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時代瘋狂史》作為福柯的博士論文與成名佳作，許多地方閃耀著黑格爾或讓·希波利特的影子。後者作為福柯的導師，對於黑格爾《精神現象學》的精妙解讀與翻譯，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主導著我們對於黑格爾論述的理解。雖然福柯並沒有明確提及，自己有關瘋癲、無意識（unconsciousness）的研究受到黑格爾學說的啟發或影響，但兩者的關聯卻很明顯。我個人認為非常突出的一點，體現在福柯有關貧窮與瘋狂之間關聯的闡釋之中。在此主題下，兩者觀點相映成趣：福柯通過分析史料論證了瘋癲與文明、非理性與理性這看似截然對立的兩面中，潛藏的一體性；黑格爾則通過闡釋工業社會中貧窮如何內生於理性的社會結構而成為福柯結論的某種「先聲」。本文試圖解讀的，是福柯與黑格爾如何論述非理性源自理性或內嵌於文明社會之中這一主題。圍繞的核心，則是社會中的貧窮問題。需要指出的是，兩者在結論上以及內在邏輯結構的相似性，並不意味著黑格爾的理論決定了福柯的研究起點或終點。它只是表明，黑格爾理論在社會史研究中的活力，以及它對於理解我們現代社會的積極意義。《古典時代瘋狂史》的第一部，是福柯從歷史角度運用大量經驗素材對於15到17世紀西方社會中存在的監禁、禁閉現象的勾勒與分析。監禁、禁閉，不僅是一種隔離措施，它代表了以理性為核心的社會處理非常態、反社會等非理性現象的一整套機制。理性以至高無上的的權威宣布自己正確的同時，劃定了何為非理性。它決定了社會中哪些類別的人需要被送入禁閉所，以及怎樣的療救措施能夠舒緩和消除非理性狀態，同時禁閉所之外的人應當對禁閉所之內的人進行怎樣的道德評判。福柯指出，禁閉所的前身，是放逐麻風病人的愚人船。身處船上的大部分都是身患麻風病絕症的患者，他們不僅肉身遭受疾病的侵襲，在精神上也被認為受到汙染。一個理性而健康的社會，是以將他們驅逐出社會邊界之外而得以確立、延續的。而監禁措施在16世紀設立後，福柯指出，其成員大多是社會中窮困悲慘之人。悲慘被理解為人在其人的存在中「非人的部分」。悲慘不再具有某種道德意義，而是社會秩序紊亂的根源或是無法得到上帝救贖的明證。這就引發了在17世紀以降，歐洲各國發布的大規模禁閉令與廣泛建立的禁閉機構。這些機構中所收容的，都是社會中窮困之人。而窮困的原因是什麼？當時社會給出的答案是遊手好閒。因此，解決窮困的方法，就在於工作。在此，福柯洞悉到了古典時代與現代工業社會中的差異：在古典時代中，工作具有很強的倫理意義。工作之所以受到肯定，不是因為它能夠生產及再生產價值，而是具有某種倫理超越性。它能夠舒緩或拯救塵世中凡人的罪愆。而在現代工業社會中，工作本身的價值體現在它所服務的目的之中。在以下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福柯的這一結論和邏輯理路與黑格爾看待工作的態度是多麼相似。回到福柯有關大禁閉的分析。他指出，當人們將工作視為對於貧窮的療救之時，幾組隱藏的二元對立被無比明確的固定下來：工作/幸福/道德/理性vs.貧窮/悲慘/非道德/非理性。而其根源，在福柯看來是一種基督教文明的始基：自從人由樂園墮落以來，勞動作為處罰，便具有悔罪價值和救贖力量。人之所以被迫要工作，並非因為自然法則，而是因為人受到詛咒。此時，貧窮逐漸成為了遊手好閒的代名詞。通過勞動去克服貧窮，意味著一個人認識到自己的罪愆，並切實通過自己的行為去悔罪。這意味著勞動作為克服貧窮的手段，其背後代表著整個社會的倫理判斷，勞動的成為理性、倫理、道德的化身。而遊手好閒作為其反面，則構成了被拋棄、被切割的部分，也即貧窮被視為某種社會的非常態或反社會狀態，如果我們認為社會是理性的、具有倫理和道德，那麼貧窮無疑就是非理性的，不具有倫理和道德價值的。此時，非理性就不再是某種「初始值」（default）狀態，而是源自於某一標準的建構。因此福柯指出，「瘋狂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它闖過了資產者畫出的界限，使得它自己成為資產者倫理神聖界限之外的異鄉人」。福柯下筆是謹慎而狡猾的。他的分析集中在了19世紀以前的歐洲，那是他稱之為「古典時代」的歷史時期。這一時期中，勞動與貧窮的關係集中體現在兩者作為對立的因素，其結合的橋梁在於某種倫理或道德判斷。正是由於倫理或道德判斷，貧窮被視為某種非理性的非常態，因而有必要通過勞動手段對之加以療救。體現在具體制度方面，實證醫療技術與懲罰措施兩種看似不相干的東西，反而結合為一體。恢復健康，不僅僅是肉體上的正常，還代表著精神與靈魂的潔淨；而懲罰所帶來的肉體苦痛或繁重的勞作，正是通過「勞動」手段醫治「患者」的精神與靈魂。但是福柯也非常明確的提出，在19世紀，所有禁閉場所與措施幾乎都遭到了廢除，其根源在於從效果來看，它們近乎於無效——試圖以此擺脫貧困、消除社會悲慘境況，建立理性有序社會的意圖遭遇挫敗。福柯本人沒有進一步就此展開論述。但我們需要探討的是福柯所注意到的這一現象，意味著什麼。答案隱含在福柯有關貧窮和勞動關係的分析之中。如我們一再強調的，福柯意識到在古典時期勞動與貧窮是處於截然對立的關係之中，通過社會倫理或道德判斷，勞動成為療救貧窮的一種手段。設若在19世紀工業社會來臨之際，上述邏輯徹底失敗、無法成立，這似乎就意味著：勞動與貧窮之間的不是彼此對立，而是相互內嵌與包含的關係。簡言之，貧窮內生於勞動之中。福柯沒有從政治經濟學出發，通過討論勞動/貧窮的關係得出這一結論。但很顯然，他通過對於古典時期理性/非理性、文明/瘋狂之間關係的分析，得出了類似的結論。他的表述是容易引起誤解的，他說「瘋狂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它闖過了資產者畫出的界限，使得它自己成為資產者倫理神聖界限之外的異鄉人」——表面來看，福柯強調的是理性對於非理性的建構、區隔作用。所謂的非常態與瘋狂，只是人為界定用以實現某種目的的名詞。但與此同時，這一表述又可以理解為，黑格爾《邏輯學》意義下「存在/虛空」的同一性關係：理性與非理性只有通過對方才可以界定自身，純粹的理性或純粹的非理性是一致的。因而瘋狂/非瘋狂及其表徵，也即貧窮/勞動，也具有內在一致性。它們通過對方而界定自身。這樣就把我們的視野轉換或連接到了黑格爾的討論。限於篇幅和論證目的，我們從以下三個方面把握黑格爾有關勞動與貧窮的觀點：其一，主奴辯證法。在《精神現象學》中有關主奴的討論，其核心在於通過勞動或工作，奴隸認識到自身是自由的，同時磨礪了自身的自我意識。自我意識的覺醒，使得奴隸試圖尋求到他者對於自己的承認。而獲得承認的結果，是主體從「我」向「我們」的轉變，一個普遍而平等的社會得到確立。因而勞動本身關聯著自我意識、決定著主體能否得到承認的根本條件。其二，賤民與貧困。在《法哲學原理》中，黑格爾提到了市民社會作為一個需求的體系，其內在弊端是一些人處於貧困狀態，且難以通過慈善途徑加以徹底解決。一個市民社會的公民，如果經濟上處於貧困狀態，喪失了財產，他能夠在社會中實現的自由就受到局限。進一步，由於缺乏財產而導致他無法獲得市民社會中的階層地位，因而喪失了榮譽與他人認同。此時，這類人就淪為賤民，成為市民社會的不穩定因素。其三，勞動與貧困。黑格爾通過討論市民社會，藉助於亞當·斯密的學說，構想了如下社會交往場景，即社會成員出於滿足主觀需要的目的，進行勞動；由於社會分工存在，每個人的勞動雖然未必能直接滿足自己需要，卻間接地滿足了他人的需要。每個社會成員都通過他人而使得自己需要得到滿足。因此，市民社會是一個以需要及其滿足為動力、以勞動為滿足需要基本手段的社會成員之間相互聯合彼此協作的共生體系。但與此同時，黑格爾非常敏銳的察覺到貧困內生於該體系之中。首先，個人的需要不同，滿足需要的方式和能力也不同，這些偶然的情形和社會外部因素會影響到個人貧富狀況；其次，奢侈的生活方式會導致個人的貧窮。最後，而是最為重要的是，隨著社會發展，人口稠密、社會分工細密，滿足需要的勞動日益與社會中某一階層之間的關係日益緊密。此時，承擔某種勞動的特定階層就容易陷入貧困之中。易言之，勞動的發展所導致的分工，不可避免地導致了貧困，雖然黑格爾沒有清晰的指出內在機理與原因（這留待馬克思的發展）。以上，是圍繞勞動與貧困關係展開的簡略分析，不過我相信已經比較清晰地展示了福柯與黑格爾思想之間的親和性或相近關係。在此只是一個小的演練，而延續這一主線追蹤黑格爾理論如何啟發精神分析工作中有關意識/無意識的思考，相信成果會更加豐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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