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筆_黃昌成 實習記者_李嘉麗 廣州報導
攝影_盧慧明
65歲的胡德夫端坐在背椅上，和一個記者聊他的臺南故鄉。他的嗓音略帶點沙啞，但足夠深沉。從他嘴中流淌出來的句子不僅表達清晰，且散發著散文般的優美。我們在一旁聽了好久，就像是守在CD機旁聽著他國語新專輯《芬芳的山谷》——這是胡德夫第二張國語專輯，由星外星唱片公司出品，全專輯的十首歌曲，是他65歲的人生縮影。
到了和我們約定的採訪時間了。這個在音樂中經常以「孩子」形象出現的老人從椅子上起身，和我們打招呼，握手。雖是第一次見面，卻相處得像老熟人相遇一般。他有著古銅色的皮膚，連眉毛也是白的，上身穿著一件黑色的短袖襯衣，脖子上圍一條絲質的灰色圍巾，最為吸引眼球的，是他在胸前別了一朵碗口大的淡紫色的絲綢質地的花。
「在我的家鄉，這是種在自己家的籬笆上的，戴一朵花，代表和人親近，不疏離嘛。」
在新專輯中，胡德夫收錄了已經廣為傳唱的《橄欖樹》。他之所以有這樣的決定，一方面是紀念這首歌的編曲、自己的摯友李泰祥，而另一方面，這首歌也道盡了他自己50多年來離鄉流浪的生活狀態。
回到50多年前的1962年，赤著粗糙厚實雙腳的12歲臺東嘉蘭部落少年胡德夫，身穿全新卡其制服短褲，黝黑頸上掛著還沒穿過的皮鞋，緊拎木製行李提箱亦步亦趨跟著雙眼全盲的大哥，由臺東輾轉南下中繼高雄，再趕搭北上夜宿快車抵達淡水。
「你要好好讀書啊。」揮別時大哥這樣叮嚀著。少年毫無設防，自此一路隨著時代波濤載沉載浮，遠離故鄉浪跡五十年。
胡德夫至今還搞不太清楚橄欖樹長什麼樣子，但是檳榔樹那真的是他跟李泰祥這兩個臺東子弟的鄉愁。「《橄欖樹》剛好在講一個人的漂泊，三毛寫的，我們想念的就是檳榔樹，故鄉部落裡面好像是標兵一樣的檳榔，開花的香氣，充滿整個部落。」
歸家，成了65歲的胡德夫最為關鍵的一個主題詞。如今，那個家族中最小的孩子胡德夫，已經成為家族中最為年長的男士，儼然一族之長，家族中的小一輩無論大小事務都會跟他通告。
早前，他和太太回到臺東開了一家麵館，生意興隆，算是在家鄉紮下了根。幾個月前，他懷著對去世的母親的悸動思念、對大地的澎湃讚頌、對鄉愁的唏噓感傷，以及六十五歲無需修飾的哽咽與嘆息，一次完成自彈自唱One Take錄製，推出了自己的新專輯《芬芳的山谷》。
2000年母親過世前夕，胡德夫老師為母殯作《芬芳的山谷》，並在為母送行時詠吟《芬芳的山谷》的第1、2段及最後一段。
這首歌頌母親與故鄉的歌曲，始終在胡德夫腦海縈繞。直至2014年2月臺北國家音樂廳「種歌——眾歌：胡德夫音樂會」才初次完整演出。然則胡德夫對母親的濃烈思念仍溢於言表。直至專輯錄製過程，仍不斷進行著歌詞修正與間奏編寫。
在那入秋的臺北天母，胡德夫獨自坐在幽暗的錄音室裡，閉眼凝神一遍又一遍自彈自唱著《芬芳的山谷》，錄音室敏銳的擴大機也不時傳來因哽咽而戛然中止的琴聲。現今最終收錄的One Take版本裡，也忠實保留了現場的悸動與感傷：
「如果你順著太麻裡溪，溯行而上，到了七公裡的風口處，你會看見在大武山懷中的Ka-aluwan部落。那是我的故鄉：嘉蘭。就躺在那滿山月桃花和飛舞的蝴蝶裡的，芬芳的山谷裡。」
南都周刊：你的新專輯出來了，跟之前的第一張國語專輯《匆匆》相比，最大的區別在哪裡？
胡德夫：以前唱《匆匆》的時候比較急促。當時也沒有想過要出版，跑到我以前開口唱歌的學校去錄製，雖然是室內，但那裡夏天蟬的聲音很多，要等到蟬不叫的時候我才能唱，有些時候錄得比較倉促，真的是比較「匆匆」。
我試著調整自己的呼吸，詠嘆的速度更加從容一點，多把想法跟心裏面的那種感受都放在歌裡面。你可以聽出我有緩下來，歌裡面提到空中的老鷹、山川河流，提到孩子在大地上走動的情景。
南都周刊：新的專輯裡《大地恍神的孩子》那首歌，用的是原住民的語言嗎？
胡德夫：那是我自己的母語，是我沒有生活過的卑南族的族語。那是在從容的複習和練習之後，用自己的母語創作的十幾分鐘寫自己從小到大的過程，是一首史詩。
這首歌一方面是測驗我自己對母語的接受度，一方面也告訴年輕人，在現在有那麼多可以應用的符號和音標的時候，不必等到族語老師來教你，自己就可以認識自己的族語。
這不是為了考試獲得pass，而是從這個地方問你自己，對母語的了解深度有多少。你不能在那邊興嘆說自己的母語在消失中卻無所作為，你可以用自己的語彙來做歌，讚嘆自己。
南都周刊：你剛說你沒在出生的地方成長，那你的母語是怎麼學來的？
胡德夫：我是在淡江中學跟一個卑南族的學長學的。不單學卑南族語言，我也把阿美族的語言學好，可以用阿美族的話在臺上演講。學語言的方式有很多種，既然你可以用英文在別人面前朗誦演講或者考試寫作的話，那麼你一定可以講自己的話，寫自己的話，一定要有這個信心。
南都周刊：喜歡你的人都在問，到現在為止你為什麼才出了兩張國語專輯，以後會不會出多一點？
胡德夫：我的歌的形成和其他人不一樣，不是拿了空白的五線譜在上面寫出來的。歌詞是自己的心裡話不斷地說出來形成的，曲譜是在腦海裡，用手彈出來，不斷操練的時候形成的，每一次演唱，我的歌都在演化當中。
南都周刊：也就是說，你的歌剛開始跟最後出來的形態是不一樣的？
胡德夫：不一樣，可能以後還會不一樣。如果一首歌固定下來，說這是我的歌現在唱給大家聽，這樣的作曲方式是不太科學，但是很像歌，它就是從詠嘆開始。以前我們的祖先也是這樣開始唱，不會有譜，也不會對著鋼琴從某一個音的調子開始唱，沒有，就是在你心中一直詠嘆。
南都周刊：你的歌裡面有很多小孩的形象，這個專輯裡面也有《大地恍神的孩子》這首歌。這個孩子是你嗎？
胡德夫：《大地恍神的孩子》講的不僅僅是我，包括所有在悲苦的日子裡頭，為生活、為孩子們離開家鄉前往都市的原住民。大家在被解構的一個部落的狀態之下，舉家逐工地而居，逐海港而居，逐礦地而居，也是大地恍神的孩子一樣，在外面漂泊去生活。
很多的年輕人都在都市裡面摸索，不是只有我，只是歌是我所寫而已。我是最早的那一群，11歲離開父母，家人對我的寄望很大，送到很遠的地方讀書，也挨過那樣的寂寞跟迷失，常常在人生當中體現兩面的生活，得跟失，高跟低，在洪流裡面漂泊。
但其實讓我健壯的也就是這個東西，大風大浪的生活，你會看得比人家清楚。我也想用文字記錄下來寫一本《五十年孤寂》，寫我是怎麼樣用自己的眼光，從山上的小孩子看平地的社會，人是怎麼樣匯聚，怎麼友愛，怎麼分離，怎樣有嫌隙，大家想的不同的地方在哪裡，疏離到底能夠講到多少，你能夠描述什麼。
南都周刊：五十年前，你從長大的地方去到繁華的臺北，是一個出發者的姿態。這個時候出這個專輯，是不是有回鄉的意味？
胡德夫：每一個人都希望回故鄉的時候不是身體冷冰冰的時候，而是趁還活生生的時候，再去重溫故鄉的舊夢。大部分人都想衣錦榮歸，但是我是非要回去不可。我家裡的人凋零得比較早，我的堂哥大哥小叔他們都走了，我本來是家裡最小的孩子，現在成了我們大家族裡面最老的一位男士。
大家都告訴我說需要一個長者在家裡，沒有想到現在輪到我了。想想以前我們自己被長者陪伴的過程，現在我被這樣需要，這一份責任在身上，感到榮幸，一定要去面對它，陪伴他們。
南都周刊：現在你在家族裡面承擔什麼樣的角色？
胡德夫：小一輩有什麼大小事情都會讓我知道。雖然我的孩子都還沒有孩子，但是我哥哥姐妹們的孫子都已經出生，我已經是曾祖父級的了。這個家族上一個陪伴我們的是一個小叔叔，他走了，那就落在我身上。
這是一個重要的任務，原住民不會忘掉這樣的規矩。除了文化和語言以外，家族的團聚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方式，這樣你可以知道自己家的傳統文化和自己部族的關係，整個部族的文化可以傳下來，才會知道原來我們是這樣長大過來。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還有一些傳統的東西。我們偶爾有親祖會對對家譜，雖然沒有文字，但我媽媽可以非常清楚把家譜用口語唱出來，現在我們可以把它系統文字化。
南都周刊：你在臺東的麵館現在名氣很大了，當初為什麼要開這樣一個麵館？
胡德夫：我們由臺北回到臺東，原本也沒有準備什麼，就是想回去。你知道像我們這種苦勞的歌手，家庭負擔也重，不太可能有太多積蓄。這也是朋友擔心的，他們把祖傳的古早美食（古早味，是閩南人用來形容古舊的味道的一個詞）該怎麼做告知我們，我太太去學了很久。這樣回臺東後起碼有一個地方可以自己煮來吃，算是一個落腳點，大家也可以來分享美食。
南都周刊：會不會因為是胡老師開的，大家特別喜歡去？
胡德夫：比較多的是口碑了，面本身好。我們家的湯熬煮很久，不加任何調料，價錢和外面的差不了多少，但是客人知道我們熬煮得很認真，喜歡的人會常來。
我們擺了一架鋼琴在那裡，如果我在的話，也會上去唱一兩首給他們聽，但我們沒有排節目。
南都周刊：正如我們剛才談到的那樣，歸家本來是一件愉快的事，但是我聽到你的新專輯裡面悲涼悲痛的感覺比《匆匆》更加多。
胡德夫：因為這個專輯，我把它預設在芬芳的山谷，是對我52年漂泊生涯的一個終結。2000年我母親去世前夕，我已經是一個歌手了，但我發現自己居然沒有一首歌是寫給母親的。我想完完整整地描述，一個小孩子是怎麼在母親的裙擺底下成長的：母親是怎麼牽引我的小手，去認識我們的家，我們的山川河流，我們的傳統傳說，我們的語彙。她不是只有給我吃飽，照顧我的冷暖而已，她給我的東西是我生命最豐富的一段。
我將媽媽還在的時候帶領我的過程，緬懷她走的時候那樣的不舍，整個寫在一首歌裡面，你會感受到我的悲痛，一定會有。但是它總是要過去的，回到家裡的。媽媽永遠躺下的山谷裡頭，滿山月桃花和飛舞的蝴蝶，雖然我在描述十年前的情景，但那也是心裏面最美的一個部分。
南都周刊：你的專輯名是《芬芳的山谷》，是否可以這樣理解，芬芳是山谷的味道，也是母親的味道。
胡德夫：土地就是母親，母親就是芬芳就是土地的芬芳。
南都周刊：你的歌不管是詠嘆還是悲傷，都是很有力量的，這力量來自於哪裡？
胡德夫：我一直是認為歌是要有力量的，力量是來自於有人介意，對這個東西有關注，有意見，這些都是力量的表現。
歌如果只是庸庸碌碌的，講一些似是而非的東西，而不是你所看到的感覺到真的東西，那只不過是在無病呻吟而已。歌唱本身就是力量。你選擇對的歌曲歌唱，或者你創造出來歌唱路徑的時候，它會變成你的信仰一樣，你會相信它是對的，就像畫家的力量在他的筆和心。我相信的，因為這些歌本來都有一些意義。到了後來，假如覺得它真的是一首歌的話，大家都會降服在它底下。
南都周刊：年輕的時候，你可能是一個反抗者，是為某一個群體爭取更多權利的人。現在大家可能會更多地用純粹的歌者或者是一個懷鄉的人來形容你。你怎麼看這個變化？
胡德夫：我還是相信我媽媽講的那句話，說我是一個被託了夢的人。那個時代我們在一個部族都沒有辦法發展的情況下，我媽媽講出那句話。
南都周刊：那時候你多大？
胡德夫：讀初中的時候。每當我從外面回家，心境有一點不對的時候，或者問題孩子的樣子要出來的時候，她就會警告我，你不是簡簡單單出去讀書，你是被託了夢的。後來我發現這個夢跟歌有關係，我因為歌被人注意到，因為歌有人跟著我，不管是盯著我也好，是跟隨著我也好，反正人家會介意。現在歌讓我回到歌手的位置，歌讓我可以告訴大家，人跟人之間的友愛，大地跟人是可以共通的，大自然跟人是可以一起放光彩的。我媽媽當時只是說我被託了夢，沒有講說要用唱歌的方法來實現，但是我知道，我除了這再也沒有其他更好的夢了。
南都周刊：有沒有人說你是一個具有英雄氣質的人？
胡德夫：沒有（大笑）。我的胡是胡作非為的胡，德是沒有什麼道德的德，夫是懦夫的夫。怎麼會有英雄氣質呢？
本文選自南都周刊第849期，原創稿件，未經授權不得轉載，歡迎分享到朋友圈。如想取得授權請郵件：smwnewmedia@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