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HBO和臺灣公視聯合出品的《我們與惡的距離》於2019年3月24日正式開播，一經播放，便引起兩岸網友共同熱議，豆瓣評分高達9.4分，成為華語影視劇的一匹黑馬。
該劇以一起無差別殺人案作為敘事的起點，將施害者家屬、被害者家屬、精神病患者、律師、媒體、民眾等緊密聯繫起來。從法律和道德層面詮釋了站在不同角度的人對於這起「無差別殺人案」的看法。
善良和罪惡，正義與妥協，一起殺人案將社會不同層面的人相串聯，拼湊起完整的社會形態，又將這些人割裂開來，毫無保留地向觀眾展示現實存在的問題：死刑的意義、輿論的威力，痛恨和原諒、死亡與救贖。
《我們與惡的距離》採用了多線條對比的敘述方式，將劇中的人劃分成了相互對立的幾個部分。
殺人犯的妹妹李大芝成為被害者家屬宋喬安的下屬，兩人每天都要一起工作；婚姻幸福家庭和睦的妹妹宋喬平暫時收留了夫妻關係處於崩潰邊緣的姐姐宋喬安的女兒；沉浸於悲傷之中的受害者家人和生活在暗處，不見天日滿懷愧疚的殺人犯父母等，每一組對比都是一個現實的縮影。
這些主要人物的故事線條之中，媒體則是將人物命運相連接的重要環節。在這個信息高速發展的時代，媒體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劇中賈靜雯飾演的，在無差別殺人案中受害者的母親宋喬安，就是電視臺「品味新聞」的一位負責人。
在宋喬安的身上，媒體人的職業修養和作為受害人母親的痛苦相衝突，不斷衝擊著宋喬安的生活。
處理「應思聰案件」時，其他媒體機構為了搶時間拼速度贏得收視率，並沒有對事件本身進行求證就發出報導，將「應思聰進入幼兒園拍電影」誇大成為「神經病患者持槍袋挾持兒童」，造成了社會的恐慌以及之後對於應思聰的傷害。
而相比之下，宋喬安則採取了按兵不動，用清晰的思維邏輯理論將事實整理後，配合一系列專家的解釋進行報導。
但知道了李大芝就是殺害自己兒子的兇手——李曉明的妹妹之後，有著良好的職業素養的宋喬安，在面對傷害自己兒子的施害者家屬時，職業素養沒能戰勝一個母親的天性。
她派人跟蹤李大芝並找到了李家父母的住處並曝光，記錄下李大芝在公司與自己爭執的畫面打算作為獨家報導。因為媒體的曝光，李家父母房子被砸，不得不搬離，而李大芝作為兇手的妹妹也似乎在一瞬間跌進了深淵。
所謂的「無差別殺人」指的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沒有仇怨，犯罪嫌疑人隨機選擇作案目標的殺人事件。令人痛心的是，如今一些輿論正在扮演著「無差別殺人」中的犯罪嫌疑人這個角色。
高速發展的網絡媒體所提供給觀眾的資源呈爆炸式增長，網絡自媒體時代，人人都是媒體人，媒體引導輿論，而輿論可以迅速的成就一個人，也可以迅速的毀掉一個人。
盲目跟風，人云亦云的網絡輿論正在以「無差別殺人」的方式讓一些無辜者被迫死亡。正如李大芝在公司與宋喬安發生爭執時，面對新聞臺的同事所說的：「你們殺掉的人，沒有比我哥少。」
作為男主角的正義律師王赦，是本劇的最大看點。和其它的律師不同，王赦總是為殺人犯、精神病患者辯護，儘管很多時候王赦因此被誤解、被網絡暴力甚至被情緒極端的受害者家屬當場「潑糞」。
但是王赦對此並不在乎，比起對嫌疑人的審判問題，他更關心嫌疑犯背後的作案動機，企圖通過對罪犯更深入的了解從根本上防止犯罪問題的再發生。
整部劇中，王赦情緒的爆發點在李曉明被槍決的那一晚。法院跳過了排在李曉明前面的一百多位死刑犯，迅速地對李曉明進行槍決。
作為李曉明的辯護律師，王赦沒有得到通知，李曉明的父母上午剛剛收到李曉明願意與家人相見的通知，正興奮地採購要給兒子送的飯菜，卻在電視上知道兒子馬上就要被執行死刑，妹妹李大芝要在電視臺進行李曉明案件的直播，看到這些現狀的王赦，內心的情緒到達了崩潰的邊緣。
「就算真正該死的人，他也應該跟我們有一樣的人權，這是人人生而平等均等的權利。」喝醉酒的王赦接連拋出了許多對於社會和法律的疑惑，甚至他問：「什麼是好人，什麼是壞人，你有標準答案嗎？誰有標準答案？」
王赦代表著對於社會明亮的期待，在他的世界觀裡，人性更加偏向於美好的一面，他所期待的人性烏託邦也許在更多的人看來是一種奢望和不自知。
但是他所思考和理解的關於死刑和應該如何正確對待死刑的態度才是值得思考的問題。王赦是與所謂的「惡」最接近的人，他卻在這個位置對人性依然飽含期待，人性的烏託邦存在於王赦心中，也許也存在於未來。
《我們與惡的距離》包含了更多現實的社會話題，在看到人性「惡」的同時，我們應該對這樣的「惡」有思考和預防，而不是僅僅靠事後的處理來解決「惡」。
就像在2016年發生在臺北內湖的一場無差別殺人案中，年齡最小的受害者，年僅三歲的「小燈泡」的母親所說：「我不是反對死刑，而是反對大眾除之而後快的心態。」更加清楚地認識到我們所處的社會環境和現實，更多的對社會的負面進行反思，刨除刻板成見，才能與惡保持愈來愈遠的距離。
責編 | 啥媽丁丁
主編 | 李瀚林 徐敏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