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披頭散髮、鬢間插著鮮花、穿著花花綠綠的喇叭褲、聽著披頭四的嬉皮士，一路搭著便車，從五湖四海匯聚到加州。他們在加州和煦的陽光下，吸著大麻，安營紮寨，就像舉行著一場盛大的派對。假如要評選西方世界上世紀六十年代十大標誌性場景，這一幕應該不會落選。
1967年，舊金山，嬉皮士的愛之夏（Summer of Love）派對。
但鮮為人知的是，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末，鐵幕的另一邊蘇聯也有一群嬉皮士，他們同樣穿著花花綠綠的喇叭褲，聽著搖滾樂，到處旅行。他們長途跋涉到波羅的海旁，到克裡米亞，甚至到中亞，安營紮寨，集體生活，就像把加州的「愛之夏」複製了過去一樣。
而且，蘇聯嬉皮士比他們的西方同行堅持得更久——他們一直堅持到九十年代蘇聯解體——解體後各國獨立的籤證制度，和截然不同的政治環境，使得這個群體也隨之分裂，和他們所反叛的舊制度一起，被掃進了歷史的暗角裡。
程巍在《中產階級的孩子們》一書中認為，嬉皮士這一中產階級白人孩子們的反叛運動，本質上是一種「撒嬌」。他們打著反資本主義的旗號，只玩了一場文字和符號的反叛遊戲。實際上，資產階級的孩子們利用左派的理論，奪取了以往屬於貴族的文化領導權，如塗鴉、搖滾樂等亞文化，模糊了傳統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的界限，為日後多元流行文化的商品化大生產打開了大門。因此，不難理解，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為什麼很多當年叛逆的嬉皮士已事業有成，變成了兼顧物質和精神享受的雅皮士。
《中產階級的孩子們》，作者：程巍，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06月
不管他們是真反叛還是假反叛，也不管大家對他們的態度是褒是貶，都必須承認，西方的嬉皮士運動，已深刻地影響了當下的全球文化景觀，和日常生活方式。
那麼，在與西方截然不同的社會環境下，這些蘇聯戰後出生的孩子們，真的想像西方的中產階級孩子們那樣，旗幟鮮明地抗議父輩們所堅持的價值觀麼？抑或說，他們跟西方那群中產階級孩子們一樣，從根本上來說，並不是反叛的？在西方語境下所產生的嬉皮士精神，越過鐵幕之後，又會有怎麼樣的嬗變？
赫魯雪夫時代的「風格獵人」（Stilyagi），蘇聯嬉皮士的前傳
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後期，史達林去世後，赫魯雪夫在二十大上嚴厲地批判了史達林主義。這使得蘇聯在意識形態上，開始有所鬆動。當時許多蘇聯人認為，史達林去世是變革的機會。其中就包括了當時風頭正盛的「風格獵人」
（Stilyagi）
。
「風格獵人」的成員們主要由蘇聯的政治經濟精英子女們組成。他們喜歡穿西方的時髦服裝，並喜歡聽「頹廢的資本主義音樂」——爵士和搖滾。這一運動表達了蘇聯精英子女的叛逆欲望。通過黑市交易和特權運作，他們能得到許多來自西方的音樂和時尚訊息。他們試圖通過跟上歐美服裝時尚和音樂的潮流，來挑戰僵化的蘇聯主流文化規範。
在1949年，當「風格獵人」剛出現的時候，一篇名為《鱷魚》的諷刺文章中抨擊道，「風格獵人」們精通西方的歷史文化以及時尚，但是他們對俄羅斯文化一無所知。在蘇聯的一些地方，他們時髦的著裝和髮型，經常會惹怒一些保守的蘇聯民眾。民眾會拿著剪刀追著他們，剪掉他們的奇裝異服。
俄羅斯電影《潮人》（2008）劇照。此電影還原了上世紀五十年代追趕西方時尚的「風格獵人」（Stilyagi）們的形象。
蘇聯「風格獵人」的叛逆舉動，實際上是對戰後短缺經濟的一種想像性解決，也是對蘇聯嚴苛文化管控的一次挑戰，更是蘇聯精英子女們用西方的服裝和音樂，將自己和飽受物資短缺的普通蘇聯群眾區隔開來的標識。
蘇聯嬉皮士研究專家朱莉安·福爾斯特
（Juliane Fürst）
認為，「風格獵人」並不能算是蘇聯的嬉皮士，因為他們炫耀性的消費舉動，與嬉皮士反消費主義的態度正好相反。但是，「風格獵人」們未嘗不是蘇聯嬉皮士的先驅，他們的所作所為，為一場更大的文化反叛運動播下了種子。
「系統」（Sistema）誕生，
他們被逮捕，強制剪髮，抓進精神病院
朱莉安·福爾斯特認為，在廣義上來講，從1967年開始，波羅的海國家和烏克蘭西部首次出現了嬉皮士的跡象。這主要是因為他們能更容易得到東歐的出版物——很多人有親戚住在東歐——所以他們更容易獲得來自西方的資訊。
同時，莫斯科也出現了嬉皮士的痕跡。特權幹部的孩子們，通過他們父母的特權，能夠獲取到西方最新的文化訊息。他們喜歡聽西方嬉皮士愛聽的搖滾樂。他們甚至採用了「嬉皮士」這個名稱，沒有意識到美國的嬉皮士並不喜歡這個詞。
早期來自蘇聯高幹子弟的嬉皮士，在文化封閉時期，有機會接觸到一般人接觸不到的西方文化，所以他們日後很多人在文藝創作上大放異彩。比如「蘇聯的披頭四」花朵
（Flowers）
樂隊的主唱兼吉他手，斯塔斯·納明（Stas Namin）
，他的祖父阿納斯塔斯·米高揚就是一位傳奇的亞美尼亞布爾什維克黨黨員，也是十月革命中的關鍵人物。
1972年的Flowers樂隊，他們第一首單曲就賣出700萬份。
至於烏克蘭西部地區，研究烏克蘭現代史的專家威廉·傑伊·裡施
（William Jay Risch）
認為：
「沒有重大的政治改革，愈發單調的公共生活對 『村莊生活傳統』的腐蝕，是烏克蘭西部地區那個時代的病症。除此之外，這地方遭受著嚴酷的「俄羅斯化」政策。任何烏克蘭民族主義的表現，都會被蘇聯當局鎮壓，這使得當時烏克蘭西部的氣氛令人窒息。快速的工業化、傳統鄉村結構的破壞和移民的湧入，使得烏克蘭西部成了完美的反文化繁殖基地。」
上世紀六十年代末，西方的嬉皮士開始出現在蘇聯媒體報導上。1967年，《真理報》發表了第一篇關於嬉皮士的文章。這文章對嬉皮士現象持矛盾態度，因為西方嬉皮士是反資本主義和反越戰的，這令蘇聯欣賞。但根據蘇聯的學說，只有馬克思主義，才能改變他們反對的資本主義，而不是靠穿奇裝異服和玩搖滾。
然而，在蘇聯，很多普通的年輕人將這篇文章當作一本「嬉皮指南」來閱讀。透過這篇文章，他們知道了西方嬉皮士喜歡聽哪些音樂，以及他們如何打扮自己。就這樣，很多蘇聯嬉皮士開始在模仿中慢慢成形。
蘇聯一直否認嬉皮士在其國內的存在。1969年，在一些蘇聯政府的文件中，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描述：「這個年輕人是『所謂的嬉皮士』」。蘇聯當局很難接受蘇聯公民中存在著嬉皮士，因為他們認為，在蘇聯，沒有什麼值得抗議的。
朱莉安·福爾斯特認為，西方嬉皮士的價值觀，能在蘇聯青年文化中找到肥沃的土壤，這是因為它們非常接近社會主義價值觀，如集體主義和平等。所以，作為蘇聯的嬉皮士，意味著忠於許多社會主義價值觀，同時又拒絕蘇聯的現實和規範。隨著時間的推移，蘇聯嬉皮士開發了越來越多獨特的標記和印記。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的蘇聯嬉皮士（來源：Poja）。
蘇聯嬉皮士的父母們，即上世紀三十年代出生的一代，因為他們親身經歷過納粹德國的入侵，所以他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認同官方的立場，即使他們知道需要進行一些改革。到了上世紀七十年代，在勃列日涅夫停滯而僵化的時代氛圍下，每個人都知道，官方宣傳與現實生活之間存在著巨大差距，但已經沒有人希望改革能夠改變什麼。蘇聯人要麼是選擇接受，要麼儘可能在體制內攫取自己的利益，要麼完全拒絕現狀。
對於戰後出生的年輕人來說，他們要不選擇進入這個無所不包的體制，要不儘可能地遠離它。當然，很多年輕人選擇進入蘇聯的體制，同時給自己留下了個人的小空間。但有些人，比如嬉皮士，確實完全拒絕了蘇聯的無所不包的體制。格奧爾基·曼納耶夫
（Georgy Manaev）
和湯米·奧卡拉漢（Tommy O'callaghan）
提到，嬉皮士試圖從空洞的意識形態中逃離出來，像藝術家一樣去尋求自由。他們舉行 「家庭派對」（kvartirniki）
，或者在咖啡館聚會，如列寧格勒的西貢咖啡館、塔林的莫斯科咖啡館和莫斯科的裡拉咖啡館。在利沃夫的一群十幾歲的男孩，組成了「聖園共和國」（Respublika Sviatoho Sadu）
，完全拒絕蘇聯的現代生活。逃避現實的純粹渴望，導致他們熱愛露天音樂會和足球賽勝過福特主義的工廠生產和嚴苛社會規範。
《美國反正統文化運動》，作者：王恩銘，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11月
所以，一方面，蘇聯嬉皮士看起來的確跟西方嬉皮士很像。但是，另一方面，在政治領域上，他們存在著明顯的脫節。蘇聯的嬉皮士經常是非政治性的。越南戰爭對於美國嬉皮士來說至關重要，但在蘇聯，越南戰爭就太抽象了。蘇聯嬉皮士也常常無視西方嬉皮士的左翼政治議程，因為要是有明顯的政治性表達的話，蘇聯當局是不會容忍的。恰恰因為他們的非政治性，使得蘇聯嬉皮士能持續存在超過三十年，直到蘇聯解體。實際上，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一些蘇聯嬉皮士移民到美國，這個他們夢想著的嬉皮士烏託邦。結果他們發現美國的嬉皮士運動已經式微，這讓他們大失所望。
後來，蘇聯的嬉皮士人數開始增加。在地理分布上，他們主要集中在莫斯科的咖啡館和私人公寓裡。於是， 「系統」
（sistema）
誕生了，這個詞用來描述蘇聯的嬉皮士世界，即他們用自己的「黑話」和人際關係網絡形成的嬉皮圈子。「系統」是一個沒有任何特定界限，可以互助溝通的社區。「系統」裡沒有領導人，也沒有什麼條約準則。
因為蘇聯的嬉皮士往往遠離體制，他們通常做一些遠離蘇聯官方意識形態的工作，例如，氣象臺天氣監測員、模特和郵差等。他們並沒有很高的社會地位。但是，對嬉皮士來說，社會地位並不重要，因為他們在「系統」中可能有著更高的地位。「系統」擁有自己的等級體系，這取決於在「系統」中活躍的時間和程度。
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早期，在「系統」的幫助下，蘇聯的嬉皮士可以輕鬆地穿越蘇聯，因為系統中的「會員」會保證主要城市的免費住宿和免費食物。通常，他們會在旅行之前，共享地址和電話號碼。然而，即使沒有聯繫人和其他聯繫信息，他們也可以通過其他標記進行識別，對方是否是嬉皮士，例如外觀，男士的長髮和互相問候的「和平」手勢等。
這個系統具體是怎麼誕生的？朱莉安·福爾斯特認為，我們可以追溯 「系統」這個詞，到莫斯科嬉皮士領袖索斯-尤裡·布拉科夫
（Solntse - Iurii Burakov）
上。他是一個很有魅力的人。通過他的魅力，他團結了莫斯科新生的嬉皮士群體。他提出了「系統」一詞：「他們有他們的系統，我們也將擁有我們的系統。」
1982年，在克裡米亞搭便車的嬉皮士。
從莫斯科市中心起，「系統」開始蔓延到蘇聯全境。朱莉安·福爾斯特認為，到了上世紀七十年代後期，確實每個嬉皮士都認同「系統」，沒有嬉皮士可能存在於「系統」之外。該「系統」也受到了官方的威脅：比如逮捕，強制剪髮，抓進精神病院等。這是蘇聯嬉皮士與他們的西方同類最不同的地方，他們不得不建立一個高水平的組織來應對這些威脅。
愛沙尼亞紀錄片導演、人類學家特爾傑·圖米斯圖
（Terje Toomistu）
曾拍攝過一部《蘇聯嬉皮士》（Soviet Hippies）
的紀錄片，她以人類學式的田野調查詳盡地觀察整個蘇聯嬉皮士的運動。她曾記錄道，1971年，蘇聯的嬉皮士收到克格勃的邀請，聚集在一起，在莫斯科的美國大使館門前抗議越南戰爭。這時，蘇聯嬉皮士真正成為一個明顯的社會實體。之所以他們會應邀出現在街頭抗議，是因為反越戰本身就符合蘇聯的外交立場，加上嬉皮士本身也堅持和平主義價值觀。他們沒想到，這是克格勃在「引蛇出洞」，很多人因此被逮捕。有一半人被送去服兵役，另外有一些人被判擁有毒品罪。這是蘇聯嬉皮士歷史中的一件大事。
通過這種方式，當局消滅了早期蘇聯嬉皮士的政治元素——這也是為什麼蘇聯嬉皮士不像他們的西方同類一樣談論政治。他們變得更加地下，更內向，更多地與精神方面相關。
紀錄片《蘇聯嬉皮士》劇照。中間是Mihkel Ram Tamm。他是一位愛沙尼亞哲學家，精通梵語，也是瑜伽和冥想專家，他成為了許多蘇聯嬉皮士心中的大師。
旅行與嬉皮社區，蘇聯嬉皮士「在路上」
蘇聯嬉皮士的 「系統」一層層往外擴張，主要由三個環組成：由莫斯科，列寧格勒和波羅的海國家組成的小圈子; 一個更大的包括烏克蘭西部和克裡米亞的圈子; 最大的環延伸到中亞。
其中，莫斯科的圈子是所有嬉皮社區中規模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一般來說，每年的5月1日是「旅行季的開始」，他們會前往愛沙尼亞的首府塔林。然後他們從塔林出發，在波羅的海周圍搭便車，安營紮寨。比較出名的營地有維蘭迪亞
（Vilandia）
，帕蘭加（Palanga）
和維爾紐斯（Vilnius）
。許多嬉皮士會往溫暖的南方旅行，特別是克裡米亞。在克裡米亞的古爾祖夫（Gurzuf）
，也有嬉皮士們的夏季營地。
1982年，在塔林的雪上冥想的嬉皮士（來源：Dmitri Petrjakov）。
那些對東方靈性感興趣的嬉皮士，會冒險進入阿爾泰山，甚至更遠的東部。那些前往中亞的嬉皮士會立即成為「系統」中的傳說。從西部往東走，這是最接近蘇聯「嬉皮小徑」的路。這取代了西方嬉皮士對加德滿都與塔什幹，喜馬拉雅山與帕米爾高原的迷戀。蘇聯嬉皮士們通常以兩人一組的方式旅行，並通過口口相傳的方式與其他人會面。這些「系統」裡的溝通方式取得了驚人的成功。
嬉皮士旅行得如此之多，以至於他們成為了蘇聯裡知道最多新聞的人。通過他們的「系統」網絡，他們能知道主流報紙中沒有報導的事件，如罷工和騷亂。例如，1972年，考納斯發生騷亂時，嬉皮士能知道此事
（其中許多人直接捲入騷亂）
，而其他蘇聯人則完全不知道發生過什麼。
隨著每年9月1日的臨近，嬉皮士通常會回到莫斯科工作——法律要求他們必須工作; 否則，就可以根據蘇聯所謂的「寄生蟲法」進行審判。在工作的間隙，他們會在一些固定的咖啡館見面，或者在朋友的公寓裡相約，等待新一季開始。
麗娃·佐爾內羅維卡
（Liva Zolnerovica）
透露，自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很多蘇聯嬉皮士試圖建立夏季營地，但直到1978年才有所成功。通常，嬉皮士出發去營地的路上，都會被警察抓住，扔進監獄裡關幾天。因此，在嬉皮士運動的早期，只有克裡米亞或阿勒泰偏遠地區才有十到十五人的小型營地存在。
在克裡米亞，旅行途中被逮捕的嬉皮士。圖片來源：Aivar Villipere。
上世紀八十年代，「系統」的界限擴大了，其他的亞文化如朋克，金屬黨，藝術學校的學生和其他「波西米亞」人都進入了「系統」。「系統」裡有了大量的新人，這傷害了很多老嬉皮士的熱情。因為許多新加入的癮君子和酗酒者認為，「系統」只是一個方便他們的工具。因此，許多提供免費住宿的嬉皮士，無法確定他們的客人是嬉皮士還是僅僅是醉酒者。隨著時間發展，「系統」實際上從內部摧毀了自己，陳舊的「系統」無法把價值觀和生活方式讓新的加入者接受。
然而，最具決定性的時刻還是蘇聯的解體和新國家的形成，包括邊界的恢復和籤證要求。他們將新波羅的海國家的嬉皮士與俄羅斯和烏克蘭分開，這個「系統」便徹底崩潰了。
「抽一支大麻是沒問題的。」
蘇聯嬉皮士的毒品規避
亞文化研究先驅迪克·赫伯迪格有個著名的論述，他認為亞文化並不是直接地挑戰主流文化霸權，而是間接地表現在風格之中，即符號層面的風格——如奇裝異服和非主流的音樂等。這種風格，也可以說是一種「儀式」，是擾亂主流大敘事的「噪音」，也是對社會結構矛盾的一種想像性解決。蘇聯年輕人的亞文化亦是如此。
當美國的嬉皮士正忙著譴責消費主義時，蘇聯嬉皮士卻渴望能在黑市裡買到美式牛仔褲。朱莉亞·福爾斯特認為，這種現象跟嬉皮士反消費主義的理念並不矛盾，因為牛仔褲是所謂「進步」青年的標誌。然而後來，隨著牛仔褲在嬉皮士社區裡的風行，嬉皮士必須自己製作衣服來標新立異。莫斯科嬉皮組織「維洛西」
（Volosy）
就要求成員必須自己製作自己的服裝。事實上，服裝本身也是符號，就像「風格獵人」追求西方時尚服裝一樣，嬉皮士通過外表來表達嬉皮士的意識形態，為蘇聯的主流文化製造擾亂傳統美學的「噪音」，也給他們提供一種身份認同的符號。
只穿西式牛仔褲，對這個群體來說，無疑太單調了。因為服裝本身也是一種複雜的交流方式，當然，這種交流必須完全依賴於他們的嬉皮組織。蘇聯嬉皮士的這種態度，減輕了李維斯等正宗美國牛仔褲的供給壓力。
值得一提的是，並不是每條牛仔褲都是在西方製造的，即使它是西式的。例如，與朱莉亞·福爾斯特交談過的一位嬉皮士說，他當時會用便宜的帆布自己製作牛仔褲，然後貼上假的品牌標誌，在黑市上每套賣60盧布——其實生產成本才只有5-7盧布。
特爾傑·圖米斯圖也贊同這種說法，即嬉皮士愛穿牛仔褲不是代表他們熱愛消費主義。他們只是有一個理想化的消費自由願景。因為在蘇聯，消費是被壓抑的。人們通過想穿牛仔褲，來表達對消費自由的渴望。在一個商品短缺的社會裡，這種意義上的消費是可以理解的。
對於毒品來說，蘇聯嬉皮士無疑是有著相當大的「自由」。雖然蘇聯嚴厲打擊毒品犯罪，但是正如特爾傑·圖米斯圖導演所說：「抽一支大麻是沒問題的，因為那時，沒有人確切知道這奇怪氣味是什麼。」
蘇聯嬉皮士。
他們還利用藥物來逃兵役。曾經，可以在蘇聯的藥店裡買到可待因。很快，聰明的嬉皮士就找到了混合各種藥物製作毒品的方法。朱莉亞·福爾斯特舉了個例子，莫斯科最早「系統」的創辦人索斯-尤裡·布拉科夫於1969年被徵入軍隊時，他因為撞到了頭，被送到了符拉迪沃斯託克附近的軍隊醫院。他開始使用他自己混合各種藥物製成的止痛藥，並想出一個配方，來讓自己發狂——然後他順利地被蘇聯軍隊開除了，因為「他的腦袋壞了」。這是嬉皮士躲避兵役的起源之一：只要用藥物證明你瘋了，或被診斷患有精神分裂症，你就可以免除兵役。
還有一種新藥是自製的鴉片類毒品。它可以做成一種罌粟籽茶，叫庫克納
（kuknar）
。嬉皮士圍繞它建立了一個自我維持的貿易經濟，但沒有人從中獲利。當蘇聯士兵從阿富汗返回時，第一批庫克納的經銷商出現了。但是，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沒有人死於庫克納。而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一種名為溫特（vint）
的合成毒品問世，有很多嬉皮士因這種毒品而死。它基本上與德國在二戰時生產並送給閃電戰中德國士兵的藥物相同。這種藥容易出人命，所以在嬉皮社區中，一直流傳著陰謀論：溫特是克格勃發明的，他們用來殺死這些叛經離道的年輕人。
蘇聯解體，嬉皮士「系統」崩潰
朱莉亞·福爾斯特認為，蘇聯解體和資本主義自由化的道路，從根本上摧毀了「系統」。隨著蘇聯解體，生活方式的重大自由化，在很大程度上扼殺了嬉皮身份。雖然嬉皮士並沒有在蘇聯解體後徹底消失，比如到現在還存在著主張環保回歸自然的「彩虹人」
（Rainbow）
和繼承高亞營地傳統的老式營地斯波特（Shipot）
。但是，他們原先的身份和意義被徹底地改變了，他們也沒有統一的標籤。
他們被分化為不同的亞文化群體。當然，他們再也不是邊緣人了，再也不是需要被克格勃盯梢的潛在反叛者了。
1980年，蘇聯嬉皮士在用一些樂器製作音樂來誘導進入恍惚狀態（來源：TnuSampu）。
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很多蘇聯人都會談到「系統」和青年亞文化，加入「系統」的人越來越多，也越來越雜，導致「系統」無法像往常一樣運轉。當時社會學家也開始大舉研究嬉皮士和其他亞文化。
而蘇聯體制的結束，也使得蘇聯嬉皮士失去了他們重要的他者。多年來，這兩個系統已經形成了一種共生關係。俄羅斯九十年代的「休克療法」，對嬉皮士的生活太不友善。蘇聯嬉皮士對資本主義和民主感到失望，並對西方提供的自由機會感到失望。倖存的嬉皮士在不同程度上融入了主流社會，但他們在民族和政治立場方面存在分歧。例如，有一些俄羅斯嬉皮士支持俄羅斯政府吞併克裡米亞，而一些波羅的海和烏克蘭嬉皮士則對他們老朋友的政治立場感到不快。
蘇聯嬉皮士更像是一群消極的反叛者。他們雖然談不上是蘇聯這個體制的積極反抗者，但他們是蘇聯這個嚴密的體制內，游離的不合作者。西方的嬉皮士有著虛無縹緲的夢想，青春的激情和激進的主張，在他們體內的熱情消耗完之後，他們大多帶著他們的波西米亞品味，回歸了原本屬於他們的中產階級生活，成了雅皮士，或者波波
（BoBos，即布爾喬亞-波西米亞）
一族。當然這也改變了世界的面貌。
而蘇聯的嬉皮士則顯得如履薄冰。他們有著具體的夢想——想要西方嬉皮士的自由，卻被無孔不入的政府機器纏著。他們經歷了諸多危險和排斥。在他們想要的西式自由到來之後，迎來的卻是失望。而當政府機器無處不在的觸角收縮回去的時候，他們發現，他們意義系統的根基恰恰就源於高壓的政府機器。在釜底抽薪之後，剩下的只有輕飄飄的舶來文化，還有衍生的一些亞文化群體，而這群曾經的反叛者，也隨著他們曾經反叛的體制，慢慢地被人忘去。
作者：
徐悅東
編輯：
西西、李妍；校對：薛京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