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侯氏家族是嘉定明代中葉至明末的名門望族，起始於一戶普通的耕讀人家，以讀書科舉起家，終達「一門三進士」的輝煌。「不願汝輩它日為第一等官，但願為第一等人」是侯氏家族中的首位進士侯堯封的人生追求和宏大理想，後來成為侯氏家訓。生活於明朝末世的侯家子孫，一直用思想、用行動踐行這一目標。
新近出版的《第一等人：一個江南家族的興衰浮沉》以侯氏家族的侯峒曾為中心人物，廣泛搜羅前人未用、少用的史料，試圖還原一段塵封的真實歷史，用鮮活、珍貴的細節消解由來已久的模式化人物形象。時代的更迭帶來了深重的苦難，也碰撞出無數令人唏噓的細節，讓今人感同身受。澎湃新聞專訪了本書作者宋華麗女士，請她談談明末亂世中的侯氏家族以及如何寫作家族史，以下為訪談正文。
宋華麗
社會史視角寫作
澎湃新聞：
您在2012年翻譯了美國漢學家鄧爾麟教授的《嘉定忠臣》一書，從此侯峒曾成為您「最感興趣、最充滿感情的歷史人物」。侯峒曾及其家族有哪些地方一直吸引著您進一步研究？
宋華麗：
鄧爾麟教授對侯、黃抗清的書寫打破了此前通行的革命話語，「去標籤化」使人物更接近現實。此外，侯家與一群人、一座城、一個時代的關聯都是吸引人的主題。不過，促使我寫《第一等人》的直接原因，是更多史料的出現。1981年，鄧爾麟《嘉定忠臣》出版後，海外學者在大力認可的同時，認為缺憾之一是他忽視了侯峒曾抗清失敗後侯家的抗爭。之後多年，《侯岐曾日記》《月蟬筆露》等鄧爾麟沒有用過的一手史料陸續出現，有些尚未受到學界的關注，展現了侯家在明朝的貴族日常生活、黃淳耀在侯氏家塾的教學經歷、侯家遭遇清朝籍沒令的落魄與掙扎等更多史實，大大豐富了侯家的形象。
比如侯峒曾，在傳統書寫中，他是一個被固化的抗清領袖形象，其實他的人格魅力遠不止此。他在官場上的「激流勇退」，擔任教育官員時的「絕交」原則，他對父母和兒女表現出的親情，在日常生活中的風格，他對於改朝換代和守城抗清的認識，都讓人覺得他是個有血有肉的人，並非鐵板一塊，既有「英雄氣概」，也有與平凡人共通的人性。我相信這樣的形象才更接近真實。
再如黃淳耀，如果不深入了解，會認為他只是個性格耿直甚至迂腐的儒生，但是看他在侯氏家塾教學時的理念、他對科舉制度弊端的分析，都表明他是個相當有思想、有主見的人。
作為女性，我特別關注以侯家婦女為代表的當時的婦女角色、婦女生活，比如婦女們玩葉子戲的娛樂生活以及家規的約束，龔老夫人在一個大家族中的作用，兒媳婦們從名門閨秀到清貧寡婦的生活變化和心路歷程。在歷史記錄中，女性的聲音很少，夏淑吉、姚媯俞、盛韞貞、侯蓁宜等侯家女性作為江南有名的「女詩群」，她們寫的詩是她們留存的唯一痕跡，不是僅供欣賞的文學創作，更是可以還原當時生活的史料。我希望用有限的史料，去理解她們的性格、心境。
這些平淡而真實的細節，與轟轟烈烈的抗清鬥爭相比，同樣珍貴。這才是完整的歷史拼圖，侯家不只為抗清而存在。
侯峒曾畫像（嘉定博物館徐徵偉先生供圖）
澎湃新聞：
《嘉定忠臣》一書的突出特色是運用多重視角，如社會史、社會網絡等。在您的書裡，也大量運用社會史、社會網絡的視角進行寫作。您覺得，《第一等人》和《嘉定忠臣》是一種怎樣的關係？是對其的補充和繼承嗎？
宋華麗：
如今，社會史視角在中國史學界方興未艾，但在十幾二十多年前，社會史在中國還是新鮮事物。我很幸運，十餘年前跟隨趙世瑜老師讀碩士時，能接觸到這種前沿史學理念，學習「長時段」「小歷史與大歷史」「歷史人類學」「從眼光向下到自下而上」等認識歷史的先進視角，明白了看待歷史要從長時段的角度而非我們習以為常的斷代劃分，改朝換代的過程中有斷裂也有延續，要從民間文獻中發現正史過濾掉的聲音，要注意宏大的政治史與地方社會的互動，等等。這些讓我對歷史研究的理念感到耳目一新，堅信這才是認識歷史的真正途徑。
也因此，當時翻譯《嘉定忠臣》時，很認同作者的社會史視角——西媒評論《嘉定忠臣》是一部優秀的社會史研究，代表了西方史學界當時（上世紀七十年代）的水準。與其說《第一等人》繼承了《嘉定忠臣》的視角，不如說是嘗試繼承和實踐趙世瑜老師一貫的學術理念，只不過形式是故事而非學術研究。社會史視角可以存在於任何一個個案，而我選擇嘉定，有偶然性，因為翻譯而熟悉，因為深入挖掘而覺得它適合做一個社會史個案。
鄧爾麟著《嘉定忠臣：十七世紀中國士大夫之統治與社會變遷》，中央編譯出版社，2012年9月
澎湃新聞：
本書的寫法對普通歷史愛好者十分「友好」，可讀性非常強，用趙世瑜教授的話，「有一定想像空間」。您認為，嚴肅歷史寫作中，「想像空間」應該如何把握？您是如何形成這樣一種寫作風格的？受哪些作品影響？
宋華麗：
趙世瑜老師是一流學者，同時也是通俗作品的品鑑者和書寫者，如他在序言中列舉的，不同的通俗歷史讀物，書寫尺度有天壤之別。嚴肅的歷史故事以史料為基礎，雖帶文學性，更是求真的史學，「想像空間」只能通過踏踏實實的史料解讀來傳達。我大學是文學專業，研究生是歷史專業，希望用故事的形式融合二者，但認定本書更屬於嚴謹的歷史，所以寫作時儘量不演繹，不評論，只呈現史實。本書中的多個人物，如果加以文學刻畫，人物形象會更豐滿，但我依據的史料有限，又不打算虛構，只能留給讀者去想像更多了。
美國漢學家史景遷的作品對我影響很大，他的書不涉及理論，不多加評論，駕馭史料展現歷史的鮮活面，細節的解讀、視角的活躍常讓人眼前一亮。他的《王氏之死》用不算豐富的史料，就能展現一個時代一種失語的人生。《王氏之死》的故事發生地郯城是我的家鄉山東臨沂的一座小縣，本地人只看到它的微不足道，而史景遷的研究讓我讚嘆，也讓我感動。這也是「小而美」的社會史研究魅力。另外，黃仁宇不常為人提及的歷史小說《汴京殘夢》也讓我印象深刻，趙世瑜老師的通俗歷史作品《大明天子與大明帝國》可謂雅俗共賞。歷史學者書寫的通俗故事，每一句背後都見功力，這讓我心嚮往之。
理解亂世中的不同選擇
澎湃新聞：
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為許多史料記載的清軍入關後的兩大暴行。您認為產生這些暴行背後的原因是什麼？為什麼江南地區只有揚州、江陰、嘉定等地反抗激烈？
宋華麗：
清軍南下，在江南激起強烈的反抗，導火索並非江山易主，而是「剃髮令」等異族禮儀的強制推行，這是學界共識。
清朝入主時，江南不同城市的領導者做出不同選擇，確實帶來不同的結果。比如在錢塘，知縣顧鹹建（侯峒曾的親友）交出官印，保住了一城百姓，但他本人選擇不投降而被害；又如在杭州，明朝潞王以清兵不許殺城內百姓為條件，開門投降，政權實現和平交接。
在任何時代，越是嬰城固守，城池被攻破後，受到的打擊越大。揚州、嘉定、江陰確實反抗更激烈，遭遇的暴行也更嚴重。這與領導者的個人性格、對局勢的判斷、本地的總體形勢有關，但不能把責任完全推給領導者。比如在嘉定，打著抗清旗號的有明朝武將、本地鄉兵等各色人等，侯、黃的領導僅僅體現在最後階段，如果將抗清的不同群體混為一談，就大大背離了歷史的真相。引用艾略特的一句詩，「世界結束的方式，並非一聲巨響，而是一陣嗚咽」，激烈的反抗鬥爭背後，其實是多方面和緩的推進因素，失敗不在於城牆倒塌的那一瞬。
侯玄汸《月蟬筆露》
澎湃新聞：
除侯氏家族以外，您在書中也對與侯家交好的江南士人予以著墨，這些人絕大多數在不同程度上選擇抗清。錢謙益也在侯家的「朋友圈」中，作為江南文壇領袖的他，相比於侯峒曾等士人顯得有些苟且。侯峒曾及其朋友如何評價錢謙益？
宋華麗：
錢謙益作為明朝重臣，明亡後總想「曲線救國」，比如清軍南下時，他勸多鐸用一紙文書收服民風柔軟的江南；入清後，他多次私下策反降清武將、暗中資助鄭成功反清。他的性格沒有侯、黃等抗清志士那麼堅定，因此在後世留下了「水太涼」「頭太癢」「兩朝領袖」等或真或假的諷刺性段子。
明清鼎革，很多選擇都屬無奈之舉，時人的評價並不像我們後人這般「愛憎分明」。黃淳耀在錢謙益家當塾師三年，對錢的人品有不屑，但敬重他的文學成就；陳子龍多次與錢謙益討論時政，希望錢謙益振興政局；侯家幾代人與錢謙益為友，即便清朝建立後，侯家也繼續與錢謙益保持往來。他們與錢謙益的最終選擇不同，但依然尊重他，並未苛責他，呈現出一種「君子和而不同」的氛圍。
錢謙益是侯家的朋友，是侯家幾代曲折經歷的見證人，我將錢謙益列入侯家的圈子，並非將他們做褒貶、正邪的對比，而是要展現亂世中不同人的不同抉擇，每一種選擇都是可以理解的，不是簡單的是與非。
錢謙益和侯峒曾的生死抉擇雖不同，但他們作為江南士人的共通點更多，他們的家族和江南大部分士紳家族一樣，都有高朋滿座、談詩論畫、追求舌尖上的美味、親近自然、參禪、看戲、打牌等風雅一面。
宋華麗著《第一等人 : 一個江南家族的興衰浮沉》，後浪 | 四川文藝出版社，2019年2月
家族史書寫要「以小見大」
澎湃新聞：
您經常到嘉定收集文史資料或田野調查，這種「現場感」對於寫作有何幫助？
宋華麗：
田野調查對歷史研究來說非常重要。趙世瑜老師結合田野調查，從地域認同、集體記憶、移民心態等角度剖析「洪洞大槐樹」的移民傳說，大大彌補了正史的不足，豐富了歷史的認知方式，讓人拍案叫絕。
在嘉定，文史研究的氛圍相當濃厚，地方文物的保護也很完善，正在開展的嘉定建縣、孔廟建立800周年的研究活動如火如荼。今天，嘉定老城還殘存幾段舊城牆，環形的護城河也還在，當地政府新修了6公裡長的環護城河步道，如果不深入了解嘉定的歷史，眼前的這些只是景觀；如果了解過明末清初的歷史，包括明末江南宅院內的貴族生活、改朝換代帶來的生活巨變、動蕩局勢下的艱難抉擇、侯黃等人經歷的守城絕境，那麼，經歷幾百年風雨的歷史遺蹟就成為鮮活的歷史現場，讓人觸景生情。當我參觀孔廟、登臨當時城內最高的法華塔、重走侯峒曾臨死前從北城門跑回侯家故宅的路段，雖然時空迥異，但對歷史感同身受，書寫時如臨現場。
我喜歡讀歷史學者寫的遊記，比如賴瑞和《杜甫的五城》、羅新《從大都到上都》，再如趙世瑜老師「進村找廟」「進廟找碑」的田野手記，他們的興趣點不同於走馬觀花的遊客，閱讀一塊殘碑，就能如穿越時空般，回到當時當地，發掘一段被遺忘的往事。帶著這種「田野精神」行走，才能深入了解一個地方，才會更加尊重它、珍視它。
除了對現場的考察，閱讀史料同樣給人「現場感」，也就是趙老師說過的「在文獻中做田野」。我讀《侯岐曾日記》時，看到侯岐曾逐字逐句記錄貪官楊縣令的話，便揣測到他的碎碎念是有目的的，他知道日記會傳世，他想讓後人看清貪官的面目，而我要做的，是像個靜靜聆聽的記者，將這位老人的想法傳達給讀者，交由讀者自己感悟。而這位楊縣令，當我追查他的「背景」時，發現他居然是明末「東林六君子」之首楊漣的兒子，這種諷刺的情節簡直比小說更有戲劇性。
宋華麗在嘉定城牆下
（嘉定博物館徐徵偉先生拍攝）
澎湃新聞：
本書運用了大量的參考資料，您以何種標準選擇、取捨材料？豐富的材料是否是書寫家族史的必備條件？
宋華麗：
對歷史書寫來說，沒有史料就是無米之炊。但史料甄別同樣重要，這是史學研究的基本功。研究家族史，除了正史，主要參考地方志和族譜、文集、碑刻等民間文獻。民間文獻保存了歷史的鮮活性，可以彌補官方文獻的不足，但容易帶有主觀、虛假等色彩，後人不小心就會被幾百年前的人牽著鼻子走。
比如嘉定折漕，只看當事人的記錄，不研究當時的國家政策調整，會誤以為功勞全部出於侯家的努力；再如侯家抗清、嘉定屠城後，我很想知道民間的評論，尤其是負面的聲音，但其實民間的聲音是很難保存的，只能從零星史料中了解到當時有百姓說侯、黃「忠有餘、智不足」，也從侯家落難後，與侯家結親的人變多、侯峒曾的身影顯靈等推斷侯家的抗清義舉在屠城後依然受到民間的肯定。華南學派關於珠璣巷移民傳說、趙世瑜老師關於大槐樹移民傳說的研究也啟示我們，在家族史研究中，對於傳說不能只著眼於辨別故事本身的真與假，更要洞悉故事背後的話語，即「他們為什麼要這麼說」。
書寫家族史，除了要審慎地對待史料，還要注意不能孤立地看待這個家族，不能割裂它與地方網絡、不同人群的關聯，不能忽視它與國家、時代的互動。這就要求研究者在史料之外，還要熟悉宏觀的政治史、經濟史、思想史等。如果淪為一家、一地的歷史故事，就失去了「以小見大」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