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證明，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是由不同時代的特殊背景所決定。包括經濟水平的發展，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生產關係同時又會反作用於生產力的發展。蒙古族的商業歷史由來已久，作為一種發展的傳統，遊牧經濟與中原農耕經濟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相互支持、相互依存。
在長期的交換過程中，重商思想成為蒙古民族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所謂的重商政策是利用國家力量，重視商業發展，提供商業發展所需要的各項支持，增加國家財富的積累。
一、「重商政策」的歷史背景
成吉思汗處於十三世紀的蒙古社會，不僅經歷了傳統的家庭分工，而且經歷了畜牧業、農業、手工業三大社會分工。成吉思汗作為當時蒙古社會最高的統治者，及時適應了這一社會經濟觀象變化的需要，採取相應的措施發展社會生產，其中商業的發展對於他的對外政策及帝國統治都具有積極意義。
成吉思汗特別重視發展商業，他認為商業是增加社會福利、增進人類和平的正當行業，商人不是世人鄙視的對象，而是人們學習的楷模。元朝是我國歷史上一個實行統一少數民族政權的朝代。中央集權為其經濟繁榮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在繼承蒙古帝國的傳統政治經濟體制之上，加深了封建化，使得北方少數民族文化與中原農耕文化有機的結合。
忽必烈在位期間的全國統一政權的集權管理，各行業的發展已經遠超過了其先祖的涉及範圍。而對於商業政策的發展，元代改變了傳統的「重農抑商」，加強了對商業發展的重視。商業從本質上說是一種物資調配的手段。商業的發展有利於各地的物品互通有無，使物資為更多的人所用，各取所需，各盡所用。所以在繼承先祖政策的基礎上，元代發展商業的政策在我國古代歷史上值得關注。
二、「重商政策」的內容工業三大社會分工
成吉思汗作為當時蒙古社會最高的統治者，及時適應了這一社會經濟觀象變化的 (一)對商人階層的重視需要，採取相應的措施發展社會生產，其中商業的 成吉思汗為了保護和發展商業，尊重商人，任發展對於他的對外政策及帝國統治都具有積極意義。命他們擔當高職。
比如鎮海，他是成吉思汗時期的成吉思汗特別重視發展商業，他認為商業是增加社重要功臣，而且是商富出身。他主管蒙古王朝的農會福利、增進人類和平的正當行業，商人不是世人業和商業。成吉思汗認為商業活動必須任用德才兼鄙視的對象，而是人們學習的楷模。勤勞能幹的人。
他成了班朱尼湖盟誓的成吉思元朝是我國歷史上的一個實行統一少數民族政汗的親信。在元代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制度之下已經，具有專門管理商業活動的部門。元代的民族等級制度中，蒙古人與色目人同是特權階級，色目人更為蒙古人所信任，並有很多人身居高位。他們可以給統治階級提出有關國家政策的策略。色目人是對從西方到中國的人的一種稱呼。他們來到中國的目的大多是為經商，可以說是一些從事國際貿易的商人。這些商人在入主朝堂後，會建議君主實行有利於他們的商業政策。
(二)中央集權，統一管理
中央集權管理商業是成吉思汗發展商業採取的重要策略。王來喜博士曾在他的論文中寫道:「從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過程來看，商業的發展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的關心和支持的左右，尤其是它的發展的薄弱時期，更迫切的需要依靠政權。」
在當時蒙古帝國的商業貿易的實權掌握在蒙古帝王、貴族的手中，這是他們充實自己財產的重要途徑，而作為普通的牧民不能積聚大量的錢財。忽必烈建立元朝是蒙古帝國接受漢族封建化統治方式，變成全國性政權的標識。在中央集權管理之下實行漢制，統一管理全國性的商業事務，使政策效果更加明顯，商業集中度增高，並隨著生產力水平的提升，商業的規模和範圍更加深入。
(三)對商業賦稅的優惠政策
對商人施行免稅，而且商人在商業貿易過程中虧本、遭遇重大損失時，由附近的居民代賠。在《黑韃事略》中記載:「國初盜賊充斥賈不能行。凡失盜去處周歲不獲正賊令本路戶代償其物。」「回回或自轉貸與人或多方賈販或詐稱被劫而責償州民戶。」以上記錄可以看出:蒙古的皇帝王公大臣將商戶放在特殊的地位，任何人不能損害商人利益，而且即使商人謊報被偷，朝廷也要當回事，下令附近居民賠償所丟失的金銀。
在賦稅方面，很少有記錄讓商人納稅，而且從鼓勵商人發展商業的角度來看，還會免徵賦稅。元政府對商業的控制和管理寬鬆，實行重利誘商賈政策，降低商業稅，貴族官僚經商，只要納稅，不做任何限制。在這種政策的刺激下元朝的商業才能如此繁榮。在稅收上，元朝政府規定:太宗二年立徵收課稅所，凡倉庫院務官選有貲財及謹飭者充之，所辦課程每月赴課稅所輸納「諸路課稅雜稅，三十分取一」額外課凡三十有二，其歲入之數。
(四)制定嚴厲的法規，保護商人利益
在成吉思汗統治時期，偷盜現象較多。由於經常性的遊牧紮營、人煙稀少等原因，人們可以自由偷盜，不論是富人還是窮人，都可以一夜間由小偷來決定命運。成吉思汗對此十分擔憂，每徵服外族時，都要制定新的秩序。「成吉思汗大扎撒」中也明確地規定了「保護國家間的商業貿易」，假如誰排斥了商人或殺了商人，就要將他嚴懲處治。
正因為採取了如此嚴厲的法規，蒙古地區的殘暴行為才逐漸減少，為商人營造了安生無阻往來的好環境。為了給商業買賣提供便利，在關口駐守軍隊，完成警戒任務，保證道路安全。西方的商人可以安全地到東方進行商業貿易。忽必烈時期，元政府還出臺了大量保護商人的措施。
中央政府督促各級政府為商旅提供方便，保護他們的安全，甚至責令民眾賠償其「失盜」的物品。元政府還修築了大量的通路和河渠、運河以吸引更多的商人前來貿易，並且在一定距離的通路上就會有一個提供商人休息、吃飯的地方。大汗還親命人沿途植樹。「大汗曾令人在使臣及他人所經過之一切要道上種植大樹……遠處可以望見，俾行人日夜不致迷途……頗有利於行人也。」元朝對大運河進行了整治，使南北大運河貫通，由北京到徐州，不必再繞道河南，省去了三百多裡路程。這一系列措施進一步促進了元朝商業的發展。
(五)發行紙幣
一個能夠反映商貿發達的重要事物，即紙幣的發行。在汗八裡城中，「有大汗之造幣局，此幣用樹皮所造之紙幣通行全國……用之以作一切給付。凡州郡國土及君主所轄之地莫不通行……蓋大汗國中商人所至之處用此紙幣以給費用，以購商物，以取其售物之售價，競與純金無別。」紙幣的出現是商品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同時也促進了商品的進一步發展。
三、「重商政策」的原因
(一)民族性格方面的影響
重商思想的產生源於遊牧經濟的生產方式，重商政策的出臺與蒙古族的民族性格有關。蒙古族居住在蒙古草原上。由於自然環境的限制，他們世代以遊牧為生，很少從事農耕。這就決定了他們不得不與其他民族進行交換，以獲得自己所需要的產品。另外，遊牧的生活方式使其有了更多與其他民族接觸的機會。
與此同時，也相應地增加了產品交換的可能。這就使蒙古民族逐漸形成了與農耕民族「重本抑末」不同的思維和性格。這種性格勢必會在其成為統治民族時影響其政策的制定。據記載蒙古族的先祖們，早在11世紀中葉以前就有關於「陽卜」(蒙古人的祖先)與契丹進行牛羊駝馬及皮毛的交易的記載。
後來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國不久，就向中亞派出了駱駝商隊。還有，據洪文卿《元史譯文證補》載:「元太祖嘗譴西域商三人齎白駱駝、麝香、銀器、玉器贈貨勤自稱王，並要求往來通商。又嘗派親王諾延等出資造人，隨西域商賈西經，收買西域土物。」可見蒙古民族一直就是一個重商的民族。後來到了忽必烈時期國家更是大力支持商業的發展
(二)奢侈品及賦稅收入方面的影響
商業從本質上說是一種物資調配的手段。商業的發展是有利於各地的物品互通有無的，使物資為更多的人所用。各取所需，各盡所用。發展商業可以給統治者帶來大量的奢侈品，並且還可以給國家帶來大量的賦稅收入。據記載在汗八裡城裡，「凡商人之攜金銀寶石皮革來自印度或他國而蒞此城都，不敢售之他人，只能售之君主。」
據《新元史·食貨志》記載，凡商賈之稅，歲大汗所徵課程，第一為鹽課，收入甚巨，轄境構成蠻子地方九部之一合金。1286年兩浙鹽場出鹽四十五萬引，每引分二袋(合二百四十公斤)，值中統鈔二十二貫，則四十五萬引共值九百九十萬中統鈔矣。假定鈔對銀仍保存其法定價值，應共值金九十九萬兩。大汗在此第九部地所徵課額，既如是之巨，其他八部收入之多，從可知也。
(三)統治的需要
蒙古給世界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通過武裝侵略，建立了一個龐大的帝國。這個帝國實際是五個帝國，而元帝國是名義上的大汗。各帝國是相對獨立的。怎樣才能加強對四大汗國的控制?通過商業之暢通，來拴住這種名義上的宗藩關係。同時這也是由各國的物質產品的差異進行的物質調劑，這就叫互通有無。
(四)外部因素的影響
元朝的重商政策是對南宋的政策的繼承發展。據吳自牧《夢粱錄》記載南宋都城臨安的情況說:「自大街及諸坊巷，大小鋪席，連門俱是，即無虛空之屋，」「萬物所聚，諸行百市，自和寧門杈子外至觀橋下，無一家不買賣者。」，可見當時商業的繁榮。這些無疑會對元朝的政策產生影響。
四、「重商政策」的啟示
社會穩定、經濟繁榮、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在元代初期，剛剛統一的政權需要恢復發展生產，使人民安定。南北經濟互通有無，經濟繁榮、百業俱興，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政權基礎得到穩固。城市興起，社會有了較細的分工。由於成吉思汗及繼承者們重視發展農業、手工業、商業貿易和交通運輸業，蒙古腹地相繼出現早期城市。哈剌和林便是蒙古早期城市之一，該城有四個門，東門售粟及其他本地生產不豐之穀物，西門售羊及山羊，北門售馬，南門售牛及車。可見當時蒙古地區社會分工、商品貿易及專賣市場已具雛形。元代由於商業貿易的發展興起了一大批新興城市。加速了北方與中原文化的融合，重商思想得到肯定。翻開中國經濟思想史，便可以發現，西周以前中國思想史上重商思想很流行，但從西周開始逐漸被重農主義所取代，最終形成了「農為本、商為末」，重商為「本末倒置」的經濟倫理觀。到了元代重商思想重新開始盛行，成為元朝執政者的重要治國方略。推動了商業資本的發展，給中國社會的超常發展提供了契機。馬克思談到商業資本的歷史作用時，認為商業資本本身產生不了新的生產方式，但對新的生產方式的確立和發展具有「壓倒一切的影響」。我們可以從《風暴帝國》作者的分析中得到更多的啟發。他們認為，蒙古人衰敗，從中原退出，撤回草原後，中原文明也失去了新鮮血液，中國歷史上喪失了一次轉型的機會。促進了東西方物資文化交流。成吉思汗的西徵擴大了中國對世界的影響，增進了世界對中國的了解和認識。在元代，國際交流的範圍和深度進一步加強，包括陸路與海路運輸的發展，東西方物資文化的互通，不僅增加了各地商品的種類，也豐富了各地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與世界多國進行商貿往來。總結
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是中國古代蒙古族傑出的帝王，他們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許多值得後人借鑑的文明成果，尤其是兩位帝王在各自時代的統治過程中都極大地促進了當時政治經濟的發展，他們的「重商政策」都對當時的社會經濟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參考文獻：《成吉思汗與商業》、《內蒙古師範大學學報》、《黑韃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