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國新聞周刊
2月23日，武漢市紅十字會醫院7樓臨時ICU 病房，醫護人員正在交接班 。攝影/長江日報 陳卓
4月6日，來自北京、上海、吉林、陝西、山東的多支國家醫療隊陸續撤離武漢，這場打了三個多月的抗疫戰已臨近尾聲。武漢市最後10家定點醫院的重症醫學科（ICU）病房成了救治新冠病毒肺炎重症患者的最後堡壘，在這裡，最早一批抵達武漢的國家衛健委專家組成員們仍在堅守。
「我們大概是要守到最後的。」姜利匆匆說道。她剛從一個會議抽身，接受採訪後還要去參加死亡病例討論會，這被重症醫學（ICU）的醫生們稱為「最嚴酷的學術討論」。大家把最新死亡病例拿到會上進行回顧分析，是因為疾病本身的發展，還是治療不到位導致其最終走到生命終點，負責醫生要「過堂」接受所有專家的質詢。
新冠病毒是非常狡猾的。一般情況下，不論病毒性肺炎，還是細菌性肺炎，患者出現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ARDS）時，血液中二氧化碳濃度低，而這次插管病人出現了二氧化碳瀦留，從而出現高碳酸血症，且很難通過調節呼吸機來糾正。重症患者還出現肌酐蛋白升高，部分重症患者還出現肌鈣蛋白升高，這是心臟受損的一個指標，「在肺以外的臟器發現了病毒，但肺外器官損傷到底是病毒直接攻擊，還是缺氧導致的，都還需要進一步探究。」姜利說。
對於來自北京的姜利與從更南的南方來的管向東來說，武漢的冬季都是溼冷的，每個交班的清晨都格外凜冽，等待他們的，是前一夜的死亡數字和新一天的救治重任。隨著疫情進入尾聲，ICU治療也愈加細緻，例如早期被忽視的血栓問題，現在也會儘早發現並加以預防。重症患者數量的減少，並未降低治療的壓力，在降低病死率的壓力下，ICU醫生面臨著更高的專業要求。
在武漢抗疫收官之際，國家衛健委專家組兩位成員——首都醫科大學宣武醫院重症醫學科主任姜利與中華醫學會重症醫學分會主任委員、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重症醫學科主任管向東接受了專訪。
插管之爭
記者：經過三個月與新冠肺炎的鬥爭，重症醫學專家們主要用了哪些治療手段，來降低病死率？
姜利：ICU一直都很重要，恰恰是疫情早期由於ICU醫療和護理力量沒跟上激增患者的治療需求，醫院基礎建設、設備、人員最初沒有跟上，那時危重症患者沒能得到及時的治療和照顧，很快就走掉了。隨著人員、設備、材料的到位，醫療擠兌情況減少，病死率也逐漸降低了。
最關鍵的治療理念是，當一個疾病沒有所謂特效藥的情況下，而機體對病毒又有一定自限性，即靠人體自身免疫系統慢慢把病毒遏制住時，我們對重症、危重症病人最普遍的治療就是器官支持，依靠呼吸支持、循環支持、腎臟替代治療等，還有最近很火的體外膜肺氧合（ECMO），以及機械通氣時的俯臥位通氣，這些都不是藥物。
姜利
進到ICU的重症患者，就像走在懸崖邊的人，隨時可能掉下去，我們要做的就是託住他們的生命，拽住他們。如果出現肺功能衰竭，就支持肺；腎臟不工作了，就支持腎臟；循環系統出問題，就支持循環系統，幫患者保護、支持器官功能，讓他在和病毒打拉鋸戰的時候能扛下來，扛到最後就能贏，ICU醫生起的是這種作用。
提早插管很重要。新冠肺炎與以往肺炎不同的表現是，一些病人儘管血氧很低了，看指尖血氧飽和度數字就可以，但心率不快、呼吸頻率不快，呼吸不費勁，沒有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ARDS）的典型表現。
現在看來，對這類病人，如果按ARDS治療規範，先用高流量氧療，不行再用無創通氣，還不見效再上有創通氣，也就是插管，這樣做是有問題的。病人在做高流量吸氧和無創呼吸機支持的過程中，非常大力地吸氣，自主呼吸驅動過強會傷及肺泡。在高流量吸氧、無創通氣時，機器上沒有太多直觀的數據提示這種損傷的風險，也就不易發現這些肺損傷。
我是1月26日到金銀潭醫院6層重症病區支援的，當時送進ICU的病人已經被新冠折磨好一陣了，進ICU時基本臨近崩盤。關於氣管插管的猶豫，大家都有過，我也不例外。早期有一個很積極樂觀的患者，他求生欲很強，要求喝營養液，還能和我聊天，臨床上判斷呼吸衰竭程度最簡單的辦法就是看他還能不能完整地說出一句話。當時他儘管也出現低氧，但其他數據看上去沒那麼糟糕，就沒插管。類似情況沒插管的病人，後來有的好了，有的走了，但現在回看，我不會讓他們經歷無創，會直接插管。這也反映了我們對新冠肺炎的不斷認識。
這次疫情很多醫生也在學習，我也是從成功的、失敗的經歷中獲得經驗教訓，逐漸認識這個疾病。到2月中上旬，我們明確提出，要「提高插管率」，大家對是否插管的理念已經比較一致了。
管向東：ICU的大夫傾向於「能插盡插，應插早插」，不同專科的大夫管理經驗不同，呼吸科的大夫有豐富的慢性阻塞性肺病的管理經驗，使用無創治療比較多，早期在治療理念上曾經存在過一些分歧。
在2月上旬，國家衛健委專家組成員一起寫了《重症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管理專家推薦意見》，提出要嚴密觀察患者使用高流量吸氧和無創通氣的效果，密切監測患者一般情況、生命體徵、呼吸狀態，特別是氧合指數的變化，必要時，2~6 小時內改為有創機械通氣。對於氧合指數≤150 mmHg的患者，要儘早實施有創機械通氣治療，並遵循肺保護通氣策略，實施俯臥位、肺復張等肺保護性治療。
這些建議後來被納入《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七版）》中。同時，專家組每位成員都要在武漢跑至少四五家醫院，巡視指導時也會不斷提「早插管、多插管」的概念，為保護醫生安全，同時也在募集、推廣「正壓頭套」 ，避免醫生在插管時吸入噴濺物。當時的插管率是讓人失望的，死亡情況也讓人感到惋惜。在後期的死亡病例討論時，有一家醫院2月後收治患者中死亡41人，其中30人沒有進行有創機械通氣，通俗地說，這些病人是被憋死的。
記者：《診療方案（試行第七版）》中建議用藥是如何被挑選出來的？在重症治療過程中有多大作用？
姜利：在這種特殊時期，藥物臨床試驗顯然是不足的，很多被推薦的藥物，僅僅是通過藥物作用機理去推論可能會對新冠肺炎有療效。比如，克力芝是治療愛滋病的藥物，推測可能在某一些環節或某些位點起作用，還有目前比較熱議的氯喹、託珠單抗。
從第一版《診療方案》到最新的第七版，也不過兩個多月的時間，很難非常客觀、充分地判斷一個藥物是否有效，這需有非常嚴謹的科研隊伍做研究。目前多數藥物的推薦基於臨床一定數量患者的用藥觀察，這樣的證據力度是不足的。
不同醫生對用藥的態度非常不一樣。在我不確定一個藥是否有效的時候，我寧可不用。至少對我來說，ICU裡的患者主要還是器官支持治療。
有人提出補充白蛋白提高免疫力等等，這是完全不對的。這次新冠治療中，白蛋白的使用非常普遍，但這可能和誰買單有很大關係，白蛋白比較貴，平時我們使用它還是比較謹慎的。我不覺得白蛋白能逆轉疾病發展的過程，尤其是補充外源性蛋白，治療的根本是遏制住內源性消耗、終止疾病進展，否則一味去補，並沒有好處。
所謂「炎症風暴」
記者：有人提出「炎症風暴加劇患者ARDS，增加了患者死亡風險」，北京協和醫院感染內科主任李太生則認為「如果危重期按炎症風暴治療，施加大量的激素去抑制免疫系統，反而可能幫了病毒」。結合非典時期大量使用激素後患者出現股骨頭壞死等後遺症的情況，請問新冠肺炎中會出現這種情況嗎？該如何處理？
姜利：從機理上分析，病原體侵犯人體後會發生炎症反應，治療後期如果有繼發性細菌感染，也可能引起炎症反應，而炎症風暴就是炎症反應過強。據我觀察，我不認為新冠肺炎患者的炎症風暴有多嚴重，至少大多數新冠肺炎患者早期沒有非常嚴重的炎症風暴的問題，比一般細菌性肺炎帶來的炎症風暴要輕得多。
如果出現炎症風暴，大家也會嘗試多種辦法去治療，包括少量的激素、託珠單抗這些，還有其他所謂的可能對細胞因子風暴有效的辦法，比如人工肝，但我不認為這些有用，有些甚至有害，比如激素。
打比方說，患者的身體狀況就像多米諾骨牌，第一塊牌倒下之前，我們把器官支持住，如果這個頂住了，後面就不會繼續倒，所謂炎症風暴不過是一堆牌裡的最初幾塊。而人體的炎症系統非常複雜，相互之間是如何交叉影響的現在還不完全清楚，我們能看到的炎症因子無非是化驗單上顯示出的那幾個，通過各種手段把這幾個炎症因子壓下去，但其他沒關注到的炎症因子怎麼辦，不能因為不知道就不管。
炎症風暴不是新概念，在上世紀80年代被提出後，科研人員進行一系列臨床試驗，試圖阻斷個別細胞因子的發展以中斷全身性炎症反應，但都失敗了，因為人體炎症系統太複雜，你都不完全了解它，何談有效打擊？
我治療的是疾病，炎症風暴只是疾病發展到一定程度的一個表現，治療最終還是要回歸到疾病本身，目前沒有治療新冠的特效藥。炎症風暴不是我的治療重點，即使關注到炎症風暴，光壓下檢驗指標也是沒用的，重點還是器官的支持治療。
現在說使用激素的後遺症，還為時尚早。
管向東：我們不推薦使用激素，重症醫學的態度很堅定。至少在ICU，不推薦常規使用激素，在特別需要的時候，比如肺部迅速進展，表現為高燒不退，這種情況下可短期、少量使用激素。
管向東
記者：2月中下旬的統計數據顯示，即使在醫療幹預的情況下，仍有15％~20％新冠肺炎患者會發展成重症病人，重症病人中有25％~30％會發展成危重症。在此次的肺炎疫情中，很多醫院面臨著重症床位和設備的緊缺，這增加了病情惡化患者的比例。回顧整個武漢疫情期間，隨著醫療救援的逐漸到位與醫生們對這個病越來越清晰的認知，前述這兩個轉化的比例有變化嗎？
姜利：有人認真做過轉化率嗎？現在憑感覺、印象說得數字有點多，客觀數據太少，現在說輕症轉重症、重症轉危重症、病死率這些都太早了。數據統計口徑、統計方法都不一樣，分子、分母不同，很難統而言之。希望在疫情結束後。我們可以對患者的資料做更為精細準確地統計，也可以比較不同階段相關數字的變化。
新冠本身就決定了會有一定比例的患者轉為重症，是患者基因、易感性等多種因素決定的，無法改變。早期因醫療擠兌，大量患者被延誤了治療時機，轉重症、死亡的人數都比較多。後期轉重的人少了，因為有了支援人員和設備等等，但數字能解決所有問題嗎？比如，有100個人來支援，來自口腔科、整形科、內分泌，他們也著急，也想出力，但在治療重症患者上無法做臨床決策。
金銀潭人員不夠，管床醫生一般連續工作12小時或24小時。我聽說，一些人員充足的ICU，每4小時倒一班，第二天或隔天來上班時候，患者所有情況都不一樣了。而且任何交接班都會有差錯，比如要交代8件事，但只說了7件，等下一班交接的時候，又忘了一件事，一天交班6次，治療連續性上會出現問題。
治療重症患者還要依靠重症醫學科的醫護人員。我們也見到有的醫療隊，隊員數量不少，來自於口腔科、整形科、內分泌等各個科室，他們對重症的理解認知是不同的。在大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重症患者的救治永遠是關鍵，重症醫學的人才培養將會是永恆的話題。
武漢醫院基本建設有待加強
記者：武漢大學中南醫院重症醫學科首席專家、中華醫學會湖北省重症醫學分會前主任委員李建國曾指出，「武漢不同級別醫院的ICU水平存在較大差距，整體水平無法與廣州、北京、上海、江蘇等地相比，ICU實力還需提高」。結合此次疫情反映出來的一些情況，武漢ICU在哪些方面還可以進一步改善呢？
管向東：我對元月早期「遭遇戰」的情況了解較少。湖北一直是我們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衛生發展水平比較好的省份，這次疫情早期的狀況並不能體現湖北醫療水平，就重症醫學來說，如武漢協和、中南醫院ICU，業內比較熟知，實力比較強。
早期病人數量驟增、重病人收治、管理、基礎設施不足，有的病人沒有被收到醫療水平好的單位去，會出現救治效果上的偏差。不過，早期我們也看到一些級別不是太高的醫院從一開始就遵循了「符合標準就插管、應插早插」的規範，比如武漢市蔡甸區人民醫院ICU，我2月3日去巡查時，病人已經全部插管、俯臥位，最終救治效果也是很好的。但當時這樣的ICU並不多，在某種程度上，各家對治療的認識和規範有一定差距。
在醫院基本建設方面還需要加強，我們從發病早期到後面救治，包括金銀潭醫院在內，甚至連氧氣供應都無法滿足，一旦所有床位都在高流量吸氧，氧氣壓力跟不上呼吸機需要的壓力。後來金銀潭新建了氧氣中心來解決這個問題，其他醫院的情況可想而知。
廣東隊第一批ICU醫生大年三十去支援武漢市一家三甲醫院，ICU沒有隔離條件，普通病房的床頭幾乎個個開著一個高流量吸氧。但氧氣壓力不夠，呼吸機擺著不能用，那個大夫跟我說早就想插管，但插管之後呼吸機跟不上也是白費，醫生很無力，這也是他們早期不插管的原因之一。
記者：重症醫學科是國內如今唯一沒有住院醫師培訓的臨床醫學二級學科，加強ICU的住院醫師培訓方面，國家有什麼計劃嗎？
管向東：我們正在呼籲開展ICU住院醫師規範化培訓。
年輕醫生的培養要經歷3年住院醫師規範化培訓和3年專科醫生規範化培訓。從上世紀80年代中國建立ICU開始，很長一段時間裡，ICU沒有國家層面認可的成體系的培訓，只有中華醫學會重症醫學分會、中華醫師學會重症醫學分會等學會機構或醫療單位主辦的培訓或學習班。
一名護士在ICU病房內調整危重症患者使用的ECMO人工膜肺儀器設備。攝影/長江日報 陳卓
國家批准的ICU專培在2018年6月開始試行，在全國七十多家醫院建立了培訓基地，最快2021年夏天會有第一批專培醫生出來。但到目前為止，由於種種原因，重症醫學科作為臨床二級學科一直沒有住培，醫生沒有住培就不能升主治，新入職的年輕ICU醫生不得不先在非ICU專科進行住培，怎麼能符合ICU要求的專業基礎和操作規範？這既不利於個人，也不利於專業發展。武漢當地的情況就是這樣，面對巨大的臨床需求，重症專業年輕醫生的力量有待於進一步規範和提高。
美國每年有幾百萬人進入ICU，大量證據表明，他們的存活狀況高度依賴ICU專業化的狀況。中國有14億人，每年至少有1000萬重症患者要進入ICU，這部分病人是醫院裡的花費最高、病情是最重的，隨時有生命威脅，如果醫生不能專業化，這些患者就不可能得到專業的照顧和管理。這次疫情就反映出來了，因培訓無法落實導致實際操作不規範、從而造成的死亡，是存在的。
有人說，現在中國ICU醫生的規培體系是參照美國的，這正是我想說的，美國危重症醫學協會現任主席劉易斯·卡普蘭2011年在《美國醫學會雜誌》上發文，反思美國重症住院醫生培訓，有麻醉、急診、內科/呼吸科單獨或聯合培訓、神經和外科共6個途徑，導致呈現出各自不同的訓練內容和證書標準，他提出應該接受一個單獨的重症醫學培訓考試標準，而不應再出現只需要幾個其他專業培訓。不能再去模仿人家已經發現的錯誤經驗。
從重症醫學發展歷程來看，綜合ICU是由歷史上各個學科ICU發展成熟後整合而來的，這是醫學前進的必經之路，如果現在再讓重症醫學回頭發展成一個專科ICU，是在管理上走回頭路，不利於學科發展。不管是哪個科室的病人，到重症階段都面臨多臟器功能障礙，需要生命支持技術。重症醫學是在面臨整個人體多臟器系統崩潰的時候攔住病人走向死亡的重要關口，重症醫學不是只有呼吸支持，還有血液淨化技術、血流動力學管理、休克、重症感染、營養等等。舉例來說，呼吸危重症、急診、外科與重症醫學之間，應該是一個原初專科ICU和一個已經發展為系統學科的ICU之間的關係，並不對立。
和平年代，病毒戰和自然災害是最大的威脅，下一次面對病毒侵襲的時候，我們要做好準備，要有足夠的重症醫學的人才。2003年SARS結束後，重症醫學分會成立；2008年汶川地震後，國務院的國家標準化委員會認可重症醫學科為二級學科。ICU不僅要應對大災大疫，日常醫療中也愈加需要。1988年我開始從事ICU工作時，科室只有5張床位，現在有150張床，按照床位、醫生與護士比1：0.8~1：3的國家標準，人才需求是翻倍增長的，現在ICU也面臨著青黃不接的現狀，尤其缺少年輕醫生。
重症醫學因應社會需求而進一步發展，人才培養是基石，不論以後做一名紮實的臨床醫生，還是培養出醫學大家，基礎打不好，上層無從談起。希望能夠在不同層面、不同階段去呼籲，把重症醫學的住院醫師規培開展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