，他似乎鐵定要抓一位典型「收拾」一下，我則撞了個正著，順便就被剝奪了授課權，被安排到系資料室工作。
無疑，這對我是一次巨大的打擊。學校富有正義感的老教授們，如老報人江汗青、金瓶梅研究專家韓培基、漢語學家牛春生、方言專家高寶泰、文學評論家李鏡如、文學評論家陳學蘭、共運史專家劉憲忠、黨史和共運史專家李佩龍等先生，不時來安慰我，有時還請我一個年輕人到他們家吃飯。同輩人李海、李彬、楊曉峰、王桂生等也不畏人言，堅持對我友好。特別是韓培基、牛春生和高寶泰三位先生，不但十分關心我的處境和心理，而且還經常給我物色女朋友。一次韓先生說，有人關心你了，你的心情就會好，所以現在你有個女朋友很重要。牛春生先生一次安慰我道：小謝你就別想那麼多了，無論如何，現在總比反右和「文革」時期要好多了。我則回應道：那時知識分子普遍受難，大家彼此彼此，也不會有多大痛感。可現在，除我之外，我還沒聽到國內有被關到資料室的其他老師。聽罷我的話，老人家陷入沉思，也不再這樣安慰我了，轉而用其他方式安慰我。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彼時該校一位身居要職，早年北大法律系畢業的老鄉，此前其所操辦的所有會議，都很信任地要我參與籌備，甚至也經常把我叫到其家裡用餐，而此後，路遇之而給其打招呼，他則昂首而過，完全一副目中無人、或視而不見的模樣！此類人物，在在多有，回想起來，在我患難之際，不同學者的不同態度，實在讓我深刻地領略了一回人生之冷暖。
彼時，吳先生是寧夏大學的校長，我沒期望他能在此問題上給我回護什麼，一來先生是一校之長，一位毛頭青年的這點「小事」，怕很難被其關注。二來我當時還做過一件很對不起先生的事：之前某次聽吳先生的課，課餘，談到我的一篇文章，並向先生請教，末了，問能否和先生共同署名投稿。先生聽罷不置可否，後來又出門開會，我就誤以為先生默認了。隨後就把先生大名署上，投給《內蒙古社會科學》。不成想數月後，該稿被退到吳先生手上。估計吳先生彼時未曾經過退稿之辱，找我到他家裡批評我。我則有些強詞奪理，還振振有詞地強調事先給先生說過了。儘管如此，但至今仍覺得這件事我很對不住先生。藉此，我不但沒有期待先生替我回護，而且事實上，直到因為我「改造較好」，且學潮風波很快過去而走出資料室之前，也一直沒見到先生親自對我表達過任何關心和同情的意思表示。直到校方通知我和另幾位老師分工合作，赴固原跟蹤調研寧大畢業生情況，並準備離開資料室時，時任資料室主任周佩茹老師才告訴我：小謝，一直以來，吳校長對你很關心。他專門給我講：謝暉在資料室想工作就工作，不要強迫他做資料室的日常工作。他不想工作就讓他看書學習。謝暉是位人才，他遲早會嶄露頭角的。聽到周老師轉達吳先生的這份嘉言雅意，我頓時躲到書架背後，不禁嚶嚶啜泣、涕淚滂沱起來！在一位毫不起眼的毛頭小夥有如此遭際之時，一位日理萬機的大學校長，竟能親自關心、並實際安排其工作方式（正是那期間，我填詞作詩200餘首，接續了打小以來對古典詩歌的愛好，並保持至今），這給予我的溫暖，自是感動二字所無法盡述的！
當代中國的知識分子，最不願回憶的怕是那場名喚「風波」的故事了。曾一度高漲的理想主義情懷，因此故事而乍然之間，偃旗息鼓。無數理想滿滿的知識分子，很快從大寫的精神的人，回縮到其「小資情調」的物質享受和自我關懷中。這種變故，究竟對中國的「長程發展」意味著什麼？這或許是個人言言殊的問題，但無論如何，回首那場往事，情感總會跌宕起伏。事情進展的前前後後，各色人等的出色表演，勇敢者、堅守者、投機者、鑽營者、變色者、告密者……實在也是展現多元人性的一次大演出（猶記得在事件前後，在該校就有這樣一位幽靈，他把同事間每天早上在操場上晨練時的時政評論、在資料室閱覽報紙時的私下交流悉數記錄在案，並註明所有在場人姓名、反應，最關鍵時交給其認為的主子，害的事後不少人被其主子整的「灰頭土臉」，只好紛紛離開該校。該先生以為「變天」後他一定能獲得個一官半職，沒想到其主子也並沒看上他，他的「愛智的」外國哲學也算是白學白教了。不久，該先生便鬱鬱而終，是我到該校該系工作後，那一代——六十年代中後期畢業生——同事中最早辭世的一位。另外，彼時該校學生中的幽靈也真是敬業，據說幽靈們提供的有關其校長吳先生的黑材料盈尺；甚至我一位助教的黑材料也可以上寸！專制體制自來到世間，就帶著告密這個遺腹子。史達林式體制的這個遺腹子，則尤勝一籌！）彼時，在銀川發生的兩次遊行活動中，參與者中不僅有血氣方剛、滿腔熱忱的年輕教師和學生，而且有副校長、有不少系的系主任、有白髮蒼蒼的老教授，但兩次遊行，都未見到隊列中有吳先生，因此，也不知道吳先生對「風波」的態度。
直到局勢越來越失控的前幾天，湯翠芳老師多次找我。她先是在我嶽母家找我，一時沒找到，就告訴我嶽母：老吳在北京專門打來電話，說根據他的判斷，其勢不對，要謝暉一定冷靜理性從事，千萬不要感情用事。本來吳先生這份保護屬下的玉壺冰心，嶽母已經轉告我了，但湯老師又是位極認真的人，非要親自找到我並親自轉告吳先生對我的叮嚀不可。就這樣，她前後又在我的小家和我嶽母家多次找我，但都未找到。當天晚上，她終於在我嶽母家找到我。經湯老師細述，我才知道了事情的原委：是時，吳先生出差在外，本來早些天要回到銀川的，但因為「風波」的影響，首都機場戒嚴，先生訂的航班無法出京，故只能困於北京。期間，先生悉心觀察，認真分析局勢。當時局向危險方向發展時，他雖遠在京城，但又無時不掛念他領導的學校學生和老師們的安危。至於我，平時除了聆聽吳先生的講演、授課之外，很少和先生有其他接觸，但吳先生卻在此危急關頭，不但心掛著我，而且還為此專門打電話給湯老師，叮嚀我要冷靜理性，這對一位正在困頓中成長的年輕人而言，究竟意味著什麼？我想讀者們自會有判斷。大學書記、校長很多，但能夠如此細緻入微地關注一位年輕人成長的又有幾人？吳先生彼時對我的關心，和事後該校時任某領導，以及受命的該系時任負責人，非要把我一位黨外公民和兩位黨員老師——楊曉峰和張通明拉在一起，天天學習、批鬥、逼迫檢查的情形相比，真可謂是涇渭分明、清濁立見！
事實上，那次事件中，我確實參與了該校老師組織的大部分口號的撰寫和修改工作，緣由是朋友們覺得我是學法律的，我們的行為不能越憲法和法律邊界。對朋友們的這種信任，我不但感恩，而且愉快接受，期間的主要口號，或出自我手，或經我潤色修改。六月四號之前行動中的所有口號，大致沒有違法越憲的情形。只是這天之後的活動，有人才喊出了一些不乏激烈的口號。我在此次事件中，除了眾所參與的活動之外，其他額外的活動參與很少，緣由不在於它，而在於彼時我剛結婚不久，還沉醉在新婚燕爾之中，或者說婚姻更增添了我對家庭和家人的一份責任，特別是經歷過前述組織講座的遭遇，我的處事就分外謹慎。但即便如此，已經給我定型了的該校某領導及其領命人，仍不放過我，持續不斷地「審查」我，使我不得「過關」。這在全校所有非黨員教工中，是絕無僅有的。今日回想起來，令我欣慰的是：在其審查中，我自始至終沒做任何「檢討」——因為我堅信自己的行為既不違憲法法律，也不悖天地良心。我性本天成，在此情形下，讓我違心地檢討，實在殊難辦到！我的這種秉性，吳先生作為校長，尤其作為對我一直關懷有加的長者，加之我和湯老師在一個教研室工作，他一定有所聽聞和觀察。這怕是他既關心我成長，也擔心我「吃虧」，因此在危急關頭專門打電話給湯老師，叮嚀我要理性冷靜的原因。但就是這一次叮嚀，讓先生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不僅有著名法學家、邏輯學家的高大偉岸，更有慈尊恩師的親切和藹！
彼時，吳先生雖為一校之長，但他對學術的堅守和探求，並未因此受累，反之，儘管冗務纏身，但他仍不斷有大作產出，是我國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那一代憲法學人中，學術產出最豐碩的學者之一。不僅如此，他發表的成果每每因通俗易懂，言簡意賅，寓深刻的道理於通俗的文字之中而常常反響甚大。他的學術演講，稍加整理，就是生動活波，又不乏深入淺出的文章，同樣，他的學術論文，只要展閱，總會讓人有種感覺：似乎把流暢的口語和優美的文字結合起來一般。在我所聆聽過、閱讀過的那一代法學學人的講演和文字中，能和吳先生這種講演、行文效果相比較的，只有江平先生了。
我初到寧夏大學，每逢吳先生給學生講課，或者看到先生在寧夏各單位準備學術演講的消息，只要自己沒課，都要去專門聽講，因此，既是他忠實的粉絲，也是他認真的學生。記得有一次，課休期間給先生杯子裡換熱水，卻發現先生杯子裡有個褐色的漂浮物。以前我沒見過，不知是啥，就在倒涼水的過程中，一便把它也倒了出去。第二節課時，先生一喝水，發現漂浮物不見了，哈哈一笑，幽默地說，謝暉，你把我的胖大海貪汙到哪了？從那以後，我才知道潤嗓子的藥物中有一味叫胖大海。還有一回，應該是1988年，得悉先生要在寧夏社會科學院講座，內容是講布哈林，講他的兩個50年。我騎車急匆匆趕到寧夏社會科學院去聽講座，不成想社科院門口附近有一大堆沙子，不知其時我在想什麼，居然連車帶人栽倒在沙子裡，褲子則被磨破了個大洞（我在寧夏工作期間遭遇的這類「書呆子」般的事兒太多，以致至今家人堅決阻止我學車），腿上還在流血。好在傷口不深，血流得也不多，到了會場，聽眾滿員，我沒地方坐，只好站著聽了大約2小時，期間還要不時彎腰捂著傷口。先生的每次講演都會給人以盪氣迴腸的感覺，那一次講座則更是。先生懷著對布哈林的深刻同情，對蘇聯和史達林錯誤的深沉反省，對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切期盼而講演，因此，讓我真正享受到所謂思想和精神的盛宴！正是在先生的每次講演中，我才知道諸如李鴻章、袁世凱、曹錕、吳佩孚、布哈林、託洛茨基這些人，除了我們宣教中的生命形象之外，還有隱藏在這些形象背後的另種形象。
或許是經常聽吳先生的課，先生對我更為熟悉的緣故，有一次，先生在著文時，打電話給政治系，並讓我到他辦公室去一趟。當時，我不在系裡，系裡便派一位年輕人專門到我家裡轉達吳先生的意思。等我到他的辦公室後，才知道先生是要向我一位年輕人「請教」的！他的問題是：民國時期我國有沒有行政訴訟方面的法律。聽到先生的問題，我再次有些受寵若驚，更為先生這樣一位蜚聲海內外的大學者，向我一位籍籍無名的毛頭小夥「請教」問題而心生敬意。當時我即回復先生，肯定有的。在北洋政府時期和國民黨統治時期，都制定有名為「行政訴訟法」的法律。後來先生讓我替他再查查，他想看看具體內容。於是，我把家藏的《六法全書》以及在該校圖書館查到的北洋時期的相關規定呈送先生。若干天后，他返還我。我注意到，後來他在《寧夏社會科學》發表了《法良意美，貴在執行——為我國第一部行政訴訟法出臺而作》，或許先生當時向我「請教」，就是為了寫這篇文章。
一般人的印象是，先生本身滿腹經綸、學貫中西，思想開放、見解開闊，因此，平時也很難見到他和別人交談思想、見解。但我通過長期聆聽先生的講課、學術報告，也經由這次和先生的交流，更領略了一位學術大家虛懷若谷、不恥下問的精神。先生的這種精神，一直指導著我和學生、晚輩交往時的言談舉止——絕不因為學生或晚輩年紀輕而忽視其卓犖見解，博學多識，反之對年輕人們禮遇有加。如今，我感念先生的這種氣質，也成為我的一些後輩學者們感念我時所敘述的我的「氣質」。學術精神之傳遞，就是如此——不僅在於知識、見識，而且在於這種精神氣質。
大約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先生在山東一次會後從泰山歸來，感冒並罹患腦萎縮。從此之後，他就日漸淡出學界。但是，先生昔日對我的關懷關心，總叫我銘記於心。有一次在從上海共赴杭州的火車上，和笑俠談到先生。笑俠特別提到他跟隨先生求學時（笑俠的碩士學位雖在杭大就讀，但那時杭大還沒有相關碩士點，學位授予由武大完成。其時，吳先生在武大擔任碩士生導師，笑俠這樣就隨吳先生和杭州大學鄭九浩先生攻讀碩士學位。如今知名學者章劍生教授、羅文燕教授等，都是吳先生這樣指導出來的學生）先生對他的影響，尤其是先生講演行文時對「對式範疇」近乎審美性的追求，對他其後的思維和研究幫助甚大。特別是其《法的現象與觀念》一書，就是受先生思維方式的影響寫就的。我也告訴笑俠，我的《法學範疇的矛盾辨思》一書頗受先生思維方式的影響，我的講課，也受先生授課方式的影響很大。末了，我建議笑俠在先生80壽辰時，能組織個慶祝活動，我一定積極參與。但遺憾的是，多年來，我都未曾拜見過先生。期間先生兩次到北京時，湯老師都打電話說先生想見見我。當時我還在山東工作，且這兩次皆因我外出而錯過專門赴京拜會先生的機會。十多年前，中國憲法學會在先生80壽辰時，專門為先生在福州賀壽並召開研討會。會後湯老師來電話說，會間在病榻上的先生，專門詢問她為何沒見謝暉來！聞此消息，讓我既感動，也慚愧——我事先沒得到任何信息。他在病榻上對我的這種持續掛記，既是對我的鞭策鼓勵，更是師生間真情的真誠流露。我雖未在形式上拜師先生門下，但實質上卻是側列先生門旁的學生。
後來，我前後兩次見到過先生，一次是2009年在華東政法大學舉辦的「首屆中國法學名家論壇」上。是日，先生由湯老師陪同參加會議。這次見面，發現先生身體非常單薄消瘦，穿的西裝因有些肥大而略顯不太合身。因為先生要去華政老校區講座，就匆匆寒暄了幾句，劉作翔教授和我恭請先生與我們一起拍了張照片，就目送先生離開。第二次是2013年我赴華僑大學和福建師範大學講學期間，請在福建師範大學工作的杜力夫教授和我的學生朱良好陪同，到吳先生在福州的家裡登門拜望先生。甫一到家，湯老師就把我們領到先生床前，並大聲告訴先生：謝暉來了。先生吃力地抬起頭，欠了欠身子，炯炯有神地盯著我並笑呵呵地說：謝暉啊，你比以前胖啦！一看到躺在床上，面容消瘦、清癯的先生，我不禁有些傷感，含淚撲通跪在先生床邊，握著先生的手，力夫和良好則坐在凳子上，力夫也在一旁悄悄抹淚。儘管先生已不宜多說話，但他還是興致很高地和我們交談了十來分鐘。拜會先生歸來，我以自擬體填了這樣一首詞：
憂懷憲政盡天心，
恩師病臥、
床邊笑吟吟。
宛記曾經風採在，
疾呼變革為生民。
時局仍舊廟堂貧，
愚頑不化、
如何教人親？
更見空文行逆反，
情寒齒冷舊年賓。
2013年6月6日 福州
沒想到這次拜會先生，竟是與先生的永訣！2015年，我應邀到福建省委黨校做學術交流，本來決定要拜望先生去的，但因它事安排太緊張，只能委託良好代我去拜望先生。如今思來，當時沒有克服其他困難，去拜望先生，實在太不應該！往事已已，先生如今永遠離我而去，每當回憶起這些歷歷往事，既感恩先生當年對我在各個方面的關懷，也慶幸自己當年追隨先生到寧夏大學——在他的學術思想、精神氣質、行為方式薰陶下，我終於能夠甘於寂寞，探究學術理論，滿腔熱忱，關注家事國事，篤力教學，培養法界英才。
自從敬愛的吳先生仙逝，作為他的學生，我和許多熱愛他的人一樣無任悲慟！先生儘管對我個人採取各種不同的方式以關注關心關懷，但作為學界中人，我對先生的敬佩，更在於先生的氣節、堅守和學術貢獻。
先生是那一代學人中堅守素志，絕不向假、大、空降服的偉大憲法學家，也是我學術和人生路上的引路人。先生是共和國成立以來第一部有關憲法學著作的作者，也是我在寧夏大學工作時的校長。先生在一個偏僻的省份擔任了中國幾個重要學會（法律邏輯學會、法學會、憲法學會、政治學會）的領導職務，更以大無畏的勇氣篤力論證「黨政分工」、「議行不宜合一」、「憲政制度」、「競選制度」、「差額選舉」、「憲法至上」、「法治國家」、「權力制約」等等事關中國前途的學理問題。在彼時，這些論述遠望前瞻，在今時，它們仍是吾輩所努力之方向，當然，也是某些當權者所忌憚的內容。先生倡導人們行文做事，一定要講邏輯，他不但著有《故事裡的邏輯》、《破案、審案與邏輯》等可讀性極強的邏輯學通俗讀物，不但在他的所有學術論文和講演中貫穿了一位邏輯學家對行文說理要講邏輯的堅守，而且把邏輯學成功地引入法學學習和研究中，成為當代華人世界法律邏輯學、法律方法論的首倡者。他主編的《法律邏輯學》和《憲法學》一道，都是改革開放之初司法部的統編教材（彼時一人主編兩部法學統編教材者，全國唯先生一人），業已影響了大陸無數法學學人，前書還在多年前被對岸臺灣出版界引進出版。先生是在那一代法學家中少有的橫穿邏輯學、修辭學（議論文寫作理論）、政治學和法學的學人。或許是先生的卓越學術貢獻，先生成為「XX」政改時期法學界相關學術理論的主要代表。所以，在1988年紀念十一屆三中全會十周年之際，他和其他三位學者一起，被當時的某位黨和國家領導人專門請到北京，暢談國事，獻策獻智，以資政改。可惜那場「風波」讓他的理想和宏願「雨打風吹去」！先生的理論，紮實且深具可操作性，有志者倘能參照先生的理論進行憲制、法治之改革，定會嘉銘青史。先生對法治理想的堅守，可以在一件事情上窺斑見豹：針對十多年前法學界一些年輕人批評「法治浪漫主義」的聲音，先生在一次會議上斬釘截鐵地說：「法治才邁出半隻腳，哪來的什麼浪漫主義？」先生的辭世，使我再很難讀到運用明白曉暢的語言，闡述高深治國理政之大道理，且以邏輯講理，以事實服人，以理想啟人的論著了！
在我所接觸過的先生那一代學人中，先生也是最擅長學術演講的著名學者。儘管他在自我調侃時常說：「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人福州講普通話」，但他的學術演講，不僅富有邏輯吸引力，而且常常出口成章、聲情並茂、生動活潑。在演講中，他常對一些文學典故、社會熱點、民間格言運用自如、例舉精當。因此，他的演講同時也有極強的修辭感染力。誠如前文所言，先生的講演，稍加整理，即成華章美文。我曾聽過國內不同學科無數學者的講演，那些富有修辭感染力的學者，講演往往如天女散花，雖漫天飄灑，但容易忽略主題，忘記邏輯，修辭邏輯不能兼顧，例證論點不能相益，甚至過分的修辭使得講演變成類似相聲的藝術活動，而不是著力於說理的學術活動。而那些講演時能夠緊扣邏輯主題的學者，又未免辭藻單調，語言貧乏，說理生澀，常叫不太了解相關理論的人昏昏欲睡。但是先生的學術講演，卻能緊緊地把生動的事實結構在嚴密的說理中，把各種各樣的修辭，特別是比喻、對比、排比等等修辭手法結構在嚴謹的邏輯體系中。人們盡知他在法學家中以研究邏輯學著稱，但很少人知道他和湯老師一起，在早年還研究寫作理論。這些年來，法學界關注、研究學術論文寫作的學者越來越多，我因給博士研究生教授學術論文寫作的緣故，搜羅了不少這類圖書，但吳先生卻在三十多年前，已經對論文寫作中的邏輯和修辭等問題展開了認真嚴謹的探究。這種對邏輯和修辭關係的認真對待，或許正是他在講演中能將兩者自覺、緊密、有機地結合的學術基礎。所以，先生雖因為宣揚憲製法治，敢於秉筆直書、仗義執言，在「反右」時橫遭無盡磨難，從人民大學發派到寧夏大學，從而失去了人大的教職，但陰差陽錯，先生卻為寧夏、西北、乃至我國法學教育的發展貢獻彌豐、罕有人可匹敵。特別是在我國憲法學和法律邏輯學兩個領域，先生是公認的奠基人。除這些公認的成就之外，我想，先生的學術講演藝術，也是很值得後人認真對待的一筆財富。先生的辭世，使我再很難聽到那種在氣勢上排山倒海、在邏輯上遊刃有餘、在說理上循循善誘的學術講演了！
據我的觀察，先生這一代人，大多是羞於表現自我的，先生儘管也不脫此特徵，但其生活個性十分明顯，且言談舉止很能彰顯人性，絕不像一些學者一樣，故作清高，似乎不食人間煙火一般。先生雖是福建人，但很是喜歡京戲。記得在寧大校園裡，經常可見先生邊走邊哼，旁若無人，自我陶醉，且若有所思的情狀。從人民大學被「貶」到寧夏大學後，他與新婚妻子湯翠芳老師相互扶助、共度時艱、患難與共、濡沫相隨的故事，湯翠芳老師通過其《執子之手》一書，做了感人至深、惟妙惟肖的描述。湯老師作為先生的賢內助，對先生無微不至。在寧大期間，經常能遇到湯老師在繁重的教研室管理、科研和教學之餘，到我嶽母家，借用她的煤火灶，給吳老師發些海參以補身體的事。我到福州拜會吳先生那天，也是湯老師推著輪椅，和保姆一起把吳先生扶下床，推先生在房間裡轉了幾圈。對湯老師的這種細心關照，先生更是感懷至深。對這種伉儷深情，他曾動情地寫道：「『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我很欣賞這句話，因為這正是我40年來的親身感受。我倆是1956年結合的，第二年就飛來橫禍，大難臨頭。如果那時她棄我而去，那麼我就不會有今天，甚至不會活到今天。在二十多年的艱難歲月裡，她承受了一般婦女所承受不了的重大壓力……我們兩相依為命，相濡以沫，相親相愛，相互鼓勵……真摯的夫妻之愛溫暖了我的心，成為我的精神支柱」。看到這些描述，或許人們會誤以為吳先生在家裡是位甩手掌柜的，什麼事也不做。但記得有次在餐桌上，大家談到吳先生時，我聽寧大政教系的畢業生、寧夏早年知名律師李詠梅講：吳先生在當年給她們上課時，多次在課堂上，一邊搓著手上的面泥子，一邊給她們興致勃勃地講課。這說明，吳先生在家裡不但不是甩手掌柜的，而且還經常做家務活。這一故事，也很能體現先生的生活情趣。怪不得他在講演中會對樣板戲中只有李奶奶、沒有李爺爺，只有李玉和、沒有玉和嫂，只有阿慶嫂、沒有阿慶哥……等等悖乎人性的文學作品大加撻伐；也怪不得他的兒子向東，一到法定婚齡日，就和女朋友到婚姻登記機關登記結婚。猶記得有一次他在寧夏大學作報告時，針對年輕大學生們談戀愛的事，通情達理地講：少男少女，男情女愛，是人之常情，學校沒必要禁止，但也不能一進校門，相互都不了解，就草率地墜入「愛河」。聽說今年有個系剛進校不到一個月的學生，有八對已經牽手戀愛了。對這種情況，學校、輔導員不引導怎麼行呢？先生的演講雖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但其思想之開明、舉措之有度，不能不令人欽敬聆之！先生的辭世，使我再難以見到如此富有情趣、貼近人性、且舉措開明的大學校長了！
作為吳先生事實上的學生，他對我的影響既有潛移默化的，也有耳提面命的。我對先生的感情，也不是區區萬把字的文章所能盡書的，所謂言有盡而意無窮。懷想先生對我的關心，對我國法學、法律邏輯學和憲政政治學的貢獻，於我而言，誠可謂緬懷無期，哀痛無期！僅以此區區萬言，馨香淚血，深切哀悼、懷念敬愛的老師。先生出生於6月1日，這個日子，是國際兒童節。先生是爐火純青的大家，但也是童心未泯的學者。先生的思想、行止、操守，會永葆童心，永遠年輕——敬愛的老師吳家麟先生永垂不朽！
學生謝暉，2017年10月17~18日於長沙。
謝暉，男，1964年生於甘肅甘谷。現任中南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公開出版個人學術及文學作品25部，發表學術論文200餘篇，學術隨筆210餘篇。其所發表或出版的成果反響較大，其中有100餘篇被《新華文摘》、《光明日報》、《中國人民大學複印資料》、《高等學校文科學報文摘》、《中國社會科學文摘》、《文匯報》、《公共叢論》、《法制日報》等刊物或報紙轉載、轉摘或評論。還有一些成果被翻譯為英、德、日、韓等海外文字並在國外出版。其科研成果獲得各類學術獎勵共50餘項。1999年獲教育部首屆「高等學校優秀青年教師獎」； 2005年，獲聘山東省政府首批「泰山學者」；2012年，獲聘青海省政府首屆五位「創新創業人才」之一。
本期編輯：王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