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案：傅佩榮本人就是知名的學者，從他的追憶來看方東美，就更讓人對方東美有仰之彌高，望之儼然的感慨，不過也同時對這位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有了更生活化的、即之也溫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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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東美先生(一八九九年～一九七七年，樅陽縣楊灣鄉人)逝世至今，匆匆已經三十年。在我心中，他的音容笑貌依然鮮明親切，而他的學問更讓我每一思及，便有「高山仰止」之嘆。作為念書人，能有像方先生這樣的老師，是值得終身感恩與自我鞭策的。
2007年4月20日至22日，我應北京大學之邀，為該校所主辦的「企業家國學班」一百多位學員，主講「儒商華夏論壇」。北京出版界的朋友特地安排大陸知識界最重視的《南方周末報》作專題採訪。該周刊的記者對我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你在著作中一再提及一位老師，就是方東美先生，請問：方先生在哲學上有何創見，可以讓你如此推崇？」
這真是「大哉問」，我該怎麼回答呢？如果只因為方先生是我的老師，所以我說他好，那麼顯然是私情勝過公誼，忘記了「學問是天下之公器」這句格言了。當時我說了一段學術理由，而記者也表示聽來合理；但是我心中所記得的方先生實在豐富生動多了。近日受滬祥兄之託，說《傳記文學》為紀念方老師逝世三十周年將出版專號，乃援筆寫就較為完整的「方師印象」，聊表思念之情。
初次聽到方東美先生的大名，是在大學二年級的一堂課上。我於民國五十七年以第一志願考上輔仁大學哲學系。輔大哲學系以西方哲學見長，尤其是天主教系統的士林哲學。大二時，系主任錢志純教授開了一門「笛卡兒哲學」，就是在這門課上，錢教授鄭重推薦方東美先生的一本書，名為《科學哲學與人生》，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
錢教授介紹方先生時，說他是與胡適之、馮友蘭同一輩的學者，這聽在我們年輕學生的耳中，有些遙不可及的感覺。胡適之先生當時已經作古，馮友蘭先生則遠在大陸，以《中國哲學史》而為世所知，我們上「中國哲學史」這門必修課時，就是以馮先生的書為主要參考數據。
因此，聽到錢教授說方先生在臺大哲學系任教時，頓時想到「今之古人」一詞，雖有孺慕之心，也不敢想像會有親炙的機會。
民國六十一年畢業時，我以第一名考取輔大哲研所碩士班，同年考取的有楊世雄(現任教於政大)與黃藿(現任教於中央大學)，但是我放棄不念，選擇去念臺大哲研所碩士班，為此錢教授對我頗不諒解，因為他當時擔任輔大哲研所所長。由於這個選擇，我趕上了方東美先生在臺大最後一年的課，課名是「中國大乘佛學」。
方先生的課排在星期五早上九點到十二點。開學第一周上課時，文學院十七教室連外面的走廊都站滿了人，一看就知道有許多社會人士慕名而來。只見方先生手拎一個大型公文包，由學生開道擠進教室，站上講壇之後，神閒氣定地說：「有人說要換更大的教室，我看不必了。在講述哲學的課堂上，開始時人很多，然後人越來越少，最後只剩講者一人在獨白。」
方先生說對了一半，三周之後教室人人有座位了。我是哲學系畢業的，聽方先生的課依然吃力，因為在輔大沒有念過佛學，只有在中國哲學史的課堂上，得知一些基本概念。先生上課可以用八個字形容，就是、「天馬行空」與「畫龍點睛」。你若是偶然經過他的教室，在外面聆聽十分鐘，你會以為他在介紹西方哲學，從柏拉圖到黑格爾，信手拈來如數家珍；你隔了一小時再度經過他的教室，所聽到的可能是儒家與道家。但是，你若是有耐心聽完三小時的課，就會知道這一切都與大乘佛學有關，因為人類探求智慧的心路歷程與心得結晶，經由對照比較之後，就像鑽石的每一個切面，都將散發既獨特又一致的光彩。
方先生做學問，不是像螞蟻一般儲存積糧，而是像蜜蜂一般採花釀蜜。他不是埋首書堆的老夫子，而是嚮往「老鷲摶雲的意境」可以在學問天地中悠遊自得，又能提出一系列創見以啟迪後學。
方先生於民國六十二年自臺大退休。輔大哲學系的系主任張振東教授是方先生早期在臺大的學生，他親赴方先生府上送上講座聘書，邀請先生到輔大授課。當時從臺北到輔大，交通不太方便，必須搭計程車，但是方先生年事已高(是年七十四)，最好有學生陪同搭車。在這樣的機緣下，臺大哲研所的學長遊祥洲帶我去方先生府上拜訪，算是正式引見，比一般在課堂上聽課的師生關係要深了一層。遊祥洲事先告訴我說：「我們觀察了你一段時間，發現你做人處事都還認真負責，所以要帶你去見方老師。」 他沒有解釋「我們」是哪些人，後來我也變成他口中的「我們」之一，亦即佩服方先生的學問並且願意「有事弟子服其勞」的一群先後期同學。
方先生去輔大教書，自然是由輔大畢業的學生陪同而去最為合適。這真是因緣巧合。我自六十二年暑假之後，就於每周四早上陪同方老師來回輔大，並且負責上課錄音，以便將來整理出版。直到六十五年暑假我去服兵役，這項工作才轉手他人，而方先生於六十五年年底因病住院就不再上課了。這段親炙方先生的機緣，成為我治學的轉折點。
方先生是哲學教授，一生教書五十幾年，他在哲學界的弟子自然為數甚多。讓我稍感驚訝的是：他很少公開提及誰是他的學生，即使這些學生在哲學界或其它行業卓然有成。他念念不忘的，倒是兩位數學家學生。
他在〈羅家倫先生紀念談話〉一文(發表於《傳記文學》第三十卷第一期，後收於《方東美演講集》，由黎明文化出版)，談到他自己二十幾歲在東南大學教書時，曾說過「有許多數學家不識數」一語，引起班上聽課的數學系學生「為之大譁」。這班上有周鴻經與唐培經二人，後來考上庚款留英，專攻數學，也才領悟了方先生的見識。方先生說：他們歸國後，皆到中大任教，從重慶松林坡、南京，一直到臺北，每年大年初一第一個到我家拜年的，都是當年在班上反對我的這兩位數學家。
數學系的學生受到方先生的啟發，那麼哲學系的學生呢？方先生在南京中央大學任教時，曾教過一個班，只有三名學生，就是：唐君毅、陳康與程石泉。唐君毅先生年輕時聽過方先生美學方面的課，覺得那是西方哲學，與他的生命不太相契。他後來專治中國哲學，成就一家之言，並在悼念方先生的短文中，提出上面那一段師生憶往。不過，唐先生為方先生所寫的輓聯依然真情流露，他寫道：「從夫子問學五十年，每憶論道玄言，宛若由天而降；與維摩同病逾半載，永懷流光慧日，如何棄我先沈。」後半段所謂的「同病」，是指唐先生當時亦在病中。而前半段所謂的「問學五十年」，足以顯示唐先生一生執弟子之禮，對方先生感念甚深。
方先生年輕時教書十分嚴肅，滿腹學問而不苟言笑，使他早期的學生留下「望之儼然」與「聽其言也厲」這兩種印象，而很少體會到方先生「即之也溫」的一面。程石泉先生在美國教書三十餘年後，回到臺灣繼續教書。當時我正好主編《哲學與文化月刊》，經常請他賜稿。同時我也負責先知出版社的業務，為程先生出版了《論語讀訓解故》一書。他特地拜託我送一本去給方先生，並且說：「一定要請方老師評論幾句。」當時程先生也是年近七十的人，說這話時神情認真，有如學生等待老師評分一段，著實讓我感動。我自然樂於代勞，於是專程將該書送達方府。數日後，我再敦請方先生為該書加以評論，他說：「寫得不錯，可以成一家之言。」當我將此話轉述給程先生聽時，他情緒略顯激動，說「是嗎？是嗎？真是太好了。」
事實上，程先生與方先生相識近半個世紀，也是方先生十分鐘愛的弟子。他年輕時就在南京主辦易學研討會，邀請易學名家參與，而方先生的〈易之邏輯問題〉一文，即是程先生從講稿整理成的。這麼親近的關係，他還不敢自己將著作送給方先生指正，可見在弟子心目中方先生對學問是如何嚴肅以對。
至於陳康先生，則我們這些方先生的晚期弟子所知較少。陳先生是希臘哲學權威，以《柏拉圖巴曼尼得斯篇譯註》而受到普遍稱讚。他的批註比原文多出八倍，期許則是「要使西方研究希臘哲學的人，以不通中文為憾。」這真是豪氣幹雲。不過，後來他被推薦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候選人而未能成功，他的夫人還為此遷怒於方先生，因為大家都知道方先生與當時的中研院院長胡適之先生不和。這實在是一件莫名其妙的事。陳先生後來赴美教書，音訊漸稀。
方先生的中期弟子呢？旅美學人梅貽寶先生有一次公開說：「今日美國各大學執教中國哲學的教授中，半數以上都出自方東美門下。」這話固然有根據，但是方先常說「方門無門」，因為他一方面不會期望聽過他課的學生都承認自己是他的弟子(一個學生何止聽過十幾位老師的課！)，而另一方面他希望學生自行繼續努力，他說：「一個老師最大的悲哀，是沒有教出勝過自己的學生！」
方師與書方先生原籍安徽桐城，家學淵源自不待言。他幼年喪父，由大他三十餘歲的長兄為他延聘家教。長兄自己是位老師，就請來一位他教過的學生，親自帶著幼弟行跪拜之禮，要這位昔日學生好好教誨方先生。
方先生曾說自己「三歲讀詩經，十二歲就讀完了十三經」。這在當時重視教育的家庭中，是可能做到的。他的國學程度有多好呢？他在〈段錫朋先生紀念談話〉(刊於《傳記文學》第三十卷第二期，後收於《方東美演講集》)一文，說他念金陵大學哲學系時，入學考試的國文成績特優，得以免修三年國文課。後來有兩位教授擔心中國文化在金陵大學受到忽視，就向校長建議，「以後凡是聘請中文教授，都要得到某某兩個學生的同意」云云。方先生正是這「兩個學生」之一。
方先生年輕時滿懷熱情，參加了少年中國學會，宗旨是「本科學精神，為社會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會員共一○八人，如王光祈、左舜生、李璜、陳啟天、惲代英、張聞天等，而mao zd亦參與其中。方先生在〈苦憶左舜生先生〉(刊於《傳記文學》第十五卷第五期，後收於《方東美演講集》)一文，談及他與左舜生成為朋友，正是因為左先生借他一部王先謙的《莊子集解》，他說：「餘因求莊生書而得一好友，內心狂喜可知矣。」簡單一句話，描寫出「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的無比喜悅。
方先生住在牯嶺街六十巷四號的臺大宿舍，一出門就是著名的牯嶺街舊書攤，他自然很容易在那兒流連忘返了。方師母說她每次聽到方老師自外歸來，滿臉慚愧說：「我又做了壞事！」就知道他又買了不少舊書。過了這一關，方先生就一頭鑽進書房，專心賞玩他的收藏品，不到再三催促吃飯是不肯露面的。令人遺憾的是，方先生的八千多冊藏書至今還存在國父紀念館二樓一隅，沒有開放供人使用。他當年心愛的珍藏固然得以保存，但是書本若是無人閱讀，則失去薪盡火傳的妙旨了。
方先生曾說：「林語堂宣稱誰若是保存有辜鴻銘所英譯的《論語》，願意借他一閱的，他願意磕頭感謝。我這裡就有此書，可以讓他磕頭來借。」後來經過我們再三懇求，方先生答應讓先知出版社影印出版辜鴻銘所譯的《論語》與《中庸》二書。英譯其實就是白話語譯，每一個字都清清楚楚。我感到好奇的，並非辜氏的英文有多好，而是他對《論語》的理解有何特色。他把《論語》中的「仁」字譯為「道德性格」或「道德生活」，這並不算突兀。後來我讀到辜氏的中文著作，就特別留意他如何以中文來描述孔子的「仁」字，結果發現他把「仁」字理解為「上天所賜的神秘禮物」。他以「仁」字聯起上天與人，其實完全合乎孟子所說的：「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但是，現代人對孔孟所謂的「天」早已失去了感覺，隨之也不會注意辜氏的詮釋有何特色了。方先生與林語堂先生都特別欣賞辜氏的《論語》譯本，這是否暗示了「英雄所見略同」或「於我心有戚戚焉」呢？
方先生的藏書中，有一部「二十二子」，子書對於念哲學的人是最重要的，我們自然又要向他老人家借來影印出版了。然而，在民國六十四年前後，出版這樣一大套書根本不是小出版社可以勝任的。後來先知出版社因為經營不善而歇業，這與我們年輕學生只知道追求理想而不務實際的天真心態有關。我為此事而對方先生深感抱歉。
談到出書，方先生的全集在先生辭世之後，由黎明文化公司陸續出版，但是校對不精，錯別字極多。後來到二○○五年才全部校訂出版為十本十三冊。一年之後，黎明公司考慮經營成本而將書價全部調高將近一倍，於是方先生的書成了書市中的高價品，一般學生恐怕不易負擔。方先生天上有知，大概會十分不忍吧！
方師的生活
我念羅素的《西方哲學史》，見他寫到史賓諾莎時，稱讚史氏為「生活簡樸，思想高貴」，我立即聯想到的就是方東美先生。
方先生是單純的學者，早年把憂國憂民的熱情轉變提升為專務於學術的終身志業之後，五十餘年來，守在教育崗位上，從事教育與研究，不慕世俗榮利，不求物質享受。
我因為自民國六十二年以後，每周有幸陪同方先生赴輔大上課，所以得到許多就近觀察與學習的機會。每次上完課回到方師家時，都是將近午後一點。至少有三次，方先生覺得我陪同上課很辛苦，就邀我在他府上用餐。我那時年輕不懂事，就恭敬不如從命，一起坐上飯桌了。方師母待人極為溫和客氣，見我也來吃飯，就趕緊吩咐幫傭阿嬌多備一份碗筷，再補煎一尾小魚。
方先生在家用餐，照例是三菜一湯。三菜中必有一巴掌大的小魚，一人一尾，算是主菜。我那時二十三、四歲，吃完了沒有什麼飽足感，就趕緊拜謝出門，再去路邊吃碗麵。用餐時，我偶爾偷瞧一眼方先生，只見他心滿意足的樣子，好像原本生活即是如此簡單。
方先生有時也會豪興大發，說要請我上館子。有一次他真的請我與郭文夫去吃飯，說要考驗我們的能耐。那時中華路一排房子尚未拆遷，我們三人走進「吳抄手」。方先生點了「紅油抄手」，說：「這麼辣的東西，你們吃吃看！」他原以為我們這兩個學生會因吃不消而求饒，卻沒有想到我們畢竟年輕，存心賭氣裝出若無其事的樣子。他看著我們吃完一盤辣餛飩，臉上的表情還真有些驚訝呢！
我在臺大上方先生的「中國大乘佛學」課程時，常見教室中有一位中年出家人，身穿黃色袈裟，相貌端莊而和善，後來知道他法名「淨空」，也就是現在常在電視上弘揚佛法的淨空法師。方先生見出家人如此好學，自然多方鼓勵，後來還安排他每周三下午去方府為他講解西方哲學。同學們聽說此事，都覺得那是殊勝因緣，也都很為淨空法師高興。後來淨空法師的弟子助印了一套《大方廣佛華嚴經》，他還主動請示方先生需要多少套贈送學生。方先生就寫一紙條交我帶去景美一處佛寺，取回二十幾套分送同學。後來我請教淨空法師學佛心得時，他說了六個字：「看得破，放得下。」
郭文夫、遊祥洲、馮滬祥等人，是我在臺大哲研所學長，也是方先生較為親近的弟子。我們有時安排到郊外踏青，邀請方先生同行。方先生出門，照例在脖子上掛了有大有小的照相機，我們請教方先生為何要帶三個相機，他的回答是：「我在外頭看到好的風景想要拍照時，如果只帶一個相機，這時壞了怎麼辦？第二個相機如果又壞怎麼辦？所以要帶第三個。」我們接口打趣說：「老師，如果第三個相機也壞了，該怎麼辦？」他老人家這時慢條斯理地說：「這種或然率不太高。」在外遊憩時，方先生拍照最多的不是風景，而是到處見到的可愛的小孩子。
同樣的道理，方先生家裡擺著三臺老舊的錄音機，因為當他想要聆聽音樂時，萬一只有一臺，壞了要怎麼辦？這種思維模式屬於童心未泯，正如孟子所說的：「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此外，方先生因事生智的靈巧反應也值得一述。我的女兒出生之後，尚在襁褓之中，我帶她去拜見方先生。方先生問了名字，我不免多說了幾句：「女兒的取名，三個字的偏旁是『人心至』，因為我這個作父親的人緣不好，所以希望女兒可以好一些。」方先生聽了略一沉吟，就把我女兒抱過去舉了起來說：「人心至上。」這一幕我實在難以忘懷。
方師母在方老師過世以後，本來想口述一本《東美與我》的書，指定由我執筆。寫成了兩三篇短文，就因故停了下來。我所記得的一鱗半爪雖然很少，也是吉光片羽，值得終身感念了。
選自《傳記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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