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左權將軍，開國少將王政柱之子王延大校深嘆一口氣，他對《祖國》記者說：「我父母這一生最心痛的事就是左權將軍犧牲。1942年5月23日，日軍集中2萬餘人，包圍麻田八路軍總部，總部和中共北方局共3000人開始向南艾鋪轉移。5月25日清晨，由南艾鋪向北轉移，上午10時，被日軍飛機發現，遭到猛烈轟炸,損失慘重。彭德懷立即和左權參謀長、野戰政治部主任羅瑞卿、後勤部部長楊立三緊急商議，決定分三路突圍。司令部機關、北方局機關仍按預定方案沿清漳河東岸向北轉移，野戰政治部向東武安方向轉移，後勤部向東北黃澤關、羊角方向轉移，三路必經北艾鋪十字嶺，然後分路。
左權將軍
由於總部特務團主力調去保衛黃崖洞兵工廠，麻田總部只留下一個警衛連，加上政治部一個政衛連、後勤部一個勤務連，總兵力不足400人，情況萬分危急。左權命令父親帶一個排保護彭總先突圍出去，彭德懷不同意，左權對彭總說：『你是大局，你在八路軍就在！你的突圍路線王科長都安排好了。』彭總仍不肯，左權讓父親和戰士們把彭德懷強行扶上馬突圍，他親自率領和指揮司令部、北方局機關突圍。
1941年春，左權在山西黎城黃崖洞兵工廠留影。
當時，機要科有包括我母親羅健在內的七個女同志，年齡都在20歲左右,缺乏戰鬥經驗，左權拉著母親跑，其他女同志緊隨其後。左權絕不能讓機要員落入敵手,因為一旦密碼洩露，八路軍將會遭到滅頂之災。左權之所以拉著母親跑，是因為母親患有先天性心臟病，跑不動，腳一滑就掉到路邊壕溝裡受了傷，左權命令他的警衛員郭樹保跳到溝裡把母親推上來。母親對左權說：『14號（左權代號），我實在跑不動了，你先帶領大部隊突圍，不要因為我影響大家。』左權對母親說：『現在三面被包圍了，你原地不動，我一會派人來接你。』到了十字嶺山下，左權命令司令部一位老紅軍返回原路找到母親羅健，連拉帶拖地到達了十字嶺山頂。這時是下午兩點多，北方局黨校學員都上了山，山頂大多數是非戰鬥人員。看到30米遠的左權，母親準備跑上去報到，只見日軍一輪炮彈襲來，左參謀長呼喊「臥倒！」，大家動作較慢，等大家都趴下後，左權才臥倒，慢了半拍……後腦被炮彈削掉一半，當場壯烈犧牲。」
左起（東徵前的紅軍將領）：左權、彭德懷、聶榮臻、陳賡、孫毅、聶鶴亭。
說到此處，王延擰緊眉頭激動地說：「母親看到如此慘烈的景象，哭了三天三夜，當時組織規定，誰說出去誰受處分。一直到1982年5月，左權犧牲40周年時，中央、山西和河北等電視臺先後到總後勤部採訪父親。父親說『羅健同志是見證人』，母親才說出藏在心中40年的秘密。」
「隨後，父親做了補充（左權犧牲後父親受彭總之命進行詳細調查，並寫出經驗教訓總結報告）：左權在突圍過程中至少有三次機會可以先走，其中警衛連長唐萬成兩次帶兵要保護左權先突圍出去，都被左權拒絕了。在十字嶺山頂，左權像交通警一樣指揮到達的人員分路突圍。山下的日軍用山炮發射了第一輪探測性炮彈，當時非戰鬥人員較少，大家動作比較快，因此相安無事。襲來的第二輪炮彈瞄準左權是定位的，可左權完全不顧自已，心裡想的全是部下的安危，這時老警衛員郭樹保被左權派回山下，找丟失的文件包，身邊只有一個警衛員小張，是入伍不到10天的新兵，左權先把他摁倒在地，自己不幸中彈。左權的遺體是由小張和北方局黨校三名部隊學員掩埋的，他們分別是李錫周（八路軍後勤部政治部保衛科副科長，建國後任海軍南海艦隊後勤部政治委員）、李克林（山西決死隊四縱隊團參謀長，建國後任濟南軍區司令部顧問）和穰明德（129師新編第10旅政治部主任。建國後任湖南省政協副主席）。」王延說。
左權（右二）犧牲前在前線
「5月26日清晨，父親保護彭德懷突圍到遼縣芹泉以南清漳河畔小南莊,後續突圍出來的同志告之左權犧牲的消息，彭德懷一人在屋內沉默不語。李錫周等四人找到父親，一起進屋把左權的遺物交給彭總，彭德懷面對窗戶、背對大家，悲極無語、潸然淚下……父親說，他第一次看見硬漢彭總流淚。過了一會，彭總把遞過來的左權佩槍直接推給了父親，讓父親保管留個紀念。這把德國造的3號左輪手槍就成為父親的佩槍，其他遺物彭總派人送到延安，交給了左權夫人劉志蘭。」
左權與夫人劉志蘭、女兒左太北合影
對於為什麼父親王政柱與左權將軍有著怎樣的深厚情感，王延接著說：「左權是父親的恩師，『做參謀工作的人，既要能武，又要能文。』這是左權對作戰科的要求。左權言傳身教，把負責撰寫的《華北戰局概況》交給父親寫並幫助修改，還從寫電報稿、作戰命令和工作報告入手，幫助父親提高寫作水平。從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畢業的左權，把抗日遊擊戰逐漸推向正規化，在八路軍制定了很多條令、條例，使部隊戰鬥力不斷提高。除此之外，左權在生活上也很關心父親，早在八路軍總部到達山西五臺南茹村時，左權看到父親被子薄，便叫警衛員景伯承把自已的毛毯送來，父親不收，景伯承解釋說參謀長原本是要送大衣的，你要是不收，他會把大衣送給你的，父親只好收下。」王延回憶道：「1959年10月，父親把左權佩槍和毛毯，一起捐贈給了北京軍事博物館。」
「據父親說，當時左權將軍因受王明『左』傾路線的迫害，於1932年被打成『託派』，受到黨內留黨察看處分，直到犧牲時都未能撤消！父親在日記中寫道：『左權背著受處分的包袱，從不計較個人得失，他顧全大局，上救彭總，下救機要員，心系每一位同志的安全，他把一切、甚至生命都獻給了抗日戰爭的勝利和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父親不止一次對我說：『你們要永遠學習、懷念左權參謀長，沒有左權，你母親突圍不出去，就不會有你們三個孩子！』」眼含熱淚的王延激動地說。
本文系《祖國》雜誌社專訪文章，由李令佳編輯整理。轉載請註明來源和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