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錄芳，陝西省麟遊縣檢察院。法律讀庫投稿郵箱：1751490@qq.com。
這是一部關於性主題的影片，通篇沒有博人眼球的情愛畫面；這是一部關於犯罪題材的影片，卻沒有犯罪類型片應有的曲折離奇場面。確切的說，這是一部沒有主角的影片，劇情是它唯一的「主角」。在這個講求「出位」、「快餐」式的時代，如果缺乏耐心，兩個多小時的劇情足以讓人昏昏欲睡。
但就是這樣一部影片，獲得了第88屆奧斯卡最佳影片獎和最佳原創劇本獎，成為本屆奧斯卡最大贏家。在我看來，影片裡面這群普通的媒體人身上所展現出來的「獨立之精神、悲憫之情懷」成為它獲此殊榮的最佳註腳。
它就是2015年上映的美國影片《聚焦》。該片以《波士頓環球報》的深度調查記者揭露波士頓地區一系列神父性侵兒童案件的過程為故事主線，對醜聞事件、人性、體制等深度問題進行了動人心魄的解析和自省。
電影取材於真實事件：2003年，在經歷了數年的調查後，《波士頓環球報》在頭版頭條刊登了一篇深度報導，揭露波士頓地區天主教多年來放任神父性侵兒童的醜聞。該篇報導隨之引爆了整個美國，成為當年最熱門的新聞事件，而參與調查的記者也因此獲得了當年的普利茲新聞獎。
之所以神職人員猥褻兒童的醜聞如此興師動眾，與宗教信仰在美國文化當中的地位是分不開的。信仰對於美國社會主流文化的重要性在《上帝的迷思》中可窺一斑。理察·道金斯在書中寫到：對於任何總統候選人來說，公認的事實是，信奉無神論的自白不折不扣是一種政治自殺。相應的，宗教團體在西方的影響力幾乎無處不在。
在人們普遍的印象中，作為上帝與世俗社會溝通的使者—神職人員，應該是聖潔的象徵。猥褻兒童這樣的醜聞即便發生了，也或許「僅僅只是大園子裡的幾個爛蘋果」，偶發事件而已。通常來講，關於性的話題總是容易激發人們的獵奇心態。而影片當中的記者並沒有止步於揭發一起私密性的犯罪事實的表象，而是抽絲剝繭，從最初調查的1個神職人員擴展到249名人員，向人們揭示了體制內存在的弊病，從而引起了教會內部的大洗牌。
英文名spotlight，翻譯成「曝光」或許更貼合我們的語境。在資訊手段發達的今天，就事論事曝光一起個案或許並不足為奇。但是甘願忍受數年的瑣碎與單調，挑戰似乎巋然不動的特權階層，挖掘出個案背後折射出來的體系問題，則需要強大的精神支撐。
當調查過半時，有人建議將掌握的個案材料搶先發布出來，卻遭到了主編的否決。理由是：「如果只爆出一個個案，那麼結果肯定是主教道個歉了事，不會有任何反響。我們要拿到更多的線索，做實更多的個案，並且反思、追問導致這種惡性事件泛濫的整個體系。」
對「制度化」的反思與追問，非有獨立的精神良知、對弱者的悲憫情懷是決然不得的。
當一些規則制度、法則律令實施足夠長的時間之後，人們潛意識當中會將其認定為事物的「應然」狀態，認為它生來如此。由此，對它只有服從與遵守，將它可能表現出來的不合理解釋為「這是規定，沒有辦法」，而繼續選擇忍受，卻沒有動手改變它的勇氣。這就是所謂制度化。制度化所造成的最大弊端，在於它逐漸泯滅了人應具備的獨立思考能力和質疑精神，而這恰恰是推動社會發展的重要元素。
對於執掌司法權柄者而言，質疑和反思的精神，同樣是推動一項法律制度得以完善和改良的不竭動力。
當下各類未成年人「霸凌」事件層出不窮，未成年人用種種不可思議的手段從折磨同類當中尋求刺激和快感。儘管法律對於這些惡少規定了一定的懲戒和幫教，但不可否認的是，由於配套措施未及時跟進，這些惡少所受到的懲戒與他們給被害人造成的傷害相比是極不相稱的，很多類似的惡性事件往往在一時的喧囂之後便歸於沉寂，直到下次類似事件再次上演，以致於網上將《未成年人保護法》戲謔為《未成年「人渣」保護法》。
近日，國務院教育督導委員會辦公室印發了《關於開展校園欺凌專項治理的通知》，要求各中小學校針對發生在學生之間，蓄意或惡意通過肢體、語言及網絡等手段，實施欺負、侮辱造成傷害的校園欺凌進行專項治理。這種行政手段介入之下的專項治理效果如何，還有待觀望。但不可否認的是，要從根本上遏制這種不正常的現象，還需要法律的嚴苛制約。
誠如有網友所言：「學校，有時候是一個比社會更殘酷的世界，因為那是一群有破壞力卻無容忍度的少年。」他們的施暴行為，早已經夠得上刑事犯罪。且不說視頻裡面爆出的扇耳光、腳踢拳打、圍毆羞辱甚至致死的情節，單看那3名在美的中國未成年留學生綁架、毆打同學的手段：扒衣服、菸頭燙乳頭、吃頭髮……，從樸素的人倫常情而言，你還能認為這些惡少的行為能夠用批評教育、賠禮道歉的方式來糾正嗎？
然而，這3名對他人施暴的中國學生，分別被判處13、10、6年監禁，而這還是他們與檢察官達成辯訴協議的結果，他們原本是有可能以「酷刑折磨」重罪被判終身監禁的。我們無法斷言這三名學生刑滿出獄後就一定會改邪歸正，但是相較賠償損失、行政處罰的威懾力，這樣的結果對於他們必定是一場再沉痛不過的教訓。
儘管這似乎是一個需要頂層設計的思路，但在這個過程當中，普通司法人員不應當缺席。首要的一點就是不局限於依法處理一起案件的桎梏當中，在嚴格執法、履行司法責任的同時，也應當胸懷悲憫，擔當起社會責任：說理至深的司法建議、言之鑿鑿的社會呼籲、鍥而不捨的跟蹤回訪、溫情備至的心理救濟，都可能給被害人帶來慰藉的同時，推動社會主義法治的完善與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